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莲编著的《傅大士评传》共分九章，对梁、陈之际的禅学大师傅大士（傅翕）的生平、著述、佛教思想承袭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从中不仅能全面了解傅大士其人的思想和影响，而且从多个侧面展现了南朝时期的社会风俗和教派思想的流传、演变，对研究我国古代宗教文化史和思想史提供了众多宝贵的资料。

《傅大士评传》由赵福莲编著。

《傅大士评传》内容提要：

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之尊宿、义乌双林寺之始祖、中国维摩禅之祖师，与达摩、志公齐称“梁代三大士”。梁武帝普通元年（520），遇印度高僧达摩（嵩头陀），经点化悟明自己乃弥勒化身。从此，于双祷树下结庵修行，度生为务，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傅大士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其“道冠儒履释袈裟”已成“三教合一”之象征、大乘佛教空性思想之终极指归。其苦行愿心以及佛教理论均落在“不二法门”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维摩禅祖师之风范。“炉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是傅大士一生的躬身实践。其禅风之沐浴、慧光之普照，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内自中国，外及日韩。

总序／001

引言／001

第一章 临水照影悟前缘／007

 第一节 傅大士神迹／007

一、双林悟道，被诬入狱／007

二、倾资设会，度生为急／010

三、三见梁武帝，声名动朝野／013

四、神变拯黎元，缘尽归大空 ／020

 第二节 生平资料探究／026

一、徐陵与《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027

二、法琳、道宣笔下的傅大士 ／029

三、其他佛教史籍记载之傅大士生平史料／032

第二章 傅大士禅法之师承／035

 第一节 傅大士禅法之本源／035

一、嵩头陀 ／036

二、智者大师惠约 ／041

 第二节 傅大士禅法之承袭／045

一、傅大士禅风之亲炙与流传／045

二、慧集法师 ／046

三、慧和法师 ／049

第三章 傅大士著述之一／052

 第一节 “心王”及傅大士有关“心王”的著述／052

 第二节 关于《心王论》／054

 第三节 《心王论》与《心王铭》的关系／059

 第四节 关于《心王颂》／066

第四章 傅大士著述之二／073

 第一节 《行路难二十篇并序》的佛学思想／074

一、无生论／076

二、中道观 ／081

 第二节 傅大士禅法之影响／086

一、牛头禅风与傅大士禅法／086

二、佛窟学之宗祖／092

三、傅大士与天台宗 ／097

第五章 傅大士著述之三／105

 第一节 《法身颂》／105

 第二节 《行路易》／111

 第三节 《浮沤歌》、《六度颂》、《示诸佛村乡歌》／118

一、《浮沤歌》／118

二、《六度颂》／122

三、《示诸佛村乡歌》／130

第六章 弥勒降迹，仰绍释迦／134

 第一节 弥勒及弥勒信仰／134

一、弥勒菩萨其人／134

二、弥勒信仰的形成与传播／139

 第二节 补处菩萨，仰绍释迦／144

一、悟明前因，倡言弥勒降生 ／144

二、慈心殷切，誓愿留世度生 ／151

第七章 白衣净行，蹑嗣维摩／159

 第一节 示病不病，不二法门／159

一、维摩诘其人／159

二、维摩禅的内涵与实质 ／165

 第二节 白衣净行，火中生莲／171

一、以居士身，坚守梵行 ／171

二、以居士身，论“出家”义／178

第八章 傅大士禅法与儒道两教之关系／186

 第一节 傅大士是“三教合一”之先驱／188

一、“道冠儒履释袈裟”／188

二、傅大士之三教服饰像／193

三、后人史籍所载之附会／199

 第二节 傅大士并非“三教合一”之倡导者／203

一、“道冠儒履释袈裟”之本意／203

二、现有无之相，化有无之众／211

三、融而通之，和而谐之／216

第九章 双林禅风，震古烁今／220

 第一节 傅大士禅法对后世禅风之影响／221

 第二节 《缚心猿鏁六耗图》造像／229

 第三节 双林禅法与日本佛教／233

 第四节 帝王大臣同为护法檀越／238

