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蚂蚁变成股民，它们会引发金融危机吗？如果蜜蜂变成特工，它们会错过有用情报吗？如果猴子成为商人，它们的买卖能做到公平吗？群体的智慧，可以让动物们变得聪明，自然也能让人类做出最聪明的决策。

这是一个群体智慧的时代，信息业和传媒业的发展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只要掌握了激发群体智慧的原则，我们就能在这纷繁的世界自如地生活着。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论是选民还是投资者，是客户还是经理人，似乎都相信宝贵的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认为精英们做出的决策更加聪明，很少有人相信“乌合之众”也能像专家那样做得如此出色。

但《纽约客》杂志著名的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却认为我们要么是低估了群体的智慧，要么是高估了精英或者专家们的作用。例如，在搜寻美国沉没的核潜艇“天蝎号”时，缺少信息的大众做出的方位预测精确度超过了军事专家；美国的艾奥瓦电子市场更是准确预测出了施瓦辛格当选州长；好莱坞证券交易所也依靠群体的智慧预测电影的票房收入。

这是一个群体智慧的时代，信息业和传媒业的发展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只要掌握了激发群体智慧的原则，我们就能在这纷繁的世界自如地生活着。群体的智慧能让著名时装生产商zara始终把握潮流，能让股票投资趋于理性。当然，群体的智慧也能告诉你为什么会塞车、为什么一家受到顾客青睐的酒店不会人满为患、有什么好方法让你赢得竞猜节目的大奖等的答案。群体的智慧，还能告诉我们如何过日子、如何选择领导人、如何做生意以及如何思考这个奇异的世界。

前言

第一部分 为什么应该相信群体的智慧？

 第一章 群体的智慧：有奖竞猜，赌博市场和好莱坞票房预测

 第二章 差异导致的差别：蜜蜂的舞姿，搜寻潜艇的另类办法和决策多样化

 第三章 猴子看，猴子做：模仿，信息瀑流和独立性

 第四章 信息整合：中央情报局，Linux和分散化艺术

 第五章 能共舞一曲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进行协调

 第六章 社会确实存在：纳税，付小费，收视率和人类的互信

第二部分 如何做出世界上最聪明的决策？

 第七章 塞车：为什么鸟群行动有序，我们却乱糟糟

 第八章 科学：“非典”研究揭示科学家如何协作、竞争和赢得声誉

 第九章 委员会，陪审团和小组：“哥伦比亚号”空难以及小团体是如何运转的

 第十章 企业：从警匪片犯罪团伙的组织看企业团队

 第十一章 市场：选美比赛、保龄球股票的泡沫和股价波动

 第十二章 民主：共同利益之梦

后记

致谢

当然，真正成功的决策要求的不单单是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进行思考，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事物会发展到(或者至少会达到)的程度。因此，任何决策机制都必须确保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也能运转良好。那么，还有比未来更不确定的因素吗？群体智慧也许擅长回答诸如一个瓶子里能装多少果冻糖，或者说出涅槃乐队(Nirvana)是哪一年发行经典专辑《别在意》的。但在真正不确定的条件下，群体智慧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当正确答案表面上看无从知晓时——难道是因为群体智慧没有发挥作用吗？

罗伯特·沃尔克(Robert Walker)的生计都靠回答这个问题来维系的。沃尔克在拉斯维加斯金殿大酒店(Mirage Hotel)和娱乐场所从事体育博彩业，这意味着每周他都要登记数以千计的赌注，从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赛事到常春藤联盟篮球联赛。对所有这些体育比赛，沃尔克必须提供盘口(或者分差)，以便博彩者了解哪支球队有获胜的可能以及能赢多少分。这种提供数据的工作方式很简单。譬如说，本周巨人队对公羊队的比赛让3.5分。如果你押巨人队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赢公羊队4分以上你才能赌赢。相反，如果你押公羊队的话，那么公羊队必须赢得这场比赛或者以低于3分的分数输掉比赛，你就可以拿走娱乐场下注的钱去享受一番了。对于其他运动项目，赌注是按赔率设定的：如果在最有希望获胜者身上下注，那你或许下150美元的注才能赢回100美元；但你要是在失败概率大的一方身上下注75美元，如果该队赢了，你除了收回本金还能赢回100美元的彩金。

