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和论文集，而是我国当代西班牙语学界一位传奇式人物滚烫心灵的剖白，是他潜心问学的历程和丰硕治学成果的结晶。简言之，是他在品格和专业两条修远漫长的道路上不懈求索的真实记录。尽管我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每一位有志于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的年轻人绝不可以放过这本书，相信这本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裨益匪浅。

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人师，受益于其风格风范和专业训练的学子不止百千。

他是国内生成转换语法教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他编写的中国首套西班牙语专业教材，历时20余年，被奉为“经典”，育人不计其数。

他完成国内第一部直接译自西班牙语原文的中译本《堂吉诃德》，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1995-1998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他为人率真坦诚，诚实正直，崇尚为追求理想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上卷 访谈录

 第一章 少年

 第二章 青年

 第三章 成年

 第四章 事业

 第五章 经验

下卷 论文集

 教材编写

1.中国高校西班牙语专业的教材编写

2.编写《现代西班牙语》的指导思想

 语法和语言学

1.迈向语法体系表述的完整性和明确性

2.浅谈西班牙语口语的句法特点

3.语言能力和语法教学

 翻译理论和实践

1.翻译工作者的光荣和职责

2.译误原因分析

3.忠实和变通

 比较文化

1.一锤定音的分岔

2.老子——哲学家还是阴谋家？

 文学名著解读

1.我们为什么呼唤堂吉诃德归来？

2.堂吉诃德和人的尊严

 其他

1.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2.关于我校培养目标的一点思索

后记

个人生平

总参考书目

凸字大方块的右边，就是灶间了。砖砌的灶台有三个炉膛，两大一小。大的用来煮饭炒菜，小的里面安放了容器，整日储存着热水。你看，还挺有节能意识。不记得是在灶间的哪面墙上，常年挂着一幅灶王爷的木刻版彩色画像，烟熏火燎的，也是要等到春节才换新的。每年的祭灶仪式十分有趣。好像阴历腊月二十三是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这期间举家繁忙，蒸“枣山”，熬糖瓜，热闹非凡。“枣山”是一种三角形的面食：先把大小相等的面团揉成螺旋状，轻轻压扁，当中摁上一颗红枣，然后把面饼平放，先把三个摆成一行，旁边平行地再摆两个，在这两个旁边再摆上一个，最后把它们粘在一起，不就拼接成一个三角形了吗？当然也可以按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这样依此类推组合排列，粘成更大的三角形。成型后装进笼屉蒸熟，供奉在灶王爷画像附近，作为他一年的食粮。当然，实际上这位先生整整一年都对他面前的供品熟视无睹，任其烟熏火燎，布满灰尘，直到第二年腊月二十三被新制作的更换下来。撤下来的隔年枣山，又黑又硬，像一块火山岩，但是决不能当作废品，弃之若敝屣。稍经卫生处理，或蒸，或煮，或炸，或烤，最后还归凡人享用。对于儿时的我来说，这虽算不得珍肴美馔，却也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是节日气氛的所谓心理效应吧。糖瓜就是麦芽糖。具体制作工艺，恕我当时年幼无知，一片混沌，无从领悟。只记得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满是粘稠的棕色糊状物，制作者必须用一根棍棒不停地搅拌，等到恰当时机，舀出，放进备好的容器或模具中，待其冷却。最后淡黄色、略带光泽的糖瓜就呈现在我面前，咬一口能把上下牙齿紧紧粘住。尽管如此，我还是早早就垂涎欲滴地期盼着这美妙的一刻。不过，就节庆仪式而言，糖瓜的主要功能不只是为了让小孩子们大快朵颐，而是有更深远的效用。据说，灶王爷在人间供职一年，腊月二十三必须返回天庭述职，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其实不过是打个小报告，编派一下他所管辖的一家老小表现如何。你瞧，原来这家伙是老天爷派下来的暗探。当然，谁家如果运气好，没准赶上一个心肠厚道的灶君，说不定也能在天王老子面前美言几句。不过谁知道呢！出于万全之计，还是叫他闭嘴为妙。言多语失嘛。于是就想到了粘牙的糖瓜。把这道甜食往践行宴席上一摆，再加上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枣山，对于没进过五星级宾馆的乡下灶君来说，好歹也应付得了。再说，老百姓又无力公款筵宾，只能诸事从简。这一下，天庭暗探可就中了奸计。一口咬下去，给粘得严严实实，嘴不能张，齿不能启，只好“上天言无事，下界保平安”。你说，这种民俗不是很有意思吗？活灵活现地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狡黠中透出幽默。几千年来他们就是这样跟神明和官府周旋的。

