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使用大量生动的语言文字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再现了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的旅行以及他的人生之旅。

作者参阅了六种语言的原始资料，并亲自重走了波罗在中国和蒙古的路线，仔细研读了现存的有关马可的种种争议性的传记，最终解答了人们长久以来的质疑并验证了一些重大意义的事件。

该书集历史、传记及游记为一体，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超越人类知识和想象力极限的作品。

《马可·波罗传》是几十年来有关这一话题最完美的作品。

我们看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富家子弟，1271年，17岁的他，与父亲和叔叔开始了他们的亚洲之旅。此后，他深得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忽必烈汗的信任，并被忽必烈汗委以重任。他曾代表大汗一次次踏上危险的征程，期间辗转生活在各个国家、部落，他到过一些非常神奇的亚洲城市，其中一些城市远比当时西方城市发达得多。本书中，我们还将见识马可·波罗超出常人的生存能力。

马可·波罗和比萨知名作家鲁斯蒂谦共同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颠覆了之前欧洲人所认为的蛮夷中国的传统观念，《马可·波罗游记》是19世纪之前出现的对中国所做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描述。

序／1

欧洲篇

第一章 威尼斯商人／3

第二章 金牌／19

第三章 亲历者／28

第四章 瘾君子／42

第五章 高原漂泊者／55

第六章 蒙古秘史／69

亚洲篇

第七章 万王之王／95

第八章 朝廷为官／110

第九章 生存之战／132

第十章 将军与女王／149

第十一章 人间天堂／164

第十二章 神风／186

印度篇

第十三章 追寻者／215

第十四章 蒙古公主／241

第十五章 浪子／257

后记：故事讲述者／281

威尼斯周围有118座纵横交错的岛屿，这些岛屿构成了天然的御敌屏障。整个威尼斯城被运河所环绕，各种防御工事和民宅也都建在水中的木桩和石头上，城里潮湿、阴暗的修道院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狭窄的街巷之间穿梭往来。在马可·波罗看来，除了那些雄伟的拜占庭式大教堂和一些小教堂，威尼斯城中的大多数建筑物看上去似乎都是从水中拔地而起的。

马可·波罗时代的威尼斯正处在“黑夜走向黎明”的过渡时期，老百姓愚昧、迷信、保守而且还不守礼法。城内街巷错综复杂，即便是世居威尼斯的人，也时常会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死巷中迷失方向。昏暗幽深的巷道中时时会传来密谋造反的声音，烛光摇曳的窗前不时飘出暧昧的调笑声。每到傍晚时分，运河上水汽升腾犹如密密的蛛网，给整个城市平添了许多寂寥，临河的街道上挂着的灯笼，在夜幕中如影如幻。从运河中蹿出来的老鼠穿梭在码头和街道之间，它们不仅会啃噬城中极易受到破坏的各种建筑物的根基，也给这个城市传播着各种疫病。

威尼斯城内地形复杂，宛若迷宫，有些街道和廊桥非常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行。大运河穿城而过，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城外不远处就是烟波浩渺的亚得里亚海。

每年冬天，威尼斯都要举办嘉年华(也就是四月封斋期前的狂欢节)。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一年一度的嘉年华是人们尽情狂欢的日子。就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也甚嚣尘上，歹徒会借机使用诸如投毒、勒死等卑劣手段伤害无辜，并趁乱逃脱责罚。

虽然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但13世纪的威尼斯人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笃信宗教的威尼斯人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地球表面完全是平的，而且宇宙万物的产生比罗马帝国的创建还要早4484年。他们还相信，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有通往天堂和地狱的入口。

威尼斯人将一天分成了多个祈祷时段：午夜时分进行晨祷，三小时之后唱赞美诗，破晓之时再行晨祷，早晨九点进行第三次祷告，正午做午间祈祷，日落时分进行晚祷，睡觉前再做一次祷告，通常他们在下午不安排祈祷活动。在那个基督教至上的年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炼金术和占星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时的炼金术主要就是从一些基础金属中提炼黄金，而占星术则与天文学息息相关。

人们将风、水、动物作为动力，在西欧，煤已经是一种重要能源，不过纸币和印刷术则是两百年后才出现的。造船业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当时人们把尚存在很多未知风险的船运业看作是交通运输方面的一大创举。

