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攸欣编著的《朱光潜传》内容介绍：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1897年10月14日），安徽省南部安庆府桐城县内，与庐州府庐州县交界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村庄——阳和乡的吴庄，一座不大的土砖屋里，洋溢着欢笑和喧腾。这是一家近乎破落的私塾，私塾先生朱子香的妻子左东宜产下了第一胎，是个儿子。这个新生儿个头瘦小，却是天庭饱满，额角广阔，尤其落地的那一声哭，声音嘹亮，显示出强健的生命力，使已经筋疲力尽的母亲感到非常欣喜。

由王攸欣编著的《朱光潜传》内容介绍：新生儿的父亲朱子香，疾步走到厅堂，告诉早在那儿等待消息的祖父朱文涛，父子满心欢喜，满脸放光，他们不约而同的期待是，已近衰落的朱家，会由于这个新生的长孙长子而家道中兴，以至昌盛发达。他们早就考虑，给新生儿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以他们的人生经验，觉得名字不能太露锋芒，祖父从书箱内抽取《南史》一册，翻到《王昙首传》，看到名士袁淑品评王昙首之子王僧虔，中有“卿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等语，眼前一亮，与儿子商量，为新生儿取名光潜——光潜寓韬光潜实，即光芒潜藏之义——后来又字之日孟实，“孟”指在家排行老大，“实”则寓老实、踏实、务实之义，也有本真、充实之美的意思。《朱光潜传》讲述了朱光潜成为美学家的过程。

自序

小引

第一章 人文化成（吴庄、孔城、桐城、武昌，1903—1917）

 一、私塾发蒙

 二、学作古文

 三、体会文学与文化

 四、武昌求学

 五、价值观初成

第二章 西学洗礼（香港，1918—1923）

 一、生活与交谊

 二、新文化运动冲击

 三、初涉西学

 四、寻求超脱现实之路

第三章 教育实践（上海、上虞，1923—1925）

 一、中国公学

 二、白马湖边

 三、立达学园

第四章 学术转型（爱丁堡，1925—1929）

 一、赴英旅程

 二、学术选择

 三、生活与交往

 四、初获声名

第五章 学术树立（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1929—1933）

 一、《文艺心理学》

 二、交游与爱情

 三、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

 四、受聘返国

第六章 京派学者（北平，1933—1937）

 一、旧雨新朋聚故都

 二、执鞭北大清华

 三、慈慧殿沙龙——读诗会

 四、是非纷纭

 五、主编《文学杂志》

第七章 辗转巴蜀（成都、乐山，1937—1946）

 一、逃难成都，掀起风潮

 二、乐山交游

 三、参与校务

 四、向传统寻资源

 五、《诗论》

 六、涵泳陶渊明

 七、克罗齐译介中的自我超越

第八章 转折关头（北平，1946—1949）

 一、重返北平

 二、民族性反省

 三、卷入政治旋涡

 四、人生选择：去与留

第九章 顺应调适（北京，1949—1976）

 一、“洗澡”

 二、屈辱中调适

 三、美学大论争

 四、《西方美学史》

 五、“文革”磨难与学术坚守

第十章 晚年风范（北京，1976—1986）

 一、突破禁区

 二、倡导新风与奖掖后进

 三、老骥伏枥

 四、回顾一生

 五、最后岁月

大约到了八九岁，朱光潜已经读了不少书，四书大体上能读得通了，甚至还可以自己讲书，于是父亲决定让他发笔——开始学写文章。当然，一开头，并不是写完整的文章，只是让他学着做日记，学会怎样准确、有重点地记叙某件日常的事情，或者片段的经历。写完后，父亲给他详细地讲解，哪里写得好，哪里不该记，哪里用词还不够简洁，应该精练，哪里要略事铺排，渲染气氛、烘托重点。父亲对他当然特别用心，他的领悟力又很强，因此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十来岁就能写很清楚、简洁而又不失典雅的记叙短文了。他的父亲喜在心里，却不愿过多表露赞赏之意，怕他自满自得，他的伯父则时常称许夸赞，为家里出了个文章神童而欣喜。朱家对文章的看重当然培养了小光潜的价值观，使他觉得文章神秘而高尚，应该好好学。

