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在全社批斗“走资派”时，王(子野)范(用)首当其冲。当时社内领导成员不少，但龙多不治水，真正干事的主要是他们二人。不论是谁，对此都心知肚明。当造反派责问时，子野同志总是支支吾吾：“记不清楚了，可能……”而范用呢，总是抢着回答：“是我，是我干的，跟别人无关。”有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青年专家，因大学毕业后未服从统一分配，失业在家，范用就把他请来做临时工，这竟被当做走资派招降纳叛的罪行来批判。此事本来与范用无关，他也在批判会上认罪，把火力吸引过来，以便丢车保帅。
第二件事：在“牛棚”中，范用认识了缪平，并与之结成生死之交。缪平本名周学斌，原籍江苏盐城，出生于上海。其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包打听(探长)。缪平在读高中时背叛家庭加人地下党，利用其社会关系保护组织和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进入苏北解放区。上海解放后，返沪从事青年工作，不久调北京团中央所属中国少年报，任编委兼秘书长。在那个“大跃进”年代，他对“三面红旗”的质疑比彭德怀元帅还早，所用语言也如出一辙。他患肺病在疗养院休养时，白天向伟大领袖写万言书，晚上说梦话“骂”老头儿“热昏”，结果被同室的人告密。正好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期，未对缪处分，只在中层干部中通报批评，材料不入档，但必须调离团中央。这时，人民出版社奉上面指示，正在恢复通俗读物出版社(后改名为农村读物出版社)，先筹建搭班子，待条件成熟时独立，缪平就是在这时调进的。不久，“文革”开始，范用和缪平都进了“牛棚”，两人在那里熟悉，并成为知己。缪平后又遇家庭破裂，孤身一人被扫地出门，住在范用旧居附近的一间平房内。范用之子范里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爸爸给缪叔叔送吃的东西。“四人帮”被粉碎后，缪平乐极生悲，吃烤馒头片戳破食管，经北京多家医院治疗未愈。由于无人照料，只好把他送到天津他的二哥处，因其二嫂在医院工作，便于护理。不料缪平手术后，遇地震病房搬迁，造成伤口化脓病危，非常希望见独生女多多一面。他二哥来电话后，我立即向范用报告，他叮嘱“我们一定要帮缪平实现这个愿望”。他向单位要了一辆小车，晚饭后就在工体北门口等着。我通过青年印刷厂一位朋友的女儿，半夜里才找到多多，上车时已近子夜，到天津时东方已经发白。缪平终于见到他唯一的女儿，安然地闭上了眼睛。范用不愧为缪平的生死之交。在那个年代，一个领导干部不考虑个人得失，对一个“有问题”的下属能如此赤诚相待，实在少见！
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撤销，所有人员全部回京。其中有一批老干部，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还住过“牛棚”。当时机关里还有军代表，别的事不管了，但还掌握着人事大权。有些老干部本来就不应该去干校的，因为“五七指示”中就有“除老弱病残者外”这一条；既然在干校还可以劳动，为什么军代表要他们马上办理离休手续呢？
在领导小组开会时，范用认真地问军代表：“为什么不安排一些老同志的工作？”军代表回答：“办公室都满了，没有座位了。”范用再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的。”军代表拉长了声音回答。“好吧，这个问题就由我来解决。”范用当场立下了“军令状”，然后就回五楼，清理那间他坐了十多年的520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在五楼西头，总共才十四五平方米，正对着厕所。有人跟他开玩笑：“古有太史公，今有闻屎(文史)公。”他苦笑着先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再把报刊捆起来，放到斜对面我们大办公室的角落里。然后向总务科要来两把马扎，放在长沙发的对面，让周静、柏宏文、高野夫、李蓬茵四位老同志坐下办公。不久，范用命我把《新华月报》从新华社接了回来(该刊在“文革”中曾一度停刊，周总理发现后令新华社接办，版权页与刊号等都不更改)，他们就都参加了《新华月报》的编辑工作。周静同志是人民出版社参加革命最早的老干部，受党的派遣，曾潜人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做情报工作，对革命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从《新华月报》离休后，他还被文化部聘为《新文化史料》主编。柏宏文同志在抗战前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社联”成员，当时尚未人党，因贴革命标语时被反动派逮捕，关在草岚子监狱。抗战初期经党营救出狱后参加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被日军俘虏，后被送到东北某矿山做劳工。他从虎口逃出后一路要饭回到原来的部队。高野夫和李蓬茵两位同志也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各有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史。老高后来还被全国文联调去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离任后又被全国诗词学会聘为副秘书长。要不是范用坚持正义，据理力争，这四位老干部从干校回来后就不会再有工作的机会了。 郑超麟何许人？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范用离休后，经常去看望楼适夷老先生。他原是与范用在同一个楼办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有关郑超麟的事迹正是由他给介绍的。上世纪30年代，楼与郑遭反动派逮捕，成为同监的难友。郑在国民党监狱先后坐过7年牢。解放后因“托派”问题又坐了28年牢，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公民权，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96年范用出差时，第一次与郑见面。关于这次见面和编辑《郑超麟回忆录》的情况，范用在《泥土·脚印(续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郑先生住在一所简陋的居民楼里。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十分亲切的印象。我在他面前是个后生小子，郑老却一点也没有架子。
郑老说：我和你是同行。原来早在二十年代郑先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出版机构叫“人民出版社”，而我去拜访他时，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通过不少封信，我竭力鼓动郑老撰写回忆录，因为他是早期党史的见证人，已经很难找出第二个人。郑老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一张一九二三年拍摄的“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留影中，有周恩来、王若飞、陈乔年、郑超麟等人。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郑超麟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内部发行。