附录1：傅大士筒谱／242

附录2：双林、云黄诗选／251

附录3：参考文献／264

后记／277

二、慧集法师

在傅大士众多的弟子当中，慧集法师的身份是最高的，他是观世音菩萨降迹，与傅普愍是文殊菩萨化身一样，在众多弟子中尤显突出。观世音菩萨乃古佛再来，他在“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中扮演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可以说是降低身份来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那么，在傅大士的弘法生涯中，他又化身为慧集法师来帮助傅大士化度众生。菩萨化身是应众生之需要。《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记载：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慧集法师现身为比丘的身份，说明有一批众生当以缁衣得度。观音菩萨与弥勒菩萨的行化非常相似，《停水经》日：“观世音菩萨有五百身，在此阎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众生；弥勒菩萨亦有五百身，在阎浮提种种示现，利益众生。”

如此说来，菩萨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化身成我们熟悉的某一个人，我们以什么身份得度，他们便以什么身份出现，但我们是凡胎肉眼，即使菩萨在眼前，也看不出来。弥勒菩萨化身的布袋和尚说过一首偈子，说：“弥勒真弥勒，化身无数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因为菩萨化身的样子跟凡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他不示现神通，一时间谁能看得出来！

慧集法师，俗姓王，名蛇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家境清寒，因避郡县徭役而逃匿到天台山为僧。头陀苦行，精勤佛法。因闻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夜行往双林。傅大士为他开示解脱法门，于是，朗然开悟。慧集法师来到傅大士身边时，正值梁武帝广招英俊，四方云集，唯有傅大士未被延请。傅大士对他说：“上人若能修习无漏圣道者，当为我诣国，舍头相证，誓使解脱。”自此，他依止傅大士为苦行弟子，亲往都城陈说傅大士平生行愿及度众生之意，被人呵斥，自我申辩后得以脱身，想想效果不理想，又到宫门去击鼓，陈说所由，结果被判服役一年。刑满释放还山，道俗都说傅大士是白衣人，按道理不能有出家人作为弟子，故多生疑惑乃至毁谤傅大士。慧集得知，非常难过，遂与傅普愍共议于三宝前，发誓说：“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弘布正道。”之前，傅大士曾经对人说：慧集是观音，普愍是文殊。但少有人信。自慧集与普愍发誓后，普愍广作佛事，又到县令萧诩处弘布正教。慧集法师趁机说一偈日：“大士兜率来，震动游诸国。莲花匝地生，特许迎弥勒。普光初学道，无边世界动。回天复转地，并入一毛孔。”此偈太深奥了，时人多不明其理。但也有会其意者，说这还不简单，分明是说傅大士是弥勒菩萨化身，慧集法师是观音菩萨化身。人问：何以见得？说佛经有云：弥勒下生，雨华遍地；观音登觉，方成普光。人又疑惑了，说这跟化身有什么关系呢？说有啊，如来有偈日：震动诸国，即弥勒下生之时也；回天转地，即是观音应变之迹也。这么一解释，人们就明白了，原来如此！

慧集法师所行教化大多与傅大士相似，随处持头陀苦行，处处利益众生，有些地方与傅大士相比，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教化特点大抵为以下几端：

其一，热心替人疗病：慧集法师给人治病的方法非常特殊，不管啥病，但凡叫人“一心念我”即能痊愈。法师常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的龙华寺去，见一跛者扶着两根拐杖前来说，我这病已经四十年了，万望法师帮我治一治。法师说，你只要一心念我即可。跛者听从了他的话，一心念他。少顷，法师令跛者放一杖，跛者放了一杖。法师又叫他放掉一杖，他又放了一杖。法师拂衣而去，跛者想着要依止他，急忙跟了上去。一位多年患耳聋的老者，也是依法师之令“一心念我”，病愈。之后，患症结疾的景进道人、患白癞的僧人、患癫病的比丘等人，均依法师“一心念我”而治愈。