作为一名博彩从业者，沃尔克的工作并不是想方设法去挑选能赢的一方，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事情应该由赌客来做。恰恰相反，他的工作在于确定赌客对双方下的赌注是否大致相同。如果他确定赌客是这样下注的，那么他清楚自己会在一方赢一半的赌注，而在另一方身上输掉另一半赌注。沃尔克为什么会满足于这种比赛呢？因为赌注登记经纪人在赌客押中的每注上赚得的钱要比赌客没押中的每注上输掉的钱更多。如果你与赌注登记经纪人就分差打赌的话，你必须下11美元才能赢回10美元。不妨设想只有两名赌客，一人押最有希望获胜的，另一人押失败概率最大者。沃尔克拿到的赌资是22美元(每人11美元)，那他付给赢的一方21美元。剩下的1美元就是他的红利。这种微不足道的利益，也即赌博中的抽头，就是赌注登记经纪人账单上的收入。只有当他避免太多的钱都押向一方时，这种利益才能转化为账单上的实际收入。

为了避免发生押向一方的情形出现，沃尔克需要略微调整分差，旨在使赌注能为双方所接受。“我们所希望的盘口就是那种能分散公众注意力的盘口，因为这正是你开始赚抽头的好机会。”他说。譬如2001年超级杯决赛前那一周，金殿大酒店开出的盘口是巴尔的摩乌鸦队被让2.5分。可是盘口开出不久，金殿大酒店就登记了早晨入住的一对夫妇在乌鸦队身上下的3000美元赌注。这笔赌注并不太多，但足以说服沃尔克将盘口升到3分。如果大家都想在乌鸦队身上下注，那就说明盘口开错了，因此就得更改盘口。开出盘口是由赌注登记经纪人来确定的，但是根据赌客下注情况可以大幅度调整——就像股票价格视投资者交易情况上升或下跌一样。

从理论上讲，你可以随意设定盘口，然后自动进行调整即可，这样一来分差就会随时上升或下降，从而弥补比赛双方的投注额之间出现的不均衡。金殿大酒店应付这些问题游刃有余，他们对每一笔赌注都进行跟踪，并且输入计算机数据库。但是，赌注登记经纪人为了尽可能精确地开出盘口而预留出了红利，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盘口定得很差的话，就要吃进很多坏注。一旦开出盘口，投注情况已经不掌握在赌注登记经纪人手上，那么比赛的分差最终代表的就是赌客对比赛结果的集体判断。正如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能称得上是美国最著名赔率精算师的鲍勃·马丁(Bob Martin)所言：“一旦你在牌子上写下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成了公共财产了。”

结果证明公众是相当聪明的。他们没有用来占卜的水晶球，譬如说，分差无力预测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绝大多数比赛的最后得分。而且，即使见多识广的赌客也很难持续猜中最终的分差，这就是赌注登记经纪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尤其在市场判断上不存在明显的错误时——譬如说，就像主场球队获得的分数比群体预测的要多，或者作为被失败者一方下注的客队的成绩被持续低估一样，我们偶尔也会发现群体判断存在瑕疵。就像最近一份有附带证明文件的论文所发现的，在美国全国馓榄球联盟赛事的15、16、17赛季，下注者们如往常一样下注，但是主场的冷门球队却表现出色。所以你必须做得比下注者更好。在大约3/4的时间里，金殿大酒店的最终盘口都将是你能找到的对橄榄球联盟比赛结果最可靠的预测。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许多其他体育比赛上。因为体育比赛的博彩是研究预测结果的一个现成的实验室，一大堆学界人士将目光投到博彩市场，看看共有效性究竟有多高——也就是说，在捕捉有效信息方面有多大的能力。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总的来说，市场在绝大多数主要比赛项目上相对而言都斩获颇丰。在某些情况下，群体的表现尤其出色：譬如赛马，最后的赔率确实预测出了马到达终点的顺序(也就是说，最有希望获胜的马通常都是最后的优胜者，赔率第二低的马通常第二个到达终点等)。按照经济学家雷蒙德·索尔(Raymond D.Sauer)的说法，这一结果也确保了“对获胜可能性合理和良好的估计”。换句话说，1/3的马获胜概率为25%。不过也存在例外：那些市场较小且流动性差(指的是只要有几个人投注，赔率就会出现戏剧性变化)的运动项目和比赛，赔率精确度较低，诸如马球、高尔夫或者规模较小的学院篮球联赛。这些比赛通常都是职业赌客能投入大笔赌资的运动项目，而我们知道团体越大，他们的判断就越准确。这里还有某些有趣的巧合，譬如赛马，人们往往押耐力方面更胜一筹的马，而不是最有希望获胜的马。(这似乎可以作为一个风险追求行为的典型案例：博彩者，尤其是那些赌运很衰的博彩者，更倾向于在耐力方面更胜一筹的动物身上下注，他们认为其带来高回报的可能性要比在赔率更低且最有希望获胜的马上下注高得多。)但总的来说，倘若博彩者不是全都这么预测的话，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下次投注了。P13-16

