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Elle》这样的女性杂志在近50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它能始终保持旗舰地位的原因。相反，像20世纪70年代《他》这样的杂志，对当今社会不再有任何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刊物消失、另一些刊物出现实属正常的原因。

执掌《花花公子》杂志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出色的女主编阿妮克·盖耶(Annick Geille)……她照美国版的样子，设计出一份十分智性的刊物。杂志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秘诀：两个封面女郎之间加一篇萨特式的文章。这在如今已是很普通的一项原则，尤其在电视上，人们随意把性感与文化外表混在一起。

……

在《天生媒体人》中，《花花公子》掌门人热拉尔·德罗克莫雷尔为我们讲述了他新闻媒体的从业经历。

在《天生媒体人》中，热拉尔将为人们讲述桦榭菲力柏契集团辉煌而传奇的历史。当然，最重要的是揭示了那些赫赫有名的刊物以及桦榭菲力柏契集团成功经营的多方面因素。同时，书中也讲述了法国媒体界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那些取得非凡成就的卓越媒体人背后的精彩故事。

热拉尔·德罗克莫雷尔写道：“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天生媒体人》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好奇心、想象力和对他人的兴趣会开启这个令人向往的行业的大门。

前言

跑吧，同学

菲力柏契之前的桦榭

伙伴们，你们好

初生牛犊

词语的分量

我们会回来的

路易·桦榭家族

远征美国

全球化的弄潮儿

奇怪的荧屏

桦榭菲力柏契传媒集团

从白纸到黑屏

贴近生活

十年思考

封面风波

一个时代的结束

未来

1968年5月16日，我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读最后一个学年。这里的气氛同其他地方一样，处于沸腾状态。前夜极度动荡不安，到处流传着耸人听闻的消息：大学生在拉丁区被杀害。之后，人们知道这不是事实。但是，16日这天早晨，我们这一届的一个学生组织了游行。我们必须行动！游行队伍形成了，向国民教育部进发，似乎有攻占它的样子。这位同学实际上很和善。许多年后，我有机会遇见他，他从事着一项最传统的职业：财政审查。

我认为，这段回忆概括出1968年5月事件的双重性：这是一场自发的、有创造性的、轻松的运动，但却带有恶意。在1968年的那个春天，我丝毫没有受到这些巴黎政治学院学生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注定有一个美好的职业，然而他们却不惜任何代价，执意蹚这潭浑水。的确，在这场危机中出现了一些特别有分量的口号：“跑吧，同学，旧世界就在你的身后”，“人不能做增长率的情人”，以及那句著名的口号，“铺路石下就是沙滩”……这个时期真爽，考试取消了，人们四处闲逛，街头有大智慧。但是，我很快注意到特权阶级的话语表现出来的思想骗局，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另一种模样。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假革命者，未来将会十分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我当时只有22岁。但是，我不相信虚伪的事情，不相信被人们过早地肯定的这一时期的政治正确。此外，在成人中，集体逃避和这一代人的负罪感混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年轻人原则上是对的，应当给他们空间。这令我反感，我认为这是一种懦弱，更何况1968年运动严厉批评的是我心中的楷模戴高乐将军，我更愿意认为他才是革命者。

我从不否认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戴高乐主义情结源于我父母。他们两人都参加了那场大战。

同许多法国人一样，我父亲伊捷·德罗克莫雷尔(Ithier de Roquemaurel)在1939年应征入伍。复员后回巴黎工作。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他又毫不犹豫地加入第二装甲师，解放巴黎。他参加了停战前的所有战役，此后，被授予十字勋章。

我母亲有着同样非凡的经历，也许更令人惊叹。她隐居在涅夫勒省的家里，照料两个婴儿(我哥哥生于1939年，我姐姐生于1942年)。她参加了抵抗运动，而这一切多多少少是背着我父亲的。她不惧危险，令人敬佩。当时，我母亲确实是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她为英国情报网工作，负责迎接、安置和护送空降到该地区的英国情报人员。这一切都是在极富传奇色彩的氛围中进行的，既有安逸的城堡生活，又有极其危险的行动。到处都是德国人，而我母亲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印象。德国人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位年轻的贵族夫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会参加抵抗活动。这种光荣抵抗行为为她赢得了十字勋章。更奇妙的是，她还获得了盟军最高司令部颁发的荣誉勋章，仅有一千名为解放法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法国人获此殊荣。

我父母这种经久不衰的戴高乐主义信仰始于这个时期。但是，从我母亲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中，还应当看到家族的另一项重要品质：不因循守旧。这种不因循守旧的态度成就了我的人生，这主要得益于我父母一直非常尊重我的决定和愿望，无论是就学，还是后来的择业。

我父亲毕业于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也许缘于此，我在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后，因物理和化学成绩优异，选择进入了初等数学班，为进入工程师学校作准备。从十六七岁起，我开始迷恋炸药，在家里建起一个小实验室，自诩是真正的爆破专家。我饶有兴趣地制造出首批硝化甘油液，它们完美地爆炸了！我开始研究更危险的爆炸物——雷酸汞，这是一种混合物，稍有不慎就会爆炸。当时，实验室里的炸药足以炸毁整座房子，而我父母却对我完全放手。直到今天，我还自问，是什么魔力保佑我从未出现事故。然而，这种对物理和化学的酷爱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一位老师对我讲的，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我为此十分沮丧，但这毕竟是事实。这位老师建议我去高等商业学校，但我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

从这个时期起，我已经对媒体产生了兴趣，尽管我本人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几年前，还是在高中时，我曾负责一份叫《学生作家》的小报。我与编辑委员会一起参观了《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报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法兰西晚报》的销售量为150万份，这使得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比今天的法国电视一台(TF1)的影响还要大得多。我和小报的同学们一起，见到了主编皮埃尔·拉扎雷夫(Pierre Lazareff)和社长罗贝尔·萨尔蒙(Robert Salmon)。我们参观了编辑部，观看了排铸机，欣赏了转动的轮转印刷机。这一时刻令人激动。当时，这个领域还主要靠人力，噪音很大，到处都是铅字，与现在的安静凉爽的编辑部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导致我选择巴黎政治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直喜欢思想争论，这事说来话长。毫无疑问，这是我这一代人的特点。8岁时，听人们谈论奠边府战役；12岁时，听人们谈论戴高乐重新掌权，以及共和国的更迭；16岁时，听人们谈论将军们发动军事政变，看到坦克车从楼下驶过，向国民议会大厦集结；22岁时，听人们谈论1968年“五月风暴”；在我选择职业的这几年中，形势日趋严峻，无人可以避开政治争论。更何况在我家，政治讨论是家常便饭，而且非常开放。我父母并不固执己见，也不强加我们任何选择，还鼓励我们就一切问题展开争论。因此，我家有关时事政治问题的讨论总是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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