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炼狱（上）
陈懋谱
正是莺飞草长、布谷催耕的季节。
早晨，生产队长派我去耙栽秧田，限我要在上午耙好一块两亩左右的水田，说是下午要插秧。我不敢怠慢，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赶着牛，扛上铁耙，挽起裤脚，跳下水田忙碌起来。耙栽秧田是水稻种植过程中一项很费力的细活，要耙好一块栽秧田起码要横一遍竖一遍耙上六遍，才能达到土平泥绒的要求。一个上午要耙好两亩田已经超出正常工作量的一倍。牛喘着粗气，在我的吆喝鞭打下不停蹄地赶超时问。
太阳当顶的时候已耙完四遍，我正奋力压住耙杆，鞭牛把一堆高出水面的泥土往低处推，因推泥太多，纤绳不堪重负，“嘣”的一声断了。我去结断了的纤绳，老牛也许是要发泄对我的愤怒，尾巴一甩，正打在我的脸上，甩了我一脸一身的泥浆，我气急败坏地对牛大骂起来。这时，突然听见身后田埂上一个女人的声音：“老陈……老陈……”我的名字前面从来没被人加上“老”字，所以不知她在叫谁，没有理会，仍埋头结绳。
“陈懋谱……同志……”
听得出，“同志”一词是迟疑一下才补上去的。回头一看，原来是公社妇女主任、驻村干部在叫我。我好生纳闷：这么多年，无论是男女老少，非和我说话不可时，都是直呼其名，今天为何一个公社干部呼我名字后破天荒地加了一个“同志”，而且那语气已没有往日盛气凌人的严厉和鄙夷？边纳闷边听她继续说：“你马上把牛下了，到生产队保管室（平时集会的场所）开社员大会。”我更吃惊了，这些年，只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训话会才叫我参加，这社员大会的神圣殿堂，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登堂人室的殊荣。惊疑之余，预感到我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这变化也许就从这声“同志”开始。
匆匆下了牛，连鞋也来不及穿，赶到保管室，室内已坐满了社员。蹑脚跨进门槛，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惴惴坐下。公社妇女主任宣布社员大会开始，接着郑重宣布：“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公社党委决定，摘掉陈懋谱右派分子帽子。”听见“摘掉”二字，我如逢大赦，心跳不已，赶忙站起来向社员们弯腰点头，感激涕零。为了这两个字，我用血泪青春奋斗了整整二十年，它标志着长达五分之一世纪的人生炼狱的结束，宣告我生命历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不容于世的孤魂野鬼终于获得一张重返人间的门票。伸出双手，分明已触摸到还略带冬日余寒的料峭春天。
当天下午，遵照公社的嘱咐，我背上行囊，身穿破衣，脚着草屣，满身泥浆，风尘仆仆赶往区公所知青办报到——他们要我去辅导全区知青参加当年高考。
从此，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五年，洒下血汗，交织爱恨，苦我养我，患难与共的川北小山村，沿着崎岖的小道走向人生下一段漫漫旅程。
这天是：1978年5月5日，距彻底改变我命运的那个“不平凡的春天”刚好二十一周年。
写了张“犯上”的大字报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充满生机与活力。宽松的政治环境，浓郁的治学氛围，丰厚的学术蕴藉，蓬勃的求学热情，构成了大学独特的人文景观，为莘莘学子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奋力攀登在知识的崇山峻岭：或据案苦读，或挥毫笔耕；饮智慧之琼浆，餐文华之芳蕊；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生活丰富而多采，思想浪漫而充实；不知什么是忧愁，不知什么是烦恼；乐呵呵铺筑着五彩路，美滋滋编织着成才梦。天上明霞似锦，心中好歌如潮。我们是新中国最幸福、最自豪的第一代大学生！
好日子在弹指一挥间匆匆而过，转眼到了1957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年。几十万无辜的读书人在一场政治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一下子从天堂坠人地狱，用他们脆弱的生命和惨烈的经历为历史留下了一曲曲旷世悲歌。
这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 ‘舍得一身剐，把皇帝拉下马’”，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接着在13日、17日、26日又连续发表号召“鸣放”的社论。在全国上下一片“放”的鼓噪声中，在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下，“大鸣大放”很快在全国卷起狂澜。只要翻开那时的报纸，每天大部分版面都是“鸣放”消息和著名人士的“鸣放”言论。
四川大学作为巴蜀名校，是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精英的荟萃之地，理所当然成了“大鸣大放”的热土。运动开始只在教师中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局面显得有些冷清。
一天傍晚，图书馆门前贴出一张题为《清华来信》的大字报，内容是介绍清华的“鸣放”情况。这是川大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强烈震撼，出于好奇，观者如堵，天黑后还有不少人秉烛夜读。这把火立即在川大熊熊燃烧起来。第二天，学生开始贴出大字报，很快把图书馆外墙贴得密密匝匝。学校为保证张贴大字报的场所，又在校园中心荷花池周围临时搭建了木栅栏，供师生张贴大字报，很快又被张贴一空。整个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这时我正担任川大学生会宣传部长，当然不可能置身“鸣放”之外，像参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政治热情又一次高涨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运动，5月的一天，校党委宣传部召集团委会、学生会干部开会，要求我们负责组织学生中的“鸣放”。会后，我们从各系团总支、学生会到各班级，层层进行动员，大字报、油印报、板报、自由论坛等各种“鸣放”形式大量涌现，全校师生都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漩涡。
正是“鸣放”高潮之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来川大看大字报，了解“鸣放”情况，我是陪同参观的学生会干部。结束时，他把我们带到校党委办公室，对川大的“鸣放”作了指示。他说，川大的“鸣放”已发动起来，形势很好，但只是涉及了党政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还“鸣放”不够，应继续深入“鸣放”。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再一次进行发动，要求各系对重大政策问题提出批评建议。于是很快掀起第二波“鸣放”高潮。我为了带头，也借用冯梦龙“三言”的书名为标题写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等大字报。其实，我这些大字报也并未涉及什么重大政策问题，因为我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根本就没有反感，只是对一些看不顺眼的时风世象发了些牢骚，作了些讽刺，语言不免尖刻，背后还有一种出出风头的顽童心理。
5月下旬，省委宣传部长再一次来川大看大字报，我又是陪同者之一。他边看边说，川大的“鸣放”在方向上有问题，应引起警惕。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说这话的背景是党中央对“鸣放”已改变初衷，正准备开展反击，幼稚地认为他的谈话与党中央的“鸣放”政策相抵牾，和他上次来参观时的谈话也自相矛盾。于是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张犯上的大字报《质问×部长》。这一无知之举铸成终身大错，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铁证。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改过去鼓吹“鸣放”的调子，发出了反右派的强烈信号，全国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鸣放”偃旗息鼓，反右派的呐喊响彻全国。川大的反右派，开始只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全国知名人士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以及校内最典型的人物——写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生物系女生冯元春，还没有点名给谁戴右派帽子。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又积极响应号召，像当初响应号召投入“鸣放”那样，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大会小会踊跃发言批判章、罗等的所谓右派言论。放暑假前反右派暂告段落，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约我写了篇谈反右派体会的文章，8月10日在川台广播。
我轻轻掸掉几个月来的政治风尘，无忧无虑回到乡间消夏，尽情享受故乡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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