一九九八年我把郑老前前后后写的回忆录，以及《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加上诗词《玉尹残集》、诗词近作汇编三卷《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数十万言交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编此书，全稿我阅读了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在北京植字排版，制成菲林寄香港付印，力图在郑老百岁大寿前出版。出版社全力以赴，将第一册书赶送到上海，飞机中午到达，郑老却已在当天上午去世，距他心血结晶送达上海仅差数时长。令人欣慰的是，郑老生前为文选写了一篇自序，也可说是遗言。P17-20
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范用
2010年9月14日17时4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编辑家、出版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资深编审范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7岁。
范用原名范鹤镛，1923年7月18日生于江苏镇江。1938年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参加工作，并参加青年救国团等进步团体，1939年随读书出版社到重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桂林重新设立的读书出版社工作，1944年任读书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1946年调任上海读书出版社，并参加救国会及活动，1949年任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联络员，1949年8月到北京，先后在中央出版委员会、中央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出版部工作。1950年12月到人民出版社。先后任出版部主任、秘书室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1960年4月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82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职务。1985年12月离休。2009年9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范用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大家。他毕生从事、热爱出版事业，成就巨大。他曾策划编辑出版了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傅雷家书》及杨绛的《干校六记》等一大批具有广泛与深远影响的精品力作；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倡导创办了《新华文摘》杂志，主持创办了《读书》杂志。《新华文摘》已经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摘刊物；《读书》也已是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人文刊物。范用同志勤于创作，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叶雨书衣》等多部知名作品。
范用同志品格高尚，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工作一丝不苟。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极有魄力。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视书籍如生命，视读者为亲人，甘为他人作嫁衣，堪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为了缅怀这位编辑、出版大家，充分挖掘、整理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
本书分为上编和下编，内容既有范用同志的朋友和同事回忆他的文章，又有范用同志本人的作品，内容丰富翔实，真实地展现了范用同志一生的足迹。
范用同志为书籍的一生，是那样的奇特；他对出好书的追求，是那样的执著。他对编辑出版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他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人民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为党的出版事业奋斗终生的著名编辑家、出版家，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新闻出版界、文化界都感到我们痛失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出版家。今天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的新老同志，怀着沉痛而又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大家为出版事业奋斗的光辉业绩和光明磊落的刚正精神，既是对逝者的哀悼和追思，也是对活着的人的启迪和引导，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人生固有的人性之真善美才能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芒。
范用同志是一生坚守在党的出版战线的抗日老战士。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年仅15岁的范用就走进了抗日文化队伍，参加了我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工作。1939年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从那时转战武汉、重庆、上海，直到调人北京，一直在出版战线工作。可以说，范用同志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出版事业。70多年的实践证明，范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出版家。
范用同志在新中国书刊出版界业绩卓著，声名远播，是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编辑出版大家。他策划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赞誉、影响深远的名家名作。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很少有读书人没有读过他编辑出版的图书。范用同志在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工作的几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难得的机遇，主持出版了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文学品位的经典图书，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如销量以百万册计的《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朱光潜的《诗论》等图书。他还自学成才，精于图书装帧艺术，亲自主持了70余种书的装帧设计。他主持编辑、设计的这些图书产生了长期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一个时代广享读者盛誉的标志性出版物。