好了，咱们接着往宅子里面走，步入凸字上面的小方块，也就是堂屋的延伸部分。这里好像摆放着八仙桌、太师椅之类的家具，就像电影上那些旧时的乡绅家里一样。只是我姥姥的档次还低一些，木料不怎么名贵，做工也不那么华丽。这个小方块大概是真正意义上的待客之处。它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卧室。记得我和姥姥就睡在左边的屋子里。朝北开了一扇窗户，通向后院。南墙也有窗户，可能是为通风的。这扇窗户外面就是储藏食品的地方。前面说过，整幢建筑本来窗户就很少，而且不是朝北，就是在通向某个内部空间，还都糊着纸，透光性极差。屋里整天一片昏暗。好在没有人读书做学问，将就着不撞墙就行了。夜晚的照明设施也是十分原始的菜油灯。外祖父偶尔回来或者遇上其他喜庆日子，点上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或几根蜡烛什么的，就显得格外灿烂辉煌。我的外祖父难得跟我们团聚，所以对我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可怕。他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越发难于亲近。他一到家，我就赶紧躲在姥姥身后，抓住她的衣服，怯怯地探头偷看几眼，不明白那个长着黑黑的八字胡、样子挺凶的老头儿干吗要来打搅我们的平静。

凸字小方块的顶端有后门通向后院。面积似乎比前院大许多。厕所就建在那里。不过主要空间是用来栽种桃杏等果树和各种蔬菜。园子里有一口井，提供饮用水和灌溉之便。这口井后来居然成了一场悲剧的场所。我出世不到一年，我母亲又给我生下一个弟弟，而且很快也把这个孩子送到姥姥家来了。你想，一个解放脚(就是缠足半途而废)老太太照看两个步履蹒跚、牙牙学语的男孩儿，该有多么费力。我是先来的，跟姥姥已经十分熟悉亲近，整日形影不离地粘着她。而我弟弟初来乍到，大人稍不留意，就自个儿四处乱跑。终于有一天，长久不见露面。可怜的姥姥趔趄着她那变形的双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呼唤寻觅，最后才在井里发现了孩子的尸体。这桩惨剧，当时自然叫我父母肝肠欲摧，就是现在提起也禁不住黯然神伤。我母亲始终怀疑是有人蓄意谋杀。她是独生女，接连把两个儿子送回娘家，岂不叫那些远远近近的亲戚们多心，揣测这是否跟遗产有关。按母亲推断，本来可能是想对我这个长子下手的。可我总是跟姥姥寸步不离，别人无机可乘，结果灾难就落在了弟弟身上。当然，这只是她的猜测，至今也无从证实，只好永远被疑团困扰。P8-10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代序)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和论文集，而是我国当代西班牙语学界一位传奇式人物滚烫心灵的剖白，是他潜心问学的历程和丰硕治学成果的结晶。简言之，是他在品格和专业两条修远漫长的道路上不懈求索的真实记录。尽管我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每一位有志于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的年轻人绝不可以放过这本书，我相信这本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裨益匪浅。

看董燕生老师的这本书，犹如跟他当面交谈。他率真坦诚的性格、渊博深厚的学养、灵活缜密的思辨和文采飞扬的表达都跃然纸上。一口气读完书稿，深深被董老师逾半个世纪如一日献身于西班牙语教学与翻译事业的精神和业绩所感动。

