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是一本诗集,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收录了诗人从1954年至今创作的《17首诗》《途中的秘密》《完成一半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等13部诗集近200首诗歌,囊括了特朗斯特朗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还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译者序言和作者创作于1993年的回忆文章。译者李笠是旅居瑞典的中国诗人,曾于2001年在国内翻译出版过《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该书收录了1999年前诗人的作品。本次出版的全新版本增录了新作60余首,此外,李笠还对一些旧作的中文译文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前有些误译的地方,这次已经修改过来,译文打磨上也更为精致。
本书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对中国新时期诗人有着重大影响,本书的翻译出版也是当代中国诗坛的一件大事。
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在世界文学舞台具有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瑞典作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意义重大的诗歌文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新基曾公开承认:他不止一次偷过特朗斯特罗姆诗里的意象。本书《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收录的就是特朗斯特罗姆1999年前的诗歌作品。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由李笠翻译。
记忆
“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我眼前就出现一道光。细看,是一颗彗星。最亮的一端,头,是童年和成长时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我试图回忆,试图穿越那里。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很危险,感觉我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那较长的部分,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而且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到了六十岁。
最早的经验是最难接近的部分。复述,关于记忆的记忆,重建突然燃起的气氛。
我可追溯的最早记忆是一种感觉。一种骄傲的感觉。我刚满三岁,人说意义重大,即我已经长大了。我躺在一个明亮房间的床上,然后爬到地上,清醒地意识到我已长大成人。我有个娃娃,我给它起了个我能想到的最美的名字:古琳·斯宾娜。我没把她当做女儿对待,而是当做朋友或情人。
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城,斯维登堡大街33号(现在的格林德大街)。父亲仍是家庭成员,但很快就要离开。我们的方式很“现代”,一开始我就对父母直呼其名。外公外婆住得很近,就在街角,在布莱金大街。
我外公,卡尔·海尔默·维斯特贝里,生于1860年。他当过领航员,是我的亲密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怪的是,他跟自己外公的年龄也差这么多,他外公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安杰拉兵变,莫扎特完成他的单簧管五重奏。好像在时间里退了两个相等的步子,两大步,其实没那么大。我们能触摸历史。
外公讲着19世纪的语言。他的很多表达显得惊人的老旧。但在他嘴中,对于我,却显得十分自然。他个子很矮,长着小白胡子,弯钩型的大鼻子——按他的话说“像土耳其人”。他不缺脾气,会突然发火。但他的火从不被当一回事,它很快就会过去。他缺少持久的攻击性。说穿了,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几乎可扣上软弱的帽子。他也总护着那些不在场却遭受非议的人。
——但爸爸,你必须承认X是个混蛋!
——听着,我不认为如此。
离婚后,母亲和我搬到南城一个中下等阶层居住的公寓。那里各色各样的人彼此挤在一起。来自那里的记忆如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里的人物被安排得有条不紊。可爱的门房太太,我崇拜她那沉默寡言的丈夫,传说他由于勇敢地接近危险的机器而煤气中毒。
楼里时不时会出现不属于那儿的客人。醉鬼会坐在楼梯上。乞丐每周会来按一次门铃。他们站在门厅嘟哝。母亲给他们做三明治——她不给钱,她给面包。
我们住在五楼。最高一层。楼里有四扇门,外加一个通风口。其中的一扇门上挂着“欧儿克”的名字,一个报纸记者。和报纸记者做邻居让人感到莫大的荣幸。
隔壁邻居——经常能听见他的动静——是个皮肤微黄的中年单身。他在家里上班,用电话作房产交易。打电话时,他常常发出穿墙而至的感人笑声。另一种声音是瓶塞的声音。当时啤酒瓶还没有瓶塞。这些酒神式的声音,笑声和瓶塞的腾飞声,同我常常碰到的那个鬼一样苍白的大叔毫无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开始疑神疑鬼,笑声也越来越少。
有一次楼里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我还小。一个邻居被他妻子关在了门外。他喝醉了酒,愤怒地大声叫喊。他妻子在里面堵着门,他威胁说要破门而入。我记得他喊的那句古怪的话:
——我管他妈的是否会进国王岛!
