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孙大雨是幸福的、幸运的。父亲非常注重儿子的教育，家教也非常严。身为清朝末科翰林的父亲，很有学问，特别是在祖父的督促下，为传承道统，保持家风，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孙大雨5岁时，父亲按照旧式的教育方式，专门请了清末秀才到家里来对他进行私塾教育。
私塾先生是嘉定南翔人，姓徐，字葵生，是当地一位颇有些名气的私塾老先生。作为孙大雨的启蒙老师，徐老先生教孙大雨识字，读《论语》、《孟子》、《大学》等传统经典。虽然是旧式教育，但孙大雨勤奋好学，深得先生的赞许。在9岁那一年，他又开始跟表兄和傅家三少爷学习英文，这与其他单纯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有些不同，使他从小在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接受西学教育。两种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在孙大雨那里并没有发生冲突，可见童年孙大雨的聪慧。父亲对儿子的学习是满意的，他希望儿子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长大能够有更大的出息，不论是对于继承家业来说，还是对个人发展而言，父亲知道在这日益变化的世道，一个人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
俗话说，父爱如山。父亲的关爱是孙大雨从小能够比较完整地接受启蒙教育的有力保障。本来，在父亲这棵大树的庇护下，人生的风风雨雨都能够一一遮挡。然而，好景似乎总是不长久。13岁那年，孙大雨的父亲因病不幸去世，这一下子像天塌了似的，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家业也开始败落。由于父亲的去世，家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不能像原先那样再请私塾先生教他，完成学业。考虑到儿子从小爱学习，成绩优良，母亲戴氏决定送孙大雨去收费较低廉的洋式学堂继续学习，也就是当时按照西式教育方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继续完成学业，尽管她要冒着亲朋好友的诸多指责，甚至是嘲笑。
191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14岁的孙大雨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由基督教会创办的上海青年会中学附小上学。因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他直接插班读高级小学班。由于学校离家较远，母亲允许儿子来回乘坐黄包车，并每月给他两元银洋作为车费和零用，而懂事的孙大雨从不坐黄包车。后来，在提到这件事时，他说当他看到人力车夫拉车吃力的样子，特别是大热天拉车，不停地擦着汗，很是不忍心，认为这有点不人道。
在教会办的新式学校，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但对于孙大雨来说，由于从小在受私塾教育的同时，已通过学习外语接触到西式教育，所以他的学习底子很好，加上刻苦用功，聪慧好学，虽是插班生，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是优秀，深得老师的赞许。高小毕业后，他直升青年会中学就读初中、高中，因成绩优异，期间他还多次跳级学习，并于1922年冬(17岁)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在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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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没有那种完成任务的如释重负感，心情反而是格外的沉重。诗人、诗歌理论家、学者、翻译家孙大雨的坎坷人生，悲惨命运，让我感到一种历史的窒息，一种精神的重负。一种人生的叹息苫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说些什么，面对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人生，也许再说些什么，已是一种多余。
我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但平时多侧重于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区域文化与文学方面的研究，对诗歌的关注度并不多，对孙大雨的诗歌创作和翻译活动也不是十分熟悉。我之所以承担起这部评传的写作任务，还是一个偶然机会的促成。一次，绍兴文理学院的刘家思教授对我说，他们学校的越文化研究中心打算以“越中著名现代作家系列评传”为题，选择10位越中现代著名的作家，为他们树碑立传，并以此申报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重大课题，希望我能给予支持并加盟。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绍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越文化的中心，可谓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名人辈出，到了近现代，从绍兴涌现出来的文化名人更是数不胜数。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从绍兴，乃至从浙江涌现出来的作家就占了近半壁江山。我曾主持过教育部“211重点学科”的项目“‘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研究，出版了《“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的著作，所以，我当即就表示愿意加盟。后来，我正好参加省社科规划办组织的省社科基地课题的评审，于是，在评审会上大力推荐这项重大课题的申报，与会评委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好评，最后获得了通过，省社科规划领导小组也批准了这个项目，同意作为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讲行寺项．