其二，布施：除了“一心念我”外，法师还令人将财物布施掉，如果有人病了，多年治不好，若“一心念我”没有效果，最好能够布施自己的财物，如此一来，病情肯定能好！似这种例子，不可胜算。法师自己慈悲喜舍，他治好别人的病，他们会来报谢送礼，法师转身就把这些礼物布施掉了。法师于道路上遇见乞丐，看着他们衣衫破旧，便会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随后把他们破旧肮脏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其三，放生：法师一生好放生，每见别人有网鱼之具，必会拿来烧掉。见有鱼类在卖，不论贵贱，均会买来投入水中。一次见一渔人，便苦乞筐中之鱼去放生，渔人大怒，将他痛打了一顿。又有一次，在市场上欲买鱼放生，遇一买主不肯给他。法师说你要是吃了这鱼，会致肠痛。那人不信，谁知到家烧好吃下，果然痛不可挡，随即到法师处求忏悔。法师到他家后，其病即愈。还有一次，他在会稽市场买生，碰到两艘船载着生物将要上岸，法师马上将之覆入水中。法师一生，常结放生之缘，至死不替。

其四，慧集法师的禅法得自傅大士，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是佛教诸种大三昧之一，此三昧含摄了一切菩萨的禅定三昧，只有诸佛及十地的大菩萨才能证人的甚深三昧。证得首楞严三昧的菩萨，能自在示现于一切世界，行一切度化众生的事业，于魔界威力自在，能降伏内魔、外魔，是诸佛菩萨的大悲勇健三昧。依此首楞严三昧威力，三世诸佛能入于涅槃而永不灭，入于涅槃而能度化众生。慧集法师于神通自在无碍，从最初他去寻找傅大士，“既不知方所，但任运而往，每至四衢道口，则一心闭目，从其所趣，乃得路，直至大士所”。后来为人治病，只教人“一心念我”、寂灭后种种瑞相的示现等，无不是首楞严三昧的禅定体现。

慧集法师是傅大士的得意弟子，最为入心，故于他临终时，嘱咐弟子徐普拔等日：“我去后若犹忆我，汝当共迎慧集上人遗形还山，共为佛事。”其后，弟子们果迎慧集尸体于潜印渚，在松山之隅与大士邻坟而葬。太建四年（572）九月十九日，大士弟子法璇、菩提、智瓒等启陈宣帝，请立大士并慧集法师、慧和阁梨等碑。于是，陈宣帝诏东海（今山东郯城）徐陵为大士碑，汝南（今河南汝南）周弘正为慧和碑，然不知谁为慧集碑之作者。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婺州碑记》有“惠集法师碑”，日撰于陈太建六年②，此惠集当是慧集法师无疑。可见慧集法师碑是有的，但不知其作者。

慧集法师是傅大士早期弘法时最杰出的弟子，他为了傅大士的正法能够得到弘扬，舍身相证，所行教化勇猛精进，为了救世，一心奉法、至死不渝，其人风范，深为世人赞颂。宋遵式述、慧观重编的《金园集·梁朝高僧放生文》，对他赞叹备至，称他为“梁朝高僧”。

