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国是一个注重写作中的道德意识的小说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底层人物的关怀意识非常强烈，对小人物的道德坚守有着特别的喜爱。

肖建国的小说，适合静下心来，慢慢地读。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壶好茶，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是不适合的。肖建国的小说，没有特别紧凑的故事情节，没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欧·亨利”结局。然而，他的小说十分耐读。他把写作者所有的情感，都融入到了字里行间。因此，他的小说，具有丰富的内蕴，具有让人为之感动的情感。《短火》是他的一部中篇小说集结读本。

《短火》收录了肖建国的代表中篇小说，包括《短火》、《轻轻一擦》、《中锋宝》等。在这些作品中，他的笔触多是情不自禁地指回湖南故土，视之为灵魂栖息的净土，以此去抗拒现实对人物化和俗化的精神家园。他写的亦都是他的同龄人，也正是这一批与共和国差不多同龄的人，遭逢的变化最多，变迁最大。小说的调子从明快到沉郁的转折点都缘于一个“变”字，可见，肖建国希望是在一个传奇的时代写一些并不传奇的故事，同时在没有传奇性的岁月里，郑重地打捞、钩沉残存的传奇性记忆。

短火

中锋宝

轻轻一擦

县长搭台

狗婆蛇

唢呐有灵

六狗

英雄老扒锅的平民生活

后记

短火

我们那地方管手枪都叫“短火”，管县政府的人习惯叫“挎短火的人”。“短火”是土话，古已有之；“挎短火的人”系专指称谓，历史却不长。这有典故。解放初期的湘南山区，残余的土匪蛮子还很多，他们仨俩成伙，昼伏夜出，四处窜扰。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从县城背后突然进出一声冷枪，“砰——叭”，惊扰得老百姓一夜一夜不敢上床睡觉。为了巩固政权，保卫安全，上级给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配了枪。从县长科长到马夫伙夫通信员，一人一根“短火”挎起。他们都拦腰束一根皮带，另一根皮带从左肩上斜斜地挂下来，把“短火”挎住。“短火”都有酱紫色枪套套着，枪把上飘着一缕红缨子。他们也戴军帽，打绑腿，穿解放鞋。他们也出早操。每天天亮，他们在县政府门口的空坪上整好队，由县长亲自喊口号：立正——稍息——立正！向左转——齐步走。20多个人列成两路纵队，出街口，绕义公祠，到东边城门口，再折回头，沿街道南行，一直走到墟坪上，拐弯回到县政府。他们在街道上行走着的时候，一律操正步，并无喧哗，只是头抬得很高，手臂摆动很大，带动着腰下“短火”上的红缨子也一荡一荡的，特别撩眼，显得英气勃发，不同凡响。他们经过的时候，好多小女崽小媳妇都从半开的铺门里探出半边脸，火辣辣的眼睛紧追着看。看队伍里的小后生，看他们“短火”上的红缨子。他们常常骑了马在城外的旧城墙上狂奔，踢起一团一团的烟尘，郁积半空，久久不散。他们也有几次跟随部队出城追剿土匪，据传都十分枭勇，每次都有斩获。自从县政府的人挎上“短火”，消灭了几股散匪，镇压了两批恶霸，我们那一带果然清静下来，太平了。老百姓都可以睡落心觉了。“挎短火的人”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一种象征，有了至高无上的威势。哪家豪绅隐瞒了财产，“去，喊挎短火的人来！”哪里发生了窃案，“赶紧，报告挎短火的人！”邻里吵架了，吵得不可开交， “好哕，请挎短火的人来评个公道！”两口子黑夜里在床上打抱箍子架(这也是我们那地方的土话，书面语叫“做爱”)，有时候老婆矫情，憋足了劲滚来滚去，抵死不从。男人便咬牙威胁道：“你要嫌老子的‘短火’不够劲，老子去喊个挎短火的人来！”老婆顿时软下身子，摊手摊脚地随男人搬弄了。但有时也会相反，老婆听了那种威胁却更来劲，突然兴奋了，耸着光身子叫道：“好啊好啊，去叫挎短火的人来啊！——不去叫你是我的崽！”有一次，南门口小井巷的打卦婆难产，在家里折腾了一天一夜，接生婆来了几个，神也跳了，香灰水也喝了，艾也灸了，滚水也熏了，还灌了参汤，打卦婆痛得撕天喊地地嚎，可就是生不下来。家门口的巷子里站了很多人，听着打卦婆一声高一声低的嚎喊，且声气渐来渐弱，都在心里想：只怕这人会保不住了。正在这当口，县政府的伙夫出来挑水路过巷口，一条鲜红的红缨子在大腿和水桶之间飘扬。小把戏眼尖，一眼看见，就像看到了天神降临，高声叫道：“挎短火的来哕！”人们也都跟着叫起来：“挎短火的来哕！”声音轰雷一般。接着就听到房子里打卦婆猛然厉叫一声，随后就有一个接生婆冲出门来报喜道：“生了！生了！——生了个带把的！”  打卦婆给儿子取个名字叫：火生。