我之所以选择为诗人孙大雨撰写评传，开始还是出于对“新月”诗派的关注。在大学里教“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讲到中国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时，“新月”诗派往往是一个重点。自从胡适抱着“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理念进行白话新诗创作后，中国的诗歌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胡适当年的白话新诗创作还是显得比较幼稚，郭沫若虽然以“伟美挑战之声”开一代新诗风，但他的那种“惠特曼式”的浪漫抒情，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让诗歌特有的韵味有所流失，尤其是形式上过于松散，缺乏对诗歌内在韵律的尊重，而“五四”初期出现的“白话小诗”运动，虽然富有哲理情思，但模仿的痕迹过重，因此，如何构建中国新诗特有的形式，赋予新诗特有的格律，以体现新诗特有的韵律，也就成为“新月”诗人的一种神圣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闻一多、徐志摩的倡导，一批有志于探索中国新诗格律的青年诗人聚集在他们的麾下，形成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著名的“新月”诗派，为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对“新月”诗人的创作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对刘家思教授说，我还是选择祖籍是浙江诸暨的“新月”诗人孙大雨来为他作评传吧。
然而，真正进入写作阶段，我发现困难还不少。，是孙大雨的诗歌创作并不多，如何对他的诗歌创作进行文学史的定位？需要深人研究。二是有关孙大雨生平事迹的原始资料也不多，很难进行考证式的研究和写作，大都还是需要靠相关的回忆性文章等第二手资料来进行转述，特别是有关他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时的相关资料缺乏，所以，如何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也只能尽量地根据当时的大环境态势来进行认识和把握，通过相关人员的回忆等第二手材料进行转述。三是集诗人、诗歌理论家、学者、翻译家于一身，他的一生太坎坷，命运对他太不公平，尽管他的性格倔犟、固执，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一生两度入狱，遭到如此折磨和摧残的理由，如何对他的人生经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这是写作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特别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说，学术界对他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创建和翻译成就深入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这也增加了评传的写作难度。正好此时，来自丽水学院的雷水莲副教授到我校跟我做访问学者，于是，我请她担任一部分工作，先是请她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再是也请她参与相关章节的写作。在我拟定了总的写作纲要之后，我和她分头进行评传的写作，最后由我来进行归总，重新布局、调整、修订和统稿。按照写作纲要的要求，我请雷水莲副教授分别撰写了“童年的梦想”、“新文化的召唤”、“海外求学”、“沟通中西”、“新月的韵律”、“新月的陨落”6个章节初稿的写作，后来根据全书结构的重新布局、调整，她撰写的这些章节的内容，经我充实、修改后，再汇入不同的章节之中。在此特作说明，并感谢雷水莲副教授所做的辛勤工作。
在我看来，作家评传与作家传，或与生平一类的纪传不同，作家传的写作是要尽可能地将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按照他成长的实际原貌来进行勾勒，尽可能地客观展现作家成长的轨迹；生平一类纪传的写作，则主要是侧重于用具体的细节来展示作家生平和创作的历史，相比较而言，评传的写作则主要在于在记录作家成长的同时，重点是要对作家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合乎历史情景的评价，揭示出作家成长，特别是精神成长的内在因素和规律特征。依据这种认识，我在难以再发掘新的有关孙大雨生平和创作资料的情况下，重点是在运用现有的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侧重于对孙大雨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人生境况进行描述和评介上，力图揭示出时代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所产生的人生结局的内在原因，以便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以感知和深入思考的认识素材，并从中获得深刻的人生启示。
基于这种写作指导思想，在评传写作过程中，全书结构框架的设置，既遵循孙大雨生平和创作发展的时间顺序，又将注重评述他成长的空间环境，重点揭示他的精神发育、成长的过程。因此，评传的写作主要在三个维度层面上进行：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展示他的成长经历，二是在空间维度上，揭示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三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维度上，揭示出个人性格、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揭示造成时代悲剧、个人悲剧的某种必然性要素和规律特点，并对他在各个时期的成长特点和所取得的成就，尽可能地进行客观的评述和介绍。譬如，在生平和创作上，重点扣住他作为诗人、诗歌理论家、学者和翻译家的特点来进行介绍和描述。在精神成长史上，则重点扣住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投身于民主运动，争取自由解放的“公共性”描述和论证上，凸显他的性格、命运的特点，以及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特点。而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创建，还是翻译成就，都尽可能地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予以介绍和评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评传的写作坚持做到言必有据，对于一些无法考证的史实将不予采纳，对历史的真实境况也尽可能地以原文引述的方式，进行直接的转述和还原，对间接引用的则予以注释说明，以便能够给读者更大的认识和思考的空间。
