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沪江文化丛书》编著者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这些讲演稿绝大部分为编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收集所得，为第一手资料，十分难得；客观上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沪江大学的学术氛围以及当时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轨迹和爱国情怀。

《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沪江文化丛书》编著者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收录了民国时期部分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在沪江大学的学术讲演稿及沪江大学学生的部分讲演稿、辩论稿。这些讲演稿绝大部分为编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收集所得，为第一手资料，十分难得；客观上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沪江大学的学术氛围以及当时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轨迹和爱国情怀。《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史学工作者和大学师生。

序一

序二 我的沪江岁月

教育篇

沪江大学行毕业礼演说稿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

在沪江大学的演讲

自然科学的社会属性

教育与人生

对于第十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感想

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

教会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明年之日蚀

社会与学校

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

欧美教育之新趋势

怎样准备做一个新闻记者

上海女青年会支持下的女工教育

教育测量之最近发展

明天是孔子的生诞

送民国三十三年毕业同学序

社会教育之目的与方法

文艺与现代生活

近代物理鸟瞰

近五年来化学研究之异彩

容量分析中之新指示剂

社会篇

家庭交际之重要

高尚的理想和办事的能力

吾人对于社会之责任

理想家庭

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伦理

选择与人生

大学生出路之我见

青年女子的出路

从社会学上观察鸦片之流祸

青海的概况

川游感想——理想工业区中国的缩影

西北归来之感想

先了解中国

青年与中华民族

美国男女交际上之风俗谈

文明和资源——一个地理的因素

政治篇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中国之再造

民国十三年之回顾及吾人应有之觉悟

社会问题与社会革命

孙中山先生事略

求学与雪耻

革命与人生

李顿报告书的研究

经济篇

学生篇

花絮篇

约翰·杜威(John[)ewey，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1894—1904年，杜威进入芝加哥大学，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1904～1952年，杜威离开芝加哥来到哥伦比亚大学，逐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教育家。应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邀请，1919年4月底，杜威抵达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1919年5月上旬，杜威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第二年5月底又回到上海，直到1921年7月启程回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就是约翰·杜威回到上海后1920年6月4日①在沪江大学的演讲，由刘伯明②口译，冯树华(沪江大学学生，1922年毕业，专业不详，当时在读)记录。

本文摘录于上海图书馆馆藏1920年6月6日《民国日报》③。单中惠、王凤玉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也收录了此讲演稿。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关系”。诸君知道现在职业教育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因为人人都要有谋生的机会，人人都要有职业的企求，所以，职业教育是最切实要紧的了。

如果教育没有实效(efficiency)，那教育是没有价值的。现在既然人人都要有职业，用相当的职业去满足他的人生需求，当然他要有充分的预备，足以应用于社会。如果有人未曾受训练，就在社会活动或者滥竽充数，那社会就多出许多寄生物来了，非但于个人有害，而且有害社会呢！照上面讲来，相当的训练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以为单单训练一种专门人才就够了，殊知不然，专门人才固然要紧，工程师呢、工艺家呢、铁路管理员呢、制造家呢、农人①呢、工人呢，都是要紧的。学校里头无论直接训练或间接训练，都可以的，但这种教育，现在不是十分注意。为什么缘故呢？设有人有了这种本事，不去谋公共的利益，专去谋他的私利，这岂不是对于社会没有益吗？所以，现在要造就专门人才的时候，就不能不灌输一种“新人生观”和“新社会观”入他们的脑筋里头，使他们晓得学习种种技能，并不是为了私利，也要为社会公共利益。个人能够明白这层道理，他的“人格”才有发展的机会，人格能完全发展，他的本能、他的智慧也一齐发展了。

各种专门人才有此种观念，受相当教育，人格发达，生命也有兴味、有效果，种种危险不能侵犯他，私心自利的恶习也可以除去，将来他出来服务社会、去寻职业，哪有害人害己的事呢？人格发展，智慧本能发展，做起事来一定有兴味、有注意力，专心致志在他的职分上，尽他的技能，哪里还有什么功夫去自私，哪里还有外物去引诱他呢？否则，没有相当的教育，好比一件不成器的东西，到社会上去谋事，真要发生危险，好像圆枘入方凿一样了。

所以，单有专门的技能，没有相当的教育，是很不好的。必定要有种种机会去发展个人，使人人都有机会受教育。实施这教育的时候，要注意社会方面，要注意个人前途之增进，要注重个人自能认识其本能。如要使此种种发展完满，普通教育是很重要的了。但单有普通教育，没有职业教育，也会不好。顶好是两个同时并行，就是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并授。

