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变换位置的土地
我已无法确认家里那片田地现在的位置是否与记忆吻合。因为整块田间的一条小路，后来从中间变到了那片土地的东边，一条小水渠也被填平了。我的记忆便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在村里，人的地位似乎与所分到的土地的位置相对应。小时候家里总是分到离村里最远的地块，这意味着除了多费很多劲之外，还意味着受歧视——最差的地块总是等着那些运气最差的人。
记忆中，家里最早分到的是一块不适合种小麦的土地，似乎更加适合种瓜菜，每当夏天便可以吃到甘甜瓜果和新鲜蔬菜。记忆最深的是，在那里我学会了给甜瓜、西瓜的瓜秧打叉，这种技术可以使瓜果结果更多而不至于只是疯长瓜秧。在那里，我还学会为南瓜对花——一种人工授粉的方法。我记得名字叫做一窝猴、九道筋和冰糖瓜的甜瓜，其他的名字几乎完全忘了。因为西瓜需要更高的技术，家里主要种两种瓜：甜瓜和菜瓜。甜瓜在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是苦的，菜瓜不管再小都不苦，我们更喜欢菜瓜一些，它们可以随时摘着吃。
有时吃完瓜，我们便到地头的水渠里去洗澡，沙质的水底，温暖清澈的流水，水大时可以自动流到田里去，不像现在要用机器倒几次才能灌溉。
后来，我家分到的另一块被人鄙视的地块，除了劳动则没有多少记忆。那是一块相对较高的地块，浇水特别困难，土壤是半沙质，很容易处于干旱状态。它在一片坟茔后面，村里人把那块地叫做“西北地”，据到村里算命的盲人说交了西北运最不吉利。我充分感到了它的不吉利，除了在那里掰了嫩玉米回家煮着吃或烤着吃之外，它几乎没有给予家里更多乐趣。在那里除了枯燥的劳动就是枯燥的劳动，有时我会捡起脚下的瓦砾拼命扔出去，以为这样可以祛除霉运。即使在秋天我最喜欢的事情上，它也限制我的欢乐。我最喜欢和伙伴一起挖掘鼠洞，但那块地的确让我十分沮丧，和别的地块相比，那里的鼠洞总是比别的地方要更加深不可测。大多时候会让我半途而废，那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感觉。最后，站在被自己挖出的齐腰深的深坑里，有一种可怕的失败感，觉得里面一定不是田鼠而是诸如蛇类等怪物，最后不得不放弃挖掘。那是一块盐碱地，庄稼产量比别的地块要低得多，大概由于沙质土层田鼠的洞穴才这么深。
家里终于分到了离村庄较近而且靠近田问小路的地块，这意味着除了节省很多劲之外，土质也要肥沃得多。家里在那里种过大豆、玉米和棉花。在那里我见到过最密、最美丽的菟丝子。它们能把大片大片的大豆缠绕致死，但它们弯曲的茎和颜色却异常美丽，可以让人想到世上最妖冶的女子，它的美好之下藏着毁灭和阴险。在这块地里我学会了为豆苗锄草，看到过玉米露出地面的粗壮虬根，学会为棉花打药和拾棉花。母亲曾因听说有人夜里偷棉花而半夜赶到田地看个究竟，有一次果然发现村里的罗锅在别人地里偷棉花。
那时，我家和叔叔、伯父家的关系并不好，便和三爷家合伙干活，分地时和三爷家共用一个阄儿，所以那块地紧挨着三爷家的地。在三爷家的地里，我总能看到他和两个儿子在田里干着活，他们都是很好的庄稼把式，他们的活儿被村里人视为经典作品，常常被当作标准模版或范本令村里人肃然起敬。现在，三爷已经因一场医疗事故去世多年，就埋在那块地里。那年麦收之前，三爷觉得有点发烧感冒，怕耽误即将到来的庞大而繁忙的收割季节，身体强壮而几乎一生没有尝过药是什么滋味的三爷便到前村诊所去看病，一瓶点滴尚未滴完，三爷的身体便慢慢变得僵硬。但让我一直感到不解的是，一直到三爷去世，我都没有见到他们的日子因为他们的勤劳而变得好一点。从三爷那里，我知道勤劳并非致富的完全秘诀。
那块地西边不远处有一条小路，它能够通到原来那块盐碱地那里去，那是唯一能够通往田野深处的道路，每当走到那里我都会想到那些拉着装满庄稼的沉重车辆缓缓挪动的日子。那条路两旁的田野有几年种了泡桐树，它们长得十分旺盛，像地里撑开一把把巨大的墨绿雨伞。有一年大雨过后，几乎所有泡桐树都被淹死了，大部分都廉价卖给趁机而来的小商贩。后来，村里人就没有在地里种过泡桐树。那是一条笔直的田间小路，后来挪到了东边，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以致我因此失去了记忆的凭证。
后来，我家分到靠那块地西边的一块。之前那里曾经有一101被填平的普通水井，还有一眼机井。后来，那！el普通的水井，因内壁倒塌被填平了。那眼机井，则在一个干旱的春季因地下水过量抽取而引起塌方，所有的水管也都埋在里面了。据说后来用拖拉机，才算勉强拉出一截被埋在下面的水管。很久之前，我在那里薅草时，曾经在那里意外遇到过一棵野生的瓜秧，上面有一个瓜已经成熟了。那是一种最大的意外惊喜。而那Iq被填平之前的水井，周围长满了茂盛的青草几乎要把整个井口遮盖了，不小心的话，甚至会一脚踏进井里去。我当时很害怕，吃过瓜，快速薅了一些好草，很快便离开了那里。现在两口井都从那块土地上消失了。