集诗人、诗歌理论家、学者、翻译家于一身的孙大雨，人生经历坎坷磨难，除了他个人的性格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及其现实环境所造成的，如同吴中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盖因孙大雨当年虽然曾经反蒋，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变，或者说，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反对蒋政权的专制主义和由此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和他那倔犟的个性，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发生冲突。如果让孙大雨先生来做系主任，他必然会强调独立的人格，自行其是，决不肯做驯服的工具，使得上面很难指挥，领导意图贯彻不下来，所以，下台和挨整是迟早间事。”也如同傅岩山先生所说的那样：“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关乎时代、性格和命运的问题。人的年龄可以渐进，学问可以增长，但是得自天赋的性格特质却未必会有多少改变。‘耿介清正’四字再准确不过地总结了先生的性格特点。孙大雨先生的正义感极强，他见不得人间有不平事。解放前做教授，他就很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连带对那些在学校里玩弄权柄作奸犯科之辈深恶痛绝。关于自己的性格特点，先生自己可以说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自己45岁时写的一份材料中说，由于自己是家庭中的第二个儿子，上有一连串的姐姐，又有兄长，他作为男孩子就不足为奇，被相当忽视，甚至轻视，这期间的待遇差别，使先生形成了憎恶特权、对不公平产生强烈反感的心理习惯。先生以为那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公平考虑是自私的，再后来先生思想与世界观发生了升华性的变化，进步为对于人类的爱，对被压迫者的热烈同情，以及对于专制自私、不公平等具体社会现象的极度憎恶，至于那以自己为中心的心理，则渐被净化、消灭。不用说，这种种性格特色，在中国社会里是很有点叛逆味道的。”的确，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虽然也有那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但由于整个知识分子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阶层独立和人格独立，多是“代圣人言”、“代帝王言”，也就始终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在遇到矛盾冲突时，也多是以一种“极力避免凄厉崇高的命运冲突，避免冷峻悲壮的灵魂交锋，宁可让一切既在或潜在的对立因素都消融在主观心理的平静安宁之中，消融在肯定现实人生的达观愉悦之中”的方式，“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经常以一种甚为得体的谦逊方式论证着自我形象的合理性或完美性”(许纪霖语)，而现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还未能真正地获得自由和独立，但那种取得自身的职业，特别是在精神上获得“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文明熏陶和思想文化启蒙之后，他们所倡导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陈寅恪语)。可以说，正是在现代文明和新文化的感召下，一批初具现代文明理念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孙大雨，考察他的成长，特别是精神成长，并对他一生进行评述，从中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心路历程，看到他们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文明执著的精神追求。
孙大雨并不是一个完人，更不是一个圣人，没有那么伟大，但也没有那么平庸。他的性格、心理或许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我坚持认为，这不应该成为他必然遭受人生磨难和摧残的理由。从他的一生成长来看，他是一位诗人、学者，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他倔犟的性格背后，跳动的是一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心，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有爱有恨。他且行且歌，且吟且啸，在浅斟低唱、谈笑婉转之间，审视大千世界，审视万象人生，领悟世界和人生的无穷奥秘。他有过种种的人生不如意，有过异常的人生苦难，有人生的抱怨，人生的不平，也有命运对他的不公，但在那段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里，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以翻译的方式，获得了他人生的精神超越，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足以值得后人对他永久的纪念。他晚年因年事已高，活动的半径越来越小，但他的心灵空间则在平静甚至是有些“恍惚和朦胧”中越来越大。他远离了喧嚣，也远离了恩怨、是非，让心灵超越人生的苦难。用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浙东学派的开创者王阳明在临终前留下的一句话来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是的，源自内心强大的人生理想、信念和信仰，足以抵御来自世俗世界的种种诱惑、打击和磨难。对于历史而言，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一切是是非非，一切风风雨雨，都将化为灰烬，只有从心底里升起的那片光明，才会永久地照耀着人间，哪怕不是太阳，而是月亮，但光芒对心灵的照耀，则永远都是一样的均衡，一样的明亮，一样的温馨。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孙大雨走了，远离了让他又爱又恨的现实人间。他一生不幸的遭遇，给后人留下的是一声叹息，但也留下深刻的反省和思考。责怪历史也好，诅咒历史也好，都不是理性地面对历史的态度，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要通过对孙大雨一生遭遇的剖析，为历史留下充分的真相，为现实和未来留下更大的反省空间，而这也是我为他写评传的动机和目的。
本评传的写作，借鉴了前辈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此，特向这些前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批准该项目作为浙江省社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进行立项，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感谢绍兴文理学院的领导和越文化研究中心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感谢出版机构对越中现代著名作家评传系列出版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要感谢责任编辑宫京蕾女士，她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令我感动和敬佩，在此一并向为本书写作提供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本评传的写作还有诸多的不足之处，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多提宝贵的意见，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予以认真的修改。