——他为什么说国王岛?我问母亲。
她说警察局就坐落在国王岛上。这个区有一种可怕的色彩(这色彩在我上圣艾里克医院时又被加深了一层,那里,我看见1939年和1940年从芬兰战争退下来的伤兵)。
母亲一早上班。她从不坐车。在她成年的生涯里,她一直徒步穿行在南城和东城之问。她在埃丽诺拉人民小学教书,年复一年地教着三四年级的学生。她是个满腔热忱的女教师,极其喜爱孩子。大家担心她退休会难受,但恰恰相反,她退休后心情很轻松,像卸了重负。
母亲是职业妇女,所以我家有保姆,那时叫“姑娘”,但其实应该叫“阿姨”。她夜里宿在一间和厨房连在一起的小屋里,这屋子不能算做所谓的“一室一厅”。
我五六岁时,来了一个名叫安娜·丽萨的保姆,她来自南方艾斯勒夫小镇。我觉得她很有魅力:金黄的鬈发,翘鼻子,带着南方口音。她温馨可爱,当我坐火车经过艾斯勒夫,我仍有着一种特殊的感觉。但我从没在那个神奇的地方下过车。
安娜在画画上很有天赋。她擅长画迪斯尼人物。而我在30年代末几乎从未中断过画画。外公从副食店带回一卷当时用来包装食品的白纸,我用连环画填满它们。是的,五岁时我已经会书写。但进展太慢。想象需要更快的表达。我甚至缺少足够的耐心把画画好。我创意出一种速写方法,快速运动的人物,风驰电掣的剧情,但没有细节。那只是供我一人消费的连环画。
3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迷失了。母亲和我参加她学校的音乐会。在音乐厅出口的拥挤中,我脱离了她的手。我孤零零地被人流带走,因为人太小,没被发现。黑暗降临。我站在音乐厅外的草垛广场,失去了所有安全感。我周围有人,但是都在忙自己的事。我无依无靠。那是我第一次的死亡经验。
惊慌之后,我开始动脑筋,走回家是可能的。绝对可能。我们是坐公共汽车来的。我像往常那样跪在座位上看窗外的景色。皇后街在眼前流过。我要做的事很简单,顺着原路一站一站走回去。
我走对了方向。长途跋涉中有一段路我记得很清楚。我走到北桥,看到桥下的水。这里车很多,我不敢过马路。我转身对一个站在旁边的男人说:“这里车真多。”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过马路。
但他放开了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和别的成人一样觉得一个小男孩夜晚独自在斯德哥尔摩行走是一件正常的事。但事情就这样。其余路程——穿越老城,大闸门,南城,肯定很复杂。也许我抵达目的地靠的是狗和信鸽所具有的内在的神秘罗盘——无论在哪儿放了它们,它们总能找回家。我已不记得那些细节了。不,我记得。我的自信力在增强。当我回到家,我欣喜若狂起来。外公迎接了我。我心碎的母亲正坐在警察局等待寻找我的下落。外公坚韧的神经没有垮,他很自然地和我握手。他当然高兴,但并没有大惊小怪。一切都那样安全,自然。
P339-342
一、奇迹
斯德哥尔摩今年圣诞节没有下雪。街边的树像两百年前那样黑着,窗口的蜡烛像两百年前那样亮着。下午三点天黑了。没人对此惊讶。这不是奇迹。
奇迹是绝望或放弃时突然变成现实的梦想。2011年10月6日是一个奇迹,它让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1931—)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兴奋,好像自己获得了这一奖项。十二年前翻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时候,我希望他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诗歌,包括中国的诗歌,会有促进作用!”;五年前,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奖,因为他是世界上活着的最好的诗人!但两年前我放弃了这一梦想——他不可能得,因为他是瑞典人!我想到1974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导致自杀的另一个瑞典诗人马丁松。瑞典学院不会重蹈旧辙。
但诺贝尔文学奖突然向特朗斯特罗姆走去。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一个奇迹。就像诗人在《孤独》一诗中描写的那样:雪天他的车滑入另一车道,对面开来的车辆在逼近……“这时出现了一个支点:一粒援助的沙粒或一阵神奇的风”,他——驾车的特朗斯特罗姆——免遭了丧身之祸。
圣诞节我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我给他拍照。在莫妮卡(特朗斯特罗姆的妻子)去厨房拿香槟的时候,他突然握住我手:“Tack—sa—mycket!”(“多——谢——了”)。我吃了一惊。这,是老人的声音吗?这个中风后二十年只会说“是”、“不”、“这”、“好”这几个字的失语者,此刻——第一次——在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从嘴里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二、没有答谢词的诺奖获得者
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的第三天,我打通了特朗斯特罗姆家的电话。莫妮卡说瑞典人哭了。为一个好诗人获奖?为瑞典民族?“太意外了,根本没想到他会获奖。”莫妮卡说,“屋里挤满了记者,楼梯上排着长长的队,但我和托马斯会悠着劲,好好休息,把精神养好,然后去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与喧嚣无关的场面:寂静的屋子,两个老人拿出抽屉里待改的诗稿,小心地,像拿出没有打开的珍贵礼物。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一刻,瑞典作家协会正好在开会,听到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特朗斯特罗姆,大家一起鼓掌跺脚,把一间19世纪建的房屋震得直颤。
一个著名小说家说:“他的诗帮我们做人。他是一个超越文化界线富有精神力量的诗人。”
一家报纸文化主编说:“我先是笑,然后哭。我喜欢他的诗。他的诗是没有时间的经典。”
但特朗斯特罗姆独自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弹奏着钢琴,就像他在黑色的日子走后那样。他用平静的目光观看世界。他看见南方的大海。他将在十一月,动物开始冬眠的季节,和莫妮卡一起去塞浦路斯,在那里感受瑞典没有的阳光和水果。
而我则开始修订自己十二年前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译出特朗斯特罗姆的气息和脉搏,把它们翻得像崔颢的《黄鹤楼》那样优秀!我对自己说。
11月12日,杭州西湖边的纯真年代酒吧邀请我在那里用瑞典语朗诵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听众满堂。
……
——截选自《译者序》
特朗斯特罗姆的天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加宽广。瑞典版图扩展成闪耀的螺旋状银河、纽约以及“奔醒我们宁寂地球”的上海人群。他的诗常常闪现世界的政治风云,同时,它们的淡定姿态也变得更为明晰。
特朗斯特罗姆正是以这种轻松的权威性语气,替我们很多人道出了心声。每个人,诗人在早期写道,“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我们最后置身在那里——那间容纳所有瞬间的屋子,此刻容纳了我们所有的人。
不言而喻,一首用三年写的短诗,一定比一部用三礼拜写的长篇要好。这便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写得少,但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也正是这信条,最终让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带上“用凝练、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真实的新径”的桂冠。
他的诗如精心打造的一只首饰盒,那里镶嵌着黄金、玛瑙、珍珠和宝石,有高贵的整体平衡,也有极致的细节的精美。但每一首诗同时都具有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读者时时刻刻都能看到诗人的心脏,那“被锁住的捶击的拳头”,感受它的迫切性,好像每一节诗歌都围绕着心脏,每一行都在捕捉焦灼,每个词都在谛听将发生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