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收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12篇，基本包括了他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优秀成果，代表了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和批判社会的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开创心理叙事的鼻祖，但他绝对是发展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一代宗师，其于身后影响巨大，西方的众多作家都将其奉为圭臬，以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或多或少地发现陀氏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收了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圣诞树和婚礼》、《小英雄》、《温顺的女性》和《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等9篇，基本包括了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精华，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作家作为心理描写大师和反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特点。

尽管作家善于描写人心理的极端状况，忧虑理性主义泛滥的极端后果，但作家还是对社会抱有真诚而美好的希望，期望知识分子和人民互敬互爱、互相学习，消除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精神因素，让俄罗斯民族泰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在其中短篇小说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这是他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流——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外，提出的走中间道路的“第三条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用了本社一直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些译本，比如成时先生所译的畅销不衰的《白夜》和《温顺的女性》，同时还选用了一篇首次纳入本社出版的优秀的新译本，即刘文飞先生所译的《地下室手记》，这些译文都直接译自原文，忠实可靠、行文流畅，而且都已经一版再版，经过读者的检阅，在读书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所以说，本书是值得广大读者和专业人士一读再读、永远珍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译本。

圣诞树和婚礼

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白夜

小英雄

舅舅的梦

农民马列伊

温顺的女性

一个荒唐人的梦

地下室手记

圣诞树和婚礼

——摘自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手记

前几天，我看了一次婚礼……啊，不！我不如跟您谈谈那棵圣诞树。那次婚礼很出色，我非常喜欢；不过，另外有一桩事情更其出色。不知怎么，我眼看着婚礼，心里想起了那棵圣诞树。事情是这样的：不多不少五年前的除夕，有人请我参加一次儿童晚会。主人是一位商界名人，他关系众多，交游广阔，又有一些打算，因此可想而知，这次儿童晚会不过是个幌子，好让那些父母们借此聚在一起，可以天南地北、无伤大雅地随意谈论种种他们有兴趣的话题。我是个不相干的人，没有什么可谈的，因此我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地消磨了这一晚上。那儿还有一位先生，看样子出身门第都很平常，但是他像我一样，也碰巧参加了这次家庭欢聚……他第一个引起我的注意。这人是瘦长个子，神态十分严肃，衣着十分合身。然而可以看得出来，他毫无在这家庭欢聚中寻找乐趣的兴致；他只要一躲到哪个角落里，就立刻收起笑容，两条又浓又黑的眉毛皱了起来。整个晚会上，除了主人以外，他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他分明是无聊得可怕，可是他始终鼓着勇气，装出一副十分快活舒心的样子。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从外省来的，他在首都有一件紧要而又棘手的事情要办，他带了一封介绍信见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也就毫不热情地予以照顾，为了不失礼仪，还请他来参加自己的儿童晚会。他不玩纸牌，人家也不敬他雪茄烟，谁也不跟他攀谈，多半是凭那一身羽毛老远就认出了这只鸟儿，这一来，害得我注目的这位先生一双手不知搁哪儿好，只好一晚上摸他的连鬓胡子。那连鬓胡子长得也确是十分好看。可是他摸胡子摸得太热心了，谁看了都不免要想：大概是先有这连鬓胡子，后有这位附属于这胡子的先生，为的是好抚摸它们。

这个人参加主人（他有五个养得肥肥胖胖的孩子）的家庭欢聚的情形就是这样。除了他，还有一位先生引起我的注意。他可是和那一个大不相同。这是位有来历的人物。他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晚会上的贵客。他对主人的态度正好跟主人对待那位摸连鬓胡子的先生的态度一样。主人夫妇对他说了无数的殷勤话，巴结他，劝他喝酒，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向他引见自己的客人，却始终不引他去见别人。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到这个晚会，说他难得有机会这样愉快地消磨时光的时候，我看到主人的眼里闪着泪花。在这样一位人物面前，我感到有些惶恐，因此，在欣赏了一番孩子以后，我退到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客室里，在那座几乎占整个房间的一半的花亭里坐下来。