黄 健
2011年酷暑于西子湖畔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系列研究》(课题编号09JDYWOlZD)成果。
在世纪之交，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了浙江省不仅要建成经济强省，而且要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决策，大大地推进了浙江文化的研究，也激活后浓化了浙江的学术空气。社会发展必然推动文化的进步，但文化的精进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联性，自然要求浙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得全面进步后尤其要重视建设。多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浙江省文化建设的—个亮点，不仅是浙江省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也是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然而，文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抓手，就是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人。因为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都是由人主导的。因此，研究文化就是要研究主体的人所创造和彰显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和内在品格，为今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服务。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申报了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规划重大课题《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2009年获得了立项资助。
从全省范围讲，浙江(越)文化研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萌芽，到20世纪末期揭幕，至今已经着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浙江(越)文化的史论研究；二是浙江(越)文化名人传记的研究、撰写。前者以宏观的理论探讨见长，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后者是从文化主体的个体出发来进行微观的透视，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主体状态。这两种视角构建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础。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前几年组织力量重点研究了重大课题“越文化通论”等一系列课题，推出了一批成果，就是立足于史论，旨在为今后的越文化研究奠定基础的。然而，越文化研究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一是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历史走向现代，要服务于当代，启示将来，因此开展现代越文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二是文化不只是抽象的、概括的、普遍意义的，也是具体的、鲜活的、个性化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要将理论的概括融人到鲜活的个体和具体的形态中去，另一方面又要从个体中把握其普遍的意蕴指向，同时还必须把握古往今来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超越的情形。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与基本面貌。一种先进的文化姿态总是既不会忘却历史，又能着眼于现实，放眼于未来；而一种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则不是着眼于传统，而是立足于现代。从本质上说，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把握内在精神的现代基质，探寻现实人生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向。所以，文化研究必须具有三种眼光：过去——现在——将来；必须抓住三个基点：人——时代特征——自然环境；必须把握三种内涵：传统——现代——未来。而一种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现代的情形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把握现代的蜕变，是推进文化研究由注重历史走向着眼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
越中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在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越中诞生了蔡东藩(1877—1945)、刘大白(1880一1932)、鲁迅(1881—1936)、许寿裳(1883—1948)、周作人(1885—1867)、夏丐尊(1886—1946)、孙伏园(1894一1966)、胡愈之(1896一1986)、许钦文(1897—1984)、谷剑尘(1897—1976)，孙福熙(1898—1962)、章锡琛(1889一1969)、魏金枝(1900一1972)、孙大雨(1905一1997)、姚蓬子(1905—1969)、孙席珍(1906—1984)、吴似鸿(1907—1988)、陶亢德(1908—1983)、柯灵(1909—2000)、徐懋庸(1910—1977)、陈梦家(1911一1966)、金近(1915—1989)、谷斯范(1916一1999)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他们有的是现代文学大师，有的是“五四”白话新诗文的开创者和代表诗人，有的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的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有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有的是白马湖派的代表人物，有的是湖畔诗社的重要诗人，有的是著名的戏剧家，有的是左翼文学的著名作家，有的是鲁迅杂文的继承人，有的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有的是近现代通俗演义小说重要的开创者……他们浸润着越文化的血脉，又创造了鲜活的现代越文化成果，显现了越文化的现代形态与内在特征，是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的活的文化标本，反映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越地人民的精神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文化成就。
