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拉赫曼编著的《世界30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1978-2011年)》是一部结合冷酷嘲讽和清晰分析的不可复制之作，哈佛大学历史金融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称赞道：“没有人可以像拉赫曼那样将这一话题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

吉迪恩·拉赫曼编著的《世界30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1978-2011年)》讲述了：世界已经变了！如果你了解这个变化的世界，你已经被这个世界抛下了。

在这个后危机世界里，全球经济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国际政治也正在被改写。

过去，各个国家的关系是双赢；现在，这种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了。

过去，那么多的人欢呼雀跃地拥抱全球化；现在，到处可以看到反全球化人士示威的身影。

过去，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让世界捏了一把汗；现在，中、美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堪称恐怖平衡。

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主要经济大国以及金融中心会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规范全球和金融机构；但一个现实世界是，全球经济问题更有可能会让各经济大国“大打出手”，而不是走向合作。

这个世界有太多你无法了解的事情：

中美已经无法做到双赢？为什么中美之间争端不断？

为什么美国在汇率问题上一直要对中国施压？

当代属于美国，未来属于亚洲，而欧洲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中美已经陷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怪圈？

全球化世界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人反对？

为什么每当经济危机出现，所有的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不读《世界30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1978-2011年)》，你一定不会了解上面这些问题。

序 2009年达沃斯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

 1978~1991

 引言

 第一章

 1978年，中国：邓小平复出

 第二章

 1979年，英国：撒切尔主义

 第三章

 1980年，美国：里根革命

 第四章

 1986年，欧盟：拥抱市场

 第五章

 1985~1991年，苏联：政治开放、经济重建及最后的瓦解

 第六章

 1989年，欧洲：革命之年

 第七章

 1982~1991年，拉丁美洲：民主和市场的胜利

 第八章

 1991年，印度：第二个亚洲巨人的觉醒

 第九章

 1991年，海湾战争：单极世界的到来

第二部分

 乐观时代

 1991~2008

 引言

 第十章

 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和历史的终结

 第十一章

 繁荣：艾伦·格林斯潘和经济历史的终结

 第十二章

 进步：比尔·盖茨与科技胜利

 第十三章

 和平：比尔·克林顿和双赢世界

 第十四章

 乐观的东方：马凯硕和亚洲世纪

 第十五章

 欧洲：冈特·费尔霍伊根和欧洲梦

 第十六章

 反全球化主义者：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9·11”恐怖

 袭击事件

 第十七章

 查尔斯·克劳萨默和新保守主义

第三部分

 焦虑时代

 引言

 第十八章

 西方的危机

 第十九章

 麻烦的世界

 第二十章

 全球政府：像欧洲一样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像俄罗斯和中国一样的世界

 第二十二章

 破碎的世界：像巴基斯坦一样的世界

 第二十三章

 零和世界

 第二十四章

 拯救世界

后记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变革时代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意义非凡。

1978年年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重新带入国际主流政治经济体系中。改革开放政策首先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进而改变了全球经济的面貌。在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邓小平还改变了全球均势格局。对当时的美国和欧洲来说，苏联解体才是变革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中国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变革，正在悄悄地为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新的潜在对手打下基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绝不仅仅是另一条“亚洲之龙”—现代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在1993年不无敬畏地表示：“假装中国不过是全球经济的某一位参与者是办不到的，因为中国其实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参与者。”

中国的转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支柱，这在1978年根本不可想象。197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邓小平的复出看起来似乎只是戏剧性的中国政治斗争舞台上出现的又一次变化而已。

邓小平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在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之后，直到七十多岁高龄才上台执政，并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而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在这个年龄早已退休。邓小平身材矮小，身高不足5英尺，青年时期曾在巴黎度过6年的时光，不仅加深了对法国的了解，还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法国逗留期间，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到20世纪中国血腥动荡的政治革命斗争中。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回到中国后，邓小平就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和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红军长征和国共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邓小平都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派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曾多次在中国革命热情高涨的时期被打倒。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诬陷为“走资派”，遭到四人帮的排挤和羞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得到平反。毛泽东公开表示了对邓小平的肯定，并允许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带领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然而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扣上极端实用主义的帽子。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

