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938年避居四川江津。作为政治上的落魄之人，身处抗日的后方，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陈独秀面临的不仅是立场、世界观，改造中国、民主与科学这些他所寻求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还面临自身生存的尴尬与艰难，尊严和困苦同样给予伟人人生的命题。

钟法权编著的《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讲述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困顿人生岁月，以及鲜为人知的邓氏一家人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这个不平凡的落魄之人的感人故事。

《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讲述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困顿人生岁月，以及鲜为人知的一家人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这个不平凡的落魄之人的感人故事陈独秀用他的一生探寻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之路：暮年，他却孤独无助，没有追随者，成为一个病痛和穷困缠身的老人。邓燮康一家拥有大量实业，富有平和，且有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之情怀，始终心系贫困大众，以悲悯之心帮助困窘中的人。陈独秀的谢幕，别有一番人情滋味。

《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由钟法权编著。

轻装才能前行（自序）

康庄清晨

在客轮上

上海记忆

避难江津

收获爱情

初陷困局

尽展才华

邓氏挚友

因难见爱

嗣母仙逝

初任校长

识字教本

金融实业

寄人篱下

向何处去

退避山舍

最好家教

聚奎讲学

教育为先

秋风落叶

金榜题名

重庆治病

初露尖角

回石墙院

情窦初开

民主见解

大德必寿

在所不惜

白发书生

油漆工人

孤苦相守

身受牵连

希望破灭

雨后残阳

有心不死

最后告别

入士为安

立碑定论

离开人世

世纪情缘

大悲与大善（后记）

康庄清晨

细雨如丝，在空中软绵绵地飘洒，雾一样的氤氲在山谷里弥漫，一波一波地如浪花滚动。暴涨的长江之水，一声紧接一声地咆哮着。

这是1942年的初夏。连绵的细雨，让重庆这个拥有火炉之称的山城炎热的夏季整整向后推迟了将近一周。

对于这场纷飞的细雨，让生活在战火之中的人们记忆犹新。这场连绵的阴雨天，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早、来得快、来得久且下个不停，将重庆这个火炉浇了个透凉。涨水的长江，一改冬天枯水季节中的温柔敦厚与胆怯，一路气势磅礴野性十足地向着东方奔涌而去。这种与生俱来一往无前的气势，给被日军狂轰滥炸中而惊恐不安的江津两岸百姓增添了几分勇气，凉爽的风，随着潮湿的雾气绕着山谷四散飘荡。长江岸边江津西门外的康庄，在晨雾中更是分外美丽，怒放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

天刚蒙蒙亮，管家按照主人邓燮康的吩咐，提前敲响了大小姐邓敬苏和二小姐邓敬兰的房门。

敬苏那一年十二岁，敬兰比姐姐小一岁。敬苏天性活泼，人长得既聪明又漂亮；敬兰天性敦厚，邓家的人都昵称她“傻二胖”。敬兰起身抬起头望一眼窗外，晨曦初显，雾气蒙蒙，又重新缩回到被窝里，对大姐敬苏说：“天还早呢！干啥子这么早就叫我们起床？”

敬苏伸了一下懒腰说：“肯定有事，起了床就知道了。”

敬兰说：“再睡一会吧，我实在太困了。”

敬苏说：“那就再睡十分钟，时间长了，爸爸该来敲门了。”

清凉的风将窗纱吹得一鼓一胀，喜鹊站在窗外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个正欢。敬苏和敬兰在长江涛声的伴奏下，很快重新回到了梦乡。

不一会，走廊里传来了父亲邓燮康慈祥的埋怨声：“这两个小懒虫怎么还不起床？再不起来，时间就来不及了。”随着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邓燮康站在门外亲切地说：“你们两个小懒虫，快起床。”

敬苏在家是老大，平常多受父母宠爱，不惧爸爸，便大声问：“爸爸，做啥子嘛！这么早就把我们叫起来。”

“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讲，起床再说。”邓燮康快言快语地说过后，正欲转身离去的时候，又转回身说：“今天，你们都穿上蓝布旗袍，打扮得素雅一些，头上千万不要戴花。”