有一次，朱家准备在自己的住宅旁种上一行树，没想到挖树坑的时候竟然挖开了一个古墓，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骨殖早已成了灰堆，灰堆旁有两个瓦瓶，他父亲和伯父捡起来，发思古之幽情，激发起做文章的兴致——桐城可是有名的古文之乡，文风极盛，人们把写文章当做文人雅事——朱光潜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多年来一直在写时文和做古文的，只要一段时间不动笔，就有点技痒。他们拿着瓦瓶反复观摩，考察它们的形制，墓中虽没有什么其他的陪葬物品和文字记录，他们还是很自信而顺当地断定为汉朝的古物，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洗干净，恭恭敬敬地供在香炉前的条几上，然后决定写一篇古文，记载器物的形制、他们发现的经过和推断为汉朝文物的理由，文章写作的过程，可是相当严肃和郑重，他们兄弟两人，足足磋商了一整天，遣词造句，用典使事，反复斟酌，最后总算拿出了一篇文辞雅致、风格高古的文章，又由朱光潜的父亲，以工工整整的楷书，把文章誊录到红纸上，然后焚香拜祝，把红纸贴到瓦瓶上，又把瓦瓶供奉了起来。这时，伯父向他的父亲提议：“让光潜也写一篇试试，看看他的文采。”他父亲稍一犹豫，回答道：“他，还早呢。”朱光潜感到受了父亲的轻视，同时也对文字起了一种神秘意识，好像此事非同小可，当然激发他的兴味，渴望有一天，自己的文章能够够得上记古瓶。他当时也许就有些不服气，躲着父亲，自己偷偷地写了一篇《古瓶记》，只是不敢拿出来给父亲和伯父看，自己倒是时不时独自欣赏一番。

当朱光潜的日记已经文通字顺，一篇的字数能达到两百余个，知识积累也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朱子香先生就想把他经过多年磨炼，自己最得意的写经义策论的经验尽行传授给儿子，虽然这时科举已经废除了几年，作为特殊文体形式的经义策论，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他觉得既然这是前辈人的传统，几百年传承下来，后来的读书人就该学会这些，而且在他看来，策论经义中实在有好文章，能使人沉浸其中，乐而忘忧。朱光潜本人呢，也很感兴趣，并且有突出的天赋，一种文体的写法，要不了几次就能够学会，模仿父亲为他选出的范文来，惟妙惟肖，让黼卿先生经常喜出望外。朱光潜很快就掌握了经义策论的关键，而且还在文章中陈述过自己的心得体会。

朱光潜后来总结，所谓“经义”，就是在“四书五经”中挑一两个句子，做作文的题目，整篇文章就围绕着这个题目进行发挥，经书的思想理解得越准确，道理讲得越充分，思路开展得越开阔，文章写得就越好。例如如果出的题目是“知耻近乎勇”，作文者就要说明，知耻何以近乎勇，“耻”和“勇”两个词须得作一番解释，“近乎”两个字更大有文章可作。经义到了明清两代，就是以八股文的方式写作，所以八股文也是经义的代称。所谓“策”，就是在时事中找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让你出一个主意，并且论证这个主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例如题目是“肃清匪患”，作文者要条陈几个办法，并且详细阐述这几个办法的利弊，表现出作者经邦济世的才能。所谓“论”，就是议论，议论是非、评衡人物或者是判断史事，如议论评价刘邦和项羽究竟那个高明，孙权该不该笼络曹操等。做这几类文章，都要说理，即使说的是歪理，只要自圆其说也无妨，翻案文章往往显示出作者独出心裁，容易得到裁判者的好评。朱光潜还总结出这类文章一个传统的基本做法，就是开头要有一个大帽子，从广泛的大道理说起，逐渐引到本题，发挥一段自己的想法，于是转到一个“或者日”式的相反的议论，把它驳倒，然后作一个总结结束，这就是所谓“起承转合”。经义策论练习了一两年，朱光潜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做起文章来往往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不仅父亲和其他家里人赞赏，能作文章的名声：也在附近村子里传开了。P7-9

