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风流袁枚传》由王英志编著。
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袁枚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这位阳春之子、旷世奇才,走完了人生的四季,于冬季回归自然。噩耗传开,大江南北挽诗如雪片般飞传,许多故旧门生回首仓山,黯然销魂,痛惜中国18世纪中叶的诗坛盟主,一代风流才子如一颗巨星陨落。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文采风流袁枚传》由王英志编著。
《文采风流袁枚传》讲述了:
清代诗坛盟主袁枚,任县令7年,勤政廉洁,率民抗灾,博得“大好官”之美誉;只是始终觉得怀才不遇,又不甘心做大宫之奴,加之放荡不羁而遭人攻讦,终于在34岁之际毅然辞官。从此隐居南京随园约五十春秋,优哉游哉度过潇洒风流的一生。他于诗坛独树“性灵”之帜,成为性灵派主将,结交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共创诗坛新格局。提携后学,广招弟子,尤多闺秀门生,构成诗坛新景观。晚年老当益壮,四方出游,天台寻胜,雁荡观瀑,黄山揽云,桂林探洞……足迹遍神州,诗篇近五千首(含集外诗)。他走过了一条先仕后隐的人生道路,显示了独立不羁的个性风貌。
三、深水、江浦,初显吏才
溧水在南京东南,二地相距百余里,是一个偏僻穷困的小县。时当盛夏,白天赶路,骄阳似火,热云如蒸;夜宿旅店,餐食粗陋,虮虱咬人。沿途所见稻苗矮小,稀稀落落,不像丰年的兆头。袁枚现已进人县令的角色,不时眉头紧皱,似乎肩上压了一副重担。
来到溧水县已是灯火阑珊,于是找地方住下。次日清晨袁枚就去走访借病辞官、即将离任的原县令。原县令身躯清瘦,使袁枚想起了《庄子》中那条在干水沟里晒太阳的鲋鱼。
二人客套了几句,袁枚请教关于溧水县的现状。原县令叹了一口气,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不瞒足下,江南的县令最是难做。溧水县民风尤其刁顽。此地向来贫困,多蒙当今皇帝甚富仁爱之心,体恤黎民,常常拨下粮款。但刁民懒惰成性,不事生产,只想依赖国家救济。一旦得不到粮款,就作奸犯科,偷盗成风。今年麦子已歉收,秋苗亦叫人担心。把这个烂摊子交给足下,真是惭愧!”
袁枚听罢简直不寒而栗,心中禁不住打鼓。虽闻说溧水县难治,未料到情况如此严重。原县令见袁枚忧愁之状,只能安慰几句:“足下年轻有为,必能改天换地;不似老朽无能,年迈多病,只好半途而废。”袁枚支吾了几句,无心多谈,匆匆办理了交接手续就辞别了。
袁枚本是不甘示弱的人,尽管溧水民情棘手,但既来之,则安之,他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何况想到鄂尔泰的信任,众师友的鼓励,亦不能不知难而上,试试自己的吏才。想到此,乃自言自语:此后要将吟诗作赋暂放一边,全副精力安民除奸。
袁枚上任后,一是初次任地方官,二是人地生疏,觉得孤独无助,心中感叹:“初官直似为新妇,满眼何尝有故人。”(《初抵溧水县署》)但袁枚为人坦诚,胸无城府,又好与人为善,没几天即赢得吏卒的好感。特别是他办事干练,敢做敢当,与前任之前瞻后顾、胆小怕事,迥然不同,更叫下属刮目相看,对这位青年县令竟有几分钦佩。
袁枚正是血气方刚之年,不知疲惫,加之决心干出个样来,所以几乎是全天端坐于县署公堂。下属和百姓有事可以随时来公堂申诉、告状。袁枚每次接见申诉告状者,都耐心倾听,命文书详细记录。对一些小案子,当场就判决处理掉;对于大案子则尽快调查,决不拖泥带水。
由于溧水地穷,不安分守己的人确实甚多。这是令前任畏缩而辞官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点,袁枚点了三把火。一是派遣吏卒,常到乡里去视察,及时了解治安现状回报,充当自己的耳目。二是召集全县的乡长、保长,让他们报出本乡盗贼与为非作歹者的姓名,并且在记事簿上一一记录下来。一旦有人涉嫌犯法,则与记事簿姓名对证,凡簿上有名者,更要严加审讯,迫使他们老老实实招供。三是凡干过坏事者,皆张榜公布其姓名,并许诺如果三年内不再犯法,就洗雪其前科罪行,使歹徒既知自己已登记在案,又见到改过自新的希望,也多夹起尾巴重新做人了。
三把火一烧,没多久,全县盗窃谋害之事就很少听到了。袁枚见治理初见成效,信心倍增,亦颇得意。
一日上午袁枚坐堂,太阳快升上当头,依然门前冷落,一直不见有人来诉讼,心想近来几乎天天太平无事,今日亦不会有事,可早些退堂回斋。就在袁枚要吩咐衙役可散去时,听到衙门外有二人吵吵嚷嚷闯了进来,大堂衙役赶忙喝斥“肃静”,二人才平息下来,进公堂叩拜过县官老爷,站立不语。袁枚看着堂前这一胖一瘦两个汉子,问道:“你等为何吵闹?”
