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财富渐渐离美国而去，当美国不再是全球发号施令的超级大国，当其他国家纷纷掌握了财富，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将如何演变？

本书为你提示：

1.财富变化与大国兴衰的秘密；

2.全球失衡与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3.主权财富基金与全球财富博弈的游戏规则；

4.美元地位与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变化；

5.危机后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新走向；

在当前汇率战阴影不散之际，为你指点迷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财富纷纷涌向美国，美国享受着随财富而来的政治、经济强权和文化软实力。现在，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现财富正在离它而去。本书探讨了当财富渐渐离美国而去，当美国不再是能够在全球发号施令的超级大国，当其他国家纷纷掌握了财富，美国的政治经济强权和文化软实力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秩序乃至政治格局将如何演变。

书中还剖析了美国与中国的复杂关系、美元地位变化对财富拥有国的影响、主权财富基金的角色，以及危机后全球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走向。

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本书还揭示了危机所导致的可能会产生持久深远影响却很少引起注意的结果；对于任何有兴趣知道全球经济金融与国家政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

致谢

中文版序

第1章 引言：当其他国家掌握了财富

第2章 新自由主义梦想的终结

第3章 曾经的梦想

第4章 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政府基金

第5章 它们的钱都来自哪里？

第6章 政府引导的发展

第7章 结论：财富属于其他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英国开始面临着令人不安的新形势：当它真正需要财富的时候，财富已经离它而去。这些财富转移到了美国，并在此后的60年里不断积累，然后又开始流出美国。不久之后，它们就会枯竭。

今后，这些财富并不会很快流回美国。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是美国，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重要的债务国。正如西班牙的传奇斗牛士加西亚曾被问及：“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斗牛士？”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伟大的加西亚。此外没有第二人，也没有第三人。”

财富真的很重要吗？是的！回想过去美国坐拥财富的时候，对美国人来说，财富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更是如此。美国政府既有能力而且的确将公共财富和美国人的私人财富，导人美国政府认为符合美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领域。拥有财富既是一种实力，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当然，美国也会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经济支配地位，谋求全球利益。美国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除非它需要向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促使这些国家正确地做符合世界及其自身利益的事情。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强有力地促使欧洲政治家接受了混合经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北大西洋地区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秩序。另外，通过暗示不支持英镑和法郎，美国迫使英法两国放弃了在苏伊士殖民的不良图谋。当然，虽然美国强调要把财富的力量用于全球利益，但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决定什么是全球利益。

当你拥有财富，而且你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很重要的大国，那么除了能为你的居民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之外，你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你将获得力量和影响力，以及大大增强的实施能力。当财富流失之后，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你的日益增加的债务，不断积累利息收入，你就还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使居民的生活水准保持不变。但是，你很快就会丧失力量，尤其是足以轻视他人的力量，尽管这很可能以一种平静而非冲突的方式来实现。还有，你也会丧失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曾使得其他国家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接受你的要求，迫切模仿和借鉴你的思想和社会习俗。如果培育得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有望看到，那些思想和习俗最终会完全融人国外，成为规范或规则的组成部分，就如同在美国本土一样。当然，有时候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不管怎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你必须认识到你已经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并且要像普通国家那样行事。对美国来说，这不啻是个打击，因为美国已经太久没有体会过普通国家的感党了。

财富有多重要？

假如国际金融交易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进行的纯市场交换，那么，谁拥有财富，或者这些财富在哪里，都不太重要。然而，在现实中，财富往往非常重要。在紧急情况下，一国居民和公司的私人财产，通常会被作为国家政治主人的政府所控制。此外，私人市场交易从来就不是游戏的全部，有时候，很大一部分财富直接由非市场的政治主体所掌控。当前，正是这样的时刻。现在，从挪威到俄罗斯、再到波斯湾国家，大量财富都控制在这些产油国的手里。另外，还有很多财富掌握在亚洲制造业国家的政府手中。或许，这些非市场主体会和一般的市场主体那样行动，使自己的安全收益最大化。

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和机构中，北大西洋国家(某些是名义上的北大西洋国家)的“显贵”们，想方设法促使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由政府控制或受政府影响的资产池，能够像庞大的加利福尼亚政府雇员养老基金(CalPERS)一样行动，或者使其行为举止如同值得效仿的、表现突出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那样。石油储量丰富的挪威进行了追求长期回报的谨慎投资，限制了缺乏底线的投资行为，从而自豪地避开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公司，如烟草公司或军火公司，并且更加透明地公布它们的投资业务，以供大家监督。  这些“显贵”们都在寻求制定某种行为规则，以促使主权财富基金(以不具约束力的方式)承担某些义务，假装它们是市场主体，只追求安全的投资回报，且行事透明，更不会“越轨”成为政治战略或导致全球零和博弈的国家产业政策的代理人。如此一来，那些接受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国家，就可以佯称不必关注掌控这些基金的外国政治家的身份和目的。问题和复杂性就此消失，或者至少被减少到可以控制的程度，而“显贵”们则会想办法解决它们。