现在中国此种教育尚不发达，多因为种种阻碍尚未铲除的缘故，有时方针也觉弄错。我且讲那免除危险的种种方法：

中国宜有一种根本教育去训练人才。在实业开始发展的时候，切不可忽略不成熟或太过分的举动，(相反)应该有相当的教育。职业教育也是很要紧的，总要放大眼光，不要专门在机械一方面从事，因为机械教育是局部的。譬如训练铁路人才，不过一个职业，若没有别的教育，岂不是局部的吗？美国工厂团到中国来调查织棉纱的行业，看见中国每码棉纱比美国要贵得很多，中国工资比美国工资贱得很多，美国工人的工资约10倍于中国，但出产的东西何以反比美国贵呢？中国是不是因为工业的知识不及美国，机器不及美国呢？不是。中国缺少一种能力，就是注重公共利益。许多人以为机械完备之外，就要发展本能和创造利益，就要开发天然产品。但这种训练还存在不足，更须在社会方面着想，有害社会的东西应该除去。中国对于这层还没有注意，所以实业不甚发达，物价比美国昂贵。照经济学讲起来，做工时间不可过长。过长则使人厌倦，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好。10点钟做出来的工夫，比12点钟做出来的好，8点钟做出来的更好。价钱便宜的工作，并不便宜，童工更加不好，因为：(1)童子做工，则必占成人工人的地位，童子愈多则工作愈坏，童子的能力哪有成人的大；(2)童子也使用机器，他的实效固然不好，机器也要损坏；(3)童子和成人一块做工，一部分好，一部分坏，使全部工作都受损失。有时还有一部分发达、一部分不发达之虞。所以，现在中国宜在造就专门人才教育之外，训练普通人民、工人等，使他们晓得“人生观念”、“社会观念”，有普通知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总之，职业教育之外，还要有普通教育，二者相连训练，方才可以适应社会、发展实业、振兴国家。

我们所以应极力奋斗，反对专门讲机械的教育，因为机械的教育是捷法(shot cut)①，不必在学校里，在商店里工厂里也可以学，何必单在学校专学它呢？我们在学校，要同时造就有远大眼光、科学知识、创造能力、冒险精神的人。我听说中国向来有学徒制度，这就是机械教育的例子。但是我们不必反对它，我们想法去改良它就好了。最好设立一种补习(sllpplementary)学校，提倡它，发展它。此种学校，宜有写字、读书、初等算术等科，更要授以公民(citizen)应有的知识、科学的律令、远大的眼光、人生的和社会的观念。

中国向来有一种实验所得之经验(imperical experience)，无非是相传下来的经验方法，并没有系统的知识。如果拿这种经验改良、发展，再加上科学，中国将来的希望是很大的。所以，现在有二要素：(1)增进和改良已有经验的实效；(2)从国外介绍新实业之方法。