近来读《庄子》，有一些新的感悟，也觉得其要义与生存论哲学有相通处。庄子昭文鼓琴的寓言，实质上涉及人的认识和生存的基本问题：“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他所谓亏，是相对于他想象中的声音全体而言的。一旦鼓琴，使一些声音凸显出来了，尽管声音可能很美妙，却使更多可能存在的声音处于不显状态。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当我们的意识去关注世界，显现世界时，一方面是对世界某些东西的凸显，是对这些事物的某些方面的凸显，但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事物、这些事物的其他方面的遮蔽。譬如我们的意识关注眼前一本特定的书——《南华真经注疏》——的时候，此书的封面特征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但此书封面以外的一切成为它的背景，成为意识的边缘性因素，相对比较模糊，甚至不能显现，不管是与这本书摆在一起的其他书，还是这本书所放置的书桌及整个房间，还是不在现场的与此书有关联的研究著作或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著作以至语言、文化、社会、自然的所有存在，甚或此书的实际内容，都处于不被充分显现的状态。而我们对于世界，对于意识对象的这样一种显现过程，又是我们自己开创、显现自己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开显了自己在某些方向上生存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阻塞了生存开展的其他可能性。按庄子昭文鼓琴的寓言这样去理解世界，则我们对于任何对象的研究，都是我们生存开显可能性的封畦，我们只能为保存混沌完整的发展可能性而寂寞无为了。然而，如果仅仅这么去解读《庄子》文本，则又背离了庄子选择以重言、寓言、卮言的方式来进行言说的用意，更背离了庄子以不断超越的眼光来理解、言说世界的根本精神了。庄子的文本表达及其寓意与他选择文本表达的这种以言为行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纠结甚至悖反，我们只有以超越任一特定立场的眼光去领悟，才能把握其精神。如果说声成则声亏，那么庄子的文字表达就不具有显现世界的价值，而庄子恰恰选择了以文本的方式开显他自己以及他所理解的世界，事实上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深弘与超越，对于提升人生境界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当然，在不同的文本解读者中，也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所以，任何对于对象的显现，对于自己的开显，都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去超越既成的一切显现方式，达到知通为一、与道一体的境界，才是庄子的理想。我也想这么看待我的朱光潜研究。

朱光潜研究已经构成我学术生存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在我自己看来，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部我较全面地理解、叙述朱光潜一生的《朱光潜传》出来的时候，我也想回顾一下自己与朱光潜遭遇的因缘。

我最早接触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是1980年代。他当时因为重提人性论话题，又当选为影响甚大的美学学科的第一届中华美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声名鼎盛。他的《西方美学史》作为高校美学史统一教材，是中文系必读书。我看了这部书关于康德、黑格尔、歌德等的几章，觉得他的阐述清晰透彻，明白易懂，有大家风范。只是对于他总是“辩证地”评价他们的观念略觉不甚称意。他之美在主客观统一的观点，是通过讲授美学的教授知道的——那位老师在美学界亦称名家，不过却是朱光潜美学的严厉批评者，举出朱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论作为靶子，不提其实践论美学，也不谈其早期的观念，宣称朱光潜的观点绝非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朱光潜喜欢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德文原本寻找根据，一些关键词翻译与已有权威译本每不相同，所以朱的研究方法肯定有问题，不可信。显然，这位老师不相信权威译本竟然会有错误，朱光潜又总会发现问题。我只听了两三次美学课，就退堂了。其时，读到才出版不久的朱光潜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本为英文著作）的中文译本，觉得辞气高华，论断谨严，没有当时国内一般理论著作的陈腐气，眼界为之一新。不过那时我对朱光潜的个性、人生经历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也不可能充分理解其著作中显示的生存状态以及这部著作的话语方式与其学术话语背景之间的关系。