在欧洲人看来，旅行是一种耗时而又危险的行为。那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则更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曾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冒险家纷纷对外宣布自身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当时徒步旅行的速度大致可以达到每天8～10英里，如果条件有利的话，也可以达到15～20英里。因为迷信，所以旅行者不敢走夜路，到了晚上就只能投宿在虱蚤遍布的简陋客栈里，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更是常有的事。一般情况下，就算乘坐马车从巴黎到威尼斯也至少要走三周时间。

在面积虽不算大但经济繁荣的威尼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的威尼斯已逐渐进入了一个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商业活动限制日渐减少的蓬勃发展时期。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旅游业亦不例外，所以似乎当时所有的威尼斯人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旅行家或是商人。罗马时代的欧洲曾一度四分五裂，动荡不安，但目前政权已经集中在了像威尼斯这样一些拥有治国有方的统治者和精良的军事装备的城邦共和国手中。各城邦共和国的商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艺术、技术、探险以及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发展。指南针、钟表、风车、水车这些对欧洲经济的稳步发展起重大作用的东西一一出现，一些非常知名的大学也是在此时创建的。正是在上述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基础上，威尼斯共和国在欧洲开始崛起了。

处处充满机遇与诱惑的水城威尼斯是13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一个凭借贸易而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城邦国家。强大的威尼斯海军屡次击退来犯的热那亚人和阿拉伯人的进攻，从而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与其他城邦共和国不同，威尼斯没有坚实的城墙和城门，这在威尼斯也是没必要的，因为那些随处可见的湖泊和沼泽是威尼斯抵御外侵的天然屏障。

作为通往东方财富的门户，威尼斯产生了一批精明的商人贵族阶层，这其中就包括有过多次东方之旅经历的波罗家族。他们曾多次到过东方，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找寻珠宝、丝绸和香料。

被大小岛屿和劲敌团团包围的威尼斯人的互助意识非常强。史学家约翰‘尤利乌斯’诺维奇说：“威尼斯人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团结与合作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人们面对国家危难的时候，也会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有所表现。有钱的威尼斯贵族商人彼此熟识且相互信任，而在其他城市，只有家庭成员之间才会这样。”

威尼斯人以其高效、务实的商业经营理念和能力而享誉欧洲。诺维奇说：“在交易所内，任何生意都能在几小时内完成，哪怕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可能要历时多年，甚至存在很大风险的生意也不例外。商人们的合作方式灵活多样：既有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有因为需要资助大型商船或跨洲的驼队而只能在颇具实力的大商号之间的合作。但无论采取哪种合作方式，双方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而且这种信任不容亵渎。”P3-5

1298年夏，欧洲海军强国之一热那亚集结兵力准备对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舰队进行埋伏袭击。

尽管此前双方正式签署了休战协定，但为了争夺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两国间的海上拉锯战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素以“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而著称的热那亚人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一直处于上风。1294年，热那亚人利用“将所有战舰连在一起形成的战舰方阵”不但粉碎了威尼斯军队发起的进攻，而且还迫使其狼狈逃窜。第二年，热那亚人又将威尼斯海上商舰击沉，从而最终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海战得利之后，热那亚人继续围追堵截直至把威尼斯人逼退到陆地。1296年，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大肆屠杀威尼斯战俘，给世人留下了“贪婪且凶残”的印象。

但威尼斯人并没有因为遭到这一连串的打击而一蹶不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重整旗鼓。勇敢的威尼斯海军司令指挥着军队再次袭击热那亚舰队，挑起了两个不可一世的城邦共和国之间著名的“库尔佐拉战役”。

在新任海军司令兰巴·多里亚的指挥下，拥有88艘战舰的强大的热那亚海军很快便借着周围的有利地形，顺利停泊在靠近突尼斯的温暖水域，并企图“通过守株待兔的方式”来诱惑威尼斯舰队进入他们的埋伏圈。但是精明的威尼斯人并不上当，无奈的热那亚人只能靠偷袭取得一些小小的胜利。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多里亚司令终于失去了耐心，他指挥热那亚舰队北上进入了威尼斯湾。由于北上途经城市实际上都在热那亚人的掌控中，所以热那亚舰队在沿途没有遭遇较大规模抵抗的情况下，在距离威尼斯城东南四百多英里的库尔佐拉海岸附近抛锚停靠。不久，热那亚军队遭到一场暴风雨袭击，导致六艘战舰受损。待天气稍稍好转，热那亚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在岛上大肆烧杀抢掠，以此来羞辱躲藏起来不肯迎战的威尼斯军队。