敬苏和敬兰同时哦了一声，赶紧起床。

康庄坐北朝南，建在较为平坦的开阔地带，距长江只有五百米之遥，距江津老县城也就三里的路程。康庄是一座木质结构建筑，其实它不完全是一座别墅，兼防空、防暑功能。康庄修建的时间也不长，它纯粹是一个战乱的产物。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搬到重庆后，日军对重庆和四周的城镇展开了频繁空袭轰炸。江津县政府当局，几乎天天拉空袭警报，有时一天要拉好几次。日军战斗机群一来，炸弹的爆炸声，向地面扫射的机关枪声，就如农村大年三十吃团圆饭放鞭炮一般，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轰炸十有八九殃及江津城区人民。那时，邓燮康家底厚实，子女不多。因为资金宽裕，他决定在离江津城外不远的地方买一块好地，修建一座既能躲避空袭又能避暑的别墅。经人介绍，最后他看中了离江津不远的那片柑橘林。这块柑橘林地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因为是一片坡地，又临长江，适逢战乱，那户人家很爽快地将那片柑橘林地卖给了邓燮康。柑橘林地有好几十亩，因为处在战乱时期，价格也就相对比较便宜，邓燮康没花多少钱。

当年，邓燮康就在柑橘林深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别墅，并以自己的名字取名为“康庄”。在江津，邓氏家族是名门望族，有一百四十一年历史的江津聚奎中学就是邓燮康的祖父出钱修建的。到了邓蟾秋父辈和邓燮康这一代，邓家已经由单纯土地经营成功转型为航运、盐业经营和开办银行。当时，邓燮康就是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他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也肄业于复旦大学。

在江津，人们都说邓燮康与胡道芬是天造一对地配一双，一个英俊潇洒，一个美若天仙，生育的子女个个才貌出众。

橘树上挂着一个个比鹌鹑蛋还小的青皮橘子，在湿润的清晨散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轻柔凉爽的风穿过柑橘林，淡淡的清香被风带着四处扩散。布谷鸟立在树梢上，用足气力，面对朝晖发出欢快的呜叫。长江的涛声，似乎比往日更加激烈。

敬苏、敬兰以最快速度梳妆洗漱完毕，天基本上就亮透了。她们从二楼下到一楼，来到拐角的餐厅，父亲母亲已经坐到了餐桌上。按照往日的礼仪，她们向爸爸妈妈请了安，敬苏坐在父亲的右边，敬兰坐在母亲的左边。餐桌上一共四碟菜：一碟榨菜，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碟小黄鱼，一碟泡黄瓜，主食是小米稀饭和油条。餐桌上静悄悄的，这是邓家就餐的家规，吃饭不许说话。敬兰从小长得敦实，胃口要比姐姐好的多，因为她多吃了一根油条，自然就落在了姐姐敬苏的后面。

邓燮康吃完饭先离开了餐桌，母亲胡道芬亲切和蔼地说：“敬兰，你不要急，我们等你。”

敬兰憨厚地朝母亲笑笑，继续一边喝稀饭一边吃油条。敬苏对妈妈说：“妹妹就是能吃，她每天早餐都比我多吃一根油条。”敬兰听了也不理睬，只管吃自己的。

胡道芬说：“能吃是好事，小孩子就是要能吃。”

敬兰放下碗筷说：“吃饱了，让妈妈久等了。”

三个人走出餐厅，正好碰着父亲，邓燮康说：“敬苏、敬兰，你们今天就不要上学了。”

敬苏一向嘴快，发问：“不上学，让我们做啥子？”

胡道芬说：“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

敬苏抢着话问：“什么人死了这么重要？还让我们小孩子也去参加。”

邓燮康说：“你们还记得那个常来我们家说安徽话的那个爷爷吗？”

敬苏说：“是不是那个陈爷爷，我读过他的文章，他当过北大教授，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共创始人……”

敬苏一口气说完，邓燮康好不惊喜，他没想到年仅十二岁的敬苏对陈独秀的了解那么多。很是高兴地：“别看我们敬苏人小，知识面倒是很宽，连陈独秀都知道。”

敬兰不服气地说：“我对陈爷爷印象蛮好，因为他来我们家吃过好多次饭，还问过我学什么，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个大秀才。”

邓燮康幸福而满意地说：“我的女儿一个比一个强，好啊！”  敬苏似乎受到了鼓励，又问：“爸爸，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那他怎么不去延安？而生活在我们江津呢？”P1-4

历史是一座暗隐的大山。历史人物以不朽的风骨，挺立在时间的长河里，成为人们探寻这座大山的路标。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他的英名永载史册。他被毛泽东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负责人，l927年被解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五次入狱，最后一次是1932年。1937年获释后辗转入川，客居江津，直至病逝。写陈独秀的书很多，我在该书中只是写了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人生岁月，同时也交叉写了邓燮康一家人。历史碎片像散落在沙漠里的珍珠，只有慧眼识珠，将其串在一起，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