现在我家分到的地离村庄更近了，也许这多少可以视为已经摆脱了厄运。但是我家和三叔家与靠近水渠的大爷家的地挨在一起。一场大雨之后，也许因为我们得罪了大爷，他便派大娘到地里看着，不让从他家地里经过。其原因在于，之前大爷曾经把树栽在我家田边，母亲担心树长大后会因遮挡太阳，无法种庄稼而阻挡了他。村里人也都让他把树刨掉。他怀恨在心，加上本来关系就不好，想让我们和三叔家的庄稼都被雨水淹死，尽管大家因此对他都很有意见，但也没办法，最后只好另想他法把水排出去。
在那块地里，我还曾经见过几十斤重的一株地瓜。它被视为村里的奇迹和荣耀。那株地瓜的果实被密密排在那块土地中间，等待村里人和大队里的人前来参观和赞赏。我还记得在这之前，村里人曾在那块地里采了嫩地瓜叶与茎和面蒸了吃。这些都已经是年代很久远的事情了。离家多年之后，田间格局的改变让我一下找不到方向。我甚至连属于家里的地块都找不到了。而这在当初是不可思议的，我总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找到自家的地，更多时候靠一些心灵感应来做标志，但从来没有出错过。我甚至认为从我不能再准确辨认家里的那块地的位置起，我真正成了一个在这个世界漂泊的弃儿。P3-5
河流为何死在沙漠(代后记)
一条河流在沙漠里消失了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如同我的文学写作消失在满街的钱币面孔里一样。为了生存，为了摆脱因文学梦而过度透支生活的现实窘境，我只好到一个更加险恶的环境，选择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我的文学死了或暂时死了，而我却在自己已经死亡的文学面前成了一个“幸存者”。幸存者本来是一个多少有些乐观和幸运的词语，但在这里却有一些生不如死的遗憾和尴尬在里面。这让我觉得有点儿像活见鬼，总觉得活着但是活错了，仿佛生命一转弯，进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巷道和面目全非的空间，因为很重要的一部分活着的意义失去了。每天活着却好像要不停地穿越在死亡的空间越经跨纬，每天体会死亡怎样穿过物理和精神的自己。我觉得自己时刻在体验一种被利刃切割与乱箭穿心的感觉，或者活在一种不停扑来的铺天盖地的耻辱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残酷，硬硬的、现实的而且不得不时刻面对的残酷。
几年前，我曾做过一个现在看来狂妄而自不量力的决定，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地方唯一一个独立的文学个体——也就是说靠文学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活得哪怕能够像个人样，而且我并不奢求像此前一些靠码字飞黄腾达的人一样的物质生活。这大概是个靠文学而独立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落空了，一觉醒来很残酷。尽管此前想象过会发生的残酷，但发现回到现实比梦里的想象更残酷百倍。梦只是暂时的失落，而现实梦想的破灭则不只以时光为代价，而且还要时时面对它，没有任何逃避的余地。转眼间物是人非，人似乎还是梦中的人，但的确有一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人世苍凉感。当周围的一切都已发生改变，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改变时，你会发觉这个世界的荒诞和自己的荒诞。原来，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一种为你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存在。而且有朝一日，它们会像一座山一样横亘在你面前，你想不看到它们都不可能。无法逃避，无法逾越，一种更加无法视而不见的存在。你会变得没有逻辑感、失去想象力——当世界以超出一个人想象力的方式运行时，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我变得像一个可怜的无助者，而在精神求助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世界的另一副面孔，而这种面孔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真实。