二人已知新县令非等闲之辈,不敢争执,于是各自陈述了一番。
原来这两条汉子是邻居,二人土地亦相近。两块地之间夹有一块荒地。二人都无此地契券。但胖汉年前率先开垦这块荒田,欲占为已有。瘦子见了眼红,亦来开垦,于是发生争执,不仅大吵了几次,且动了干戈。以前双方曾多次向前任县令告状,但没有结果,只是命双方都不许再开荒,任其闲置。如今新县官贤明,民风转向勤劳生产,于是二人又想到这块荒地可耕种,前来求袁枚评判。
袁枚听罢,暗自高兴。无论如何,为生产之事诉讼总是好事。他先命文书查阅以前卷宗,果然已争执多次,卷宗足有半尺厚,但皆无明确判决。袁枚暗叹道:这是前任县令拉屎,由接任县官擦屁股。他沉思片刻,初步有了主意,就说:“你们这块地就像是《左传》上所说晋国和郑国之间的玉畅顿村,双方都想占领。但你们这样吵闹,只会两败俱伤;再打官司,则会家破人亡。今日你们先回去,不得再争执,过日听我裁决。”
二人将信将疑地回去了,不知这位袁老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两天,袁枚传唤二人重新到衙。袁枚指着案上的卷宗说:“这些旧卷宗我全部丢弃,以前的事统统不管。我今日发给你们一人一份地契,荒地各开垦一半,土地归你们所有。但以后要按规定交纳土地税,如果你们再争斗,则没收地契,从重处罚!”
此判合情合理。二人有了地契,一半荒地就名正言顺地归为己有,不能不心悦诚服,于是叩谢了袁县令,领了土地证,笑呵呵地回家了。
此事不胫而走,袁枚判案有方,声望日高。
六月的一天,深水城来了一个骑驴的老头儿。他头戴一顶草帽,好像是走亲戚的。但走得慢悠悠的,凡路上遇见老翁、老妪,即下驴去问路,问后又似乎无意地问:“听说此地知县是新来的,不知是否贤明?”
“袁知县是少年翰林,如今只有二十七八岁,但判案最聪明。”“袁知县心地慈厚,治理有方,超过上任百十倍!”老头儿一路问了好几个百姓,几乎众口一词地夸奖:“吾县袁知县,实在是大好官!”老头儿听得喜上眉梢,问明了县衙之所在后,鞭策着毛驴,得得地向县衙奔驰而去。到了县衙大门,也不下驴,直闯而入。衙役拦阻不及,跟在后头发火。
袁枚妻王氏忙出内室来察看,待老头儿下得驴来,摘下草帽,王氏惊喜不已,竟是公公袁滨驾到。原来袁滨自接到袁枚外任溧水县令的消息后,放心不下,所以不请自到,要看看儿子的业绩。
不一会儿袁枚接到衙役报告,从外赶回,见到父亲忙下跪,道:“孩儿不孝,不知父亲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请父亲恕罪。”
袁父笑眯眯地说:“孩儿快起!为父一路私访,皆说儿是循良之官,为父真是惬意,胜过吃山珍海味。儿如此有出息,真乃袁家之福气也!”
