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是杨家将故事里家喻户晓的“寇老西儿”,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寇准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传奇一生。他“澶渊定策功第一”,是范仲淹、王安石、李纲的“心中偶像”;然而他的人生却是“大起大落如天地”,起伏之间,又有多少委屈,多少故事;他也是那个时代政治舞台上绝对的另类,“作风另类成话题”。
《千秋是非话寇准》是《百家讲坛》节目同名图书。从老百姓最为熟知的杨家将故事讲起,不仅揭示了历史上真实的寇准的光辉形象,而且通过对其一生宦海沉浮的叙述,给读者以震撼和启迪。作者赵冬梅行文风趣幽默,作品兼具知识性和娱乐性,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喜爱与共鸣。
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粱——“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百家讲坛》栏目坚持“《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的节目制作理念,不断培养专家、学者的公众意识,不断强化媒体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
《千秋是非话寇准》以作者赵冬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人们所熟知的寇准,是杨家将故事里正直而热心的“消防队员”寇老两儿。历史上真实的寇准,既富于骨韵与深情,又有火无畏的英雄气。他是宋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也是彪炳青史的一代名相。
《千秋是非话寇准》即将呈现的,是一位“另类”精英的成长“秘笈”,是一个“大忠”的人生传奇,是一段真实、动人的历史故事。
“让解元”的故事,记载在《宋史·张咏传》里,甚至张咏写给解试主考官的那封请求让张覃当解元的信,也还完好地保留到现在。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咏、寇准两位同学让解元的真正原因。张咏在信里是这样说的:“昨天刚考完,就听见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我的名次在张覃前面,我不知道事情是否属实,但仅仅是这些传闻,也已经让我感到无比诚惶诚恐了。……大名府这么大的城市,却众口一词,都说张覃是君子。本地名人都是他的学友。我对他,只有仰慕的份儿。大人您刚刚到任,就主持解试。我听说,您觉得我的文章跟张覃的文章差不多,可是您不知道张覃的德行比我强万万倍。您打算把我排在张覃前面,那是因为您不知道张覃有多么好;您要是真的这么做了,那就等于逼着我做恶人。”
这才是张咏、寇准“让解元”的真正理由——他们不敢排到张覃前面去。整个大名府都说张覃是道德高尚的好人,都支持张覃,他们俩要是排到张覃前面去,岂不是找挨骂!为什么大名府的人支持张覃,不支持张咏、寇准当解元呢?原因也很简单,张覃是大名府本地人,寇准、张咏都是“科举移民”。寇准是从陕西来“借考”的,这在前文已经交待过了;张咏呢,也不是大名府的,他的老家在濮州鄄城,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鄄城。这两位同学到大名府“借考”,占了本地录取名额,已经够让大名府的人气愤的了,还想当“解元”,拔了当地解试的头筹,那还得了啊,还让不让人家大名府的人呼吸了!
这应该就是寇准科举经历中“让解元”事件的真相。前文提到的有关寇准大比之年的这两个故事——“科举移民”跟“让解元”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两个事件,“科举移民”是因,“让解元”是果。当然,寇准和张咏让的,也仅仅是“解元”而已。解元让给了本地老同志张覃,光荣属于大名府,寇准和张咏也不亏,他们得到了进京赶考、到首都参加省试、殿试的机会,而这正是他们“科举移民”到大名府来的最终目的。
太平兴国四年初冬,十九岁的寇准同学在大名府解试合格,打马扬鞭,准备奔赴开封。阴历的十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是寇准同学却满脸都是春风,满心都是希望,都是欢喜。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啊,第一次解试,就轻轻松松地过了!这运气,谁人能比?比如那位张覃同学,就考了十五年。张咏老哥呢,也考了十五年。还有更多更老更倒霉的考生,二十多年还没中呢!总之,年轻的寇准同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有才学,前程一片光明。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拉住了他,向他兜头泼了一瓢凉水。
来劝说寇准同学的,应当是一位书铺先生。书铺是干嘛的呢?书铺就是专门负责帮助考生填写、呈递各种与考试有关的文件的机构,所以,书铺的人熟悉制度规定,对人情世故、考场动向更是了如指掌。如此看来,有点儿像留学咨询机构。不过,书铺不是帮考生跟外国学校打交道,而是帮助考生跟官府打交道的。这位书铺的先生呢,衣着整洁,胡子一把,眯缝着眼睛,眼角眉梢带着点儿若有若无的笑意,一副“负责打点一切”的周到模样。谈话很有可能是这样进行的:
“小寇同学啊,你知道吧,所有殿试合格的考生,咱们的皇帝都要亲自面试。”
寇准微笑,点头道:“这谁都知道。”
“对,皇帝要亲自面试殿试合格的考生,这你知道。但是,你肯定不知道,他最喜欢淘汰什么样的考生。” 寇准同学的眼睛里开始有一点儿关注的神色了,“什么样的学生会被淘汰呢?请您说说吧。”
“就是你这样,年轻的!”