约1994—1995年间，我处于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当时与同门师兄弟张洁（昌切）、王毅时相谈论。昌切先生正在作晚清思想的论题，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甚感兴趣，倾向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成就，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章太炎尤为推许。而我更倾向于从学术史、从西学东渐史的角度去看待近现代学术人物。章太炎学术确有可观，且颇受西方近代哲学影响，也多独见，其佛学渊源甚深，每每借佛家名相表达思想，我不敢去碰繁复深奥的佛学典籍，所以仅读了《章太炎全集》四、五两卷，有所感想而已。先是，读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朴学略有兴趣，选读了几部朴学名著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更读王国维《观堂集林》，也觉深有趣味，只是知道并非自己专业，不可能去研究。后来读单行本《静庵文集》、《人间词话》，对王国维美学与西方哲学、美学的关系有一些想法，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颇具影响，而学界对境界说的实质性内涵甚多误解，因此想在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澄清其内涵，并以王国维为代表，探讨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方式及其学术史意义。记得最初想就王国维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几人进行具体研究。开题时，导师陆耀东先生指出，王国维属于近代，与博士点专业方向有一定距离，可再选一两个现代文论家作研究，这样也可以显示中国近代以来接受西学方式的变化趋向。孙党伯、陈美兰等老师一则肯定选题价值，二则也赞同陆师意见，他们还建议可选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我因朱光潜是研究西方美学最有成就的大家，此前也多少接触过，对《悲剧心理学》还颇有好感，很自然地选定他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想到，阅读朱光潜著作，尤其是读他被一般人视为代表作的《文艺心理学》，过程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论述难懂——朱光潜的行文风格是文论家中少有的平易浅近、明白易懂，说理也非常清晰——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互不相容的观念，如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和叔本华的纯粹直观概念，克罗齐的唯理论美学和立普斯的经验论美学，西方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不少在我看来似乎很明显的逻辑矛盾，让我觉得他并没有确立自己的独立立场。一位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美学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令我感到痛苦，而仔细体察其根源，发现这是他承受了西方文化强势的文化语境和中国现代主流学术话语影响的结果，他内心真实的价值、审美取向相当程度地被压抑、扭曲，从而造成他理论上的不一致。所以我在博士论文《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中，明确地陈述了朱光潜学术中的这种情形，并略带针砭，措辞上亦不无过激之处，这正是我当时文学生存状态的真实显现，那时在我看来，似乎没法以其他方式来呈现我的痛苦。令我深怀感激的是，当时参与博士论文评审和答辩的乐黛云、陆耀东、黄曼君、陈鸣树、王先霈、颜雄、陈美兰、孙党伯、易竹贤、王富仁、刘纳、邓晓芒等诸位先生都以宽厚的学术胸怀，包容了我特殊的生存状态和表达上的不够平和处，给予了充分肯定。邓晓芒等先生尤为激赏，推荐到三联书店，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出版后也得到一些学者欣赏，其中赵园先生等人对我的鼓励尤大。完成博士论文后，戴逸、郑大华等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罗成琰先生推荐我写了《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因此尽量搜集了更多的材料。我与朱光潜哲孙宛小平先生联系后，他托卢风先生带给我一批朱光潜的手稿及1930—1940年代与学者作家的来往信件、互赠诗词法书的复印件，其中有些还从来没有发表过。可惜因时间较仓促，虽然注意到了以前没有充分关注、解读的一些文本和事件，对朱光潜学术也有了更全面一点的描述，但在总体理解的深度上，相对于博士论文，并没有太大的超越。