P46-49

一朝风月，万古长空。

当我们翻开一页又一页泛黄而又深重的中国历史时会发现，有那么几页历史是不忍卒读的，不忍重温的，不堪咀嚼的，不堪回首的，而只能在午夜梦回之后，作一番喟然长叹！

在中国的历史上，东晋南北朝（317～589）这段历史是饱含着血泪与沧桑的，烽烟四起，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生存与毁灭，已不仅仅成为一个问题；无休无止的杀戮，早成了家常便饭。总也消除不了的仇恨与杀气，弥漫于皇族之间、宗室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以致“流尸满河，白骨遍野”，触眼处，皆“路道断绝，千里无人烟”！那番景象，与地狱何异！多少奇珍异品、多少雕梁画栋，转眼间成了瓦砾；多少玉堂金马、多少荣华富贵，刹那间变为云烟！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家国河山，无数达官贵人抚今追昔，涌上心头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望江南二首》词里的那种感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多少泪，断睑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风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下层百姓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苟且偷生，悲观度日，真乃是陌上枝头唱悲曲，落花流水春意尽！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虚幻，那么的无常！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人们的内心最渴求的是什么？是盼望苦难人生有一个尽头，在那个尽头有一束灯光，来照亮满世界的黑暗！人们对现世生活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那么，自然地会对来世生活有一种憧憬，那种憧憬当然是幸福的，欢乐的，永无灾难和杀戮！人们对彼岸世界倾注了无限的热情，希望神佛保佑自己远离苦难。正是这种厌离现世渴望来世美好生活的企求心态，为外来佛教的扎根奠定了基础，佛教由此获得了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引起广大士大夫阶层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空虚的灵魂在寻找一种适度的解脱方式。宣扬虚、无、空、幻的玄学成为变态心理的无上追求，这样一种心态，给主张自我解脱的印度禅学提供了极为适宜的繁殖土壤。于是，在老庄玄学之风笼罩下的南北朝士大夫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佛教中直觉体验式认识方法，而佛教徒则逐渐修正自己的学说以向玄学靠拢。佛学由此开始了漫长的与中国文化相交融的历史。”

南朝各代的统治阶级与文人学士大多崇信佛教，诸如宋文帝、孝武帝等人都敬重佛法，弘扬三宝（佛、法、僧）。然诸帝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梁武帝了。  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系兰陵（今江苏常州）萧氏之世家子弟，出生于秣陵（今南京），为汉朝相国萧何之二十五世孙。他本是南齐之官员，南齐中兴二年（502），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政权为之建立。萧衍在位时间长达48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名列第一。梁武帝慧根深厚，颇尚佛教，自称“三宝之奴”。他的一生中，曾经建立寺院多座，供奉三宝无数，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每一次都是群臣出钱一亿万（古代一亿即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十亿）将他赎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诗句，既是一种出于对历史无奈的感叹，也反映了梁武帝等对于弘扬佛教事业的不遗余力。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在佛教事业上所花的心血是何等巨大！故当他迎来印度神僧菩提达摩时，自忖一生建寺、度僧、写经、讲经、造像甚多，功德定是无量，便想让达摩赞叹一下，便迫不急待地问他：“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达摩回答说：“无功德。”梁武帝不解，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达摩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梁武帝不了解达摩所言之意旨，心里非常不快。话不投机半句多，达摩一苇渡江，北上嵩山，面壁九年。

在佛教看来，“功德”不等于“福德”，功德分有漏、无漏两种，有漏者多是福业，而无漏者皆是慧业，即所谓“福得正依二报之果，慧乃解脱二死之因”是也。梁武帝所言所行，均属福业正依之事，与解脱之慧业无关，此乃世间法也即生灭法，与出世间法大相径庭，故达摩说实无功德，意思是让他断除对世间法的执著，而在心性上下工夫，以此趋人佛教“空性”之真趣，从而达到“三轮体空”之妙境。

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因了梁武帝之好佛，故举国上下风行而起，一时间，寺院纷纷建立，佛教经典也被大量翻译。佛教的各种思想纷纷涌现，学术论文不断面世，于是，佛教与本土的传统文化进一步整合，各个宗派由此而生。归而纳之，当时主要的宗派有涅架、三论、成实、地论、毗昙、楞伽、摄论等。

梁武帝时代，出现了三位佛教高僧，即达摩、宝志和尚及傅大士，被称为“梁朝三大士”。大士是菩萨的通称。士是事的意思，指成办上求佛果，下化众生大事之人，如观世音菩萨就叫观音大士。大士已证得“十地”之境界，“十地”分声闻乘十地、缘觉乘十地、菩萨乘十地、佛乘十地。而这里的大士十地实指菩萨乘十地，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此十地是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第五个十位，在此十地，渐开佛眼，成一切种智，已属圣位。

