青木正儿编著的《对中国的乡愁》集中了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日本一流汉学家有关中国文化思考的学术随笔，思想深刻，笔触细腻。书中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到表述，也有对现代文化的深沉思考。其中有关与鲁迅、周作人等中国作家交往的篇章，尤其有价值。

青木正儿编著的《对中国的乡愁》选译的，是在近代这样一个中东向西的大变动时期，仍然保有深厚的传统汉学的修养，可是视野已扩大到东洋甚至世界上，同时又有过留学或游历中国的实际经验的这样一些日本汉学家的随笔。

《对中国的乡愁》的书名，取自吉川幸次郎写的一篇随笔的题目。吉川氏说：“这个乡愁，不过是用来说明终归为异邦之人的日本留学生、旅行者对待异乡的情感，是超出这个词的本意的。”这里的“乡愁”之“乡”，已非“故乡”之意，这恐怕是本书的作者们寄望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明了的。

青木正儿

 《考槃余事》译序

 夜里香

 用匙吃饭考

 中华文人的生活

 白乐天的早酒诗

 茴香

 八角茴香

石田干之助

 当垆的胡姬

 骊山温泉

 长安盛夏小景

宫崎市定

 科举和关节

 柳

 家常饭好吃

 中国的近现代绘画

仓石武四郎

 燕京大学的落成仪式

 王照与劳乃宣

 钱玄同与黎锦熙

吉川幸次郎

 帕斯卡尔的芦苇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史传的文学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东洋的合理主义

 埃兹拉·庞德

 中国文学与杜甫

 无神的文明和有神的文明

 杜迹行

 文明的三极

汤川秀树

 蓟与马

 庄子

 知鱼乐

小川环树

 中国的春与秋

 中国的点心与茶

 初恋 

 书店和笔耕

 叫卖之声

 唐诗散步

 唐诗的一个侧面

 早先的中国话

 苏东坡 

 留学的追忆——鲁迅的印象及其他

 兄长的回忆

 汤川秀树的随想

附录

 原文出处一览

再版后记

哥哥从祖父那儿学习的汉籍(中国古典)，范围比我宽得多，以哥哥提到的来看，就由经到史。“四书”和《孝经》之后，接着教《史记列传》、《春秋左氏传》，作为旁观，我对此也有印象，清楚记得前者为明治时代的活字本，后者为(大概据萨摩版翻刻)大的刻本，但那以后，哥哥又从史书进一步学习到《文章轨范》和《唐宋八大家》，是这次我才知道的。那时哥哥在中学的高年级，理解汉文的能力已经相当好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听说他能把文章中特别钟意的段落(后面将会讲到)默诵下来。不用说，是先掌握了大概内容，才引起对文章的爱好。不管怎样，读这些文章，是从跟着祖父学习开始的，“素读”可以说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可是，“素读”也有消极的后果。哥哥首先学习的是以“四书”为首的经书(特别是《孝经》等)，讲的主要是儒家伦理。那些思想，随着哥哥的精神成长，渐渐变成沉重的负担。哥哥常说讨厌《孝经》。我曾经从长兄(小川芳树)那儿听说，祖父是庆应义塾最早的毕业生，自然也理解(祖父终生这样称呼的)福泽先生说的自由思想，但孙子们不懂礼仪，所以要教《礼记》。记忆中，实际上我也学过《礼记》中的几章。也许这只是为了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但无论如何，哥哥肯定在儒学中感到严重的束缚。下面将要说到的哥哥的厌世思想，大概就包含着对它的反抗。

哥哥从中学的高年级时期开始读《庄子》，这成了他终生喜爱的书籍，在中国那么多的古典(所谓诸子百家)中特别选择这部书的原因，哥哥说是“因为那时深陷在厌世的思想里”。认真思考要不要躲到远离人世的山间寺庙里去，哥哥曾经述说过那种心情。《庄子》为他打开了这个世界以外的另一个广大世界(其中也有自由的天地)，描绘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天地，对哥哥恐怕是很大的安慰。换句话说，《庄子》是一部肯定、赞扬隐逸之士的生活方式并给以哲学论证的著作，读它，也给人带来解放的感觉。这是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也包括从儒家的伦理观念中解放出来。

《庄子》这本书，又不仅仅讲隐遁的哲学，它的作者同《老子》的作者一样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关于这个世界本源的“混沌”的寓言，是哥哥最爱的一篇，在随想中常常提及，因为是一位物理学家的议论，更加有趣，我不必在此画蛇添足。

接下来，哥哥从比《庄子》晚很多的文章中，看到他所憧憬的隐逸生活的描写，也大约在这同一时期，已经提到的，有收在《文章轨范》里的哥哥特别喜欢的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在《文章轨范》里，韩愈文章的前一篇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现在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如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那么有名。哥哥特别爱朗诵韩愈的文章，这一爱好持久不衰。哥哥去世以后，曾有墨宝展出，其中就有他写的这篇序的一节。我在这篇书法前停留了许久，心中无限怀想。“盘之中，维子之宫……”仿佛有哥哥朗诵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这篇文章正如哥哥所说，是韩愈的朋友李愿“抛开出世的念头，隐居到居民少而景色美的山中的励志文字”，“盘之中，维子之宫”以下韵文二十六句，就像“为之歌日”云云，可以说是描写李愿归去的盘谷(大概是离他故乡不远的地方)风景，赞美在那里的生活。这是与韩愈其他文字一样格调很高的美文，哥哥说它“优美地抒发诗情”，深深打动哥哥的是它所描写的风景，跟韩愈住的都市完全不同，几乎是另外一个自由天地。