我认识董老师已经四十多年了。1962年秋，我们刚刚开始在北外西语系跟张桂英老师上语音基础课的时候，就听说系里有一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的董老师能歌善舞。后来，在系里举办的外语文艺汇演上，果真看到他跟高年级学生一起表演的西班牙戏剧作品。他台词娴熟流利，语调节奏全然与外教无异，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大家不禁感叹什么时候能学得董老师那样一口西班牙语。惜乎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几年来终无亲炙门下的机缘。

及至我们早该毕业但因文革正酣没有单位接纳大学毕业生的1968年我们被送到解放军农场“锻炼储备”而老师们也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有幸跟董老师共同生活在唐山柏各庄4585部队的23分队一排三班。在那个特殊的地方和那些特殊的岁月里跟董老师朝夕相处，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对那个时代而言是很特殊的品格。一是坚守知识分子良知的底线，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不曲意逢迎，鄙薄趋炎附势。在“斗私批修刺刀见红”、“传达学习最高指示不过夜”、“清理阶级队伍”等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不论是连队开大会还是班里小组会，听不到他上纲上线唱高调，见不到他臭骂自己揭发别人，他总是冷静安详地力求作到“但求无愧我心。”二是在那人际关系被严重扭曲的年代仍保持他一贯的平易近人作风，跟连队里负责管理这批臭老九的官兵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在稻田，在场院，都能看到董老师聚精会神劳作的身影；在土坯茅草房的通铺炕沿，在宿舍门前的坨子地上，都能听到董老师跟大家至情至性的谈笑。23分队的同学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年国庆节连队会餐时他热情地招呼大家并带头去喝“十全大补”的鸡汤之后令人又尴尬又捧腹的结果。三是在那凡事讲究“政治挂帅”、鼓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董老师坚持钻研业务并且辅导同学们进修西语。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我从中受益匪浅——的是，有一段时间，在同学们费尽周折争取来的每日“天天练”时段里，董老师为大家讲解西班牙语诗歌的基本知识，如以音节多少划分的诗句种类、诗句的重音、韵律，以句数分节的诗歌类型、诗歌的押韵方法等，并挑选西语诗歌史上既经典又通俗的作品为范例加以说明。此外，是董老师乐观开朗的性格使然，大家在地头，在宿舍，仍不时听得到他哼唱西班牙语歌曲，其中有些我都记在了我自己手订的笔记本上。

1970年底，我们这批被储备了两年多的外语毕业生的绝大多数人终于因为仍然没有对口单位可分配而被迫改行。我和妻子周义琴被发配到山东。由省会济南而德洲行署，而宁滓县，而后魏公社，而鄄子村，最后落脚在位于村东头的鄄子中学。如此境遇下，我们心情之沉重郁闷可想而知。在那漫长的9年里，母校的张桂英老师和董老师给了我们极其宝贵而关键性的帮助。我仍然保留着董老师从北京写给我们的几封信。那里面不仅有对我们处境的慰勉和鼓励，更有帮助我们调动工作的进展喜讯，也有抄给我的西班牙语民歌的曲谱和歌词，例如我仍保存着原件的La Clara和En la cima del monte。在自古以来就是发配充军之地的穷乡僻壤，我们凑在煤油灯下读着他们的来信，哼着董老师抄来的歌曲，一股暖流涌向心头，这殷殷情谊是我们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对将来从事西班牙语工作充满信心的动力源泉。

终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在母校恢复招收研究生的1979年，我和妻子重返北外，在西语系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班学习。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语文学名著和介绍西语世界历史与文化的书刊，钻研语法，练习写作。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董老师给我们班上语法课，使我终于有了跟董老师直接讨教的机会。记得那时候董老师在课堂上把他已钻研多时的生成转换语法给大家作了系统的讲授。此外，他还向大家介绍西班牙语国家语法专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马德里大学赫苏斯·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和格拉纳达大学拉斐尔·芬特·戈麦斯合著并于1972年出版的《动词短语》。董老师以国内生成转换语法教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身份为我们指点迷津，使我们掌握了一个科学高效便利的工具，为我们打开了破解西语语言难题的门径，我们受益至今。义琴日后从事的西语教学自不消说，董老师的语法教学观点与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甚至有些教材和练习她都可以直接使用。单是我所致力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不论是在国内机关，还是在驻外使馆文化处第一线，口译也罢，用西语撰写发言、演讲、评论文章、多媒体文件也罢，都比较得心应手，从没有踟蹰畏缩的感觉。应该说，董老师给我们的语法训练起了关键作用。