现在我有两个主张，贡献诸君，总使智能、本能、创造、冒险的精神发展。

一，教育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总要学说与实验同时举行，不要专讲学说，不要专运用脑筋，也要用手，就是有了学说就要施行。从前相传下来的教育，不过注重文章方面，不去实验，那是没有用的。专门读书不去力行是贵族教育，他们以为用力是可耻的事，所以思而不行，更不从事研究种种职业和技能，所以变成抽象的贵族教育了。还有那相传下来保守技艺的人，不过有狭小的实验，并没有文章的思想。如果二者互相改良，岂不是范围扩充了吗？就是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发生关系，普通教育要有职业教育去帮助它，职业教育要有普通教育去救济它。P7-P9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原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过三年，坚持抗日活动，参加中共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工作。后来随校西迁，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加入“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许多抗日的文艺论文，担任“中央大学文学会”的主席。接着又考入迁在云南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深造，两年后毕业留校，在中文系任讲师后又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1946年即回母校任教，并主编济南《山东新报》的“文学周刊”及青岛《民言报》的“每周文学”两个周刊。因公开支持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竟受到国民党政府迫害。由于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称我支持革命学生的这些活动有“奸匪”嫌疑，报经教育部长朱家骅密令山大一定要把我中途解聘，让我离开青岛。这根本不是母校的意思。山大赵太侔校长把密令给我看了，他出于安全考虑，劝我暂时离开为妥。不得已，我就回到上海，借住在亲戚家，艰苦写作，维持一家生计。后承师友帮助，先后蒙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两校聘请，最后决定接受沪江大学聘请，于1947年暑期后到中文系任教。稍后还曾同时在同济大学中文系及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过课。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才离开沪江大学。我过去学习与任教，都在国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无关系，很不了解，去了才感觉并无多少差异，同样有贡献、有成绩。可能是因教会大学后已有所改制。在沪江大学中文系五年，我很有感情，相当顺心，沪江中文系同事素质高，又很和谐、精简。我除教课之外，先后还兼任过图书馆馆长、工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的沪江区分部负责人、校“革新会”成员等。我至今还牢记不忘的，是当年这些老同学、老朋友(即朱东润、余上沅、施蛰存、章靳以、朱维之五位)，都已逝去了。有些在中文系或别系我教过“大学语文”课的同学，见面时都很亲切，各有成就。我的三个孩子，当年都曾在沪江小学他们有的至今还在美国任教任职，有的还回国推动贸易，目标是对双方都有益。所有这些现象都使我欣慰，国家之间都有共同发展愿望，便是人类都在进步的象征。过去的沪江有不少成绩，即教会大学依然同样培养出了不少创下革命实绩的英才。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教会大学都是这样的。“沪江大学”现在发展成了上海理工大学，一定能更加前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深受国内教育界和宗教界重视重用。他抗日救国的斗争精神特强，终遭日伪敌人暗杀，引起国际国内群情声援。这些事迹我们永志不忘。刘湛恩的牺牲是“沪江”的不幸，也是“沪江”的光荣。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的“沪江”的教授们要求能去北京学习各大学的新生改革情况，消息传到北京，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沪江大学教授们自发组织的国内第一个大学参观访问团得以顺利前往北京，同北京各大学的负责同志交流，请予赐教；还蒙周总理特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大会表示欢迎，亦鼓励我们多多自觉改造，办好新的大学。可以说，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两件最突出的事情，无论是抗日救国斗争还是革命解放后的力求前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大事。多少年过去了，学校会有各种改革创新，相信这些重大事件仍会对后来的同志起鼓励作用，令他们不断前进。刘湛恩校长的为国牺牲对我为耳闻、心照，周总理对沪江的指导与鼓舞，是我直接深刻的亲身经验。相信后来此地的同志们也会留下类似印象、产生感激之情。

上海理工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也承邀回去参加祝贺过。知道上海理工大学已对沪江大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并取得不少成果。我略知近年国内教育界对教会大学在我国的功过有了客观、持平的研讨，改变了过去由于国家关系不和、政治制度有异而致的一味怀疑、不顾事实的态度，对沪江大学也有直接的研讨，这是很正常的进展。我相信将来能取得更多更确实的成绩，对此我感到高兴。  作为曾在沪江大学中文系工作过5年的人，虽然距今已近60年了，我对“沪江”还是深有感情的。校庆时看到有不少校舍仍保存得很整齐牢固，更看到已增加了许多新的建筑，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深感振奋。“沪江”之后，会有更多、更大、更好的大学跟上，百年千年直到无穷的将来，我们中国的一切都会如此发展。我不久将会带领当年在沪江小学读书的儿女以及他l{门的儿孙一道再到老沪江来愉快地重游。

匆匆杂写此文，题名《我的沪江岁月》谨作为一个95岁老人对沪江大学久久的怀念之情吧。

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作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一种途径，教会大学按照“东西南北中”的空间布局，曾经盛极一时。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经过登记注册，教会大学的身份逐渐合法化，中国化的步伐也因此明显加快。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全部被改组，无一存续。沪江大学存世46年，只有商科一脉在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机械学院时期，由上海及香港两地沪江大学校友协助恢复，并发展成为今天上海理工大学的管理学院，“上海沪江大学校友会”注册名称也变更为“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在沪江大学的原址上学习、工作的我们不能不想，那时候的沪江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50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无论如何，有机会接触、整理、研究沪江大学的历史，这对一个有着历史学科背景的我来说，都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但这本讲演文稿的汇编实际上是个意外的收获。编者原计划先编辑一本纪念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革命烈士刘湛恩的诗文集。这不仅因为刘湛恩是沪江大学存世近半个世纪中的一个灵魂人物，还因为长期以来上海理工大学和沪江大学校友会组织了诸多纪念刘湛恩的活动，收集、保存了很多资料，编辑一本纪念刘湛恩的诗文集难度相对较小。但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编者偶然发现了杜威、李石岑在沪江大学的讲演稿，兴趣大增，此后一发不可收，这才有了这本讲演稿的汇编。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编者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演讲曾经何等热门、时兴，曾经那样深受大学生们的拥戴。这里摘录的多篇演讲稿就是当时大学生们记录、编辑整理的，或者根本就是他们在辩论中的激情演说。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在东吴大学就读期间就曾获得过演讲冠军，掌校期间自是十分支持演讲。史载，当年陈独秀身陷囫围之际，在看守所里写下的《上诉状》、《再抗辩书》，一直送到了最高法院，后来这几个影响巨大的辩论词被收录到沪江大学的课本里，还帮陈独秀赚了不少稿费。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沪江大学对于讲演的重视。