写完《陈独秀江津晚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还时常惦记着，有时甚至感到有点痛苦。有一天，我翻开《仓央嘉措的情诗》随意阅读，其中一首诗像黑夜中的星火，隐隐约约地闪亮，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一颤。

我无数次地反复吟诵：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

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

这佛光闪闪的高原

三步两步便是天堂

却仍有那么多人

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仓央嘉措的诗，看似简洁明快，实则蕴涵着深厚的哲理和佛教意味，读过之后，能让人从中感悟，把琢磨不透的问题想通，让放不下的事情从心灵深处解脱，这就是佛教对人精神世界的滋润啊！

其实，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有的人因为摆在眼前的路多了，一生都在选择，而一生一事无成；有的人选定了要走的路，终其一生，用坚定的信仰走向那理想的灯塔；有的人性格多变，遇事傍徨，心事重重，眼看到达终点，却以为离得很远，最终一生也没有走到一个理想的终点。

人生的路有正道、大道，也有歪道、斜道。既有顺水顺风的通畅道，也有荆棘和崎岖的羊肠小道。正如刘少奇之子、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序言中所说：“眼前，不是没有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唯一的标准是实践的结果。”陈独秀用他的一生，探寻科学民主的理想之路。他没有赢得鲜花，却一辈子披荆斩棘。晚年，他孤独无助，没有追随者，可他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发展之路。他的理论是否全部正确，我们尚且不谈，单他在1940年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集权统治，预言苏联集权统治时间不会过长，就可以说很有先见之明。陈独秀在晚年，虽然没有能力去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但他一如既往地坚信自己指出的道路适合中国。这条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证实。其实，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适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探索就是最有力的回答。

陈独秀抱定建设“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和信念，竭尽一生不移其志，但因背负大革命失败的种种原因，他被开除出党。革命理想化为泡影之后，他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当汉奸，建立伪政权，落个身败名裂；没有像张国焘那样背弃信仰，叛党求荣，身死异乡；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意志动摇，放弃人格追求，出国当寓公。在人生暮年，无论多么穷困艰难，他始终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操，坚守当初革命的誓言，不改变自己的理想追求。只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对革命实现路径和追求革命道路实践样式的理解不同，他没能自始至终与党同舟共济，在关键时刻与自己的革命同志分道扬镳，选择了凄凉孤寂的路。这是他性格的悲哀，是他人生的悲苦。但无论怎样，他还是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陈独秀的可贵，在于不苟且偷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悲苦，他坚决不投靠国民党。当然，因为性格的原因，他没能走向革命根据地，没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落下个凄苦的晚年。活着受冷遇，死后遭不公，做了几十年没人敢于凭吊的孤魂野鬼。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中国共产党以大海般的胸怀包容了他。毛泽东和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给予了他较为中肯的评价，他革命者的形象，得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重新矗立。

邓燮康一家人，从他爷爷辈邓石泉开始，便有着古道热肠、急公好义的情怀。这种渗透到家风和血液中的道义，在邓氏精神家园中得以血脉相传，成为邓氏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的人生中，赚来的钱从不用来奢华享受，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始终想着贫困的大众，设义仓，救济灾民，兴办学堂和实业，以悲悯之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抱定教育兴邦、实业救国理想的邓燮康，在新中国解放之后，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祖辈积攒的万贯家产和自己一手创建的四川商业银行捐献给了国家。邓燮康不仅自己向往光明，跟共产党走，他的子女邓敬苏、邓敬兰、邓硕曾等也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邓燮康和他的子女们，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性的运动中，因家庭出身和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而受到牵连。无论遭受多大的冲击，经受多大的屈辱，他们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信仰的力量。

邓燮康可以称得上像荣毅仁一样的红色资本家。对于他的进步追求和对新中国的贡献，邓燮康二女儿邓敬兰教授建议我摘录江津中学第一任校长罗昌一所写的《奋乎百世》中的片断。罗昌一在《奋乎百世》中对邓燮康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

1930年聚奎兴办初中，邓燮康先生为首任校长，与师生同甘苦．共建校。任期虽不长，但他主持校政形成的团结一致、开拓进取的校风传递至今，青春犹在。

抗战时期，燮康先生处身金融界，仍对江津教育投入巨大的支持，帮助渝女师等一批学校迁入白沙。尤其是多方引进外来的人才资源，以提升师资素质，促使白沙成为陪都周围三大文化区之一。也促使聚奎成为川渝名校。