但这个世界并不因一个人的无助而生出半点第二种可能性，如同庄稼有第二种可能性一样，它会以自己的方式横亘在你面前，好像凭空而降的无中生有一样，“现实”就这样空降到你的面前。其间，经历的众叛亲离、遭尽一切可能与自己发生关系的白眼和贫穷则父母不子，使我知道此世的脆弱和血缘关系的世俗性——维系我和这个世界关系的最后一个线索也断了。我看到的最多的是，人们一边称颂着文学或精神的纯粹，却一边避之如洪水猛兽而唯恐不及，这有点儿像在危险的狩猎场所，众声喧哗，只为把可怜的猎物逼进预设的陷阱。我在想，文学对于这个意识形态主义和物质主义双重表达的时代何尝不是一个天大的陷阱，大概只有愚蠢如我者才会如此不自量力、不计血本地撞上这样一件倒霉差事。而此前，我所见到的文学在书本上和现实中的诸多光彩，不是不存在就是虚假，如果细究起来会发现这些大都与文学无关。我的一位朋友曾委婉地提示我：这个时代劝人从事文学是一种不负责任。我感念他的美意，因为那是在我一提起文学就热血沸腾的时段，他想告诉我的大致是不想看到一个最没有文学可能性的个体去因几乎无来由的热情像一个无辜者一样受罪。他觉得我应该离文学远远的。在生活中做一个正常人也许更适合一些，可惜体会到朋友话语里所蕴含的深意时，时光的列车已经飞速驰过一个又一个独自而平常的暗夜。
当初觉得，这样做的意义应该是一个人最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以一己之力改变一个地方的属性，也许显得自不量力，但这样做既是一种幸运，也不枉活一生，而且这样想现在看来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小愿望，但在这里却成了一件天大的难事。当初这样想，是因为在我狭小的视野范围内，没有看到一个能够在这个地方因文学或精神而取得独立人格的人。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得不依附于某种势力，显得卑琐和耻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道卑污的脚印，而其后则是一种人性丑恶或穷凶极恶的背景。这种精神生活的底色把一种基本人性吞没了，几乎没有人能够从里面出来，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什么要出来，在里面不是同样可以不亦乐乎、不同样可以觉得其中蕴含着几乎所有的生命智慧和真理——生命原来可以如此被耗掉的。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争先恐后地玩一种被耗掉的游戏——原来游戏也可以这样玩，原来生命可以像垃圾一样被倒掉。
我试过了，试了20年，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可以一日千里、瞬息万变，但精神的前进却只能以毫米或者微米记，多少世纪过去了，你会发现时间在它自己的轮子上空转甚至倒退——这是一个怎样残酷的词语，何况还有那些以仇视精神的方式掩盖精神虚弱和野蛮的暖昧面孔。那些试图发出的异样声音，转瞬便会被覆盖、吞没，似乎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像在人间被活活蒸发了一样。或者只见时光年轮辗碎的血肉和灵魂，也像远古的烟雾一样消失了。一个连空气都充斥着贫乏和污染的地方，除了精神腐朽的味道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改变它的空气属性，我现在知道是怎样的一种不可能——当试图改变它时，它首先会把一切改变者吞噬掉——像一切拒绝成长的人一样，对于任何使其成长的因素都会极度仇视，它会迅速而本能地把它同化或者消灭，直到它以为没有任何危险为止。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做讳疾忌医和盗贼恨恶月光。它像一个永动装置一样，对一切指向改变的元素预警，它自己唯一感兴趣的便是躺在往日臭气熏天的水沟里，而安于这种没有任何危险系数的安逸——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其转动哪怕一毫米，这的确有点儿像奥威尔所说的那座几百年没有打扫过的牲畜圈。