因为以往的研究关注历史的比较多，而关注现代和当代比较少；关注文化精英和高层的较多，关注大众形态和普通性的很少，所以，除鲁迅和周作人之外，学术界对上述越中作家重视不够，大都没有被纳入到学术界系统研究的视野之中。而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发掘其精神资源，关注其现代文化成就的尤其少，审视其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显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于他们在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由封建走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流变和思想引领的生动状态更疏于探究。因此，开展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是对浙江(越)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深化和拓展，意义重大。一、展示浙江文化的现代成就，展现浙江文化的先进性，弘扬浙江文化的现代精神，为正确认识从晚清到现代浙江(越)文化的历史特征提供一个切人口，为浙江(越)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思想启示；二、开拓浙江(越)文化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建构历史形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研究——现代越文化研究的完整研究体系，推动浙江(越)文化的全面研究，推进浙江省文化工程的研究进程，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途径；三、为正确认识近代知识分子如何转变为现代文化精英提供一种理论指导，为现代史书写提供参考；四、填补上述作家没有整体的空白，深化和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文学欣赏提供指导和启示；五、为人物研究和评传写作提供一种学术借鉴与参照；六、镜照世俗社会，启示现实人生，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准备分期分批地对上述知名作家展开研究。最初的设想是2005年提出的，2007年着手准备，2008年开始启动，2009年开始了全面的实质性研究，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目前选取了学术界关注比较少，整体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是还没有做过整体研究的10位作家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组成了《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系列研究》重大课题。这些作家是蔡东藩、刘大白、许寿裳、夏丐尊、孙伏园、胡愈之、魏金枝、孙大雨、徐懋庸、陈梦家等。我们从校内外选取了有一定研究基础和实力的教师作为课题组成员，采取统一规划、目标一致、分项包干、责任自负的方式，展开研究。我们的想法是，这一批作家研究完成后，重新申报项目对第二批、第三批作家进行研究。至于为何没有将鲁迅、周作人两位大师列人第一批研究对象，是因为学术界对他们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各种研究成果很多，就是从浙江(越)文化视角去研究他们的成果也不少，这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越中现代著名作家的研究，发掘浙江(越)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如何将时代要求内化文化精进者的主体追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的深层原因，从而把握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的精神脉络，找到浙江(越)文化的现代精神底蕴，构建越地现代人类学的理想图景。其特点在于：一、着眼于从近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抓住人这个主体，以系列研究来审视浙江(越)文化从封建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的演变轨迹，打破以往研究中宏观宽泛的研究态势，改变割裂式的个别研究，既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个体活性，又彰显浙江(越)文化的历史形态，避免以偏概全、人为设定的局限与不足；二、文化既是一种历史形态，又是一种现实形态，还是一种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形态，但文化研究始终是为现实形态的建构服务的，要着眼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打破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惯性思维模式，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转型的动态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整体研究，揭示社会的剧变对个体人生的影响，通过全面把握社会转型中不同个体的生命旅程、思想性格、人生业绩和创作成就，来把握浙江(越)文化的现代形态，改变以往以静态的文本解读和阐释的简单化方式，凸显文化的立体感和整体性；三、文学是文化的一种主要构成要素，文化灌注在文学之中。因此，从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发展历程中来把握他们的文学创作，审视它们在现代浙江(越)文化建构中应有的文化、艺术和思想价值，把握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彰显浙江(越)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力，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在这里，个体与整体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就成为了我们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并重视将这些作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场域中。