1298年9月6日这天，天气异常闷热，威尼斯皇裔安德列亚·丹多洛亲自指挥的一支由96艘战船组成的舰队突然在浓雾中出现。威尼斯战舰外形酷似巨大的贡多拉，整个舰体轻盈纤长，航行时灵活且速度快，靠居于舰身两侧身强力壮的水手来划行。即便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航行，这种战船也能迅速调转方向驶向迎面而来的敌人。

但是由于船桨只有在海水较浅区域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威尼斯战船吃水很浅，仅不足三英尺。此外，战船上的条件也很差：士兵们活动空间狭小，由于搭载能力有限，船上仅能装载一周的生活物资，所以士兵们的给养非常有限。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威尼斯舰队通常只在夜间发动进攻，并设法在不超过三四天的时间内尽快完成战斗任务。内心充满复仇怒火的威尼斯人将这些纤长的战船停靠在岸边，准备随时向热那亚舰队发动进攻。

这支舰队中就有三年前刚刚从中国归来的马可·波罗的一艘战船。44岁的马可是这次海战中最年长的参战者之一，他也是所有人中游历最广的一位。拥有威尼斯贵族头衔的马可自己出资打造了他的战船，并请富有经验的水手掌舵。在围攻过程中，这位从17岁起就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泰然自若，信心满怀，大展所长。参加库尔佐拉战争，为马可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在此之前，他的威尼斯同乡曾一度怀疑过他的中国之行。

安德列亚·丹多洛率领威尼斯士兵绕到库尔佐拉岛背后，下令士兵在此登陆并迅速隐蔽起来。双方停战期间，热那亚统帅多里亚在大致估算了威尼斯舰队的规模后，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威尼斯人之所以迟迟不肯迎战，是因为担心自己根本不是实力强大的热那亚舰队的对手。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9月8日星期日清晨，威尼斯人突然穿过库尔佐拉岛直逼热那亚兵营。

此时，多里亚正迫不及待地想和威尼斯人进行正面交锋，于是他指挥部下从水上和陆地同时迎战：陆地上弓箭遮天蔽日，海上战船激烈碰撞引发了大火。

双方的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有一天，就在多里亚带着儿子奥塔维奥巡视战场的过程中，突然威尼斯人射来的一支箭直中奥塔维奥，他跌倒在父亲的脚下，顿时丧命。战舰上所有人都对多里亚深表同情，但遭到了他的回绝。“把我儿子的尸体抛入海中，”他命令道，“这将是他最好的归宿。”

借着有利的风势，威尼斯人在丹多洛的指挥下很快占据了主动权，共俘获了十只热那亚战船，就在他们为这次胜利而欣喜若狂时，自己的战船却不幸搁浅了。之后长达四十九小时的激战使威尼斯人精疲力竭，最终束手就擒。在这场战斗中，热那亚人总共俘获八十四艘威尼斯战船，他们将其中一些击沉后，又在岸边焚毁了剩余船只。曾经不可一世的威尼斯舰队此次伤亡惨重，最后仅有为数不多的战船侥幸逃脱。热那亚军队在这场战斗中一共俘获八千名威尼斯战俘，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因为威尼斯总共不过十万人口。在与热那亚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这是威尼斯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打击。

这次失利让威尼斯统帅丹多洛感到羞愧难当，他命人将自己绑在旗舰的桅杆上，然后便不断地用头撞击桅杆，直至脑颅破裂而死。

热那亚人清点完俘获的威尼斯战船，不禁为这次的胜利和好运气而欣喜不已。而数千名不幸的战俘中，就包括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

随后四周，热那亚舰队与俘获的船只一同朝南行驶一段时间后，又向西绕到意大利的东北部，最后向北行驶，于1298年10月6日抵达热那亚。马可·波罗的战船最先被拖进了海港，船帆在风中飘舞，战旗歪歪斜斜地挂在桅杆上，而它的舰长此时已沦为身戴镣铐的战俘。