从此，“挎短火的人”成了一个神话。

一

火生长到18岁了。

火生有个诨名：潲桶仔。这诨名也是母亲打卦婆取的。

我们那地方，差不多的人都有个诨名，都是依据形体和特性而取。比如干牛肉、双下巴、塌屁股、疤眼皮、五仔螳螂、二癞子。火生的特点是饭量大。特别大。小时候，打卦婆的奶水是很足的，两坨奶子胀鼓得像猪尿泡，轻轻一点，奶汁就像箭一样射出来。可是还不够喂毛毛。另外还要加喂一碗米汤。稍长，火生弃奶吃饭，饭量大得吓人。打卦婆从墟上买回一只粗瓷海碗，给他专用。海碗很大，直径能有半尺，一碗盛得下半斤米饭。半斤米饭又哪里够？火生三扒两扒，也不要菜，转眼就没有了。打卦婆就将自己碗里的饭再减些给他。一边减一边唠叨：“饿痨鬼！这样的吃法，只怕要把一个家都吃穷去。”光吃点饭，是不至于把一个家吃穷去的，打卦婆的责骂里其实更多的是怜爱。他们家不富，但也不是很穷。那时候她的男人做点小生意，收入不高，但是稳定。而打卦婆身怀绝技，会打卦(她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说来真是神奇，她只凭一筒米，一枚铜钱，就能把冥冥中的一些事情算得清清楚楚。哪家丢失了东西，哪家走失了小把戏，哪家的老人病了还能活多少时日，哪家的媳妇偷了什么样的野老公，请她打一卦，就能算得出来。(不过最后一种她是不给人算的。她说，那种事不能做，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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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写小说了。到2008年，我忽然发了一下狠，重拾旧业，又写起来了。那时候还在工作岗位上，依然是忙乱，依然是纠结，依然是心累，“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白天、晚上，都无法安静。写小说是件需要有整块时间、又需要静和心情的事情，不能将就和草率。我只有早晨那段时间，是安静、干净，而又整块的。于是，早晨一到五点钟就爬起来了。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点上一支烟，开始写作。一坐两三个小时。久不写作，稍有生涩，思路常受阻隔。有时能写几百个字，有时一个字也呕不出。天天如此，竟有小半年坚持下来了。没有耽误工作，也没有被累垮。

那部中篇小说《短火》就这样写出来了。我感到了一种喷发的快乐。然后，接着写了《中锋宝》《轻轻一擦》《县长搭台》……

我是在1991年停止写小说的。那年的上半年我还在湖南省作协快乐地工作着，突然一道调令下来，不由分说，让我到湖南文艺出版社任职。窝了三年。随后又被拉到了广东花城出版社。在那里的时间真是太长了，一下耗了十六年。两处相加，将近二十载，我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就挥霍在出版社那把掉了漆而人一坐上去就吱呀乱叫的硬板凳上了。我不可能还有时间和心情写小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对扛杆像两把强力的弹簧，把社长全身的神经绷紧。脑子里装得满满的都是选题、图书品种、发行量、码洋、利润，是全社员工的工资福利、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还得周旋承受各种矛盾和构陷。而间常会有的因内容而生的检讨轰炸则让人几近疯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落在洪水中的学生崽，稍懂水性却并不会水，只好随波逐流，载沉载浮，听由天命，无暇他顾。我是个有点认命的人。我以为中国有句老话是非常好的：随遇而安。

最近发表了几篇小说后，一些朋友都为我惋惜，说：“老肖如果一直写下来，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想了又想，得出的结果是：那又能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一直在作协待下去，一直写，一碗水看到底，以我的资质，以我的思想，以我的阅历，大约也不容易写出多好的作品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什么事情都是很难说的。十几年光阴，换回来最大的收获是增加了阅历，提升了对生活的感悟能力。让我对社会人情有了比较深致的了解。我在湖南省作协搞创作的时候，常常到下面采风，有时单独去，有时组织去，走马观花，转一圈回来，笔记本里也会记下好多事情(包括好多精彩的语言)。但那都是听人家说的，跟自己关系不大，不巴皮不巴肉，不会有痛切之感。而且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的生成土壤、背景知之甚少，也就很难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三十岁时，去做过两年挂职副县长。有职务，也管事，但因为是挂职锻炼，人家还是把我当作客人看待，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很多细微之处，并不知晓。我仍然算是半个看客，做了社长，情形就很不一样了。好多事情需要操心，好多事情需要作主，好多矛盾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了，好人得做，丑人也得做。什么事都得担当。出版社是个有点特殊的行业，除了自身的经营和发展，还要跟很多作者打交道。任何一个社会层面，都可能会有(文学)作者。跟这些作者打得几次交道，自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会有些了解。一个作者就是一个生活面。无数个生活面叠加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总和。写小说的人，需要对一个点深入透彻的了解，也要知晓社会面上的状况，才有可能形成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独有的见解。一个作家，总是需要对社会对生活有独到的发现和看法的。拿十九年的时间在一个点上滚打，生活逼着我对周围的一泥一土一草一木都熟透了，让我对世道人心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身体力行，趴在一个地方深入体察和道听途说相比较，终究是大不一样的。那种体验，那种痛感，唯有自知。在这十九年中，每年要审读大量的书稿，这让我提高了识别作品优劣和审美的能力。正是十九年的历练，让我改变了很多对生活、对文学的看法。有看法，却没有想法，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大约是再不会写小说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最后还是憋不住，又写起了小说，这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下放到农村时，我做得最多的两样农活，一是打农药，一是出牛栏淤。出牛栏淤真是又苦又脏又难受。牛屎和稻草层积在一起，紧绷绷，厚可几尺，一钉耙扎下去，一翻，一。股沤气蹿出来，那气势好足，能把人呛晕。其实，任何农肥层积久了，都会发酵，都会呛人。把农肥和写作连在一起作比喻，似乎有点没来由，没道理，不卫生，真是一种亵渎。但是，话虽难听，道理相同，话歪理不歪。