在研究中，我们强调融社会批评与主体剖析于一体，理清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旅程和思想发展脉络，突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将事业(仕途)、爱情和交游三线交织，全面地展现其悲喜沉浮的人生，揭示其人生和创作取向的主客体成因，挖掘越文化的血脉渊源，立体地展现其真实形象，彰显其现代的精神特征和越文化的现代品格。同时，我们又注重分析和把握他们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认识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的研究，既注重文化个体活性，又注重理论概括；既注重历史传统的把握，又注重对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并以社会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为指导，突出原初性研究特征，挖掘越文化渊源；且以文本研读、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为路径，立足于社会转型的背景来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透视其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以及价值追求，进而彰显浙江(越)越文化的现代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重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力求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予以比较客观的评价；注重对现有研究文献和传记资料的甄别与辨正，剔除以往研究中的错漏与偏失，力求还研究对象一种本来面目；注重从特定时空背景中去审视研究对象主体人生的独特状态，力求对其人生和思想历程作出比较科学而合理的阐释。因此，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搜集越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以及各研究对象散落的文学作品、文献资料和生平事迹，把准其精血气；另一方面又重视对研究对象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考察，重视访问其后人及其友人的后代，重视与相关的研究专家交流，以完善研究工作。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再三讨论了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有审定了各专著的写作纲要，以使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保持面貌的基本一致，而又各具个性和特色。在这套成果丛书出版之前，我们也随机性地选择部分书稿予以审阅，每部书稿都经过了三、四次的修改。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博古通今、中西交融的鲜活的文化个体，牵涉的学科领域很广，触及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很深，文化内涵很丰富，对研究者的素养形成了很大的挑战，赋予了研究工作本身的较大难度；加上课题组成员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有的还担负了繁重的管理工作，精力不够集中，时间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水平有限，并且对人物评传的撰写缺乏经验，因此，研究工作难免存在一些着粗疏和不足，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同时，由于课题组成员从事研究的经验和实力本身存在差异，因此，虽然我们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大都十分认真和负责，但实际上这套丛书的质量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是我们尤其感到不安并又要恳请读者谅解的。我们必须告白的是，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的工作。
在研究进入尾声，成果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课题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感谢全体课题组成员几年来的密切协作与艰苦工作，使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领导部门以及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因为有了这些支持，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才由设想变为了现实，这套成果丛书才得以顺利出版。而且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宫京蕾编辑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此外，对一直以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予热情帮助和关心的许许多多好心人，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课题负责人：王建华 刘家思
《孙大雨评传》由黄健、雷水莲所著，《孙大雨评传》将按照孙大雨人生成长线索，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创建和翻译工作，以及他曲折的人生．对他的一生进行全面评述，揭示出时代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人生遭遇的内在缘由，以期能给人一种可感知和思考的素材，并从中获得深刻的历史与人生的启示。
《孙大雨评传》由黄健、雷水莲所著，孙大雨(1905—1997)，祖籍浙江诸暨，生于上海。“新月”派诗人、诗歌理论家、著名的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
作为一个诗人，孙大雨大力提倡现代格律诗，创立了中国新诗史上著名的“音组”说，为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孙大雨翻译了大量的莎士比亚剧作和英语诗歌，并将中国优秀诗词翻译成英文，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智慧。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孙大雨积极参加民主斗争，争取自由解放，建国后不幸打成”右派”，判刑入狱，“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惨遭迫害，出狱后，他重回高校，仍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和翻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