我试过之后知道世界的真相，这是一种幸运，而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自己最终竟然成了一个表面上看上去为文学所伤害的人，一个可怜潦倒的人—那是别人眼中的我。但至少我还清醒，知道到底是什么在伤害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什么。这种清醒来自20年遭尽白眼的经历，它不只来自那些与我无关的人和一个近乎虚无的空间，还来自那些以各种名义爱我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对于精神虐杀的生力军，是一些极难割舍又极难原谅的人，尽管他们不具备知晓自我属性及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能力，但我又不能不时刻对他们感恩——他们总是从反方向上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我，让我在这里对这些人献上感恩。我知道这是一种宿命，这是一种来自上天的怜悯。毕竟，人们往往容易被与自己距离最近的人所伤，因为他们有着先天的优势，或者可以说，他们或许生来就是要与你作对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苦难的意义。远处是一些模糊的背景，我不想使用一个我一向不习惯使用的词：敌人。因为我们时刻要面临一个悖论：敌人也是亲人，而且这也是一个被影视或文学表现滥了的主题，可惜人们的思维似乎并不为其所动，依然非此即彼，依然敌人一天天矮下去、我们一天天站起来。因而，我宁愿相信我是自己的敌人而不愿指向那些和我有关或者无关的人们。他们在世间的迷雾中早已失去方向——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你又能勉强他们什么？因此，我宁愿把这当成一种宿命——我试过了，不可能，至少没有遗憾，或许因为我不够努力，我宁愿这样认为，或许因为我天生无用……
当无法预知这种宿命会显出何种结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因为世事艰难从此将要放弃一度使我陷入困境时的梦想时，另一个事件又一次重重地打击到我。我在这个地方一直试图坚持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也因此陷入一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形象时——人们一定早已把我视为“怪物”，一件小事或者一件生活所无法绕过的事件，去年冬天我无法再坚持下去，昨天因为生计又一个底线被突破，我成了一个完全放弃底线和自尊的人——在一个秋日的清晨，向来不早起的我，让舅舅带着到水果市场买了两箱水果，敲了很久才敲开一个副科级干部家的门之后，在他家里放下一张面值500元的购物卡——我感到了那天早晨露水所带来的湿潮的耻辱。像卑微和尘土一样，去体验那种放弃的痛苦，我知道自己已降到世界之下。梦想坚持20年，一无所获，没有关系，但在一个地方不能坚持底线而选择苟且偷生，这是一种难以令人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要做一件一切都符合尊严的事情，因为没有按照现有的潜规则去做整整被耽误了5年以上，最后不得不选择妥协，而且还要付出比原来多几倍的代价，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逻辑。我曾经痛恨过高压社会的草菅人命时代，但对一个以经济为借口使一个社会极端到连基本廉耻和道德底线都不顾的时代，我几乎无言了。我能够忍受文学带来的后果，但我的确难以忍受现实随时到来的耻辱。我能够预料到这种疯狂所带来的毁灭性悲剧结局，但如果我这样说，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已经疯了，所有人都会不以为然，甚至欲先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有朋友当面对我说过，只怪你自己没有把事情处理好，不然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在他们眼里我成了一个彻底失败而毫无尊严的人。