范用同志积极倡导创办了《新华文摘》，主持创办了《读书》杂志，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79年创办的《读书》是“文革”后第一本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成为20世纪80年代解放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引领文化思想界的潮流。直到今天，《读书》杂志营造的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理念，仍为许多读书人所追慕。《新华文摘》杂志，则以其思想性、权威性、学术性在期刊界独树一帜，受到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乃至广大党政干部的关注和信赖，成为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名牌刊物。
范用同志不仅编书、卖书，而且离休之后自己也笔耕不辍，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叶雨书衣》等；编著有《爱看书的广告》、《买书琐记》、《买书琐记续编》、《文人饮食谭》等书，留下了自己所历、所思、所想、所为之印迹。
范用同志不仅是一位出版大家，对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一生光明磊落、品格高尚，大公无私、胸怀宽广，淡泊名利、不图虚名。虽经坐牢、批判而理想不变，评职称、评奖、评级总是先人后己，对于自己身后事也以不给组织添麻烦为处理原则。早在1989年，他就致信人民出版社，自拟好讣闻，并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医用。其高尚无私的品格可钦可敬，感人至深。
在我们新闻出版界，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老同志，他们把新闻出版事业作为毕生选择，一生忠于职守，艰苦奋斗，不计名利，甘于奉献，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对推动时代发展和弘扬革命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早期的邹韬奋先生、范长江先生、叶圣陶先生，到王益先生、黄涛先生、范用先生等，他们不仅是新闻出版界的骄傲，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的新闻出版业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和像范用一样的老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他们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新闻出版、版权工作者学习和发扬。 党的十七大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又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我国已经加快了由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步伐。光荣的使命正需要像范用同志这样勤奋敬业、无私奉献的出版大家，时代呼唤像范用同志这样既有文化追求，又有人格魅力的出版家。新闻出版界同志怀念范用，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弘扬范用等老一辈出版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多作贡献。我个人的热切希望是有更多的真正的出版家成长起来，由此有三点感悟。
一是出版家要多出传世之作。要学习范用同志对于新闻出版工作深厚的感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著的文化使命感，把心力放在出版更多精品力作上。
能不能真实记录当代历史，传承过去的历史，留下我们时代的永恒记忆，需要我们的编辑出版者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著的文化使命感，把真的历史、真的文化留给后世。当代中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伟大的时代，应该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这就需要我们编辑去发现、去推荐这样的人才。大家知道，作为出版家的鲁迅、巴金，他们办刊时发现了许多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范用同志也具有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坚守文化品位，力推文化精品，致力于出版当代中国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正因为如此，他广交文友，获取线索，登门求稿。只要认定是对历史、对文化、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书，他就会冲破重重阻力、顶住各种压力去组织编辑出版。由此，才有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以及《傅雷家书》等这些具有时代象征意义出版物的问世，成为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传世之作。比如，《傅雷家书》一书出版前，傅雷长子傅聪依然有“叛国”之名，是范用排除各种阻力，使书稿于1983年面世。为了使该书顺利出版，他曾恳请胡耀邦同志批示傅聪回国讲学。本书出版后短短几年，发行量以百万册计，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体现出一位编辑大家特有的判断力、鉴赏力和决策勇气。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精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前不久，李长春同志在参观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指出，出版社要在推出优秀作品基础上不断推出若干名家、大家、大师。名家、大家、大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脊梁，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他们能不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好作品，出版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责任选择大家、大师，并把他们的力作出版给读者、推向市场。正如上面谈到的，范用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出版大家。我们要以范用同志那样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积极投身文化体制改革，以出版机制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深人实际生活，深人人民群众，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真正从历史、社会、群众需要出发，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这是出版家的硬道理。