孩子们全都逗人喜爱得出奇，他们不管家庭女教师和做妈妈的如何告诫，坚决不愿意学那些大人。一眨眼间，他们把圣诞树上的糖果抢了个精光。他们还没有知道哪一件玩具归谁，就已经把一半的玩具拆毁了。有一个黑眼睛、一头鬈发的男孩特别逗人喜欢，他老想用他的木枪打死我。然而他的姊姊，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却更其引人注目。她美得像一个小爱神罗马神话中司恋爱之神。绘画及雕刻中常表现为裸体的美少年，生有双翅，手持弓矢。，文文静静，仿佛在想心事；她脸色苍白，一对大眼睛微微鼓起，若有所思。她大概是受了孩子们的欺负，因此撇下他们，来到我坐的这间客室，在一个角落里玩她的玩具娃娃。客人们怀着敬意向她的父亲，一个有钱的包税商，指指点点。有人小声说，他已经拨出了三十万卢布作为她的陪嫁。我转过身去看那些好奇地谈论着这件事的人们，我的眼光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上，他手抄在背后，微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听这些先生们闲聊。随后，我不能不佩服男女主人在给孩子们分送礼物上用的那番心机。那个已经有三十万卢布作陪嫁的小姑娘得了那个最贵重的玩具娃娃。接下去分发的礼物，随着这些欢天喜地的孩子们的父母的等级逐步降低，价值也越来越低。到了最后，那个排在末位的孩子，一个身体瘦小、脸长雀斑、红头发的十来岁的男孩，只得了一本故事书。这书讲自然界的壮观和深受感动的热泪等等，却没有图画，甚至连每一章开头和结尾的装饰画也没有。这孩子的母亲是主人的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一个穷寡妇。孩子受尽欺凌，吓破了胆。他穿一件用劣等黄色土布做的短上衣。他得了那本书以后，在其他的玩具周围走了好久；他非常希望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可是他不敢；他明明已经感觉到并且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对他们在生活中的初次独立的表现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我注意到那个红头发的男孩被别的孩子的值钱的玩具吸引到了如此地步，他决定低声下气地接近他们；特别使他着迷的是演的一场戏，他觉得自己一定得在那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露出笑容，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起来，他把自己的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小男孩子（那孩子把得到的小礼物用手帕包成鼓鼓的一包）。他甚至把一个孩子背在背上，为的是演戏时不至于让人轰出去。可是过不了一会，一个淘气的孩子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他想哭又不敢哭出来。这当儿，他的妈妈，那位家庭女教师来了，她嘱咐他别去打搅别的孩子们玩儿。这孩子就走进那间客室，前面说的那位小姑娘正在那儿。她让他跟她在一起，于是两人就十分起劲地动手给那个贵重的玩具娃娃打扮起来。

……

P1－4

俄国文学史家兼批评家德米特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其《俄国文学史》中指出，无论就心理层面还是历史层面而言，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更深层次上，本质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中最有影响、最为不祥的人物之一，是终极思想求索领域最为大胆、最具破坏性的探险活动之一”。与众多评论者一样，米尔斯基把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视为陀氏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并认为陀氏更高或更深层面的思想“仅体现于他始自《地下室手记》的最后十七年间的文学作品”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2页。。如此说来，是否陀氏早期的创作都属于较低或较浅层面的作品？但米尔斯基却事先表明：“较之于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位较小的作家，但他绝非小作家，而是一位具有突出个性的作家，在其同时代人中占据重要地位。”同上，第238页。虽然米尔斯基的评论比较尖锐，个人好恶色彩浓烈，但其持论基本公允。尽管陀氏早期中短篇小说的成就确实不如其晚期几部长篇小说来得大，但陀氏早期的创作不仅是文学的练笔、题材的尝试，而且，其写作方法和思想的独创性已悄然显现，更为重要的是，陀氏后期长篇小说中的诸多形象和思想基本上能在其早期中短篇小说找到雏形，这些中短篇小说为作家后期多部长篇小说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从情节、内容还是从人物形象来看，陀氏进入文坛后的作品大多是关注民生的，尤其聚焦于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陀氏的创作是从描写作为根基之主体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俄国文化出发的，经过了不同阶段的探索和思考，陀氏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根基主义思想（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又译根基论）。