1

1906年秋的一天，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伽尔顿(Francis Galton)离开位于普利茅斯的家，动身前往一个乡村集市。伽尔顿时年85岁，岁月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不过他仍然对自己已经赢得的声誉——当然还有恶名充满好奇，这些都源于他在统计学和遗传科学上的所做的工作。但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激起伽尔顿好奇心的则是牲畜。

伽尔顿的目的地是一年一度的英格兰西部食用家畜和家禽展会，这是当地农民和城镇居民组织起来对彼此饲养的牛、羊、鸡、马和猪等的品质品头论足的地方性集市。对一位科学家而言(尤其是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人)，用整整一下午时间徜徉于一排排畜栏之间，考察驮马并对猪的生长情况进行评估似乎有些奇怪，不过他的举动肯定事出有因。伽尔顿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对牲畜的体质状况的评价；另外一件是进行成功喂养的方法，如保留好的做法，摒弃不好的方面。因为这个展览会同时也是优秀饲养方法的展览会。

伽尔顿关心繁殖的原因在于，他相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身上存在能确保社会各团体健康的必要的遗传特征。而他的研究生涯也大多是在衡量这些遗传特征中度过的，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证实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这些特征。譬如，在1884年伦敦国际博览会举办期间，伽尔顿发起成立了“人体测量实验室”，在该实验室里他用自己研制的设备对参加展会的人进行测验，测验项目还涉及“视力和听力的敏锐度、色感、眼睛的判断力以及反应时间”。实验的结果使得他对一般人的智力基本不抱信心：“大多数人生性愚钝，冥顽不化，这几乎无法让人相信。”伽尔顿认为，在选择配偶和优生优育时只有通过权力加以控制，才能确保社会健康发展。

伽尔顿有一天在会场漫步时，来到了一处猜重量比赛赢大奖的地方。一头肥壮的公牛在牛群中很醒目，因此它被牵到展台上供大家品鉴，聚拢过来的人纷纷排队对这头牛的体重下赌注。(他们在就这头牛宰杀和去毛后的体重下赌注呢。)只要花6便士你就可以买一张印有编号的票，然后在票上填写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及估计重量，重量估计最准的人会得到奖品。

一共有800个人想碰碰运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有许多人还是屠户和农民，他们想必对判断牛的体重很在行，不过也有一些人似乎不擅此道。“许多外行也想和屠户那样的内行一争高下，”伽尔顿后来在《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对马缺乏真正了解的职员和其他人，都只是在报纸、朋友和自己想象力的指引下才争相下注的。”这好比一个民主国家，能力和兴趣存在根本差异的人手上都握有一张选票，这个类比令伽尔顿茅塞顿开。“普通的竞争者也许很适合对牛的净重进行评估，正如有投票权的普通人对他要投票的政治议题的利弊更有判断力一样。”他写道。

伽尔顿感兴趣的是弄清楚“有投票权的普通人”能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证实的是有投票权的普通人能力非常有限。于是，他将竞猜变成一场事先毫无准备的实验。当竞猜结束，奖品分发完毕后，伽尔顿从竞猜组织者那里借了一张票，然后对参加竞猜打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统计分析。伽尔顿对竞猜结果进行编号(总计787份竞猜数据，后来他不得不排除13份，因为这些竞猜数据无法辨认)，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并将这些数据制成图表，看看是否呈钟形曲线。此外，他将所有竞猜者的估计重量都附在表上，然后计算出这组竞猜数据的平均值。你不妨说这个平均值就是普利茅斯参加竞猜的这个群体的集体智慧。如果这个群体是单个人的话，那么牛的体重的猜测结果会是多少呢？