如果说截至80年代初，董燕生之于我们还仅仅是我们的西班牙语老师，那么后来，董老师的声名远远超出北外的校园并且在国内西班牙语界引起很大反响。先是义琴告诉我，她所在的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已经使用董老师编著的《西班牙语》，很受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再后来，到90年代中期，我在驻阿根廷使馆工作的时候，从老同学那儿听说董老师翻译的《堂吉诃德》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学习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出身的人，作为董老师的学生，我们为他完成国内第一部直接译自原文的中译本《堂吉诃德》感到骄傲。说起那场围绕《堂吉诃德》某些译本引发的不大不小的波澜，其实那篇囊括了种种“资深”的报道根本无关文学翻译的学术探讨，而是当代商业炒作嫁接在“扣帽子、打棍子”毒枝上产生的怪胎。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策划者本人以及“资深”诸君之中没有一个是懂西班牙语的。董老师在本书内未着一字于此事，即可看出他对这事件的坦然和淡定。对于众多关心我国西班牙语教学和翻译状况的人来说，与其被那无聊的心态和心理劫持了去凑热闹，倒不如看看董老师这本书中关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几篇论文更有实际收获。

其实，说到这一点，话题似乎又转回到在经历深刻社会变化的当今中国应该如何做人这样一个看似宏大而空泛实际表现却可以很细微而具体的问题上来。记得季羡林老先生曾经就此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面对眼下社会风气存在的诸如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等等问题，如果人人都真正做到《论语》里所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风气就会有很大转变。这八个字听起来很平常很容易做到，但这却又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由此我又想到董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与季老的观点是多么契合。他在本书的“访谈录”里说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说道，“针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填鸭式的灌输教育，我喜欢反复向学生强调这样一个想法：大学四年如果能学会两件事情，就为今后的整个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学会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千万不能损人利已，更不能假公济私；二是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无论是谁说的话，都要过过自己的脑子，想想是否有道理。即使是正确的结论，也要弄明白它是怎么得出来的。”在《关于我校培养目标的一点思索》里董老师明确提出，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具有“宽广的胸怀、高远的视野，以‘终极关怀’的深邃不断探寻人生的厚重价值，靠‘人文关怀’的悲悯努力营造世间福祉”，“既要有嫉恶如仇的原则性，又要有兼收并蓄的宽容心”；“不盲目轻信，不人云亦云，尤其是面对上级、长者和权威的看法和指令的时候，在不违背基本礼貌和尊重的前提下，要善于独立思考，得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切忌唯上、唯老、唯古是从”；具有“丰富熟练的专业知识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这何尝不是董老师自己品格与专业养成的真实写照呢？他在访谈录的另一段落里这样讲到自己品格的养成，“为人要真挚诚信，恐怕是世界上一切文化群体都提倡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们的历代圣贤宣扬‘忠、孝、仁、义、信’，西方哲人也推崇诚信的品格。奇怪的是，我小小的年纪，就很欣赏先生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文中傻子那种‘给个棒锤就纫针(认真)的劲头儿。所以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说假话，不蒙骗别人，似乎从来都是左右我行动的本能反应，有时候甚至迂拙到可笑可恶的地步。”董老师在《我们为什么呼唤堂吉诃德归来》一文里，这样为小说主人公近乎癫痴的品格辩护道：“静下心来想一想，有一件事情很清楚：一旦地球上驱逐了所有的疯子和傻子，只留下聪明人、机灵鬼，那样的世界不只是单调乏味，而且简直是阴森可怖。再说，还没有最终弄明白：究竟谁更疯更傻？是那些追求崇高理想并坚持不懈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人们吗？抑或是另一些把追名逐利看作唯一人生价值的先生们呢？就我本人而言，更愿认前者为师友，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将有助于提升人品；可是后者只会让人堕落。”