哥哥在《唐诗选》中，选李白的《山中问答》为“我最喜欢的诗”，李白歌唱的“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个“别有天地”对哥哥有着非常的魅力。如果联系到李白诗的背景无外乎《老子》、《庄子》哲学，就可以了解哥哥在中国诗人中之爱李白的道理。这一爱好终其一生不曾改变。

P244-245

1937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吉川幸次郎在北京见到了周作人。

那时的周作人，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算得上为数不多的“知日派”，然而，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明净直”的民族，它的对待中国，为什么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比照历年来的考察，周作人觉得还是谜一样的不可理解。前去看望他的吉川幸次郎直率地说：那是因为你的研究，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身上，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可在日本历史上，比如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

见到周作人时，吉川幸次郎才是京都大学一名年轻的中国文学讲师，九年前他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住了三年。而自从1911年结束长达六年的留日生活归国之后，周作人虽然也在北京大学开过日本文学的课，可他涉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1937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到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刻，迫于时局，周作人无奈地放弃了他的“日本管窥”，但不同的是，吉川幸次郎却跟不少日本的汉学家一样，愈来愈感觉到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紧迫性。一退一进之间，这两人的截然不同的取向，也仿佛象征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相互观望时的姿态。

近代以后的日本，就像人所共知的，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用明治(1868—1911)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浞谕吉的话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成了日本在亚洲的“恶友”。在西洋文明的冲击和感染之下，尤其经过甲午之战(1894—1895)、对俄战争(1904—1905)，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和俄国手中接掌了对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中华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坍塌，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大的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看法骤然改变，对上千年来浸淫其中的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厌恶、鄙夷的心情。

汉学家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而远的，不必说到大化革新，就是不久前的江户(1603—1868)时代，情况也还那么不同。尽管德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令一般汉学家都无缘接触到现实中的中国，可是借由文献典籍抑或中、朝使者，人们仍有机会认识中国，研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汉学既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也是日本的学问。比如朱子学就被幕府和一些藩主奉为官方之学，曾经占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又比如赖山阳那样有名的日本史家，也能写一手典雅的汉诗，像他的这一首《岳飞》：“唾手燕云志已空，两河百郡虏尘重。西湖赢得坟三尺，留与游人认宋封。”就几乎没有留下所谓“和臭”。然而，19世纪后期的开国，却让日本在从此怀上绵绵不绝的“脱亚入欧”梦想的同时，渐渐淡却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像曾以“杂种文化”来形况日本的加藤周一所说．当西洋的一切都成为理想，日本也就“一边倒”地从中国掉头彻底转向了西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于是无可避免地遭遇了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命运，汉学家们则发觉自己忽然变成了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的无声无息的退隐之士，变成了“无用的长物”。

前一版出版六年，出版社说已经售罄，愿意再版，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作为选编者和翻译者之一，过去的这几年，我几乎没有打开过书橱里的样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阅读的兴趣早在翻译的过程中消耗殆尽。讲这一番话，无非是要说明虽然是再版，可是仍然不能如曾经设想的那样彻底改正初版本里的疏失，包括无心之失和有心无力造成的错漏，这很遗憾。

书出版后，就如寻常所见，说好说歹的都有，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涉及翻译的一些意见。比如说某人某物，历史上从来有两种说法，原作者写的是其中一种，偏偏与某些读者的意见相左，碰到这样的分歧，译者该怎么处理?做翻译的人，我想总不免要遭遇这一类难题，是自以为高明地在中文译本里径直更改，还是尊重作者的选择、老老实实呈现作者的原意?换句话说，就是译者要不要在翻译的同时充当评判者的角色，在译文里暗度陈仓、夹带自己的私货?这时候，是很考验译者的时候。

从前人说好的翻译，要能够令人在读过译文之后，顿生学习作者原文所用(外国)语言的冲动。这大概是很多译者的理想，而在这理想当中，是包含了对于理想读者的期待以及对于理想的阅读程序的预设的。近年来译书增多，瞩目于翻译的技巧、规矩并联系到翻译质量的读者也增多，由此引发的热议不断，我偶尔也会想一想，不知今天的读者，还有多少能够顾及到译者的这点用心?如果读者抱着追求真理的态度而来，却希望在译本中得到一锤定音、一劳永逸的结论，而不是通过翻译看到这世界要比想象中存在更多的差异，也不愿带着疑问动手动脚寻找自己的答案，这样的读者，恐怕多半是要对译者失望的。

说到翻译，有形形色色的理论，在中国长长的翻译史上，也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据我自己不多的工作经验来看，做翻译，最基本的一条便是要忠实于原著。记得我很尊重的一位翻译家学者说过：翻译，不但要钻进作者的脑子里，还要能钻进作者的心里。这是极高的境界，远非我所能够达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极尽最大可能地一味遵从作者，因此也就是我给自己设置的翻译底线。

当初，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爱好这些长短不拘、内容驳杂的学术性的随笔，又心甘情愿地想要把它们贡献给同好分享，才选编、翻译了这么一本集子。不知读者会不会也很清楚，这一本集子里，收的都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学术随笔或者叫做学术杂文，而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尽管书中的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尽管书中的文字有些比高头讲章式的论文还能带给人学术上的启迪。画蛇添足地作这一点补充交代，是为了提醒本书读者，如果确有研究方面的需要，在引用我们的译文之前，务请按照全书之末提供的“原文出处一览”先去核对作者的原文，至于有意转引其中引述的中国典籍尤其是未加引号的部分，更要按照学术惯例，在援用前自行选取佳善之本仔细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