毫无疑问，伽尔顿认为这个小组的平均猜测值与标准值相去甚远。毕竟，几个非常聪明的人和一些平庸的人及一大堆愚钝者混在一起，似乎更倾向于得出一个愚蠢的答案。不过，伽尔顿错了。这个群体猜测的牛经屠宰和去毛后净重为1197磅，事实上这头牛的净重为1198磅。换句话说，这个群体的判断基本称得上完美。也许繁殖与此没有多少关联，但伽尔顿后来写道：“群体对于民主判断的准确性要比预想的可信得多。”这也许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

2

弗朗西斯·伽尔顿那天在普利茅斯犯的无意发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的道理正是本书的核心：在适当的环境下，团体在智力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通常还比团体中最聪明的人还要聪明。即使一个团体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特别的见多识广或者富有理性，但仍然能做出一个体现出集体智慧的决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人类并未完全被塑造成完美的决策制定者。恰恰相反，我们就像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称的那样，是“有限的理性动物”。一般而言我们掌握的信息要比自己期望的少，我们对未来也只能做出有限的预见。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缺乏进行复杂的成本效益计算的能力——或者说愿望，与坚持要求找到最可能实现的决策不同的是，我们通常会接受一个貌似足够好的决策，而且通常任由情感影响我们的判断。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当我们各自并不完善的判断力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汇聚起来时，我们的集体智力通常表现得十分完美。

这种智力，或者我所称的“群体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以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能浏览多达数十亿个网页，却能准确发现那个包含自己希望查找的信息的网页的原因。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很难对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比赛结果下赌注，这也有助于解释过去15年来，艾奥瓦州中部数百名业余人士对大选的预测要比盖洛普的预测结果准得多的原因。群体的智慧能够说明为什么有的公司攻无不克，而有的公司却常常泥足深陷的原因。群体的智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你凌晨两点去便利店买牛奶时，那正好有一箱牛奶在静候你的到来，甚至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纳税以及资助少年棒球联盟训练的原因。对于有益于社会的科学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对造成各个公司经营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异，群体智慧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力图原原本本地描述这个世界，纷繁的事物乍一看似乎没有相近之处，但最终却殊途同归。不过，本书也在着力描述这个世界或许会呈现出来的一面。群体智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即使它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却还是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当这种影响清晰可见时，也仍然难以为我们所接受。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不论选民还是投资者，客户还是经理人，都相信宝贵的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或者为少数人所支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解决问题或者做出好决策的关键，在于发现一位掌握答案的合适人选。如此一来，当群体中那些并不聪明的人，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时，譬如说准确预测出赛马的结果，我们更有可能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这个群体里有几位很聪明的人，而不是这个群体本身。正如社会学家杰克·索尔(Jack B.Soll)和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所指出的那样，认为“听听专家怎么说”是很有必要的。本书的论点就是认为一味追捧专家是错误的，而且为此肯定要付出代价。我们应该停止对精英的追捧，向群体请教(当然，这个群体包括天才和普通人)，因为机遇蕴藏在群体之中。

3

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对“群体无所不知”这个观点嗤之以鼻。麦凯是苏格兰的一位新闻记者，1841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大癫狂》(Extraordinar)，Popular Delusions and Madness of Crowds)的著作，这是一本阐述大众躁狂症和集体愚蠢行为的编年史，书本内容让人忍俊不禁，拙作的标题正是在向麦基的著作致以敬意。在麦基看来，群体绝对算不上睿智，甚至连理性也谈不上，集体判断力也注定是极端的。“可以这么说，人群中的人有和畜群中的动物一样的思维。”他写道，“看吧，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发狂的集体，然而他们只是一个接一个地慢慢恢复理智。”麦基认为集体疯狂并非个例。在公众意识中，群体往往会使人要么愚蠢麻木，要么陷于疯狂状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譬如，投机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有句名言：“任何被认为相当敏感和理性的个体——只要成为一个群体的一员，马上就会变成一个白痴。”梭罗也感叹说：“群体从来没有达到他们中间最优秀成员的标准，相反却将这个标准降到最低程度。”弗雷德里希·尼采写道：“对个体而言，行为会远离疯狂，但疯狂在群体内部都始终起着支配作用。”而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利(Thomas Carlyle)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不相信无知的个体集合起来就会变得更聪明。”