从具体作品看，根基主义思想是贯穿陀氏创作的一根思想主线，它在陀氏的处女作《穷人》中迸发出零星的闪光，在《彼得堡大事记》中成型，在《女房东》中得到了形象的阐释，在《死屋手记》中受到了检阅，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和《鳄鱼》等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后期的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中得到了深化，在作为天鹅之歌的“普希金演说”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根基和根基主义思想是研读陀氏全部作品时一个无法避开的主题。

《穷人》虽然延续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等开创的“自然派”和小人物主题创作风格，但它达到了一个比前人更新的高度。该书信体小说由前人的重环境等外部描写转向了重人物的内心刻画，通篇都是小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生活遭遇和人生感受的述说，全知全能的作者仿佛消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穷人》中的小人物主题和自然派手法也为陀氏今后创作中的根基主义世界观铺垫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对作为描写对象的小人物的无限同情，也正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因素的萌芽。这种同情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对比——将这些来自底层的人的优点和知识分子的缺点进行比较，最后发展成一种主张——希望这些知识分子多同人民接触，改正缺点。这个主张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经历上来说，陀氏跟其他一些自然派作家不同的是，他本人似乎就可以被看作直接来自根基的作家。因此，《穷人》既可以被视为一个来自根基的作家的自我写照，又可以被认为是他出于伟大的同情心为根基代言的作品。小说中的小人物并不因为自己过低的社会地位和拮据的经济状况而觉得自卑，他们拥有和常人同样的自尊心。通过描写小人物的悲惨现实，反思小人物困境的原因，突出了陀氏在自然派作家队伍中的独特性。杰乌什金的一句问话——“为什么您那么不幸呢？”仿佛是对所有穷人的不幸之因的追问。跟果戈理的《外套》等不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反思，他没有自我意识，他独自过着隔绝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反思。”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1页。但作者对草根们不幸的原因并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这表明作者关于根基和根基主义的看法尚未定型。除了杰乌什金那朴素的基督徒之爱，除了安分守己、梦想黄金时代马上降临之外，作者并没有别的方案。作家的人道主义态度和理想在现实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对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原因和后果，《穷人》里基本没有体现。

现实中的小人物，其性格中除了有闪光点，往往还有阴暗面。而《穷人》除了描写小人物顺从命运的软弱之外，并没有涉及他们的阴暗面。但紧接其后发表的小说《双重人格》中，就开始从正反两面对小人物性格进行比较充分的描写。这是陀氏对根基的单一性描写的突破。也就是说，随着陀氏对现实的认识的深入，他对根基的描绘逐渐呈现出丰富性、立体性和客观性。陀氏的第三部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也是小人物主题的小说。跟前两部不同，《普罗哈尔钦先生》描写的小人物在性格上的缺陷多于其优点，普罗哈尔钦最大的缺点就是试图追求自己的独特个性，没有也不想融入周围那些跟自己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之中。“他知道，生活中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不相信生活，害怕生活。他的一切尝试都是在预防自己的崩溃，他在克服对生活的恐惧，因此他正在死去。”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3页。从这最早的三部小人物主题的小说来看，陀氏走的是一条逐渐完善小人物性格和形象的道路。虽然在这三部小说里面还没有出现成熟形态的根基主义思想，却反映出陀氏对来自根基的人物的诸多零散的认识和感悟，它们孕育了陀氏后来的根基主义思想的萌芽。因此说，这几部小说已经闪现着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零星火花。