而恰当其时，我荣幸地“退居”到了“二线”。未到退休年龄，却可以享受退休的轻松了，我真是从内心里感谢领导和这项政策的制定者(虽然有人质疑这项政策近人情，不尽人事，但我欢迎)。我有种梅雨天抖落烂蓑衣的感觉，松快无比，轻盈无比。我带着遍体鳞伤又坐回到书桌前，面壁思过，整理心情。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半个月没有下楼。我需要尽快把自己的心思安妥下来，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精神时空。那是一个安宁、安详、澄净、澄明的时空。我心里反复想到的一句话是：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写小说了。这才是我的生活。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都是我最近三四年里写出来的。除了《六狗》是个短篇，其余皆为中篇。

我的中篇，大多是两万字、三万字，比短篇略长，比通常意义上的中篇要短。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较少，情节比较简单，让它们把作者的意图表现出来，就完了，就可以结束了。这些作品，完全是遵从自己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有点匆促地写出来的，再加上久不写小说，难免手生，也就难免青涩，留下遗憾。

我的小说的背景大多是我的家乡——湖南南部的那座山区县城。家乡对一个人，尤其是写作者，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提神醒脑作用。“退居二线”以后，我即回了两趟家乡。我得赶紧回去，把地气接上。我在那些老街和陋巷上慢慢地走，一趟一趟地走，努力找回那种基调、气息、氛围，还有家乡的语言特有的韵味。家乡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而又熟悉的。我在那些已经踩踏得光滑泛亮的石板街道上，找回了很多昔日的感觉，也捕捉到了一些小说创作的触发点，但更重要的是，舒缓了身心，让我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很值得留恋的。

这批小说里头的人物大多有原型。有的情节、细节、感受，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好些场景，在我家乡的县城里现在还能看到。《短火》是在1998年就有了构思，且写出了开头，却是在十年以后才重新写过的。《短火》发表以后，家乡的一些熟悉作品里头主要人物潲桶仔的读者，又给我讲了好多这个人物后来的遭遇。《县长搭台》直接就是用的我在挂职副县长时的一段经历。当然没有照搬生活，里头有加工，有增删，有糅合，主要还是加进了现在的眼光，现在的角度，现在的意识。但主要情节和人物没有改变。而《唢呐有灵》则是上次回乡，在县城正街上听一位女子述说触发的结果。我写的这些人物，大都是真实的。我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只是想通过他们的生活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人生。小说不是不需要虚构。相反地虚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是才华的表现。但虚构总是要有所依托。我想能够依托的就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人。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作依托，在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生发开去的时候，更能获得我们通常喜欢说的“真实感”的效果。

我深深后悔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没有早点拔身出来。这也是性格决定的。性格即命运，这话一点不假。我现在才重新归山，似是晚了点。我也许还能写十年、写二十年，或许更长，但总还是不够，心里难免有种紧迫感。“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用得很多的毛泽东主席的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争了。我不想太勉强自己。时间还大把，还很悠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停笔的时候，文学还很热闹，很喧嚣，二十年过去，文学已经很平静，归于边缘化了。平静，这才是正常的。热闹其实很噪人。我的性格，我现在的心态，都很适宜这种平静的氛围，它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不会急着写(虽然心里好多东西蹦着跳着要表现出来，越这样，越不能急)，我还想“歇”一“歇”，把这大半辈子的经历理一理。把以前那些事情都推远，再推远。我现在有时间了，可以慢慢思考，一点一点地~冗淀。我倒是有好多书要抓紧读，前一阵子耽误了，需要恶补一下。我还想在写作上有所变化。这就需要不断地反省自己，补充自己。我明白，到了这种年纪，多写一篇，少写一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最想写的东西，用最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很庆幸，现在有时间了，可以从容地心无旁骛地去做这些事情，可以从容地写。坐卧随心，忙闲皆可。在从容的写作中享受那份愉悦。

噢——我是2008年瘾上了抽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