据有关记载，马可·波罗一上岸便被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羁押战俘的这座监狱气势宏大，建筑所用的石材都是热那亚人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领事馆里偷来的。此外，作为建筑装饰用的石狮全部按威尼斯城的石狮样子雕刻。狮子在威尼斯是权力的象征，所以热那亚人的这种做法似乎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已经征服了威尼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监狱称得上是热那亚人强大军事力量的见证。

威尼斯人震惊的同时也被这种轻蔑的行为所刺痛，他们声称战俘在热那亚监狱吃不饱饭，而热那亚人却坚持说他们对战俘始终以礼相待。外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真相介于两种说法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威尼斯战俘在监狱里可以自由行动，甚至可以托人从家里取来奢侈品享用。像马可。波罗这样的重要战俘，一般都被关押在条件较好的单人牢房，他们所使用的床帐是用非常华美的织物做成的，而且还有仆役侍奉左右。牢狱生活并不像外人所想象的那么残酷，但的确是枯燥乏味。

威尼斯舰长的身份使马可·波罗在狱中一直受到优待，所以长期的牢狱生活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相反，他所讲述的亚洲之行的奇闻轶事很快使他在监狱上下，甚至整个热那亚都名声大振，其实早在被俘前，马可的亚洲之行在威尼斯就早已是妇孺皆知了。马可特别善于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并以此来改变境遇。他凭借着自己在蒙古帝国和印度生活期间培养的生存能力，想方设法去迎合周围人的猎奇心理，很快便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关注，就连热那亚人也因此给了他很高的待遇。最早撰写马可‘波罗传记之一的中世纪学者赖麦锡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全热那亚城的人竞相来狱中探望马可，希望能有机会与他交谈。没人把他当作战俘，相反却看作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绅士。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所以每天都有人带着生活用品来监狱探访他。”

牢狱生活使马可远离了世俗的约束以及生意上的烦恼，他很快成了一名传奇故事家。他给大家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并津津乐道于中国元朝的创始皇帝忽必烈汗的传奇故事，他还声称自己曾亲眼见过忽必烈。赖麦锡写道：“看到大家对中国蒙古大汗的故事如此感兴趣，于是马可便每天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们听。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提议马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就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使马可感到身心疲惫时，他遇到了鲁斯蒂谦。鲁斯蒂谦是一位专门撰写亚瑟王传奇故事的作家，深得英王爱德华一世赏识。他是在1284年8月6日，热那亚与比萨两国发动的梅洛里亚海战中被俘的，在这场战争中比萨遭到了严重打击。鲁斯蒂谦一直想找到某种方式来打发无聊的牢狱生活，威尼斯人马可亚洲之行的奇闻轶事使他眼前一亮。

在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忽必烈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统治的蒙古帝国是一个非常野蛮，险象环生的王国。而现在鲁斯蒂谦面前的这个人，不仅见过和了解忽必烈本人，而且还曾在忽必烈汗朝中为官，并游遍了亚洲。

用鲁斯蒂谦的话：“马可在忽必烈汗朝廷为官的十七年间，经常奉命外出执行公务。而马可每次都会不辱使命，给忽必烈汗带回各国的信息，所以大汗非常赏识他。忽必烈很欣赏马可的办事能力，对他恩宠有加，以至于朝中其他官员对马可心存嫉妒。马可游历甚广且善于观察，所以他有着非常丰富的阅历。”

在热那亚狱中，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俘时常会编写一些故事作为消遣，所以监狱似乎是一个云集了贵族作家和准作家的文学领地。在这些人当中，思维敏捷的鲁斯蒂谦更善于用历险、传奇和战争素材编写故事来迎合贵族读者的阅读兴趣。

鲁斯蒂谦意识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将会是他一生中所能听到的最好的故事。于是他立刻找到马可，怂恿马可与他共同创作一部伟大的游记。因为牢狱生活的沉闷乏味，鲁斯蒂谦对自己这一举动的解释是：“我不想成天无所事事，觉得应该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飨读者。”

马可善于利用逆境，为自己传奇的一生增添色彩。现在让自己的传奇经历被世人传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托人从家中取回过去的笔记，立刻与拍档开始了游记的创作。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的许多内容都非常翔实，但没有人把马可当作史学家，人们还是习惯称他为“百万先生”。1392年，《马可·波罗游记》的佛罗伦萨译者阿马利奥·伯纳贵斯说，威尼斯人马可之所以写下自己的故事“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排解内心的寂寥”。此外，他还提醒读者，“书中涉及的内容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即便不是马可在杜撰，也可能只是些奇闻逸事而已”。