1946年以后，法币大贬值，国民经济崩溃。在此艰难时期，燮康先生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支撑聚奎办学，直至江津解放。燮康先生是我的父执，从小即有缘拜见。当时只觉得这位长辈和蔼，亲切，举止从容，潇洒。以后经聚奎多年的工作，才领会到他的遗德遗泽。以及他热心桑梓教育的高尚情操和对聚奎、对白沙教育发展的贡献。

以三卷本《战争和人》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王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避难江津，认识了邓燮康，几十年后写下了《重逢邓敬苏，怀念邓燮康》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对邓燮康的才学、人品、人格给予了较高的赞扬：

人生常有奇妙的事，这样的事每每使人生变得多彩，也每每给人带来不尽感慨，无穷回忆。同邓敬苏大妹在分别五十多年后巧相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1942年秋，我作为一名流亡学生到了大后方，用“王洪溥”的本名在四川江津上国立九中。当时家在沦陷区，我依靠在江津做律师的堂兄王洪江接济，假日总住在他家——江津南安街九号。当时的房主即是江津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干、银行家邓燮康先生。

燮康先生曾任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不但爱国，而且急公好义，为人朴实热诚。他与夫人胡道芬同我堂兄洪江及堂嫂凌伯平因住处邻近，平日常多来往，见到我也总要笑着招呼，说几句关心话，给我留下亲切和蔼的印象。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为人和一些事，倍感敬重。

他特别重视教育，继承邓氏先辈办学传统，为江津白沙的教育事业出钱出力，担任过聚奎中学校长、董事长。他既关心别人子女的教育，也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认为既有子女，就定要把他们教育培养好，使他们将来成为社会需要的人。他们夫妇很爱孩子，子女极多。

他在江津有多处房屋，例如南安街九号里面就有不少房屋是让给“下江人”住的；东门外有个“鼎庐”，里面是许多西式平房及小洋房，也都全部租给下江人居住。当时，逃难来到江津的人不少，他认为这些人为了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离井背乡，是“义民”，因此让出房屋来接纳他们。起先收很少租金，后来则完全不收租金。他默默这么做，并不沽名钓誉。

1942年5月，流寓江津鹤山坪的陈独秀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邓燮康及其叔邓蟾秋老人慷慨为陈独秀办理丧事，捐赠衣衾棺木，予以厚葬。江津大西门外鼎山脚下有燮康先生的住所“康庄”．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后倚松竹郁郁葱葱的青山及桔林，陈独秀的墓就建在了康庄旁的宅园地上。当时，办这件事颇有阻力，但燮康先生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力排众议，不畏风险，坚决默默地做了，并不倚名人而张扬。

他力主抗战，爱国从不落后。冯玉祥将军到江津发动献金，他与家人踊跃带头捐献，得到冯将军和政府表彰。

1944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才知道燮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也是复旦大学肄业的。无怪乎平日谈吐常给我渊博温文的印象。他们是老学长，我是后进，但同时是校友，思想感情上自然更加亲近。

燮康先生夫妇的孩子很多，几个大的，我常能见到。我比他们的大女儿敬苏大六岁，比他们的二女儿敬兰大七岁。我高中快毕业那年，知道敬苏、敬兰也就读国立九中，我们成为校友。她们姐妹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文静秀丽、教养很好的姑娘。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就未再见过邓氏一家人。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四川解放，我从报上知道燮康先生以民主建国会委员、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选举为重庆市人民代表，特邀市政协委员。以后，又知道他被交通部任命为长江航运管理局的领导，颇多建树。他受到市政府、市委统战部门的重视，使我感到欣悦。