二是出版家要成为作者、读者的挚友。要学习范用同志视出书如生命，视作者、读者如亲人的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做扎根人民群众之中的编辑家、出版家。
作为一个出版人，范用同志不是一般的爱书，他爱得很深沉、很痴迷，他对选题、作者、书品都是极为用心的。单从对书的装帧设计的热爱，就从一个侧面典型地体现和反映了他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和内在热情。他认为，书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像尊重人一样尊重每一本书。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版式、正文、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书的生命组成部分，一丝马虎不得。他曾说过：“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正是由于他的严格要求和坚守，三联风格的装帧设计成为现在出版界的一个独特文化标识。范用同志热爱作者、尊重作者，大力培养年轻作者，喜欢和作者交真心朋友，注重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情感交流。夏衍先生曾经说过：“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一书中就择登了夏衍、钱锺书、巴金、冰心、茅盾、胡愈之、朱光潜、李一氓、柯灵、聂绀弩、汪道涵、艾芜、启功、新凤霞、鲁少飞、王元化、汪曾祺等给他写的20篇书信影印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和范用同志的书情和友情。范用同志更爱读者，强调书刊出版要始终牢记为读者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利于读者。范用同志对年轻编辑更是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编辑出版人才。
范用同志这种亲人般真挚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情感中所包含的出版理念，不仅对新时期三联书店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使邹韬奋的精神延续到今天，为后来者树立了一种标杆。他做出版工作有魄力，决断明快，认定要做的事，就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力求完美。作为老出版人的杰出代表，他对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坚守和热爱，他鲜明的出版风格，勤奋努力、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年轻编辑、每一个当代出版人学习和践行。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站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促进新闻出版业科学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推动我国向世界新闻出版强国迈进作贡献。
三是出版家要做书先做人。要学习范用同志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坚持真理、胸怀宽广的人格魅力，不断加强文化精神涵养，努力提升职业道德。
范用同志一生对编辑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一心一意地编书、办杂志，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苦，甘为他人作嫁衣，这是人所共知的。范用同志是一个纯粹的出版家，他嗜书如命、爱书成痴，从知识中汲取了精神营养，提升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境界。范用同志个性率真、坚持真理、敢于自省、胸怀宽广，没有任何功利和私心。他曾放弃韬奋出版奖的参评机会；他曾坦言在那特殊年代人整过我、我也整过人，都要出以公心，自我批评，并向大家鞠躬致歉；他生前对于身后事的处理留下不求名分，不要评价，无任何要求的遗嘱，更现其高风亮节。1989年，范用体检时疑患胰腺癌，曾自拟几句告别词：“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谓}你们！拥抱你们！”范用同志这种精神和胸怀，体现了一代大家、名家特有的人格魅力。我们出版人要学习这种大家精神，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做书先做人，不断提升出版人的精神境界和职业道德水平。
范用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出版事业兢兢业业、追求卓越、乐于奉献、鞠躬尽瘁的品德，将永远激励后人奋进。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载2010年9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作者《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编委会)是范用纪念文集
《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收录《出版人的楷模和榜样》、《沉痛悼念范用同志》、《难忘范用》、《深深怀念我们的好领导》、《怀念、感恩范用同志》、《范用忆旧》、《痛失巨星》、《受人尊敬的好领导》、《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怀念范用同志》、《怀念我们的好领导范用同志》、《范用同志二三事》、《与范用相处的日子》、《深切悼念范用同志》、《怀念老友范用同志》等文章。
范用是我国名重一时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出版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傅雷家书》；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
《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作者《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编委会)是其纪念文集，收录《二十两黄金救出的书痴范老板》、《“文史馆”中忆范用》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