我虽然可能没有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智慧，但这样的尝试让我熟悉了世界的真正丽孔及其呼吸。一个极端疯狂的、需要人们付出代价的时代，封锁几乎精神所有的可能性，不停地吞噬着人性，使社会愈加疯狂起来——而令我最为难受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无法接受的现实——尽管我一再说是一种宿命，但它的确是一种我所不情愿的宿命，将生命的轨道强行搬到另一方向，世界因而呈现另一副狰狞的面孔——它竟然取消了一切可能性，让我生活在一个强制的有限世界里。不过，对我来说，世界已没有多少遗憾——条河在沙漠里消失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又能有多少遗憾呢？这是我们已经习惯到血液和骨子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文字有一部分类似半成品，因为和现实与自我的“肉搏战”殃及文字的品质，使其只具有生活标本的意义。这是压在心头的一块沉重伤疤，除自我原因外，我没有把它们打磨光洁的余地，这是一些应该受到质疑的文字。另一部分文字则出自我作为一个世俗写作者虚伪的人性，由于屈服于内心的伪善，在面对文字时，写作呈现出一种变形或畸形的人性状态，这是最让我不安和内疚的一部分，它们让我像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说谎者一样，几乎无地自容。在这里，我充分体会到一个说谎者被揪出来示众的滋味，而一个人的文字是一种把一个人永久示众的“罪证”。我更担心的是，如果它们进一步欺骗到看到它们的眼睛的话，对我来说，这种负罪感会成倍地增加，所以我祈求所有看到它们的眼腈都有一眼洞穿其煞有介事或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假伎俩，也许那样我的内心才会平安一些。因为这两种文字的属性，我甚至没有勇气请求原谅或宽恕。那样会让我更看清自己一副流氓地痞似的无赖嘴脸。
2010年7月21日
逝去的故乡桃花(序)
王开岭
张杰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无论在他黄河岸边的老家，还是在他后来流浪的城市。张杰是个以梦为马的人——一匹童话里的木马，或类似唐吉诃德那样的坐骑。他爱上的东西太多，由此衍生了无数的责任、意义、承诺、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生命的行李过重。同时，他爱的东西太特殊，在传说中和史书上都太显赫、太有尊严和光环，这增加了他的生存幻觉。
其实，这些常人眼里的“荒诞”，都是纯粹艺术家的典型特征。换一个时空，比如19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或者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沙龙，甚或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中国，张杰会如鱼得水、如燕穿梭。
张杰写过一篇《植物》，我觉得作为他的自画像是很合适的。
我至今清晰记得一种类似高粱的高秆作物，它们被种植在密密而低矮的大豆或爬行植物中间，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田野守护者。而这是一些几乎没有任何食用价值的作物，成熟后，只能被脱去籽粒绑做刷锅用的炊具或扫帚。最后支撑籽实的一节秸秆可用棉绳串起来，织成一种铺在锅中间蒸馒头叫做箅子的炊具………其他部分只能被当做优秀的柴火，因火焰威猛持久而备受乡村欢迎……它们高傲地站在那些低矮的爬行植物中，是田间最后的胜利者和唯一靠尊严活着的族群。我在词典里没有找到它们的名字。
这种英雄主义式的悲情，是张杰胸腔里的手风琴发出的。我见过他描述的这种植物，红色的籽粒，美艳惊人却泛着苦难的光泽，高高瘦瘦的身杆，很像唐吉诃德。整体上说，那是一种气质孤独、濒临绝迹的植物。不仅农民不种了，甚至还用农药来对付它。因为它太不实用。
我一直想，若张杰不痴爱文学，或爱上却不献身，会怎样？会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其实，我很希望他开一家唱片店或乐器行，小小的、不赔不赚的那种，在一条隐蔽的巷子里，很静、很深，门口或屋后有棵大树，树上有鸟。这样，我会在懒洋洋的午后或傍晚去找他，听他新刻的唱片，听他语焉不详地嘟囔什么……我想，我该是步行或蹬辆破自行车去。
这个城不能太大，不能大到让朋友在街上永无撞怀的可能，不能大到让人轻易地失踪或杳无音信。这个城应有这样的特征：空气柔软，人群、光影、风缓慢移动，不焦灼、不激烈，且慷慨大度，能接纳大量游手好闲和胡思乱想的人，尤其像张杰这样羞涩而简单的人。不应太刁难他们，不应给其出太多的难题。
可惜，心愿落空了。中国没有这样的城了。这样的城太文弱，禁不住铲车轻轻一推，经不起人们发财梦想的起哄和抗议。同时，张杰也退不回他鲁西南的故乡了——那个如今已光秃秃的村庄。在那里，池塘被埋、树林被伐，到处是寻找人民币的刀光剑影。没有诗歌，更没有音乐，只有贫寒、茫然、牢骚、被剥削的愤怒、唉声叹气和自相残杀，他会显得更加突兀、刺眼。在那里，他只会更加哀愁、忧郁，他会像老人一样，只能听见自己的咳嗽，整日盯着影子发呆。