达摩全称菩提达摩（？～536，一说528），生于南印度，婆罗门种姓，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从海路来到广州。与梁武帝相见不欢而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东魏天平三年（536），被当时的国师菩提流支第七次下毒至死，葬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但奇怪的是，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只见达摩手携只履，翩翩西行。此即“只履西归”之传说。达摩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大力弘扬，遂于一花开五叶，盛开于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之流派，后人齐推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称他流传下来之禅法为“祖师禅”，嵩山少林寺为中国禅宗之祖庭。历史流传下来的“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等传说，充分证明了达摩并非凡俗之人，同时也表达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与仰望之情。

宝志（418～514），亦称宝志禅师或宝志公，南北朝齐、梁时之高僧，金城（今甘肃兰州）人，俗姓朱。7岁出家，善习禅观，集三论宗大成的嘉祥吉藏之师父法朗曾经向他学习禅法。刘宋泰始初年（465），宝志禅师的行迹变得怪异起来，食无定时，居无定所，赤足长发，手执锡杖，脖子上挂着镜子、拂扇、剪刀之物，疯游于街头闾巷。齐建元年间（479～482），宝志禅师更是屡现神迹，数日不食，不觉饥饿，却常说一些时人不解之语，但事后却一一应验了。当时的官员与百姓们对他推崇有加，而齐武帝却认为他妖言惑众，遂将他囚禁狱中。可令人不解的是，他明明被关在狱中，却时时出现在大街小巷。齐亡，梁武帝即位，立刻下诏：“大士宝志，迹拘尘垢，游甚冥寂，水火不能憔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之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使宣化。”在两位武帝之间，宝志禅师的地位有如天壤之别。梁武帝曾请以丹青驰誉于南朝的张僧繇来替宝志公画像，谁知他以指朝自己的面门一戳，竟现出十二面观音像，致使张僧繇无从下笔。宝志公以此来点化他：相无定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以破其执著。宝志公为了让梁武帝施行仁政，透过神通力，让他亲眼见到了先王在地狱受苦的种种惨状，终于废除了锥刀之刑，此乃大慈悲！宝志禅师圆寂后，梁武帝为了感念他，特地为他兴建开善寺，并在钟山立塔纪念。《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收录有宝志禅师留下的许多颂偈，如《志公和尚十二时颂》、《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以及《志公和尚十四科颂》，大力提倡“不二法门”，其中《志公和尚十四科颂》中的菩提烦恼不二、持犯不二、佛与众生不二、事理不二、静乱不二、善恶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断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迷悟不二等，更是显示了这位神僧自在洒脱、无障无碍之本地风光。

除了以上两位大士外，梁朝还有一位大士即傅大士应该着点重墨。傅大士的出现，无疑给南朝的佛教界吹进了一股奇异的风。何以故？因了南朝的佛教呈现出一派贵族化、玄学化之气象。习佛者大多崇尚义理，侧重玄谈，颇有魏晋之风。《续高僧传》卷十七之《慧思传》载：“江东佛法，弘重义门。”同书的《习禅篇》也提到：“佛化虽隆，多游辩慧。”真正的佛法不是用来说说的，而是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去，依教奉行，才会得益。如果只说不行，无异于纸上谈兵！在当时，于实修方面，南朝宋初曾经流行过禅法之风，但内容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宗思想。而傅大士顿悟前缘之后，得知自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并没有即时像点化他的嵩头陀所说的回到兜率内院去享福，而是留在人间化度苦难的众生。他把佛法与世间法结合起来，处处把佛教教义运用于生活当中。可以这么说，“人间佛教”始于他的实践与奉行。他得悟后，一直没有出家，而是以居士身份作度生事业，故后人称他的禅法为“维摩禅”，他也被称为“维摩禅大师”。维摩即是维摩诘，旧译净名，意译无垢称。他自妙喜国土化生于娑婆世界，示现在家居士相，辅翼佛陀教化，为“法身大士”。当时，他的身份是毗舍离城中的一名富商长者，辩才无碍，悲智双运，受到百姓们的爱戴。为了宣扬大乘佛教的教义，他在经商之余，经常出入各种声色场所，随缘度众，阐说不可思议之解脱法门，强调“烦恼即菩提，不离生死而住涅粲”之不二法门，此为修行人治疗身心疾病的良方妙药。记载维摩诘居士所说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经典——《维摩诘经》，早已成为在家居士奉为圭臬的修行宝典。