或许，对团体的愚蠢提出最严厉批评的莫过于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了，他在1895年出版了引发论战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勒庞被19世纪西方民主制度的勃兴惊呆了，也对普通民众开始享有政治和文化权力这一印象感到惊诧。但是，他对群体的蔑视远不止于此。勒庞辩称，群体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恰恰相反，群体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组织的有机体，它不但有身份，还有自己的意志，通常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勒庞争辩道，群体在采取行动时几乎全都一成不变地表现得很愚蠢。一个群体也许勇敢、怯懦或者凶残，但绝不会表现得聪明睿智。他还写道，“在群体中，汇聚起来的是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群体“从来不能完成对智力水平要求较高的任务”，他们“总是在智慧上低于单独的个体”。引人注目的是，对勒庞而言，“群体”这一观念包括的不只是像滥用私刑的暴民和暴徒这样显而易见的集体野蛮的例子，也包括任何类型的能擅作决定的群体。

因此，勒庞严厉斥责“做出的裁决并不为每个陪审员所认可”的陪审团，而议会通过的法案正常情形下经常受到每个议员的反对。事实上，如果你能召集起作为不同领域专家的聪明人，并要求他们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做出决策”的话，总的来说他们做出的决定不会比那些“由人数众多的愚钝的群体通过”决议更好。

在书中，我按照勒庞的引导，对“团体”和“群体”这两个概念给出宽泛的界定，这两个词指的是从观看表演的观众到拥有数10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以及参与体育博彩业的一群人。在本书里团体这一概念的某些涵义就像第九章管理团队这一概念一样，指的是组织严密并明确意识到自己身份的一群人。其他群体则是像我在第七章所描述的交通堵塞时的车流一样，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就像股市一样，主要作为一个千变万化的由数字和美元组成的集合形式而存在。这些团体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有能力集体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上却是共同的——即使团体中的人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些团体中有的人不言而喻确实如此——也就是说，他们聪明睿智，善于解决问题——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人也可能真这样出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斯塔夫·勒庞真的落伍了。如果你召集起规模足够大和足够多样化的一群人，要求他们“做出对大众利益能产生影响的决策”，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团体的决定会“在智慧层面上高过单独的个体”，不论这个个体多么聪明和见多识广。

4

判断牛的重量算不上有多复杂，但是正如我在上文所暗示的那样，群体智慧能对问题的多样性产生影响，包括复杂性在内。在本书里，我们集中讨论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我所称的认知问题。这是一些已有或会有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今年哪支球队能赢得超级杯？”和“这种新型喷墨打印机在今后三个月里能卖出多少台？”就是典型的认知问题。“这种新药得到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属于这类问题。这类问题没有单一答案，但有的答案却确实好过其他答案——诸如“哪里是修建这个新公共游泳池的最佳地点？”——也是认知问题。

第二类问题指的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协作问题。协作问题需要团体成员(市场、地铁乘客、渴望举办派对的大学生)想出如何协调彼此的行为，清楚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买家和卖家如何发现彼此的需求并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达成交易呢？公司怎样规划各自的运营体系？在拥挤的交通中，你怎样才能做到安全驾驶？这些都是典型的协作问题。

最后一类就是合作问题。正如名称暗示的那样，合作问题涉及的是自我利益受到挑战。当互相不信任的人在一起工作时，甚至还有狭隘的自我利益似乎也在发号施令，以致任何个体都不能分一杯羹。如纳税或应对污染时，对多少钱才算合理的缴费这一界定达成一致意见就都是合作问题。

再谈一下本书的体例。读者或许会说，本书第一部分阐述的是理论，不过列举的实例已经使理论的枯燥意味有所改变。这三类问题(认知、协调和合作)中每一类都分立一个章节，还有几个章节涉及的是使群体变得睿智的必要条件：多样性、独立性以及特殊类型的分散化。本书将从群体的智慧讲起，然后探讨三个条件是怎样与协调、合作这两个问题相互作用的。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了必不可少的案例研究。每一章都专门论述组织人们朝向一个共同目标时，不同的群体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不管从结果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每章都是通过事例说明群体智慧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譬如，在关于合作的章节里，将对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公司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公司进行比较。而关于市场的章节中，开篇伊始讨论的就是市场是否能由群体智慧所主导这个问题，结束时则对股市泡沫进行了讨论。

