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福梅是蒋介石结发元配，因毛氏出身农村，学历不高，与蒋介石之间情感素来不睦，但是，毛福梅之死，蒋介石也相当错愕忧戚，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透露了内心感受，并交办蒋经国处理毛福梅丧事的原则：
刻与赣县接电话，据报昨日已起程回奉，想今夜可到家，家事至此，悲戚无已，惟事由天命，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也。家中丧事，在此乱时一律从俭、从简，不宜张皇登报发讣，免敌多一宣传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更妥，其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如何？望与大姑母等商定可也。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希代慰大姑丈母与其家属衷怀。
蒋介石心细如发，远在重庆，心神却与蒋经国同在溪口老家，但是，他考虑的重点，更不仅止于丧事本身，他所关心的重点，是此事在政治上可能牵动的阵阵涟漪。因而，在蒋介石避免供给敌人“多一宣传材料”的前提下，“秘不发丧”、“一律从俭从简”、“从速安葬”三个原则，就是蒋介石交代蒋经国处理毛福梅后事的圭臬准则。这事若是发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会引爆父子矛盾，毕竟母子连心，母亲惨死于日寇炸弹，竟然强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对外发丧，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压抑激越情绪，常人是万万难以消受的。蒋经国面临如此悲愤情境，犹能遵命行事，更见其虑患之深与孝父之诚了。
但是，于私，蒋介石也有一番说辞与思虑，他惟恐日本飞机再到奉化侵扰滥炸，因此，觉得毛福梅葬在摩诃殿后，仍非稳妥之地，在十二月十八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说：“葬地如在摩诃殿后，离村庄太近，恐遭轰炸，则应另觅较远之处，如在上山桥头，现在兵房附近，择一墓地安葬，似较妥也。……丧事后家中如不便居住，你可移住慈庵庄屋也。此次居乡应略久，以便整理家务，你当告假二三月，派员代理为妥。”
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又电蒋经国，交代他再找别的地点葬毛福梅，并且要蒋经国不要听信风水堪舆之说，这说明外界常称蒋介石信风水，其实完全是一种以讹传讹的扭曲。蒋介石此电说明他根本不重视风水迷信：“上山桥头如无相当墓地，则在显灵庙东首，、即马鞍山东北山脚，或可觅得一地，惟不可听乡人讲风水堪舆之说，而只择高朗之地，如其无水蚁之患足矣。”不久，蒋介石又补发一电报给蒋经国，说：“本日为祖母诞辰，谅在慈庵祭祀。回念家事，无任惶惶，惟望尔兄弟能立业光前也。葬事待明春再举亦可，你待家事料理完妥，可仍回任服务……”忧惶之念跃然纸上，但仍不忘鼓励蒋经国墨经从公，移孝作忠。
毛福梅意外遇难，在蒋经国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少年时代，他感觉到父亲和毛福梅感情并不融洽，未料远赴苏联途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父亲与母亲仳离，父亲与宋美龄结婚。蒋经国虽然远在俄国，父母离异形成的心理阴霾，如影随形，他却只能压抑心中，莫以名状。况且，离国十三载，回国不过八个月，又赴赣任官，平日鲜少承欢毛福梅膝下，遭此巨变，尤其悲恸逾恒。多年后（一九四五年元月十四日）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一封家书中，犹不经意吐露出潜藏心底始终未曾宣泄的悲痛：
儿此次在渝得与大人谈及家事，，心感欢乐，但在离渝之前二夜，当拜读大人在儿日记本上批示之后，心中未得一时安宁，且曾痛哭数次。儿回国以后第一次哭泣，是在杭州初次拜见大人之时。第二次是在溪口家乡当儿生母罹难之日。……此次受大人之感动而数次流泪，乃第四次也。
母亲死于日寇狂轰滥炸，蒋介石复以不让倭寇有可资宣传的题材，谕令蒋经国要低调地处理毛福梅之后事。为人子女者，面临母丧，已是人伦至痛，尚且要“秘不发丧”，简略速葬，这教稍有孝心之子女，情何以堪？
尤令蒋经国悲愤莫名的，是日本军阀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多次侵扰奉化故里，这段时期的蒋经国，始终处于焦虑愤懑的情绪，难以平抚。这一年五月十九日，蒋经国写信禀告父亲说：“此次敌军扰侵浙东故乡庐舍，祖先坟墓备受蹂躏，国难家仇于斯已极，每念及此，终夜不能成眠，今后只有埋头苦干，尽忠党国，以期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未几，蒋经国复又得知日本军阀拆毁毛福梅的坟墓，稍后连棺椁也遭贼人掘开，这让蒋经国既惊骇又悲愤，但是消息未经证实，只是故里辗转传来之音讯，而他本人又未便亲往已经沦陷的溪口一探究竟，因此倍感焦灼、苦闷。为此，蒋介石父子之间更是函电交驰，为了安抚儿子的焦虑情绪，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蒋介石在重庆亲笔写下致蒋经国电文文稿：
蒋县长：皓电悉，此消息不必可信，寇或藉此以试探吾家人对此之心理如何，如我着急，则寇更进一步对我祖父母之坟墓亦将加以破坏为恫吓，故此事无论其虚实，即使果有其事，亦已成过去，着急亦无能挽救。昔汉高祖之父，被敌军所俘，敌藉此要挟汉高祖，乃以“愿分乃父一杯羹”，以示决不以家人为念之意。吾人立志革命，早以为国忘家，只求对民族子孙能永久获得自由独立，则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顾，何惜死后之尸身，故不必过于悲痛，应以革命大业之成败为怀也。此时可由学校间接派人设法探视，如其实在，则再托人殓葬，总不使寇兽藉此要挟，以示吾人心理上之弱点也，至于暴尸在外之说，余决不能信，希儿亦宽怀勿过忧伤。总之，此事以岩头舅家为名，派人照料最为相宜，以寇兽决不能将收尸之外亲牵累也。父。
