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恒生编写的这本《高陶事件始末》披露了60多年前汪日勾结的惊人内幕，揭开了抗战史上“小西安事变”之谜。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章开沅、何兹全鼎力推荐。

希望本书能给大陆学者和读者们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他们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也给还留在抗战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以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本书《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在书中力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

《高陶事件始末》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序

第一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

第二章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

第三章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第四章 抗战初期的和平运动

第五章 董道宁、高宗武密访东京

第六章 “重光堂协议”与汪精卫出走

第七章 河内的困境

第八章 “梅华堂”的谈判

第九章 高陶揭露密约

第十章 再看汪日谈判会议

第十一章 香港两年

第十二章 二次脱险

第十三章 高宗武回忆录问世

第十四章 结语

第十五章 陶希圣致何兹全书信集

后记

增订版后记

附录一 日华协议记录

附录二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

附录三 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参考书文目录

父亲继续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校教书，及在《新生命》、《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年中，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次年出版《中国社会现象拾零》，都是畅销书。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到底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提出论争。他指出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每因感觉到其中存在着许多封建制度的现象或许多资本主义的现象，从而论定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因此要对这三种论断加以明确评定，须以中国社会史为衡量的基础。

他谈到民族斗争与民族问题，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必须首先彻底消灭士大夫官僚系统，扫除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打破士大夫阶级与一般民众的对立，以唤起民众，实现民权主义。一个政权要依赖士大夫官僚系统，则任何新法或改革，都不可行。新法及改革只给予官僚绅士以加重剥削的新机会。

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因此必须资本主义发达才能产生无产阶级。他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主义者”不可视游民或流氓为无产阶级，他引马克思在《德国农民战争》里的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贫贱的铜臭连队’，决不是农民或工人运动的同盟者。”这种论调是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

尽管他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但那并不是他理论锋芒的主要指向。他当时所要着力反对的，恰恰是国民党当权派因清共而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的腐败倾向，因此决不能因为借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包容官僚士大夫来腐化国民党。他认为“士大夫”乃是一种“观念生活阶级”，“这观念生活阶级在中国从来是统治阶级的一端。他上面连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他的地位，和古代的巫觋祝宗，和后来的封建贵族相当。它的构成，是官僚和地主。它在经济上是剥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这种种言论，引起国、共两方的不满。

1929年底，开办新生命书局。次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约，重返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的中文秘书。是年著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等书；翻译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的原著《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及《各国经济史》(与萨孟武、樊仲云合泽)；另外编辑了着重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他曾为商务印书馆写了一本《五权宪法》小册子，未出馆即为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本已印好而未能面世的书。

那段时期，学术界有个流行的社会思潮，凡参加讨论中国社会史者，无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者自居，而排斥他人。父亲也用功选读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以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更欣赏考茨基的著作，用心读过他的《基督教的基础》。然而他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他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父亲的北大学生何兹全曾说：“他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使他成名的、在学术上高出别人的，确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他的史观是不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在战场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进入北大。”

1931年1月，应聘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院院长郭心崧、政治系主任杭立武、法律系主任谢冠生)为法学院教授，在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同时在新生命书局出版的《社会与教育》周刊上，为文讽刺及批评时政和教育政策。由于言论过于尖刻煽动，上海市党部向党中央检举他是反动分子，中大校长朱家骅不胜压力，向党政高层征询意见。教育部次长陈布雷(代理部务，部长由行政院长蒋中正兼)说：“我见过此人，他没有别的，只是锋芒太露。”这件事后来由陈果夫、陈立夫二人出面协调，终得消弭。

8月，北上应聘母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政治系主任邱昌渭)为法学院教授。学校尚未开课，“九一八”沈阳事件发生，学生情绪激昂，应邀至北大、师大演讲，以“国民外交与国民战”为题，提出“全民抗战”的口号。此后在师范大学史学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朝阳大学法律系担任兼职教授，致力于法制社会史及政治思想史之教学与研究。

P6-8

1998年4月，台北《传记文学》第431期刊出连载3期的拙著《高陶事件纪实——追忆六十年前先父随汪脱汪之前后》。是年6月，笔者开始增加材料扩充原稿，写成《高陶事件始末——中国现代史上传奇的一章》，于2001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书名《高陶事件始末》，曾于该年连续印刷3次。

10余年来，有关抗战初期和平活动的文献陆续出现，为当年汪精卫推动和平运动的那段历史，提供了许多史料及印证。其中最具价值者，莫过于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已故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1891—1976)档案中发现的高宗武英文手稿Into the Tiger’s Den(后由笔者译成中文分别在台湾及大陆出版)；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的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翻译的《上海时代》；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起开放阅览的《蒋中正日记手稿》；以及其他极具历史价值的史料，包括1938年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私访东京呈给张群的报告，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呈给蒋委员长的东渡日记及会谈记录，黄溯初、徐寄顾请求杜月笙出手营救高陶的幕后策划过程，以及徐寄顾哲嗣徐天锡与著者的谈话等等，莫不翔实深入、论述有据，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源。基于此，笔者遂决定将原书重新“翻修”，增加篇幅及调整章节，以更正确、更有系统地反映历史真相，是为新版。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曾经先后出版先父遗著《潮流与点滴》、《中国政治思想史》，及拙译高宗武著《高宗武回忆录》；现在又出版这部新版《高陶事件始末》，笔者由衷感谢，并期望尊敬的读者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指正。

陶恒生 2011年3月25日于旧金山

(一)