本书讲述的故事中，许多团体做出糟糕决策并不比正确的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原因是，错误本身即是世界组成的一部分。群体智慧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以及带来的益处要远甚于我们认识到的程度，它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也难以估量。但是现在，许多团体勉强做出的也仅仅是平庸的决定，而其他团体则由于判断错误而陷于混乱。团体只有在一定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在其他环境下就表现得不那么出色了。总的来说，团体需要规章制度来维持秩序和连贯性，而当它们未能遵守规章制度或者这些规章制度失效时，结果自不待言。团体从成员之间交谈和相互学习而受益，但自相矛盾的却是，过多的交流实际上会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团体不够聪明。规模较大的团体通常善于解决某类问题，与此同时也存在难以驾驭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相反，小团体尽管容易驾驭，但也要冒想法过于单一以及意见过于集中的危险。最后，麦基关于集体行为容易走向极端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情形不胜枚举——不妨思考一下暴乱和股市泡沫——汇聚到一起的个体的决定导致了完全非理性的集体决定。与这些错误有关的故事对本书的论点给予的是反面的证据，通过说明在他们错过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来强调对于正确决策而言多样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意义。

多样性和独立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佳集体决策恰恰是分歧和争论的产物，并非一致同意或者妥协的结果。尤其当一个聪明的团体在面对认知问题时，是不会要求其成员修正自己的立场以便让团体做出令大家都能满意的决策的。相反，它会想出如何运用机制一类的东西——就像市场价格或者智能化的投票系统一样——聚集和形成集体判断，这种集体判断代表的不是团体中某个人的想法，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所有人的想法。可是自相矛盾的是，对于一个团体而言表现得睿智的最佳途径就是，团体中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地独立思考和做事情。

5  笔者这篇前言开篇伊始就列举了一个团体解决一个简单问题的例子：计算出一头牛的体重。在本章结束时我要引述一个团体解决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的实例：确定失踪的潜艇的方位。虽然两个实例差异很大，但两个实例背后隐藏的原理则是相同的。

1968年5月，美国潜艇“天蝎号”(Scorpion)在北大西洋完成例行出海执勤任务返回新泽西新港的途中失踪了。尽管海军清楚该潜艇最后一次报告的方位，可是对“天蝎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对于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后它又航行了多远也仅有模糊的判断。结果，海军只能搜寻“天蝎号”的地方是一片有20英里宽、深达数千英尺的环形海域。你不难想象到这是一项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任务。有人或许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派三四名顶尖专家到潜艇上和海洋湍流中考察，之后问他们认为“天蝎号”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派员前去搜寻。可是，正如谢里·桑塔格(sherry Sontag)和克里斯托弗·德鲁(Christopher Drew)在他们的著作《深海迷藏》(Blindman's Bluff)中叙述的那样，一位名叫约翰·克拉文的海军军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搜寻方案。

首先，克拉文编造了一系列剧情脚本——对于“天蝎号”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出了所有可供选择的解释。然后，他召集起一组具有不同背景知识的专业人士，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搜救人员。他并没有要求他们彼此互相商量，以便就潜艇失踪想出解决办法，而是要求他们就每一段剧情可能向哪方面发展向其提出最贴切的猜测。为了使整个过程显得有趣，这些猜测都以投注的方式体现出来，奖品是若干瓶芝华士威士忌。于是，克拉文召集的这些人就潜艇为什么会遇到麻烦，以及潜艇撞向海床时可能的速度和倾斜角度来下注。

毋庸赘言，这些信息中没有一条能告诉克拉文“天蝎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克拉文认为，如果他将所有答案串联起来的话，那就能对“天蝎号”如何遇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拼图，这样一来他就能最终对“天蝎号”到底在哪儿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他所作所为的真正意图。他将所有猜测汇总起来，运用被称为“贝叶斯定理”(Bayes's Theorem)的公式估算出“天蝎号”最后的位置。克拉文通过运用贝叶斯定理，得出了他想得到的结果，大致说就是对潜艇所处位置进行了集体评估。

