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叙了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貌，依时间脉络先后为顺序，以五十七个专题，追述了五十年间文学社团、流派、思潮、报刊载体、重要作家和深具影响的作品。由于作者身在文坛、学界、新闻圈三界游走，与本书中谈论到的梁启超、章太炎、李叔同、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陈望道、夏丏尊多有过直接交往；《新青年》、五四运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是身历或熟悉的。所以，他的追述不乏第一手信史资料，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独具慧眼，既不仰视，也非俯瞰，而取当事人之平视。娓娓道来如述掌故的随笔风格以及个性化的臧否人物，读来亲切且感性有趣。

本书为《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初版)及其《续集》(香港世界出版社1955年初版)的合集。

作者自己说，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仿佛”。所不同的是，作者“以四围师友生活为中心”，“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这种既身历其间，又抽身旁观的双重身份，使得本书兼具回忆录与文学史的定位和特性。本书描叙了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貌。依时间脉络先后为顺序，以五十七个专题，追述了五十年间的文学社团、流派、思潮、报刊载体，重要作家和深具影响的作品。

由于作者身在文坛、学界和新闻圈三界游走，与本书中谈论到的梁启超、章太炎、李叔同、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陈望道、夏丐尊等，多有过直接交往；《新青年》、五四运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是他身历或熟悉的，所以，他的追述不乏第一手的信史资料，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独具只眼，既不仰视，也非俯瞰，而取当事人之平视。这些可说都是本书优长。娓娓道来如述掌故的随笔风格以及个性化的臧否人物，读来亲切随和且感性有趣。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文坛五十年

 引言

年轻时代的上海

一个刘姥姥的话

桐城派义法

启蒙

报章文学

江西诗派

新体诗

《人境庐诗草》

译诗与诗境

新小说

新戏曲

梁启超

晚清

民初

“五四”的前夜

《新青年》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新文学运动

真假王敬轩

《尝试集》

新诗

小说的兴起

小品散文

《觉悟》与《学灯》

《北晨》与《京报》

《语丝》与《现代评论》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胡适与鲁迅

王国维与郭沫若

章太炎与周作人

杜威与泰戈尔

文坛五十年[续集]

 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

革命的浪花

《学衡》与后《甲寅》

鲁迅在上海

话剧之成长

新诗的进步

写实主义的小说(上)

写实主义的小说(下)

言志派的兴起

《人间世》与《太白》、《芒种》

“大众语”运动

报告文学

戏剧的新阶段

战争来了

战场上的文学

抗战与诗歌

几个诗人与作品

离乱中的小说

抗战戏剧与新歌剧(上)

抗战戏剧与新歌剧(下)

小品散文的新气息

文艺批评之新光

史料述评

年轻时代的上海

1922年，我这个毛头小伙子，从武昌回到了上海，就那么定居下来了。那时候，我很年轻，上海也很年轻。年轻的人，不知道天之高，地之厚，不考虑上海居不易的问题；也想不到一脚踹进去便是一个文坛。茫茫人海中，我这样一个乡下人，当然渺不足道的了！

当时，上海有三个半大好佬(上海土语，便是滑头码子)。一个是中法药房大老板黄楚九。他那家药房，出了一种无铁质良药，“艾罗补脑汁”。因为用脑来“思维”是外来的新道理，上海人已经知道补脑的重要了。外来的自来血这一类补品，都是挂着铁质招牌，和东方文化是不十分合脾胃的；他特地标出了无铁的特征。这张药方是黄楚九的一位老朋友留德的医生开的，含有一般性安神健胃的作用，而且加点糖浆，颇为可口。“艾罗”便是“黄”字的英译，看起来像个洋人：瓶上印的是一位犹太人的照片。这样补脑汁就行销一时，黄老板的财就这么发起来的。他的最后杰作，便是有意想不到之妙的“百龄机”，他自己却等不及造百岁坊便死去了！

第二位大好佬便是冼冠生。他的母亲，当时只是替中法药房的职员缝洗衣服，兼做点小生意。那时，中法药房已经开始制造牛肉汁了，他就包下了那大量的牛肉渣，加点酱油、“味之素”重煮一回，用花花绿绿的方纸包起来，这就开始“结汁牛肉”的大买卖了。(有人看着他们发了大财，也仿着用牛肉来做结汁牛肉，结果成本重，味儿轻，反而亏了本了。)从结汁牛肉走到大规大模的“冠生园”，雄视南京路，先后不过十多年的事，也真不答易。

第三位大好佬，是一个犹太人哈同。他只是替人看门起家的，娶了一个“咸水妹”(国际性的阻街女郎)。到了清末，已经是地皮大王，静安寺东的哈同花园，豪华奢侈与皇宫相埒。他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叫学生们见他下跪。养了许多遗老，印了许多古文字的专册，附庸风雅，名声大得很。那位咸水妹，也在西湖上造了一所私家花园，叫做罗苑(今国立艺术院)。哈同花园养了许多清室的太监，关起大门来，他俩是过着帝王的生活的。算起来，他该有八九千万财产，坐上那时富翁的首席。(那时孔祥熙、宋子文都还未露面呢！)