“为什么?”
“年轻人,还是嫩啊,这道理不懂了吧?”
太宗皇帝倾向于淘汰那些年纪较轻的考生,这的确是个事实。不过,这种做法其实还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太宗录取的进士,一上来就是要当领导干部的。第一等当通判,也就是州的副长官;第二等做知县,直接就是独当一面的县长。年轻人没有一点儿社会阅历,怎么压得住场面?
经过书铺先生“如此这般”的一番解说,寇准明白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咳,改年龄呀!”书铺先生给小寇同学出了个主意,劝他把报名表上的年龄改大一两岁。寇准身材高大,年龄改大一两岁是看不出来的。这样,就可以“合理规避”因为年龄问题而被淘汰的风险了。当然,修改年龄也就意味着要弄虚作假。“改”还是“不改”?是放宽尺度、博取眼前利益,还是谨守道德底线?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考验。这样的问题和考验,我想咱们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遇到,它让人感到纠结,稍不留神,有些人便会因此打破底线,开始放任自流。
但是,年轻的寇准同学一点儿也不纠结,对他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寇准回答说:“准方进取,可欺君邪!”我寇准考进士就是为了当官,报效朝廷,治国平天下,怎么能一上来就弄虚作假,欺骗皇帝呢?
这就是寇准大比之年的第三个故事——“不欺君”。寇准没有谎报年龄,并且在接下来的省试和殿试中一路过关斩将,进士及第。在这件事情里,寇准的表现是磊落的,而这种光明磊落最终也换来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但是,这种光明的决定,其实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它极有可能给寇准带来不光明的结局,甚至断送他一生的前程。因为太宗皇帝真的会淘汰那些年龄较小的考生,原因就是年轻,而不管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太宗皇帝会让年轻人“等一等”,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在寇准这一榜,还真有一位小崔同学,仅仅因为年轻而惨遭淘汰。小崔比寇准还小一岁,前面解试、省试、殿试,所有的书面考试都通过了,成绩也还不错。到了面试这一关,太宗说:“这孩子太年轻了,再等一等吧!”哪成想,这一等就是一辈子,等到寇准他们这一榜的进士都当上了宰相大臣了,小崔也变成了老崔,还是一介布衣,穷困潦倒!
一把胡子的小崔同学在第n次落第之后,茫茫然走在开封的大街上,忽然间听到前面传来威严的喝叱声——宰相大臣的马队经过,要静街了。长长的仪仗队伍绵延半里多地,像是永远走不完似的。小崔同学偷眼望去,那骑在马上、满面春风、笑语宴宴的,正是当年一同赶考的各位同学——考得中的在马上,春风得意,上天有路;考不中在路边,满面尘埃,入地无门。一考分高下,一考定终身。
寇准同学和小崔同学,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梦想,同样的光明磊落,走进了同一个考场,一个及第,一个落榜。他们的人生轨迹在太平兴国五年的考场里交叉,然后越走越远。
那么,太宗为什么没有对寇准的年龄提出质疑呢?我猜想,很可能是因为寇准看上去比较老成。寇爸爸在寇准十来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顶门立户,寇准应该很快就承担了比较多的家庭责任,有责任感的人看上去自然会比较成熟老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寇准是个高个子,从小又热爱运动,估计整个人看上去会比较结实、健壮,也就不显小。而太宗之所以要淘汰年轻人,也并不是因为跟青春有仇,而是怕年轻人肩膀嫩、没担当。既然寇准看上去是一个有能力承担重任的人,即便是年龄上差个一岁两岁,也就无所谓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太宗淘汰小崔不淘汰小寇,也可能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偶然。古今中外,世界上所有的考试、比赛,能不能考中、赛赢,在才学、能力之外,其实永远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成功的寇准和失败的小崔,这两位大宋王朝的同龄人,明明知道年轻会增加落第的风险,可是也不屑于去造假规避,要进取而不欺诈,光明磊落地去博取功名,这需要绝对的自信和相当的勇气。这种自信和勇气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同样是光明磊落地面圣,小崔落第了,潦倒一生,在穷困中倔强地坚持着他的清高。寇准考上了,这种自信和勇气伴随了寇准一。生,让他堂堂正正地做人、做官,不欺君不罔上,也绝不容忍官场里那些灰暗、肮脏的勾当。这应当是寇准在太平兴国五年的最大收获之一。