伯纳贵斯的理由也不无道理。马可的合作者鲁斯蒂谦曾信手篡改了几个有关基督教的奇闻，理由是他认为杜撰的故事会比反映真相更令人振奋。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创作过程中，尽管纯粹的文学加工的内容并不多，但读者对马可的真实经历仍有所怀疑。伯纳贵斯最后还说：“也许马可讲述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但我本人并不认同。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我翻译它纯粹是觉得好玩，绝不是因为我相信它的真实性。”

这种事听上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另外一部由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编写的与《马可·波罗游记》相仿的作品，便是用虚构出来的各种虚假故事和骗人的神话冒充事实的作品集。约翰爵士用法文写成的这部《游记》最早出现在1356年，因此有人称他为“英国的马可·波罗”。与马可不同的是，这位出身赫特福德郡骑士家庭的爵士，恐怕连自己藏书丰富的贵族图书馆都没离开过。但他自称于1322年(也有人说是1332年)启程去了圣地，后来又到过印度、波斯和中国，最后于1356年(或1366年)结束旅行返回家中。他还声称，教皇在看过他的游记报告后，认为他所记录的一切属实。而事实上，约翰只是把从别处收集来的各种故事进行了巧妙的编辑，这些故事取自包括普林尼、希罗多德这样一些史学家的作品以及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各种传奇和神话故事，甚至其中还包括了连马可都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祭司王约翰的故事。除此而外，约翰还吸收了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的作品，如：阿尔贝特·艾克斯、威廉‘的黎波里、奥多里克·波尔代诺内、文森特·博韦。后来，曼德维尔的作品还被其他一些一心想编出自己历史巨著的人所剽窃盗用。

曼德维尔虚构出来的《游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成为一部广受欢迎的作品，15世纪的时候，曼德维尔作品的印刷量是波罗游记的五倍以上。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两部游记同时被归为旅行当中的奇闻逸事类作品。到了18世纪早期，当人们再次评价曼德维尔的作品时，才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认为该书纯粹是“骗人的”。

与曼德维尔杜撰故事的做法有所不同，马可坚持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当然其中也融入了一些带有主观和臆想甚至神话的成分，他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将故事烘托得更具说服力。如果马可仅以事实为依据，那么他的故事也会和之前的文人遗留下来的作品一样索然无味。马可的故事虽有夸张，但绝不是杜撰，他希望或者可以说是要求读者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这种想法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所说的都是事实，并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读者。

二十多年的旅行使马可意识到，事实要比虚构更难让人接受，所以他一直在设法说服别人接受事实。像马可这样有着丰富经历的作家有必要去吹嘘或者恳求读者一定要相信自己所言都是事实吗？马可非常善于说服那些怀疑论者：他充分利用个人观点以及有关对强大的统治者忽必烈汗的历史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如果马可没有生动刻画和讲述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忽必烈汗，那么他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对“丝绸之路”上各种不同的生活经历的记述。曾经在蒙古朝廷长期供职的经历将他的作品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这些经历不仅成就了马可旅行家的身份，而且让他能以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见证人这样的身份来讲述这些故事。  ……

在《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得到证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质疑声仍然此起彼伏。当然，其中有些质疑值得我们商榷，但有些就显得很荒谬了。1995年，弗朗西斯·伍德在她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声称，马可最远没走出过君士坦丁堡，因此，《马可·波罗游记》要么是马可根据其他旅行家的冒险经历编写而成的，要么就是他从波斯人所写的旅行指南中获取信息和资料来完成的。

伍德提出这一质疑很多年后，德国学者赫伯特·弗兰克也提出，马可的游记其实根本就是一些玩笑之词而绝非事实。后来伍德借助大英图书馆的资料，对马可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又一次提出质疑，结果遭到了对此极为不满的学者们的口诛笔伐，学者们驳斥伍德的依据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波斯人所写的旅游指南”。当伍德提出，为何中国史料文献中从未提及马可·波罗这个名字时，学者们则以中国当代学者杨志玖找到了有关波罗三人去波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的历史资料为论据与她进行争辩。