此后，我萍踪漂泊于上海、北京、山东，一晃几十年，一直远离四川，未再同邓家的人接触。1983年，我由山东调到成都，曾向友人打听燮康先生，友人说：“这是个好人，可惜1978年已病故了……”又告诉我一件轶事：“文革”中，邓先生从长航局领导岗位上被拉下马，下放劳动，替船舶刷漆，他干得既认真又负责。工人们对他很好．下班后见他仍在刷漆，常好心地说：“邓局长，该下班了！”“邓局长，别再干了！”但他总是仔细把活干完了才回家……听到这些，我不禁怅然若有所失。问及他子女的情况，友人也弄不清。想不到今年春天，在国立九中成都校友会上，竞见到了邓敬苏。故人重逢，喜出望外，谈及往事，心情自然欷歔激动。  我送了我的作品给敬苏，扉页上我写道：抗战时期1942年秋，在四川江津有幸得识邓先生燮康前辈。燮康前辈是江津名人，银行家，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当时避难到江津的下江人做了许多急公好义的善事，获得众口好评．令人难忘。1944年我由江津国立九中毕业考入北碚复旦大学，是年，燮康先生的女公子敬苏升入九中高二分校。我们成了校友。我在江津南安街九号见过她。光阴如同流水，一晃五十余年，谁料今年在成都九中同学会上竞能再度相逢。相谈往事，不胜感慨之际，遂写数行，赠此书作为纪念并借以表达对燮康前辈的崇敬追思之情。

我关切地问过敬苏有关她弟弟妹妹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她开列的其弟妹的简况表，真是洋洋大观：二妹邓敬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核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弟邓硕曾，北京阜外心脏病医院麻醉科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三妹邓敬萱，湖南广电中心文艺部编辑，歌舞表演艺术家；二弟邓介曾，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知道邓氏姐妹兄弟在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虽也各自受过考验，但祖国好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他们的情况都很好。我真为邓燮康先生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后代感到欣慰。邓燮康先生本人对中国有过贡献，子女们贡献更大。这样的家庭令人钦羡，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从王火的字里行间中，我品味到了作家对邓燮康一家人的崇敬之情。

鉴于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性，有很多文学圈内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写，说费力不一定讨好，还可能引出什么麻烦。‘可是我相信一个人，他是我的老政委孙长新少将，他鼓励我写，还出了很多主意，基于此我下定决心完成了此书。

我曾想请一位领导或者一个名家为《陈独秀江津晚歌》作序，因为作品的特殊性，我担心会给他增添麻烦，带去不必要的烦恼。我只好提起拙笔，自写为序。

钟法权

2011年11月1日

大悲与大善(后记)

2011年春节前夕，我乘朋友的汽车，从汉口出发，沿武黄高速，一路向东，过鄂州、黄石、梅县，从界子墩进入安徽境内。所到之处景色迷人，那起伏的丘陵，风光无限，潜山的天柱山巍峨壮观，月山的湖泊波澜壮阔，铺彩叠翠的龙山让人心旷神怡。从月山十七公里处下高速，直奔叶家冲，那里是陈独秀园。

当天气温很低，阴冷的西北风干刮着，前几天下过的雪一片片残留在田间地头和山川之中，好在当天是个晴天，有阳光的地方还比较暖和。

陈独秀园建在独秀山一箭之地的浅山之中，四面环山，路是水泥路和沥青路，路上车少人少，十分冷清。

朋友将车停好，我们走下车，只见一面很大的墙上，写着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语，我用相机将那全文照了下来。也许是要过春节了，纪念馆里空无一人，没有解说员，我们只好自行参观。由于纪念馆面积不大，陈放的实物不多，我们用了不到半小时就看完了。

从展览馆出来，进入墓园。大门旁，建有几十米长的功德碑，上面刻满了捐资单位和个人，捐款数额都不大。

在前方约百米的地方建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正中写着“独秀园”三个大字，两边写着陈独秀一生追求的理想：民主与科学。牌坊后立着陈独秀身穿西服的全身铜像，铜像呈褐黑色，虽然底座很高，人物却显得并不高大。那褐黑色的铜像上似乎有一层白色的东西，待走近了，才发现陈独秀的铜像上落满了厚厚一层白灰，细心观察发现，是雕像后面那火龙山正在开山放炮，山脚下的水泥厂正冒着烟尘。我在心里感叹，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坎坎坷坷，死后墓葬由四川迁到此地，在天堂里也难得安宁。

铜像后是陈独秀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新青年》杂志雕塑。那是二十世纪初的雷电，那是点亮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在他魂归故乡几十年后，成为他人生最闪耀的历史见证。

山脚下，就是陈独秀的墓，墓冢高四米，直径七米，半球形的墓顶。两层平台的墓基，四周平台有雕石栏杆。黑色的大理石碑有两米多高，上面刻着“陈独秀之墓”几个大字。墓葬四周，全是挺拔的杉树。

应该说陈独秀的墓园是一块风水宝地，后靠山，前有水，藏风聚气。只是墓后的火龙山正日益遭受破坏，高高的山头被削去了一半，按照那每日开采量，几十年后，陈独秀墓园背靠的大山将消失，好风水将不复存在。