克拉文最终确定的位置并不是这个团体中任何个体所选择的地点。换句话说，这个团体中没有任何一位成员在脑海中描绘出的图像，与克拉文通过搜集信息构建的图像相符。老实讲，最后的评估结果总的来说与象征团体中最聪明的人做出的个体判断恰恰相反，而是团体的集体判断更合理。实事求是地讲，这也是个光彩夺目的判断。在“天蝎号”消失5个月之后，一艘海军军舰发现了它的踪迹，与克拉文那个团体所说的失事地点仅相距220码。

这个故事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在这个事件中该团体所依赖的证据几乎不存在，实际上也只不过是零碎的数据而已。没有人知道潜艇为什么沉没，更没有谁对这艘潜艇以多快的速度下沉或者坠到多深的海底有任何概念。尽管这个团体中没有谁清楚这些，可是作为整体的团体却清楚一切。

本书的写作始于2000年春，那是我刚开始写作后不久，我当时正在为《纽约客》杂志写一个专栏。本书深受我为该杂志写的专栏的影响，如果不是戴维·莱姆尼克(David Remnick)雇用我，使我有机会为《纽约客》撰写一个商业专栏，那么本书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我非常感激他的提携。谢谢你，戴维。

《纽约客》的亨利·范德尔(Henry Finder)编辑了我为该杂志写的第一篇稿子，带领我度过了作为专栏作家难熬的第一年，他始终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亨利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让作者感觉到自己好像很重要——不是对这个世界而言很重要，而是这个过程本身。对于觉得自己要做些事情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我要对尼克·鲍姆加登(Nick Paumgarten)表示谢意，他负责编辑我的专栏，为我的创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是尼克的砥砺才使我有可能成为一名文笔较好的作者，我认为如果没有他的砥砺，本书不可能成为一本较受欢迎的作品。

迈克尔·莫布辛(Michael Mauboussin)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首席投资战略家，他有关股市和复杂系统的极富真知灼见的文章，引领我思考并赋予给本书强大的生命力。对我而言，迈克尔的工作是一块试金石，在过去一年里我与他数次交谈，这促使我对本书阐述的问题思之再三。谢谢你，迈克尔。

我想对《纽约客》那些事实上的检验者表达感谢之情，他们与我一同为专栏绞尽脑汁。他们不但使我平安地度过那段岁月，而且为我的故事增色不少。

李·史密斯(Lee Smith)是我来纽约后最先打交道的那些人中的一位，我在这里的生活经历与我们的友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某些部分阐述了一个社会和一群彼此住得很近的人之间差异的内容，都是我在与李探讨城市生活的价值时所进发出的灵感。

我的编辑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是第一个认为应该写一本书阐述我刚萌发的这些想法的人，那些有关集体决策的想法就隐藏在这本书中。我敢肯定有很多次他都会后悔提到写作本书的初衷，不过我很感激他这么做。比尔是一位将才华横溢的编辑和老派饱学之士双重角色融合得恰到好处的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一直给予我大力的支持。他也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极大地耐心，正因为这样，我要深深地感谢他。

还要向我的兄弟戴维和蒂姆表示谢意，他们不但是我的兄弟，同时也一直在鞭策着我。

有时在白天，我会突然冒出想与梅根·奥卢克(Meghan O'Rourke)谈谈的念头，想听听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我写作本书时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她的建议总是会为本书锦上添花，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的话，本书会是什么样子。

克里斯·卡卢恩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是所有作者都想找到的最好的经纪人。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本书才得以面世。我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常与克里斯进行交流，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再度携手。

感谢我的妈妈和爸爸。

这本令人难忘的书会使你的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这是一个展现心灵历险的故事，一个宣言，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读过的最棒的一本阐述商业、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书籍。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异类》《小狗看世界》作者

索罗维基具有罕见的禀赋，寓鲜活的思想于愉快的实例之中。《群体的智慧》充满能使读者受益匪浅的有趣想法。

——《金融时报》

作者具有将充斥着数学运算的研究论文翻译成清晰明快的散文的本领。

——《纽约时报》

令人忍俊不禁，读起来不忍释卷——其观念与首席执行官们和政治家们的观念不谋而合。

——《新闻周刊》

极富启发性……大量证据表明，群体智慧之博大超过我们许多人的想象。

——《商业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