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福，石油化工设计专家，江苏无锡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194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石油部北京设计院总工程师、院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设计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学会第二届理事，中国能源研究会第二届常务理事，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朱康福自述》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之一，讲述了其生平事迹。

《朱康福自述》讲述了：他们共同参加的大庆会战；石油工业的“五朵金花”；燕山石化——为什么建在山沟里？胜利炼厂——全国能耗最低的大联合装置；中石化发展中的大乙烯、小乙稀之争；“文革”中的“牛棚”与猪舍生涯；女石油地质科学家、石油沉淀学家吴崇筠的往事……

《朱康福自述》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之一。

引言

第一章 家世与家人

生日与“妨其尊亲”

逃难与疾病

差点淹死

家世与家庭成员

第二章 求学与流亡

小学生时期

中学生涯

逃亡昆明

昆明初探

大家庭的解体

进大学的垫脚石：昆华高中

西南联大四年(1938—1942)

第三章 出国与归国

在恒通公司酒精厂(1942年8月—1943年初)

在恒通公司云南制糖厂

出国之梦

美国的第一年：在路易斯维尔市酒精厂(Louisville，Seagram)

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8月—1949年12月)

红丝远系——恋爱与婚姻

威斯康星大学

朝鲜战争中的归途

到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第四章 峥嵘岁月——石油工业艰难起步

锦西拆运炼油设备

“向党交心”与全国第一届石油展览会

政治学习：“三大运动”、“三反”、“五反”及

肃反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苏联的援助

后勤与打杂

总图室与土建室主任

负责页岩油二厂

茂名厂选址与“反右倾”“拔白旗”

石油工业的一次“鹞子风”

两次去苏联与“反右”

“小土群”与三面红旗

“设计革命化”与我的半赋闲

第五章 大庆会战的难忘岁月

参加大庆会战初期：超声波降凝

葡萄花小炼厂

开发大庆与余(秋里)、康(世恩)

大庆炼厂的设计与建设

大庆炼厂二期及扩建工程

建厂趣事：大庆精神的例证

第六章 炼油技术革新年代

炼油技术革新

“五朵金花”——五项技术革新

体育场万人大会

北京院的辉煌时期

人大代表与就任北京院院长

“五朵金花”之外与“神仙会”

加氢裂化

联合装置——胜利炼厂

三大合成

从罗马尼亚引进润滑油生产装置

访问阿尔巴尼亚与援外炼厂，附“十来个大庆”的由来之一

保卫首都的炼油厂——东方红炼厂

第七章 十年动乱

“文革”初期

“牛棚”生涯

全家团聚与四散

五七干校

干校的运动与我的政治生活

离散家庭的生活

插队与干校尾声

在荆门搞“情报工作”

设计大队回北京

在基建指挥部的岁月

寻求工作机会：被“挂”的最后两年

十年动乱中的石油工业

第八章 重新工作1978—1983

处理荆门炼厂FCC改建工程中的问题

原油产量徘徊与一亿吨原油包干：上游工业在艰难中前进

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与十大攻关组

石油综合利用与石油化工的发展

节能技术攻关组

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设计标准与规范

随团出访比利时

对外引进的谈判

学会与行业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的试探

第九章 石化生涯

中石化组建

改革方案

一些人事及组织变动

关于石化工业发展途径的讨论

乙烯热

茂名乙烯项目

发展模式与生产规模：大乙烯、小乙烯

利用外资项目

关于含硫原油加工基地与港口码头建设

上下游一体化及股份制改组

加入WTO

关于国际竞争——做大与做强

职称评定及其他

“当代中国”与“2000年的中国”(附大百科全书)