2005年，因钱理群等先生鼎力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的编辑丁宁女士，约我撰写《朱光潜传》。在电话约稿中，她特意嘱咐我别写成评传——理论性的著作，宜着重传主的人生历程和生活场景的复原。这一次，我不拟仓促成稿，而是细细梳理了朱光潜从读中学时期开始直到晚年的交游，对于和朱光潜交往较密、友谊较深或具有某种特殊关联价值的一些学者、作家如徐中舒、高觉敷、匡互生、方东美、郭斌和、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叶圣陶、吴宓、胡适、梁宗岱、李健吾、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常风、张颐、叶麐、卞之琳、王星拱、陈源、凌叔华、刘永济、王世杰、熊十力、马一浮、钱穆、程千帆、贺麟、胡乔木、周扬、蔡仪、柳鸣九、朱虹、李泽厚、张隆溪等，我都尽可能阅读他们的文集，阅读关于他们的传记材料和研究成果。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日记、书信，还特别细致地寻找与朱光潜有关的一切直接记录和背景材料，朱自清、叶圣陶、吴宓、周作人等人的日记，朱光潜未刊的一些书信和友朋互赠法书，为我追寻相关材料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有时朱光潜自己的书信没有保留或公开，但从别人给他的书信中，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谊和交往语境。我曾读过《马一浮集》中马一浮致朱光潜的信，记得大意，但写作时一时不易找到《马一浮集》，与李清良教授谈及，承他热心过录原信，使我更准确地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期间，萧军游历到乐山，专门去拜访他——可能因为1937年评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时，萧军《江上》被包括朱光潜在内的评委会拟定为获奖作品——但《萧军日记》没有公开出版，我专门托葛涛博士到鲁迅博物馆查了《萧军日记》复印件，有两处涉及他与朱光潜的交往，记录甚为细致，对于理解朱光潜之为人颇有助益。另外还请熊权博士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查了朱光潜的档案——这一过程让她很费了周折——这也是相当有价值的材料。我为了解朱光潜的生活环境，还到武昌、成都、乐山、北京等朱光潜学习、工作、居住、游玩过的地方探访，有具体的场景，想象朱光潜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更生动一点。因为近些年的学术积累，我看待世界、看待学术的眼光也有所变化，再读朱光潜本人的著作，读得也更深透一些了，写作本书时，自己觉得已经比较透彻地理解了朱光潜的学术和人格，他每一步人生抉择，每二次学术转向的个人处境、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背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联，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当然，写作中也有一些我反复思考，至今尚未解决的难题。例如要不要为了场景、性格的生动，移用、虚构对话和细节的问题。我的基本原则自然是力求真实，但是真实是有不同层面的，即使有非常充分的史料，要复原某些对话场景，仍然需要细节的虚构，庄严如正史，人物生动传神的《史记》，取材措辞谨严的《三国志》等，也不无细节、对话的移用、虚构。写传记实际上不止是写传主，也应通过传主写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某个特殊环境或场所的氛围、特点，而这些是作为理论家的朱光潜自己的文本很少提供的，因此颇需借助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叙述。经过反复权衡，在不背离我对人物个性、精神的理解，也不影响准确理解书中其他人物的情况下，笔者偶尔采用了一些虚构的细节和对话——其中大多数是有文本根据的——希望由此能够为我枯涩的笔墨，增添一点点活力。同时，朱光潜毕竟是学者，是美学家，其理论上的成就，他的学术思路、方法，对于特定的学术话语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他几次重要的学术转向及其语境，也是叙述评说的重点，我颇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解。不过，时过境迁，出版行业的目标和运作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我快写成书稿时，和丁宁女士联系出版事宜，不料出版社已经停止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了。

2009年，我把基本完成的《朱光潜传》书稿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根据申报要求，请钱理群、邓晓芒、阎真先生写了专家推荐意见。令人欣慰的是，书稿得到了评委们的充分肯定，得以顺利立项，因此，我对至今尚不知其名的所有评委心怀感激，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在学术评价体系受到学界普遍质疑的语境中，毕竟存在着超越个人功利性的评价程序。

去年年底，全书完成，妻子贝京细读一过，补正了不少行文疏漏，甚至还发现了个别引述文字原文的错漏。

感谢责任编辑陈鹏鸣先生、孙牧女士为本书所作的认真编校。

深深感激所有奖掖、帮助过我的人，也诚恳希望读者指正本书疏误不当之处。

王攸欣

201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