几十年来，董老师不仅做吾侪业师，更做人师，受益于其品格风范和专业训练的学子不止百千，而今他们在外交、经贸、文化交流各领域都多有贡献，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愿和董老师的所有学生一起以老师提出的要求自勉，在无止境的品格和专业修养中不断努力，以期无愧先贤今师的厚望，为已然烂漫的山花增加些许亮色。

王世申

2009年6月

于通州无境轩

2002年我和刘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教授，西班牙语系主任)都被选为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我们同在西班牙语组，经常在一起开会。一次，会间休息时，我对刘建说：“人们老信远处的佛爷灵，却忽视了近处的佛爷。就是说咱们身边的董燕生老师吧。他一生为中国的西班牙语教学做了许多贡献。据我所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语院校总共使用过三套教材。第一套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集体编写的。第二套就是董老师编的《西班牙语》，从1985年使用到2000年。第三套是董老师和你合编的《现代西班牙语》，从2000年开始使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另一套新的取代。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几万人学习西班牙语，20多年了，都用董老师编的教材，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董老师不仅西班牙语功底深厚，水平高，中文水平也十分了得。在西译汉，汉译西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你看他翻译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说话假装斯文，附庸风雅，而打桑丘潘沙嘴里说出来的话就土得掉渣，我读的时候有一种妙趣横生的感觉。他还把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译成西语，介绍给西语国家的读者。他在西语学术界的巅峰地位是大家公认的，我看董老师的事迹也可以写一本书了。”刘建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咱们可以和董老师谈谈，请他写一本有关自己教学、科研经历的书。他编写教材，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过程，也能折射出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科研发展的过程。”

我们俩人找到董老师，跟他谈起我们的想法，却碰了钉子。董老师为人谦虚，处事低调，认为自己没什么了不起，说什么也不肯写。于是我们就软磨硬泡，反复地跟董老师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董老师终于答应以访谈录的形式写一本关于他从事西班牙语教学和研究过程的书。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刘建说：“王老师，咱们分分工。你配合董老师写访谈录，我负责联系出版。”我说：“你配合董老师写访谈录吧，或是找一位水平高一点儿的人来写。我的水平实在有限，让我配合董老师写，就好比用小板凳配合八仙桌，差距太大了啊。对董老师的学术水平，思想境界我都不能清楚地理解，我怕我提出的问题不能使董老师全面地，深刻地，精辟地阐述他的学术思想。我自己丢人不要紧，这样会影响董老师的形象啊。”刘建说：“王老师你就别顾虑太多，放开手写吧。咱们写不高还写不低吗？写不深还写不浅吗？至于您说的高度和深度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董老师写过的论文附在访谈录的后面，这样就能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咱们也就对得起读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配合董老师写访谈录部分。经过了3年的辛苦工作，这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董老师一生为人师表，在西班牙语教学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国外广大侨胞也都乐于学习董老师编的教材。我在巴拿马亲眼所见，很多华侨以学董老师编的教材为荣，认为用董老师编的教材学出来的西班牙语才是正宗的。一位华侨说：“我读董燕生老师写的《西班牙语句法》，就像读小说似的，越读越入迷。读完第一遍，明白了主语，谓语，宾语等语法概念。读了第二遍。看到了董老师做学问的思维方法。他思维缜密，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深入浅出，使读者能够学得进去，学得明白。读完了第三遍，感悟到了董老师的人格特征。他能想读者之所需，循循善诱。既高屋建瓴，又能使不同水平的读者都能读懂。这样的老师确实是高水平，我打心底里佩服。”

董老师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学董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西班牙语人才遍布全世界，一代接一代，为向西语国家的人民宣传中国，沟通贸易文化往来做着贡献。而董老师还在西语教学这片土地上快乐地工作着。这正是：已是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王鸽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副教授  巴拿马国产大学汉语客座教授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