他只能不停地走，鄄城、济南、广州……
相隔大约10年后，我们在北京见了面。
这个城市一点儿不支持他的活法。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他羞愧地把音乐和诗歌装进了书包，双手捂住，然后按报社的吩咐，拿着笔和采访本天天跑，跑得他都说不清自己在哪里。
每当他开始为生计奔波，汗流浃背、焦头烂额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印象：时代在非法使用“童工”。
张杰有两个贵族般的嗜好：音乐和诗歌。在我看来，他的音乐天赋高于诗歌。从耳朵到神经到心灵，他的音乐感官都是一流的。我有个酷爱古典音乐的朋友，她本人已有很多音乐家知音，但和张杰仅仅聊了一会儿，即惊讶他的音乐体验，后来又迷上他自制的CD。她说，张杰制作的CD水平远超过几百元一张的市场货。
一个从玉米地逃出来的人，竟然对唱片和器材有这么深的领悟和心得。这不是天才是什么？这不是流亡贵族的基因吗？
音乐对他有多重要？他居然敢给儿子起名叫巴赫！张巴赫！
让我想想，我是怎么认识张巴赫之父的呢？
文学。是文学制造的偶然。多年前，我在山东，一位我们共同敬重的作家朋友带他去我的城市。饭桌上，他掏出一个小包，装着从黄河岸边的老家带来的油炸“爬蝉”，这是我至今怀念的美味。然后就是彻夜长谈，那时的夜真长啊，能聊无数的东西、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无穷的时代……那时候，文学是心灵爱好者之间的密码，犹如精神通行证，有了它，彼此交往上可省略很多东西。我们就这样省略了很多东西，直接成了朋友，那种即使多年未遇也不觉得遥远的朋友。
我一直觉得，像张杰这样容易迷路的人，不该居住在大城市，甚至不该是城市。他应该住在一个温柔的小地方。可如今的中国，连村庄都消灭了温柔，都被粗野和狂热所占领，他该去哪儿呢？
他属于“小”，即经济学家舒马赫赞美的那种“小即美”的小。他是一个热爱细微的人，一个内心有明珠、不宜暴晒、需要幽闭的人，像蚌，像萤虫。可这样的物种越来越少，供之躲藏的河塘和草丛都“蒸发”了。
他只有上岸。向“大”屈服，在“大”里寻找角落和洞穴。
精神上，张杰有三个身份：音乐狂、作家或诗人、基督徒。这三个身份都和信仰有关，都被他提升到了和生命等值的层面。通常，一个人有其一就够受的了，即足以和人群拉开距离，显得孤单和怪异。他居然有仨，真让人羡慕又同情。这意味着，他要同时听从这三个领域的召唤和指令，既享受他们，又要服侍他们，遵循他们的原则和尺度，听从他们的吩咐和调遣……
这注定了他活得不轻松。他的心路全是幽径、丛林和峡谷。虽然美，但障碍多，体力消耗大。
我最羡慕的是他的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我本人兼有，所以不怎么看重。但第二个身份害了我，因为张杰要出书了，张杰嘱咐我为他的书写点什么。我就想，我要是不会写东西就好了。我已好久不写东西了，尤其序或评之类，我压根儿不会写。
但这是必须的，是来自友情的指令。
这本书里，我最爱读的是他的乡村纪事，尤其和他儿子有关的事。读的时候，我总想笑，又总想哭，总忍不住念出声来。
刚出村时张巴赫猛然问了一个把我吓了一跳的问题．他问：“老奶奶现在到哪里去了。”原来，每次回家都要带他去看奶奶……张巴赫在家里没有问一句关于老奶奶的问题，却忽然在出村时把疑问说了出来。我仓促回答说：“老奶奶现在在地里。”张巴赫说老奶奶为什么到地里去了。我说：“因为老奶奶死了就要埋到地里去。”张巴赫说老奶奶还会活过来吗。我说：“不会了。”张巴赫问埋在哪个地里了。我说：“埋在村西边的地里了。”晚上，张巴赫弹完琴吃饭前又跑到我这里来问：“埋老奶奶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是吧？”我说：“是的，挖了这么大一个大坑。”我把两条胳膊张开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区域。张巴赫好像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一样去吃饭了。从张巴赫表情感到，他觉得这样的空间一定足够老奶奶用的了。(《衰退的本能》)
这样温柔地诉说生活，这样平静地对待命运的分量和泥土的沉重，这样美好而无知的孩子……我感到震撼和心疼，父子身上有一股远离这个时代的善良和才华。
许多许多作家都写不出这样的话了。
张杰还能，儿子在帮他。 回到小县城里找一个地方吃饭，把自己灌醉，然后下午去看城西那些尚未盛开的桃花——它们正在那个小村周围含苞待放。它们的美丽甚至与小村和观看的人们无关而直指其经济价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观赏者所要面对的尴尬。那个下午，张巴赫和我的收获是捡拾了一些剪枝人剪在地下的花枝，回去插在水里，第=天居然开了很多。(《黄河咫尺桃花》)