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邓小平还经受了种种家庭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在1930年死于难产。“文革”期间，长子被激进的红卫兵从楼顶推下，腰部以下完全瘫痪。

P9-10

每年的1月，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要聚集在瑞士的一个山谷小镇——达沃斯，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与会的政客们一致赞成在会议期间暂时搁置分歧，同声共气。在这样一个滑雪胜地，各国领导人重申他们打造统一的全球经济的承诺，与各跨国企业高管和投资银行家们谈笑风生，并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贸易进行游说。在这五天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似乎对这个世界该如何运行达成了一致看法。在达沃斯，即使是最棘手的政治分歧，也会因为对全球化的相同见解而暂时被搁置。

但是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很显然这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次论坛是在世界经济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办的，而这时距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仅仅四个月。随着各类金融机构开始风雨飘摇，公众的指责声越来越大，那些一贯在达沃斯鸡尾酒会上趾高气扬的银行家们这次却躲了起来。奥巴马政府受困于国内严峻的经济谈判形势，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也使美国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成了那一年达沃斯论坛的明星。

一天傍晚，一位商界重量级人物挤进一间会议室，只为了听取温家宝总理对于当前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还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买家，与会者没有理由不去仔细倾听他的发言。温家宝并不魁梧，穿一身西装，戴着眼镜。他不是那种极富号召力的人，更像是一位正在向董事会作报告的企业高管。但在讲话临近结束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放下了先前的官方姿态，变得博学起来。他说自己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危机而“重读了亚当·斯密”。温家宝告诉与会者，他拜读的是这位18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而非人们更为熟悉的《国富论》。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表示自己向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请教，这对于任何一个稍懂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

然而，就在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达沃斯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的同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似乎对共产主义开始产生兴趣。雷曼兄弟破产后不久，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被拍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景；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则表示，“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完全可以理解。2008年9月由华尔街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一致认同的全球化共识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在世界各国的首相办公室和总统官邸制造出一种几近恐慌的情绪。

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动荡，各国政客不由得回想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令人恐惧的政治形势。

写一本关于当代政治的书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因为国际上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不但会使这类书显得漏洞百出，也会使那些原本似乎充满智慧的预测在瞬间显得愚不可及。2010年1月，我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所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所发生的国际大事使得本书所阐述的中心观点更有说服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我所说的在国际政治中“零和逻辑的增长”在中美关系、欧盟的内部危机以及全球治理这三个国际政治的重要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2011年年初，发端于埃及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也为国际政治注入了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事件在我的书中都有预测，但是目前这些事件还远未平息，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有可能会再次掀起乐观时代的那种民主化浪潮，也有可能会加重焦虑时代的那种不确定性。

2010年最重大的政治变化无疑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这种紧张关系的背后，是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发生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重大变化。虽然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支配世界的力量，但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挑战正在变得更加现实。2007年，高盛公司曾预测中国将会在2027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一消息曾被大肆宣扬，但是这个预测是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前作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预计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经济学人》的预测表明中国可能在2019年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lO年，由于发觉自身的预算赤字已经无法控制，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在2010年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迅速增长的债务问题，他指出美国国家预算中可变更部分的50％都是花在军事上的。鉴于欧洲各国政府(包括英国)由于财政困难大幅削减军费开支，马伦上将说道：“我非常担心未来我们也会发生类似的削减活动，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强化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面临日益严峻威胁的观点。就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预定2011年1月访问北京的前夕，他还对中国最新式武器的发展表示关注。结果，他一到达北京，中国就以自己第一批隐形飞机的首飞来对他表示“欢迎”，很多评论家认为这看起来是北京在向华盛顿微妙地传递咄咄逼人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