20lO年3月28日，有幸在上海得识徐天锡先生。徐天锡的父亲是民国时代的金融钜子徐寄顾(1882—1956)先生。徐寄顾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归国后投身教育及金融界，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历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公共租界华人纳税委员会副主席、地方协会理事、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当时他是杜月笙和浙江财阀在上海的高级代表，也是杜月笙的亲信。

徐天锡说，他是徐家最小的儿子，父亲55岁高龄得子，喜获天赐，故取名天锡。我们在上海两次见面长谈，他就他父亲的好友黄溯初当年从长崎来到上海，与他父亲商量如何营救高宗武的那段历史，娓娓道来，宛如身历其境。

1939年11月，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徐采丞从上海秘密携往香港一张字条，sh 面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杜月笙认得那是徐寄顾的笔迹，知道兹事体大，如能成功将是对抗战绝对有利的爆炸性新闻，乃于次日急飞重庆向蒋委员长报告。得到蒋的批示后，立即飞返香港，不幸飞行途中遇到日本战机拦截追逐，机师为摆脱敌机，猛然攀升高空导致机舱缺氧，翻腾颠簸之下，杜月笙呼吸困难，哮喘不止几致昏厥(这哮喘毛病从此折磨了他后半生)。不久之后，黄溯初来到香港，为杜月笙详细解说高宗武欲脱离汪组织的决心，杜月笙又抱病去重庆向蒋委员长报告。1940年1月高宗武与陶希圣成功脱险后，徐寄颇为避日伪追捕，也来到香港。我告诉徐天锡，我们全家回香港后住在九龙塘，黄、徐两位老先生的居处和我们家只隔一条巷子。徐天锡也带我去看万航渡路(昔极司非尔路)一幢红砖楼房，那是徐家旧居，不过早已为他人所有了。

4月中，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叶德英小姐邀请徐先生和我接受电视访问，我们乃前往纪实频道《档案》栏目制作单位作对谈录影，制成电视片《夺命追逐》，于同年8月16至20日晚，分5集播出。

(二)

1940年1月高宗武离沪赴港前后的经过，与另一当事人、先父陶希圣20多年后所写的虽然基本一致，但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如日期、船名、对谈等)。后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致。现在乘此机会加以比较订正，以下是高陶离沪前后细节的异同之处。

(一)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民国)29年1月1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佛海说：“你要保重。”我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潮流与点滴·乱流》)

(二)高宗武《深入虎穴》：

签约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

第2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1月3日上午10时，我离开家直接奔往柯立芝总统号。……(第四章)

鉴于《深入虎穴》和《潮流与点滴》分别完稿于1944年及1962年，高的记忆应该比较准确。从以上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记忆的1月2日)；离开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总统号(不是“胡佛”总统号)；陶曾派女儿送信给高表示愿意一同出走，陶文则没有提及。陶说的“国泰饭店”实乃“华懋饭店”之误。

另外，日本军方把汪精卫一行人从河内载往上海的轮船，大多数中英文文献都称它为“北光丸”(}]okko Maru)，唯独高宗武称之为“北满丸”(Hokuman MazⅥ)。

(三)

高宗武毅然脱离汪伪，蒋委员长甚感欣慰，称赞他为“浙中健者”。他让杜月笙转交一封亲笔信给高宗武，谓：“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当然领会其意，于是化名“高其昌”，于1940年5月20日抵达纽约，旋即奔赴华盛顿。

高宗武定居美国，陶希圣留在香港办《国际通讯》周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陶于次年随难民回乡队辗转回到重庆，重新加入抗战阵营。世人不免疑问，蒋介石先誉之为“浙中健者”，复电胡适大使转慰“爱国之心”的高宗武，为何不再为蒋所用，而任其一生漂泊海外？

蒋介石个性刚强，意志坚定，喜怒无常；汪精卫性情软弱，优柔寡断，感情用事。高宗武从政七年，在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手下当差，对年少气盛、自视甚高的他，确实是莫大的性格考验，试想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在蒋手下，他周旋于日本军政人员之间，谨慎行事如履薄冰，除了使花招扮黑脸之外，必要时还得准备随时背黑锅，一旦做错事，就得受严惩；在汪手下，则须以最大的耐心循循善诱，唯恐他意气用事掉入敌方陷阱，无奈汪不听他的苦口婆心，失望之余，只有忍痛分手。

蒋介石当时没有叫高宗武回重庆，可能有一层顾虑。这也许关系到蒋用人的原则：对军人慑之以威，对官员责之以严，对文人待之以宽。军人叛离国法不容，官员擅离职守永不录用，学者论政尚可尊重。高宗武身为高级外交官员，未能遵守抗日国策而私赴敌营参与谈判，虽然最后脱离汪伪揭发敌人阴谋，但追根究底，即使个人品德无亏，终究是违反了一·名政府官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至少在当时必须顾及社会的观感，而不便让高回国。而陶希圣以学者初入政界，当时并无官职，他的言论与活动(包括1938年在香港为曾仲鸣被刺而发表的激烈批评重庆的言论)，似乎尚未超出蒋的容忍限度，而予网开一面，事后并畀以重任。高陶二人都主和，但都未投敌，于乱流中知所进退，虽有过失而无伤大节。技术官僚不懂政治，如高宗武(那时才30出头，实在太年轻)，学者好奢谈国事，如陶希圣(他80岁还说：“读书，作文，演讲，开会，我的一生就是如此。”)，他们两人跌跌撞撞共同走过的这段历史，其实也是关心国事却不谙权术的知识分子的一场悲剧。

陶恒生 谨识201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