中国能源问题与中国能源研究会

随康世恩出访日本

其他短期出国与零星外事活动

第十章 助崇筠写《往事》

关于《往事》

《往事》补遗

留给后人

第十一章 尾声

曹妃甸——新兴工业城市

斜阳既西，晚霞渐淡

未完成的合传

附录

朱康福年表

朱康福主要著述

《往事》——吴崇筠自述

人名索引

后记

农村“天花”流行，二姐先染上，而后我也染上了。

尽管当时卫生、医疗条件极差，但中医治疗天花却有传统有效的办法。除服用汤药外，强调不能吃一般饭食(实际就是限服流质食物)，要让天花“发”出来，全身“开花”后就会慢慢好起来。这时候结痂痒痒，不能去搔，要等痂瘢自己脱落，否则就留下疤痕而成“麻子”。我在襁褓之中，把两只小手捆扎住了，再全身用包袱那么一包，结果居然一点疤都未留下。

幼年时几乎每年都要病一场，而记忆颇深的是“红眼病”(也许就是结膜炎吧)。我家河对岸有一排老式砖窑，烧砖瓦时，窑顶黑烟滚滚，污染十分严重，家里又不讲究卫生，孩子没有什么玩具，就会玩土、玩泥。烟灰眯了眼就用手乱揉，眼病就常发生。家里一个人有了又传给其他人，甚至反复感染，记得厉害时，我两只眼在早上根本张不开，又肿又有“眼屎”，且十分怕光，只能闭着眼躲在屋里坐着或躺着，实在可怜。据说，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哭不闹，是“乖孩子”，得到妈妈以及大姐的宠爱。

能留下印象的逃难，算起来应该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的部队进向南京、上海。老百姓虽也希望革命成功，但又害怕任何战争。打仗要分胜败，胜利一方进占地方，无非供应钱、粮；而败方在溃退时，军纪就谈不上。老百姓最怕败兵、伤兵及一切散兵游勇的骚扰。一般稍有财力的家庭，不管什么战争迫近，就要逃难。家庭主妇带着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以及若干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逃往附近乡间，反正是交通不便的地方。

这一次逃难我大约5岁，很懂点事了，有三件事记忆颇深，第一是促成了大哥(朱康圻)的婚姻，第二是遇到一位会舞刀弄枪又会讲故事的“老”先生，第三是第一次见到活的“大蛇”。

大哥不过长我五岁，当时其实还小，却被一位老人看中。我们借住的屋子是父亲店铺中账房先生吴云祺的族人家。看中大哥的是云祺的一位同族叔父。经云祺介绍，妈妈也见过那家的女孩，也表示喜欢，几年以后，这位名叫吴如玉的姑娘真的成为我大嫂。

我记得的那位讲故事的“老”先生，按当地习惯，我称他为“老伯伯”，因为他留着比较长的胡子。天气好时，他在打谷场上练武功，用石锁、石碌碡练臂力，舞刀弄枪，有几个年轻人跟他练。围着看的半大孩子有一把木头刀或者一根棒棍之类，拿着比比划划，对我产生极大诱惑力。从那以后，我也会找一根棒棒之类，舞弄舞弄，奔跑一阵而颇以为乐。

南方蛇较多，最常见的一种“小青蛇”往往长不到l公尺，细细的，无毒，一般也不会咬人，从小就见过。因为家中阴暗之处，有时就能出现，外面草地里更常见。这次见到的，虽则不很长，肯定不到2公尺，却相当粗。它从我们借住的老屋大厅的大梁上掉了下来，显然是在追逐一只老鼠时，滑落下来了。大厅颇高，一下子把它摔得晕了，未能很快跑掉，却在地上蜿蜒盘旋了一会儿，让房东和我家好几个人都看到了。它背上的颜色是很暗的深青，据说表示年龄很大了。

当地旧俗，把这种“家蛇”看作护家的，发现了也决不伤害，但又认为它大白天出现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小孩子惊奇地喊“一条大蛇”，马上遭大人的呵责，不许直呼“蛇”。老年妇女在家中见到蛇，还要立即打开发辫，说蛇游动极快是表示“脚”很多，但人们头发的根数比蛇的脚更多。披散头发就胜过了它，如有不祥也降临不到自己头上了。我外祖母在我们自己家中见到一条小蛇时，就曾经那样办。 事情发生在我大概4岁的夏天，那时我家租住的房子，前面临街是父亲开的“酱园糟坊”店铺，紧靠店铺的后面是一间颇大的厨房兼堆放杂物的场所，然后有个天井，我当时看来算很大的。那里放有两排大酱缸。大缸之外还有两排坛子，里面是白酒、黄酒、腐乳等。紧贴北墙根下，妈妈留下一些空地，种了普通的“夜饭花”(有人叫“夜来香”)、鸡冠花之类。我经常拿一把小水壶，去前面运河里打水浇花，认为这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  那天傍晚，我又去打水浇花。河面上总有些飘浮的_杂物、脏东西，打水前总要用水壶晃动几下驱赶它们，我正蹲在石级上晃动水壶，而石级露出水面不久，上面长有青苔，我那么一动，脚下一滑，一头栽到河里去了。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掉在河里了”。