随后发表的《彼得堡大事记》这组小品文，既反映了陀氏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和现象的关注，又表明了他对当时流行的思想和现实之关系的思考。《彼得堡大事记》从彼得堡的人情世态入笔，刻画出彼得堡的鲜明个性，还用散文化的笔锋勾勒了彼得堡思想界的争论，在对争论双方的评判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指出了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和现实的现象，向知识分子发出了走向人民和直面生活的呼吁。陀氏在《彼得堡大事记》里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虽然文中没有出现根基或者根基主义的字眼，但已经具备根基主义思想的诸多要点，标志着他的根基主义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只要我们把《彼得堡大事记》和1860年发表的《〈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作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很多相同点：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的批判与借鉴，对彼得大帝改革给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的辩证分析，对发生在身边的、流动着的现实的关注，对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时代通病的认识，还有对知识分子回归人民、关注现实的强烈呼吁，这些思想要点无不契合根基主义共同纲领中主张将俄国生活的传统与欧洲文化的优秀经验相融合的精神。此外，在其中初次出现的很多思想和主题，在陀氏以后的创作中又多次再现，并在内容和形式上得以充实和深化，比如幻想家主题。在《脆弱的心》、《白夜》、《小英雄》、《一件糟心的事》中，幻想家的形象逐渐丰满，出现了诸如小公务员幻想家、“穿燕尾服的幻想家”等形象，这说明作者对这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典型有了全面的认识，尽管作者对他们的批判和期望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有理由认为，《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雏型。

如果说《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的小品文式宣言，那么，在其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女房东》就是他用形象和情节表达根基主义思想的另一种方式。换言之，《彼得堡大事记》代表着陀氏直接陈述自己根基主义见解和立场的政论类作品，《女房东》则代表着他用形象来表达根基主义思想的小说类作品。从此，陀氏就开始了以杂文和小说双轨运行的作家之路。

《女房东》最初刻画了知识分子遁入幻想、脱离人民、不敢进入现实生活的特点，随后描写他们初涉现实生活的尝试，最后再现他们接触生活后产生的彷徨心态。不难看出，陀氏对奥尔登诺夫之类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在批判奥尔登诺夫脱离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他的无限同情。小说里的另外两个主人公卡捷琳娜与穆林是人民的代言人。所不同的是，卡捷琳娜象征着人民的善良天性，而穆林象征着人民的狂暴本性。在陀氏看来，这是人民的自发势力中的两种典型，一个在恣意妄为、制造苦难，一个逆来顺受，仿佛在享受苦难。陀氏用卡捷琳娜这个形象表现将苦难和圣洁集于一身的人民。穆林在小说里具有多重身份：商人、杀人犯、分裂派信徒、神秘主义者、癫痫病患者。然而，在陀氏看来，他并不是人民的反面或对人民的否定，他只不过属于那一类将无限的精力和才干浪费在错误事业上的人民。此外，《女房东》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陀氏对环境与罪过之关系的看法，即罪过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性格上的缺陷。奥尔登诺夫最初介入生活的直接动因并不是环境的吸引，而是自己的情欲，他把自己塞入非常陌生的生活，完全是凭借艺术家的本能。卡捷琳娜把自己的不幸和堕落主要归罪于自己性格上的软弱。对于穆林早年在商业上遭受的损失和失败，周围人也是将之“归咎于他的精神严重失常”。对“环境论”（即环境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驳斥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当然，陀氏在《女房东》中体现出来的“性格论”，是其早期根基主义思想中表述尚不完备和具体、只呈现出最初形态的一部分观点，因此，它还不足以批驳激进主义者们后来甚嚣尘上的“环境论”，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为陀氏后来完整地批驳“环境论”的论点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可以说，体现在《女房东》中的社会观和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主要是根基主义思想。小说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作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彰显了陀氏的根基主义立场。

万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