傅大士得道后，日常营作，夜归行道。苦修七年，得“首楞严定”，般若智慧大开，从无受过教育的他，竟然能通诸宗典籍，一时学徒云集，法幢高举。但当时的社会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并不统一，故时有论争，如当时僧人们对儒家与佛、道的错误评判等。宋初，有法师名慧琳，作《黑白论》（又称《均善论》），论述儒佛之异同，其理与佛教大异其趣，甚至违背了佛教教义。宋末，道士顾欢因佛道二教互相诋毁，遂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其意却在抑佛而扬道。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与佛教教理大相径庭。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认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与此同时，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人国破国，人家破家，人身破身，这种论调大抵不出《夷夏论》之范围。之后，刘勰作《灭惑论》、僧顺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概况。针对这些时弊，傅大士不得已以“披衲、顶冠、靸履”的形象提醒世人，不可执著于名相。其实，傅大士的这身打扮多年来被后人误解了，都以为他这么做，意在说明“儒释道三家是一家”的道理，而真正的义理与此相差太远！他这么示现，其目的是想让人们明白“非儒非道非佛，亦儒亦道亦佛”之空性思想。《傅大士像赞》有载：“非道非儒，释无所释。穷尽太虚，何体曾隔。般若妙旨，只在抚尺。普应万机，原是弥勒。大用难思，甚奇甚特。”

“大用难思，甚奇甚特”之圣人本意，往往会被后人误解。很多人认为，外来佛教如欲在中国发展，必须跟本土的儒、道文化相结合才能生根开花，否则将无生命力可言！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作这样的解释也未尝不可。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这一举动，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关于傅大士到底是不是“三教合一”之倡导者，本书将会在后第八章《傅大士禅法与儒道两教之关系》中作详细论述，此不赘述。有时候，无心所插的柳反而会成荫。傅大士的本意一旦被错会，结局有些意想不到，儒释道三家之圆融，似乎是国人内心的一种渴望，故傅大士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皆以他为宗，“世有外道崇傅大士为宗，以其是俗也”。出世间法者也以其为依，因他“二边不着，中道不安者也”。

傅大士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之禅风，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人。先从道教后归佛门的法琳，在其《辩正论》卷三列大士为十代奉佛之人；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大师的《中观论疏》卷二，引用了傅大士之《二谛颂》，以显二谛不可一异之理；道宣律师虽不视傅大士为禅侣，但却在《续高僧传》卷二六《隋东川沙门释慧云传》后为他立传。之后的牛头宗法融禅师深受傅大士禅学之影响，就连六祖惠能大师之思想也没能跳出他的思想范畴。天台宗奉他为二祖。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对他的禅法奉为至宝。这说明，傅大士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本土，走向了世界。

现在，我们就要走进傅大士那个绚丽的花园，饱览园中的美妙风光了。

终于完成了《傅大士评传》这部书稿！

无法形容在撰写这部书稿期间内心的种种感受。但有一点很清楚：我是在感恩之中写下了这部书稿的每一个文字，这些文字里包含着我的深情、我的敬意。

这是一个灵魂的洗礼过程。我那颗凡俗之心，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渐渐地被净化了、升华了。在我的心目中，傅大士既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菩萨，又是一位和我贴得很近的亲人，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我的叔伯或是邻居的一位长者，和我没有任何隔阂，他的心始终是敞开着的，他的爱也始终是开放着的。然在更多的时候，他既不是菩萨，也不是凡人，而是一种象征：一束火把，总是引领着人们向前！向前！！向前！！！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他是一盏指路的明灯，引领着多少人走出了迷茫与黑暗。