从陈独秀园出来，开车想到安庆寻觅陈独秀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由于几十年的发展，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只有那耸立在长江边的振风塔依然雄风犹存，塔下的迎江寺照旧香火缭绕。当时已过正午，我们在市里找了一家土鸡餐馆，一罐土鸡清香味浓，再泡以当地的炒米，堪称一绝。吃在兴头上，与老板聊天，问及陈独秀老家，他说在怀宁七公里处的独秀山。吃饱肚子，有了热量的补充，走出门不再寒冷，便决定去看陈独秀的老屋陈家大洋房子。

斗星移转，几十年过去后，陈家大洋房子像一张美丽的油画留在了时空的记忆里，一切都成为幻化的想象。世道沧桑，人去楼空。一个下午，在怀宁方圆几十公里的乡间公路上转来转去，每问一个人，要么摇头不知道，要么知道一个大概。转到独秀山脚下，村人说由于陈家无后入管理，陈家大洋房早已倒塌，遗迹全无。我只好拿着相机，对着独秀山拍了几张照片，算是不枉此行。

在车上，我和朋友交流说，陈独秀一生坎坷多难，到了天国也几经折腾不得安宁，难道去走访他的故乡也是曲曲折折吗？我又在心里琢磨，为什么在陈独秀展览馆里见不到达官贵人和巨富商贾去拜谒的留影。

在《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这本书里，我主要写了陈独秀与邓燮康一家人，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地点以四川江津为中心向外辐射，故事写陈独秀落难江津后人生最后的苦难岁月，邓燮康等人的怜悯之心、善意之举。

刚开始，我不知道怎样写这本书，是完全写陈独秀在江津呢，还是写邓燮康如何资助陈独秀？是写陈独秀在江津的艰难和人格的坚守，还是写邓燮康儿女们的成长历程？陈独秀是名人，关于他的传记和文学作品已经很多了，我再写他，如果路数不对，角度不对，就有可能步后尘、落俗套。一次我与老首长孙长新政委谈及此事，他让我融合去写，重点写陈独秀晚年在江津如何保持本色和坚守知识分子做人的底线以及邓燮康等人的怜悯善良之心，通过反映人落难之时的大悲，张扬中国人崇高的善良。听了老政委的话，我顿时豁然开朗，于是采取了交替式写法，写一章陈独秀在江津的窘迫生活，然后转笔再写邓燮康等人对陈独秀的帮衬，让人阅读起来有新意，线条也清晰明了。

陈独秀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江津虽然过得穷困潦倒，但他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没有为改变生活艰难而投靠到国民党的怀抱。没有因为无钱治病，同意托派的安排，到美国求医，以获得生命的延续。他始终坚持自己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人格和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许。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说：“陈独秀是提倡近代思想最力者，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崇高品质赢得人们普遍赞誉。”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陈独秀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他在悲惨与凄凉中演绎了人生的完美和崇高。

陈独秀一生功过，不是本书所要表现和叙述的。我只是写他在江津最后一段人生经历和苦难，写他晚年孤苦贫困，如何坚守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人性与意志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坚毅人格的锻造过程。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有很多人，革命之初信心满怀，几经挫折，灰心丧气，革命前后判若两人。有的人革命一生，一旦经受革命重大挫折，人生重大变故，便消极沉沦。陈独秀在他人生最低谷、人生理想渺茫无望、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艰难的岁月，他依然故我，意志坚强，信仰永固，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人说，一个人的善，来源于他的怜悯之心，悲悯之情。一个人没了怜悯，他也就有可能失去了善的基因和元素。邓燮康等不忍心一个早期革命领导人饥不果腹，千方百计帮助他，给他先生之礼。陈独秀无处安身，邓燮康竭尽全力，帮他解难化困。陈独秀客死他乡，邓燮康出钱舍地，给他以厚葬。“文革”时期，邓燮康因陈独秀身受牵连，他无怨无悔。

人生因大悲而付出生命代价，人生因向善而奉献仁爱之心。陈独秀在大悲中完成了不朽的人生，邓燮康在大善中实现了人性向善的追求和完美。

感谢第四军医大学首长对此书的支持和对我本人的厚爱，感谢江津党史办提供《陈独秀在江津》等资料，感谢邓敬兰教授配合采访并提供《康乐芬芳》一书供参考。

钟法权

2012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