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文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册，全书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艺人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丛书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闲话》丛书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慕客书的形式出版，扫描名流世界，管窥历史碎屑，近观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本书为《闲话》丛书第九辑，主要收录了《小报“教父”钱芥尘》、《沈松泉的“胆”与“谋”》、《陈波儿的角色之变》、《马思聪的后半生》、《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胡适北京故居的重新考证》等作品。这些作品会使人获得异乎寻常的人生趣味。

报人时代的陈布雷

小报“教父”钱芥尘

沈松泉的“胆”与“谋”

李涵秋的上海一年

陈波儿的角色之变

项堃：边缘化的硬派气质（1949-1966）

马思聪的后半生

方令孺：寂寞白乐桥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德国建筑师在中国

五个假公主

胡适北京故居的重新考证

胡适的“怕老婆论”

周一良：书生无奈苦彷徨

丁玲：昨夜西风凋碧树

激昂慷慨一少年

说起陈布雷，就不免提及蒋介石与报人的交往。蒋的幕僚班子里，舞文弄墨者以江浙文人居多，在报馆里历练过的也为数不少，这位性格唯诺、举止畏缩的幕僚长，以名记者出道，随侍最高当局二十年有余，看似最为春风得意，但他个人的结局，在同时代报人里却是最为悲惨的。

陈布雷本名陈训恩，1890年生于浙江慈溪，从乡谊来说，与蒋介石是‘小同乡”。蒋是十分看重这层关系的，他手下一班吃过报饭的官僚政客，有一大半都是浙江籍人士，陈布雷能够受到他的青睐并引为心腹，除了因为文思敏捷、做文章出手快外，所谓同乡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二人，一个出身无业游民，一个长在茶商家庭，同饮甬江水长大，后来一个去日本军官学校学武，一个在本省新式学堂习文，走的本来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一主一仆，亦真亦幻，成了报人与执政者关系演变中可叹的案例，令人深思回味。

陈布雷在一个典型的浙商小康之家长大，到他成人的时代，江浙一带正盛行出洋留学，但父老不允其远游，乃于慈溪县中学堂毕业后，投考了杭州的浙江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后转入文哲法政科就读，这一科同学中，与他最相知的，有后来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南京政府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元冲等人，他们都喜欢阅读新潮书刊，尤醉心于《新民丛报》、《浙江潮》、《警世钟》等。浙高是一所新潮学校，国文之外，尤注重外国文及世界历史地理，对政治、经济、宪法等也多有涉及。陈布雷十五岁时即在宁波府试中考取第一名，作文出色是自不待言的，而他在这里打下的外文功底，却少有人提及。教英文的先生是曾在欧美留学的邵裴子，不久，学校又聘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Stanly K.Hornbeck授政治学、外交史等课程，由于陈布雷在中学时就对英文感兴趣，受浙高环境熏陶，到第二年就能够阅读原版文学名著了。可见，在那一时代，江南的高等学堂对于学生贯通中西文化的训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1911年夏天，二十二岁的陈布雷从浙高毕业后，正式投身报界。他对报人这一职业发生兴趣，缘于在上海主持《天铎报》的堂兄陈屺怀。《天铎报》创刊于1910年3月，是同盟会的一个后援机关，创力、人为浙江铁路总理汤寿潜，出版一年有余，即让渡于粤人陈芷兰，主要编者李怀霜、戴天仇(季陶)等都是同盟会会员。这时反清排满运动在各地兴起，此报的言论也逐渐倾向激烈，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从家乡到杭州，途径上海，常在报馆借住，耳濡目染，对报人生活十分向往。他的处女作是在为“浙路拒款”问题与保皇派人物杨度辩论，致《天铎报》的一篇投书。当时清政府以将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向外人借款筑路，引起全国护路风潮，陈布雷的投书在报上发表后，受到编辑洪佛矢鼓励，邀他不断写稿。在此期间，戴天仇因结婚度假，还请他代主笔政月余，每天撰写短论两篇，颇令人注目。这更使他信心大增，在毕业后就去了上海，被《天铎报》聘为撰述记者，约定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论三篇，月薪四十元。这时他的文章，常常署名“布雷”。关于“布雷”的由来，他还作过一番解释：

……在《天铎报》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所知，八指头陀赠诗有“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句。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陋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取)，因面包英文为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

不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各地纷纷举旗响应，沪上革命党人也在密谋攻打警察局和江南制造局，乘机举事，上海一片风声鹤唳，当地不少报纸畏惧官府势力，在报道中称各地起义军为“逆军”，《天铎报》虽然倾向革命，但总编辑李怀霜为人狐疑，处事谨慎，虽已得知同盟会在全国总发动的消息，但在自己的报上，对革命军也不敢以“义军”相称，特嘱同人不可莽撞从事。但陈布雷不听，在撰写评论时并不附和各报，而使用“革军”一词，以《谈鄂》为题，连续写了十篇时事评论，大谈反清革命，为各地民军张目，一时声名鹊起。这是他显示自己才华的开始。

转眼就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请洋顾问端纳拟写了《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带到上海，准备在各报发表。由于初稿是用英文写成，正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手翻译，恰好《天铎报》发行人陈芷兰在场，于是推荐陈布雷一试。陈布雷接到这个任务，在报馆连夜译出并交稿，王宠惠读后称赞其文笔流利且契合原意，当他得知陈布雷并未出洋留学，却有这样优良的英文水平，更备加鼓励，并决定这篇文告作为《天铎报》的独家新闻，首先发表。文告于翌日见报后，主持《民立报》笔政的于右任等人为没有抢到先机而顿足叹息，人们对陈布雷也愈发刮目相看元

《天铎报》虽人数不多，但派系纷繁，内部情形十分复杂，先是戴天仇与众人意见不合，辞职他就；接着，陈布雷的少年得意和锋芒毕露，不为主持笔政的李怀霜所容，加之陈的堂兄陈屺怀此时已离开报馆，李更无所顾忌，以报馆经济困难为由，将陈布雷的薪水减去十元，不久又任命一名新主笔，顶替其主持“论说”栏目，显然是必欲去之了。陈布雷受此排挤，知不可留，于是很快打点行装，辞职归里。短短的半年报人生活，就此结束。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