从太平兴国四年秋到太平兴国五年春,寇准经历了大名府解试、开封的省试、殿试三级考试,进士及第。太平兴国五年,新进士寇准被分配到归州巴东县去担任知县,也就是县长,迈出了官僚生涯的第一步。那么,他在巴东任上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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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做了一件很不一般的事情,就是“上电视”去讲了一个故事。在那么朴素的北大历史系不修边幅地教了十多年的书,忽然可以化了美美的妆,穿上昂贵的套装,到电视上去“臭美”一把。听起来很不错吧?实际状况是,我的虚荣心的确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是,这件事情真正做起来,却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最初的困难竟然是我“不会讲课”。这怎么可能?但是,经“百家讲坛”的李锋老师“如此这般”那么一说,我只好服气。相对于电视的要求而言,我平时的讲课方式的确具有内容散、连贯性差等诸多缺点——多亏李锋老师的鼓励、批评以及悉心指导,我总算克服重重困难,把寇准的故事给讲下来了。在这里,我还要顺便感谢一下我在北大教过的所有学生,感谢他们的包容以及沙里淘金的超强学习能力。
接下来的困难是如何讲故事。坦白地说,我没有搞过政治史,更没写过人物传记。我过去的研究重点都是制度,制度的研究方式相对客观冷静,是绝对实证的。所以,我老觉得自己干的活比较接近于科学家或者说侦探。给寇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立传,又要通俗易懂,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传记写作最大的难度,我个人觉得,首先在于想象的尺度。要想做到通俗易懂、故事流传,就必须加以适当的想象。我在第二讲当中讲到寇准“方进取,不欺君”的情节时,虚构了一个书铺先生的角色,让他来劝说寇准虚报年龄。我的学生林珊对这个情节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因为,她看到的有关书铺的最早的材料要比寇准晚很多。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史料中无记载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想象应当不至于破坏真实。我权衡再三,最终还是保留了这个细节。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措辞上特别加了小心,在这位书铺先生出场之前加上了“应当是”的字眼,以示虚构。
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另一个难度,我以为,在于如何控制个人好恶所带来的主观性。相对于制度史而言,人物传记肯定会更为“主观”一些。看人、写人、说人,难免会掺杂个人好恶。比如,张咏对寇准的四字评语“不学无术”,向来被广泛征引,用来证明寇准作为政治家在人格上的缺陷。我结合张一寇关系,张咏的明志诗,还有寇准的遭遇,以及南宋人黄震的笔记,读出了张咏与寇准“拈花一笑,心心相印”。是否合乎情理,还要请读者评判。
最后的困难是写作周期的漫长。长吗?不长。我的上一本书写了十三年。但问题是,它本来好像应该是很快就能结束的一件事。本来我最初预计是讲十集,结果最后录了十九集。我被史料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比如第十讲当中的“申宗古诬告案”,史料当中就是两行字,我原本预备写上一段的,可是,一写下去,就好像扯到了一根瓜秧,顺藤摸瓜,先发现安王元杰竟然已经是死人一个,又发现王钦若竟然在结案之后十四天就没有任何特殊理由地自请下台了,疑点重重,须一一推理。于是,“一段”最后差不多变成了一讲。
我们家的人看我暑假不休息在写寇准,到了“十一”长假,仍然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都奇怪,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一遍“啊,你怎么还没写完?”就这样,读史料,写讲稿,录像,从五月到十二月,这件在2011年开始的事,终于在2011年干完了——还好没有成为“跨年工程”。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讲稿应当细细地改过,才好拿来见人。但是,“百家”讲稿书的出版惯例,却是书要跟着电视节目走,电视台的节目表一排出来,书就得出。所以,这本书也只好“就这样”跟大家见面了。
这本书是我在“百家”讲“寇准”的讲稿,但又不完全是。
书和录像最大的不同,是书增加了注释。史学著述的注释通常有两种功能:一是标明引文的出处,以示“我讲的都是有来历的”;一是就某些细节做小小的讨论。这两种功能,在我的注释里也都体现出来了。特别是第一项,我希望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了解,历史学者也可以讲故事,这故事也可以很生动,但是,历史学者讲的故事是一定有史料来源的。而且,对于史料,我们要批判地对待,有所信,有所不信,有所取,有所不取的。当然,这本书的注释还有一些常规史学著述的注释所不具备的功能。一些枝蔓出去的人和事,比如“寇老西儿”这个称呼的来历,比如张洎是个有文化的马屁精,比如温仲舒落井下石的前科——它们虽然无关大局,但是我觉得有趣,值得说说;还有一些比较精彩传神的古文原文,我在讲述过程中为了照顾故事的连续性,没有引,直接化用了;甚至还有我和同行学者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我也都把它们放在注释里了。
除此之外,书的内容比录像版要溢出很多,“百家’’的故事有着精确的时间限制,一些我认为也很重要、但是在录像里无法说到的人和事,我把它们放在了这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出版社李影女士的成全,允许我把这些也许根本就没啥人看的东西放在书里。
最后,我要感谢“百家讲坛”的聂丛丛等各位领导和老师给了我这个“上电视”的机会,感谢在录影棚里忙碌着的吴林老师、高虹导演,特别是亲爱的化妆师杨静女士——我的“臭美”全靠她了。
赵冬梅
2012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