当伍德再次提出，如果马可真的到过中国，那么他一定会讲到长城，但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对长城只字未提，而与马可同时代的其他记述中对长城却有所记载。针对马可为何会忽略了对长城的记述，学者们给出的唯一充分理由就是：长城当时还未建成。

亚瑟·N．沃尔德伦曾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撰文指出，长城建于马可·波罗时代之后的明朝(1368—1644)。他得出的结论是：“让我们关注一下有关长城的神话……四百年前，这个神话传到了西方，虽然它对研究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但它却误导了史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依果·拉赫威茨指出，直到1579年，中国的制图师才提到了长城，“这就意味着在1579年之前，就连中国的地理学家也忽略了长城的存在，因此，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它也就不足为奇了”。

拉赫威茨严肃地指出，几乎所有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误解并不是因为该书是马可借用他人的资料拼凑而成，也不是因为它的结构不合理，而是因为原作内容遭到了人为破坏和误译。拉赫威茨说：“在我看来，即便马可没有亲自到过中国，但他收集到了有关13世纪的亚洲的各种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要比编出《马可·波罗游记》更为了不起。”

虽然赫伯特·弗兰克也曾提出马可很可能没走出过家门这一说法，但他并不认可伍德的观点。尽管马可和他的合作人鲁斯蒂谦偶尔会歪曲某些事实，或者删掉一些读者觉得应该出现在游记中的内容，但按照马可时代的较为宽松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他们基本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叙事文本。

在这场世界性的争议中出现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不是马可·波罗是否真到过中国，因为大量证据表明他的确来过中国，而是为什么人们会一直质疑他是否来过中国。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马可独特的世界观有关，他十七岁时来到东方，并在蒙古帝国长大成人，他所讲的是沿途学来的各种语言，他生活的环境受到了蒙古人、汉人、佛教徒、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印度人的影响，丰富的经历在增加他的词汇量的同时也拓展了他的思维。他的游记反映出了一个蒙古成年人所具有的情感，也许这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新奇而精彩，也是有些人又会对它产生怀疑的原因。标志性建筑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想进一步探寻马可时代证据的游客还会看到马可·波罗的故居。虽然在波罗家族世代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物，但波罗宅邸及周边地区依然保持着原貌，就连马可每天经过的装饰性的拜占庭式拱门也保存完好，这道拱门现在是纪念曾经作为海上霸主的威尼斯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一件历史遗物。  阿富汗依然辽阔、美丽、危险重重而且到处盛开着罂粟花，似乎一切都与当年波罗一行翻山越岭前往巴尔赫城开始他们的“丝绸之路”旅行时一样。与13世纪时一样，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仍然与世隔绝而且遥不可及，就连卡车或汽车也很少去惊扰它的平静，在当地，毛驴还是首选的出行或运输方式。戈壁滩对于意志不坚定的旅行者来说，几乎就是一块禁地。虽然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帮助探险者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找到一条最准确的路线，但鸣沙还是会使粗心的游客迷失方向。和马可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一样，蒙古族人对外来的影响始终怀着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与忽必烈汗统治时代一样，蒙古人仍然是大草原的主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居住在蒙古包里，蒙古包周围放养着他们的牲畜。唯一不同的是，如今蒙古包周围出现了许多卫星电视天线。蒙古人民正努力调整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以便逐渐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成吉思汗亲手缔造的，作为他统一蒙古各部落标志的旧都哈拉和林早已是一片废墟，成为一处证明蒙古大汗盛极一时的历史遗迹。一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是蒙古帝国鼎盛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石龟所在地不远处有座山就以此龟命名。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除了起伏的山丘和早已随风飘散的昔日辉煌，人们再也无法寻觅到忽必烈汗奢华的上都的踪影了。

马可·波罗终于又复活了！毫无疑问，劳伦斯·贝尔格林，这位美国最具活力的传记作家对他笔下人物的成功塑造是无人可比的。

——西蒙·温彻斯特(《地图改变了世界》的作者)

作者饱含激情地重述了关于马可·波罗经久不衰的故事。书中从大量的马可·波罗手稿和资料中为我们真实还原了马可是如何历尽艰辛到达13世纪的中国，以及他到中国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

——乔纳森·斯宾塞(《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