说实话，当我接到通知，真正要撰写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的内心不自信了起来：面对傅大士这样一位非凡人物，我真的能够写好吗？我常会对着傅大士的画像，看着他，跟他说着话，尽管画像非真，但看着看着，就觉得他就是傅大士了，一看到他，就觉得亲切，就朝他鞠躬。恍惚间，感觉他在说话。我很怕写砸了，怕把他的形象写糟了。而内心却又极想把傅大士那种全心全意为众生谋福祉的实践与精神写出来，让世人了解，傅大士就是这样一个人：完全忘我，一心为公！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众生！

想象是美好的，而真正撰写起来却感到有难度，尤其是文中涉及大量的傅大士佛学义理之评论，颇有“以凡情测圣意”之感，惟恐亵渎了那份神圣，那份高洁，也惟恐误解了圣人之真义。所幸，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佛学经典与著作，对傅大士所奉行的“维摩禅”有所了解。另外，也阅读了大量与傅大士有关的背景资料、生平行状以及他的著作和后人对他的评价，感觉上，傅大士的形象立体了起来，但总觉得不踏实，就跑到义乌去，瞻仰了傅大士生前的道场双林寺、云黄山等地。记得那天，在云黄山顶，我和当地一位大居士一遍又一遍地绕着傅大士塔，嘴里不断地念着“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时，突然觉得傅大士就站在我的面前，他的形象是那么地清晰，那么地亲切。他就那样，微笑着看我，不说话。我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是因为我平时想他太多了，故而在特定的时候，幻觉会出现；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对撰写《傅大士评传》一书是怀着诚惶诚恐之心的，太怕写不好，故希望在冥冥之中，得到傅大士的慈悲加持与护佑，能够让这部书稿顺利完成。

我这一生中，写过一些文字，都是在相当随意之中完成。而这部书稿，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庄严感或者说庄重感，虽然没有沐手焚香，但内心的虔敬之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大士由一个农村的普通青年，经由高僧嵩头陀之点化，悟明自己乃弥勒菩萨化身，遂一心向道，苦志修行。他不忍心看着众生受苦，他更不忍心自己家中有半斗粮。他不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布施光，无法安睡。他的爱无边无际，上至帝王，下至虫蚁，他都爱，平等地爱着，无分无别。而且，别人做错事，总见他在忏悔。他总是在那里代众生受苦。有一句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想把它用在傅大士身上，最为贴切。他心里所想的，就是把苦难的众生解脱出来，由痛苦的此岸度到幸福的彼岸去！傅大士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如今这个社会尤见珍贵。和谐社会，从心做起。心净，则国土净。

可以说，每天写作的过程，就是对自己洗心涤肺的过程。这种心灵的洗礼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虽非贤，然见贤思齐之心还是有的。看着傅大士每天为众生付出的样子，我感觉自己就跟在他身边劳作，能够在圣贤人身边站上一站，便感到无上荣光。看着傅大士一生走过的足迹，更觉得古代圣人所讲的话是对的：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圣人与贤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是，而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逐渐达到。只要我们有向善之心，有成佛之心，多为别人着想，少为自己索取，时间一长，不佛也佛！让我们谨记傅大士的一句话：“炉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暇思天宫之乐乎？”这个世间苦人多，多想想这些人，不要老想着自己享乐。菩萨以度生为急，而众生却以享乐为务，这就是菩萨与众生的区别！

感恩《义乌丛书》的评审团给了我这个机会；感恩缘分让我撰写《傅大士评传》；感恩傅大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我如何做人做事；感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各位领导对我的鼓励与肯定；感恩卢敦基老师对我的无私帮助与指导；感恩吴潮海先生对我的无条件信任与包容；感恩潘爱娟好友多次接待、陪伴我走遍义乌的山山水水；感恩张惠间先生对此书的认真审读与指点；感恩家人在我写作期间所付出的一切；感恩此书写作过程中为我付出的每一位熟悉与不熟悉的朋友！我的感恩之心，尽未来际不能穷尽！

我是真心希望把这部书稿写得好一点，再好一点，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然囿于浅薄的学识、有限的能力，不尽人意处肯定很多，敬请方家大德见谅，也恳请大家不吝赐教，以便在今后的修改中得以更加完善，谢谢！

赵福莲

2010年11月中旬于杭州比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