袁枚见父亲高兴,自亦欣喜,又恰到好处地讨老父欢心说:“这全亏父亲大人当年教诲孩儿以法治人。”此话说到擅刑名之学的袁滨心坎上,忍不住大笑起来。
当晚袁枚设宴为老父接风洗尘。不久袁枚母亲亦来到溧水探望儿子。
袁枚夏季五月宰溧水,待到秋季七月,上司忽然发来调令,命袁枚改任江浦县令。溧水经过两个月的治理,如今民风渐正,民心已安。袁枚对这穷县亦产生感情,真合不得离开这外放生涯的第一站,如同“鸟因枝稳恋残春”(《自溧水移知江浦,留别送者》)。但调令既到,只能服从,全家打点行装,准备动身。
P36-38
我真正开始去了解袁枚及研究其著作,是1979年师从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钱仲联教授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学位以后。此前已粗读了袁枚的《随园诗话》,觉得大有美学价值,不乏精华,并非如郭沫若所言那样陈腐不堪,再查阅“文革”前的有关论文,对袁枚诗论亦颇多持否定态度者。因此,欲做“翻案文章”,硕土论文以《袁枚“性灵说”新探》为题。为写此论文,除继续深入研究《随园诗话》之外,亦翻阅了《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尺牍》、《子不语》等袁枚其他著作,知他在诗歌与古文、小说创作上亦成就卓著,从其著作中了解到袁枚不仅才学非凡,且具有反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更觉袁枚此人不可小觑,大有研究余地。
由研究袁枚性灵说诗论引发,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对清代诗论作较全面的研究,1986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清人诗论研究》,但对袁枚的研究并未放弃,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续诗品注评》、《袁枚与随园诗话》、《袁枚诗选》三部著作,进一步探讨了袁枚及其诗学。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应江苏古籍出版社之邀,1991年开始主编校点本《袁枚全集》,广泛搜集、校订袁枚著、编的诗文集及有关资料二十余种,从而对袁枚其人其书有了更深人、全面的把握。此书一套八巨册、413万字,价格自然不菲,但未料到1993年出版后不到一年即售罄(1997年又再版),有不少专家学者及普通读者来信托我想办法代购。袁枚在读者中竟有这样的影响与魅力,让我吃惊,亦增强了我继续研究袁枚的信心与兴趣。
此后的心愿是想写一部学术性的《袁枚评传》,而恰巧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丛书编委会约我写其中的《袁枚评传》一书,可谓正中下怀。只是由于忙于手头的《性灵派研究》等书稿,一时未动笔。
未料在1996年夏,《性灵派研究》写了大半时,王锺陵先生命为其主编的“中国文人传记丛书”写一本《袁枚传》。它不是学术著作,是文学性传记,与《袁枚评传》完全是两码事。此书属于我“计划外”的写作,而且是陌生的体例,但又是具有诱惑性的题材。是否接下这个任务,令我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诱惑”占了上风,终于毅然答应了。
因为对袁枚的材料较熟,以前有过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所以写来比想象的’要顺手,断断续续伏案挥笔,一年多竟然草成。撰写文学性传记乃初次尝试,没有经验。但我以为传记首要是真实,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都必须有根有据,容不得胡编乱造。当然文学性的人物传记应该进行艺术加工,可以合理想象,但只限于细枝末节。这一原则可以古代司马迁的《史记》、现代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楷模。本书就是遵循这个原则来撰写的纪实性与文学性兼具的袁枚传记,力求可信而耐读。
此书原名《红粉青山伴歌吟——袁枚传》,颇受欢迎,如今已很难觅到。现在东方出版社愿意重新出版此书的插图本,我对内容也进行了修订增补,已经是新的版本,兹改名为《文采风流——袁枚传》。
此书的写作与修补都得到内子周嫣女士的帮助,她做了大量的收集、扫描图片,整理、复印资料等工作,特在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王英志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