所谓“分一杯羹”，典出《项羽本纪》。相传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相争于广武，兵荒马乱之际，楚霸王抓住了汉王的父亲，准备烹煮汉王之父而食之。刘邦得到消息，毫不为意地传话给项羽：“我跟项羽是约定的把兄弟关系，我的父亲就是他的父亲，如果项羽一定要烹杀我父亲，那么我希望有这个荣幸能分食一杯羹。”楚霸王项羽知道此计无法得逞，只好释放了汉王之父。蒋经国为了母亲坟墓可能遭日本军阀破坏而心烦意乱、焦虑痛苦，蒋介石为安慰他，乃以“分一杯羹”的历史故事开导儿子，希望儿子以大局为重，勿为私情害公义。
蒋介石担心蒋经国不能释怀毛福梅坟头遭日寇破坏的消息，翌日又发了一封特急电报给蒋经国，电文全文如下：
赣县蒋县长：昨电谅达。未知儿意如何决定，惟对武岭学校应先复一电，其大意如下：电悉，此事恐系谣言，未必真实（按：原件中有一段话是蒋介石删掉的文句，删除之全文为：我家上下早以牺牲救国，即使有此事，其实亦不足为异，先人求仁得仁，遗体虽毁，其灵亦安）。但既有此消息，请派人前往墓地省视，如墓柩果毁，望代为在原地埋鼻，不必移墓等语。一面速派可靠乡人或亲友，前往溪口附近，与当地县府军警极秘密探察究竟。以余判断，决不致暴尸天外，可勿过虑。岩头如有人能代办更好，否则亦不必强勉，以免乡人起谣，更使寇兽有此要挟也。父。
所幸，蒋经国对父亲的意思心领神会，他明白，于今之计，除了按照父亲的计策，坚定意志，不受敌人裹胁，此外别无他法。九月二十四日，他赶紧给蒋介石发了一通特急电，答复称：
哿马二电拜悉，谕以大义，以汉高祖为法，公尔忘家，儿不胜感奋涕零。暴尸在外，儿亦不信，即使是事实，为表示吾人革命决心，亦决不受敌威胁，兹已遵谕电复武岭学校，并电在永康之毛母舅，设法派人探视。儿对此事已不过于悲痛，乞释念，儿远离膝下，已将一年，眷念无似，拟于十月底来渝，以补定省有阙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坟墓遭敌寇破坏事件，之后证实并非空穴来风，为此事件，蒋经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给父亲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内心难以言宣的深沉悲伤：
武岭学校来信，儿生母之墓被敌人拆毁后，灵柩亦遭盗贼开拆。后来，以我方无动静，敌人见计不售，乃听由乡人将灵柩盖好。儿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对此事已坦然于怀。武岭学校方面已汇去五千元，作为校费及分赠亲友之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毛福梅亡故已过六年，蒋经国回顾往事，在致父亲信上仍三复总言，指陈生母之死是他毕生最悲痛之事：“儿于上月三十日深夜含泪上机忍痛离赣以来，无时不在忧念苦愁。儿生母之亡于敌手，以及赣州之陷于敌军，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终身所不能忘者。”
为了体念父亲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顾及与宋美龄之间微妙的“母子”关系，蒋经国必须谨小慎微地处理若干问题。小自应对进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国事，凡涉及宋美龄者，蒋经国无不小心应对，从来不敢稍有造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处置，基于父亲已关照，既不能过于张扬，可是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而让蒋经国大伤脑筋。由于战争的耽搁，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实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段落，诸如墓地的选定、墓志铭。的撰写、墓碑的题字落款，都让蒋经国大费周章。
蒋经国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卡四日致父亲的信上说：“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请吴老先生书写。”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号的信上说：“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关于为生母立墓碑与作传事，儿定遵谕办妥，附呈吴老先生有关墓碑评论一则，敬请大人一阅。”蒋经国信上提及的“吴老先生”即吴稚晖，毛福梅作传立碑之事，蒋介石即命请吴稚晖捉刀。
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幅碑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晖就在蒋经国写的样稿旁边，写下这段文字：“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实为蒋经国之显妣也”，接着，吴稚晖在一旁写下八个大字：“显妣毛太夫人之墓”，‘以取代蒋经国写的“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吴稚晖并加上了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已经设想得面面俱到，“显妣毛太夫人之墓”这八个字，一方面顾虑到蒋介石可以在宋美龄面前好交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同时，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元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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