另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政府控制的巨额主权财富基金行为良好，如冷静而又睿智的管理和积极对话，那么它们所带来的难题就不再有威胁性，它们也就从“六百磅的老虎”变成了“家猫”。和所有政府控制的盈余财富一样，主权财富基金及类似的基金可能会迅速在国内消耗殆尽，这或许是由于过度的民粹主义所致，或者是由于短期的经济困境所致，而且都用来支持国内企业和就业。当油价从近期的高峰开始回落，俄罗斯的巨额主权财富基金突然“吐出”上千亿资金，来支持俄罗斯银行和众多公司，并且出人意料地安抚了其他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不再显得“面目狰狞”，转而变成它们最初就想成为的“雨天基金”，资产配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也成为它们优先考虑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制造业国家，支撑政府基金的“过剩储蓄”都可能从积累外国资产的形式，慢慢转向支持必需的国内消费。

P3-6

我们即将讲述的内容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美国发生的故事，所以，本书既是针对中国的读者，也同样可以献给西方的读者。能通过中文版把这个“当其他国家掌握了财富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故事娓娓道来，当然是笔者所乐见的结果。

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资金的流动——在这段时间，流出方基本上是美国，而流入方基本上是中国——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流动，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流动，此外还有应该如何限制乃至终止这些流动。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是这样的资金流所织就的一种强大却纤细的纽带，它将美国和中国以某种亲密但不情愿、或许还有些令人不安的方式捆绑在了一起。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是与资金的转移必然相伴而行的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移：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有军事实力，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实力。另外，本书自然也要讨论维系目前的和平而繁荣的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随着实力版图的变迁，现有的秩序有可能走向成熟，但也可能受到威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寂寞的综合实力超级大国，美国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走下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刻意为之，足以保证它在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褪色之后依然能身处一个相对惬意的国际环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五个主要同盟国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并拥有否决权，联合国的总部设在了美国纽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位于华盛顿特区，还有北约和其他一些组织，它们最终演化成了欧盟。

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更加稳固。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则已经延续了40年之久，它的支出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这个差额通过进口来弥补，支付差额的手段则是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是其他国家成功执行的高速增长策略的对立面，是增长奇迹的故事的必不可少的另一半。首先是西欧国家，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东亚国家：把农民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让他们利用机器来生产制造品。那么，谁来购买这么多的产品呢？当然不是依然留在乡村的广大的本国农民，他们没有购买力。为了保持繁荣，大量增产的产品必须出口。当西欧那样的半个大陆，或者像日本和后来的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生产超出了本地消费能力的时候，就必须由另外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国(也就是美国)通过超过生产的支出，才能把对方的富余产品买下来。于是，首先是在西欧国家，然后是在日本，以及在最新崛起但也最显著的中国，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财富就必然大量累积起来。而美国则注定会目睹本国的工业在进口产品的冲击面前节节败退：最早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产业，后来随着亚洲制造商在工艺和价值链上的提升，又蔓延到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产业。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虽然在根本上说难以为继，事实上却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西欧国家和日本已经成为这场游戏中不容置疑的赢家，它们步入了富裕国家之列，没有被美元所窒息。而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却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这样的速度和规模给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紧张压力——我们可以斗胆称其为“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吗？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贸易并没有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类似程度的紧张压力。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被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之间的贸易所破坏。

随着其他国家掌握了庞大的资金实力，美国就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了，它正走在演变为一个正常但实力依然显赫的大国这一艰难而危险的道路上。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以一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态度来认真记录和密切关注其他大国的愿望和感受。同时，鉴于美国已不再能非常轻松地发挥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作用，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就不再能够继续享有过去那样令人尴尬的旁观者的待遇，不再能够一边抱怨国际秩序的毛病，一边又在推脱维系秩序的责任。在今天的核武器时代，面对很多没有像中国一样成功走上现代化和繁荣之路的国家的愤怒民众，这些大国必须承担起确保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任。

因此，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它们都需要向同样的总支出等于总产出的宏观经济均衡点迈进，但调整的方向迥异。这样的变革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在突然间完成，而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两国的政治领袖勇敢地采取措施。中国正急于在未老之前变得更富，正急于变得像先进国家一样富裕，这既是其愿望，也是其权利，对它来说，调整意味着转向由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看，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是轻松的、毫无痛苦的过程。对美国来说，调整则意味着更少的开支，完全逆转在过去50年间起支配作用的削弱制造业而壮大金融业的结构调整方向。美国的调整将会更加困难和痛苦，在初期阶段，需要对问题和任务的严峻程度有深刻的认识。

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经济体系起源以来，我们已目睹了两个由超级大国[或者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llesKindleberger)所说的霸权国家]来支配国际秩序的时代：第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主导的时代，第二个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主导的时代。在两个时代中间的真空期，英国已沦为几个世界大国之一，而新兴的美国或者各大国的合作均未能承担起维护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秩序的责任。

如今我们正在步入第二个真空期，而且是在核武器扩散的时代。目前尚不清楚这个真空期结束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崛起——最有可能的是中国。但在过渡时期，姜国作为衰落中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双方均负有维系世界各大国(哪怕是不那么强大的大国)的和谐、让我们的世界在未来几代人手里继续保持和平与繁荣的特殊责任。这两个国家必须马上着手开展双边合作，前途并不平坦，任务也不轻松，但无可逃避，否则只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