还有半个大好佬，就是住在南京路虹庙对面的吴鉴光，一个瞎子。他老先生闭眼睛替人谈财气，每天总有论百做投机的朋友向他问财爻。他是逢单叫他们买进，逢双就叫他们卖出的(所谓“多头”、“空头”)，百人之中，每天总有一半灵验的。输了财钱的，自认晦气；赢了钱的，便替他做宣传，因此，他的瞎运一直亨通，有如对面的虹庙。

这些大好佬，都是跟着上海这一座年轻的城市慢慢成长的。一个葡萄牙的小瘪三，到了上海，在四马路张块布幔，敲敲小锣，引人看活动影片，一转眼变成了九家大影戏院老板，赚了论千万财富回国享福，也不是稀罕的事。说起来，上海真是好地方，所谓“冒险家的乐园”，遍地都是黄金，就看你的手法和运气了！也正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等到你有了手面，住在租界里，闭门成一统，谁敢不向你低头？那位替杜月笙办笔墨的杨度，原是洪宪皇帝的宰相；后来做杜府门客的章士钊，也正是段执政的首席幕僚。上海这个世界，真是吃野兽奶汁长大的莱谟斯，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罗马城呢。

说起来，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我们在杭州，看看上海《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叶楚伧先生的社论和邵力子先生的《觉悟》(副刊)，成为我们青年人的灯塔，真是了不得的。哪知到上海一看，这家穷得要命的领导革命的报纸，局处在河南路南头三茅阁桥边的一座又黑又脏的房子里，简直可怜得很。那个冬天，他们更是拮据万状，排好了新闻，报纸还没着落，只好抖索索地脱下了皮袍当了买纸再说。年轻人的心里，觉得革命思想家穷苦一点不要紧，他们的文字，自是光芒万丈的！过了不久，《民国日报》也移到望平街上另外一所又黑又脏的房子里去；说起来，物以类聚，那时的报纸，自该移到望平街上去的。

那年(1921年)，望平街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时报》主人狄葆贤(楚青)先生死了，《时报》也换了新的主人，由黄伯惠先生来接办了。《时报》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这家和《申报》、《新闻报》并称为三大报的报纸，乃是中国新闻界的异军。狄氏创办之初，他就说：“我来办这份报纸，并非来革新舆论，乃是来革新代表舆论的报界的！”《时报》既出，报纸才采取新闻专电及长篇通讯，中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庸(远生)便是《时报》的北京通讯记者。他聘了陈景寒(冷血)任主笔，首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这才有了代表舆论的言论，他注重图画，增设了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后来成为新闻界的共同典型。在五四运动以前，《时报》总是站在时代的前驱，领导中国的文化，拖着望平街的老爷车向前进的。

有一回，胡适博士追叙他和《时报》之间的小因缘。他也是光绪三十年到上海，进梅溪学堂，不到二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人心大为震动，但是当时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古文的长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势而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就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胡先生自己当时就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专著，都剪下来分订成若干小册子的。胡先生除了说到《时报》短评的好处，说做短评的人，能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他又说到《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的文学兴趣。“每天登载‘冷’或‘笑’译着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介绍，先生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狄先生原是清末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健将，平等阁主人、慈石、楚卿都是他的笔名。他的庚子俚句中有“太平歌舞寻常事，几处风飚几色旗”、“处处壶浆低首拜，原来十国尽王师”等悲愤之词。他抱革命思想，庚子事变时，曾组织救国会于上海，想输送军火到汉口去起义的。事机不密，功败垂成，才一心一意来办报纸，做文字上的宣传工作的！

我到上海那年，恰好是王揖唐的《上海新志》出版的一年。这位代表北方政府的和平总代表，和南方代表谈不拢来，住在哈同花园，闲来无事，忽发雅兴，要来编一部《上海志书》，用连史纸中装精印。可惜，取材杂而不精，体制有似随笔札记，没给我们什么有意义的材料。倒是那位长毛状元王韬的《漫游随录》，说到清末上海的社会文化，颇有意绪。那时，西人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西人“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印书楼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这是当年平版机印书的情形。

有一回，鲁迅曾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讲演初期上海文艺界的情形。他说：“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做‘洋场’，也叫‘夷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轻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佳人才子的书盛行了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当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周先生的讲演，乃是有所根据的，即是指韩子云(松江人)所写的《海上花列传》型的小说。据说其人善弈棋，嗜鸦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报馆编辑，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中，阅历既深，洞悉此中伎俩。他自己说过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知他年之毒于蛇蝎。”(第一回开宗明义，这部小说，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说他十七岁时，以访母舅洪善卿到了上海，遂游青楼，年轻不懂事，沉溺以至于大困顿；后来，他的舅父，把他送回家去，他又偷偷回到上海，越来越沦落，以至于拉洋车过活终局。他的妹妹，后来也做了妓女。)清光绪末年以’迄宣统年间，这一类小说，非常流行，也正是鲁迅所说的才子与佳人或流氓的小说。我到上海那一时期，旧的才子佳人小说，尚未完全过去，新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没上场。至于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那几种小说，属于言情的自叙传，多少也受了《茶花女》、《迦茵小传》一类翻译小说的影响，已经转向新小说的路上去了。

P6-11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