我感动于父子的情趣，大白天别人都在劳作，他们竟然把自己打扮成知音的模样，醉醺醺、赤裸裸去拜访桃花，竟然认为花朵比果实重要。这就是诗人，他给了儿子一个春天的仪式，他露骨的好色，不怕被村庄里的人嘲笑。
我一直觉得，好的叙事风格，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应是自由、流畅、松弛的，犹如野外散步，没有路，即遍地是路了。张杰有许多篇什都做到了这一点，当他不对写作本身提要求的时候，他写得最好。
在村里，人的地位似乎与所分到的土地的位置相对应。小时候家里总是分到一些离村里最远的地块，这除了多费很多劲之外，还意味着受歧视的位置——最差的地块总是等着那些运气最差的人。……在那块地里，我还曾经见到过几十斤重的一株地瓜。它被视为村里的奇迹和荣耀。那株地瓜的果实被密密排在那块土地中间，等待村里人和大队里的人来参观和赞赏。我还记得在这之前，村里人曾在那块地里采了嫩地瓜叶和茎和面蒸了吃。(《不停变换位置的土地》)
简明、高效、举重若轻，充满童年的纯真和阳光气息，充满宗教的忧郁和正直。在张杰作品中，我最喜爱的即这类无意中包含诗意的写实和纪事。
我甚至隐约觉得，若有足够耐心和不被干扰的环境，张杰或许能写出像契诃夫那样的东西。读《鄄城和黄河之间的村庄》系列时，我就想起了契诃夫的《草原》，它们有相似的气息。
桑庄是处于鄄城和黄河之间的一个村庄。我想象不到自己会和这样一个村庄有任何联系，但这种联系的确存在着。比如18年前一个春天晴朗星期天的上午，我骑自行车到黄河岸边去．刚出鄄城还未到城北的梁堂，一个看上去70多岁的老太太朝我招手，说要搭我的自行车，她说她家就在桑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桑庄这个村子。……我仿佛触到了那一片片肥厚的桑叶及其纹路清晰的叶脉，它们在默认里被一阵阵蚕食的声音所吞没。村庄曾在这种沙沙声中幸福如雨，即使最大的鼾声也无法穿透厚厚的层层的墨黑树叶……而且我知道，痛苦来自被我们卖掉的树木和村庄。
痛苦来自被卖掉的树木和村庄。
其实，这也是张杰退不回去的原因。他只能以逃离的方式亲近故乡，以背叛的姿态热爱村庄，热爱他记忆中的黄河和桃花。
村里一共有四个池塘，转眼间，四个池塘枯了三个，村后、村西和村前的三个先后干涸，村后的那个上面盖了房子。现在，村前的池塘里面每年会种上小麦、大豆或者花生，已经和一般田地没有区别了。村西的那个池塘像伤疤一样空着，它分属两家，因为地界不清闹纠纷便一直在那里闲着。唯一一个有水的村东池塘显得如此狭小，很难想象村里人整天泡在里面的往昔岁月，曾经十几头老水牛在里面表演钻水游戏。池塘们好像说好了一样，一起干枯或走向干枯。(《这片池塘还剩下什么》)
干枯。像说好了一样，事物一起走向干枯。
黄河枯了。乡村枯了。城市，早已枯了。
张杰在干枯的洼地里晃动，像个失业的青蛙。
他依旧在唱、在鸣，那或许叫音乐，叫诗歌，也或许叫哭声。
先写到这吧。
望张杰好运。望张巴赫能记住那个春天的桃花，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能渐渐遗忘自己名字的伟大。
2010年7月6日北京
一个时代的底色和本质到底是什么？纯粹个体精神的存在，对于一个非精神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张杰等编著的《岁月碎裂的声音》呈现了一个富有精神乌托邦色彩的写作者20年如一日在村庄和偏僻县城的所有精神努力。他尝试了精神存在对于一个时代的可能性，在一种具有毁灭性的文字结局里，得出一个悲怆性的结论：至少在一些区域，精神的存在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奢望，而且其普遍性已逼近时代的本质部分。文字被动物性需要所吞没，成为作者以割痛自己的方式唤醒时代感知力的动力和本能，以至作者说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幸存者。《岁月碎裂的声音》至少以精神匍匐的姿态交待了时代与个体、精神、灵魂之间的一部分关系。
三月的阳光俯下身来热烈地亲吻着它，脸上露出粲然的笑容，把城市的天空打扮得热闹而又精神。
张杰等编著的《岁月碎裂的声音》以精神匍匐的姿态交待了时代与个体、精神、灵魂之间的一部分关系。内容包括不停变换位置的土地、黄河咫尺桃花、鄄城和黄河之间的村庄、听不见河谣——黄河笔记之三、无家可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