原设想本书的书名定为“天籁”。这样做有两层意思：一是本书收录的讲演稿多出自《天籁》或者《沪大天籁》(The Voice，即沪江大学周刊、月刊甚至季刊，有“the Voice of the People”之意)，这本刊物也是沪江大学各种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二是讲演地点大多限定在沪江大学校园内，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发生在沪江大学校园中的。讲演内容既有社会名人、专家学者的讲演，也包括了部分大学生的讲演，说明沪江大学的学术氛围和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沪江大学这个讲坛不仅是社会的，教师的，也是青年学生的，是沪江的，更是属于社会的。其中收录的多篇英文讲演稿、辩论稿正说明了沪江大学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中英文并举也正是沪江大学的特色。他们的声音是思想与智慧的载体，今天以这种方式予以梳理与表达实则也是对前人的纪念与精神的继承。因而，“天籁”所具有的概括性、代表性，不仅能够较好地体现各种学术讲演和大学生辩论的物理形态，而且更具引申意义——讲演的学术和时代价值及在今天的社会影响力。某种程度上看，使用《天籁》也突出了《天籁》在民国时期高校中的地位，契合了当时沪江大学生的心态和愿望——总编金冬日曾自豪地说：“以学校性质而博得社会之荣誉者，除北京大学之新潮，清华大学之清华学报，本校之天籁亦将鼎足而三焉。”但最后编者听取了编辑的意见，直接将副标题作为标题，因为这样直奔主题，更符合出版界的习惯。虽然已经割爱，却依然有些不舍，所以在这里特地加以特别的补充说明。

尽管大学生们的讲演略显稚嫩，但出于对学术本身和对大学生们思想及学术态度的尊重，也为了让当今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大学生们对当年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治学态度有所了解，有所启迪，本书在编辑过程中，一并收录了部分大学生的讲演稿。因为教会背景，因为沪江大学重视英文教学，本书中不少讲演稿、辩论稿都是英文。考虑到大部分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者组织部分青年师生将其翻译成了中文。

本讲演录由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组织编辑，由章华明担任主编，吴禹星担任副主编。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处和研究生部的大力支持，是他们安排学生以勤工助学的方式做了很多资料输入、校对与部分翻译工作，这些大学生的勤恳、努力和不事张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感谢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青年教师宗良的支持，他在北京出差之际，曾抽出时间专程赶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收集了部分资料；感谢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全体同仁的理解与鼓励、支持。尤其是吴禹星老师补充收集、整理了部分演讲稿，承担了整部书稿的后期统稿等工作，柴敏毓老师帮助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胡梦芹、廖颖、张晋荣、陈刚老师也做了许多资料扫描、翻译和校对工作。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档案馆、校史研究室全体人员的功劳。

资料的收集得到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稍觉遗憾的是，上海档案馆所藏沪江大学全宗在“总类”中言明藏有“刘湛恩、凌宪扬、李耀邦、张春江等人的简历、自传、言论集、讲演稿等文件”。但编者能够查到的只是相关邀请(讲演)函，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讲演稿。因1949年8月出版的《天籁》复刊第1卷第1期尚未找到，该期所登的三篇讲演稿：《活教育》(陈鹤琴先生讲)、《诗的新路线》(朱维之讲)、《徐松石先生讲边疆的部族》，未能收入本书。

特别感谢上海海洋大学社科部李华老师，是他对本书的目录编排提出的建议，使得本书更具条理，更具学术性；感谢上海大学档案学系研究生郭瑛、张其林，他们在实习期间参与了书稿的部分编辑工作。

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立诚教授。本书诸多资料尤其是各篇的导读都是以他的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为参考或为引子。同时，他的著作也在我的面前竖立了一个标杆，时刻提醒着自己要精益求精，马虎不得。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研究生李江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关系》以《天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也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同时也感谢李江无保留的帮助，使我们后期又找到了多篇重要的演讲稿。

感谢上海交大出版社编辑吴芸茜的耐心和辛勤劳动。感谢她对初稿的宽容大度，更是她一丝不苟与精益求精的精神感动了我们，使得我们不厌其烦一再修改而毫无怨言。

衷心感谢学校领导及广大校友、同事们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