码头外面，刚好停有一条船，满载一包包的大米。有好几个“脚行”(专门替人搬运货物的人)等着扛大米上岸，他们看着我掉下河而没有“冒上来”，其中有个小头目，他一下扎进河里，从船底下把我抱了出来。因为我向前一栽下河，很自然地往上冒了一下，却撞上船底，又沉下去，据说，按时间而论，大概我已经冒上、沉下两三次了。

这些脚行是专门在南上塘干活的，认得我是谁家的孩子，送我回家。我其实并未呛水，只是吓呆了，自己照样能走路，却两眼发直，说不出话。妈妈见我浑身水淋淋的，连叫我两声，我也不会答应。妈妈二话不说，一把抓我过去，她自己往凳子上一坐；把我按在她膝上连打三下重重的屁股。这一打我就哭了，一哭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长大以后，总佩服妈妈处理突然事件时的沉着、果断。妈妈一般不打孩子们，只有这三下屁股记了一辈子。事后一再申诫不准下河，我自己也留下怕水的心理障碍，一辈子没学会游泳。P5-8

正当21世纪开头的时候，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有计划地访问一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让采访者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口述历史很重要。《论语》就不是孔子(前551—前479)的著作，而是口述。这情形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及其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似。那个时代学者们还没有自己著书立说的习惯，思想学说都是靠自己口述而由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流传两千多年，一字值千金。我们当代人的所见、所闻、所历，不能与之相比，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贡献出来，流传下去，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司马迁著《史记》，上古部分文献太少，主要根据“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即口述、口述、再口述)，准确的年代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起，这不仅给年代学留下了一个空当，因而有今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还给后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出现了疑古思潮，提出“东周以前无史”论，企图把中国文明史砍去一半。幸而这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文，王国维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指出甲骨文中发现的殷商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相吻合，《殷本纪》中的口述记载只有个别错误。这就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东周上推了近千年。由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他又于1926年在上海《科学》杂志第1l卷第6期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中国历代出现的新学问大都是由于新的发现。他举了很多例子，最重要的是汉代曲阜孔壁中古文和西晋汲冢竹书的发现，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胡适于1928年在《新月》第1卷第9期上写了一篇《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是要找埋在地下的古书，更重要的是要面向自然界找实物材料。他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他用1600年到1645年间的一段历史，进行中西对比，指出所用材料不同，成绩便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中国正是顾炎武(1613一1682)、阎若璩(1636一1704)这些大师们活动的时代，他们做学问也走上了新的道路，站在证据上求证明。顾炎武为了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做“逼”，竟然找出了162个例证，真可谓小心求证。但是，他们所用的材料是从书本到书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学者则大不相同，像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列文虎克、哈维、波义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仅是书本，更重要的是自然界的东西。哈维在他的《血液循环论·自序》中说：“我学解剖学和教授解剖学，都不是从书本上来的，是从实际解剖来的；不是从哲学家的学说上来的，是从自然界的条理上来的。”结果是，他们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呢，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300年来的学术成绩。

1915年《科学》的创刊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标志着近代科学开始在中国落地、扎根，但成长、壮大、开花和结果，还有待于努力。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究院(1929年)、中央工业试验所(1929年)、中央农业试验所(1931年)等国家科研机构的相继建立，《大学组织法》(1929年)、《大学规程》(1929年)和《学位授予法》(1934．年)等的颁布，都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至1949年，全国已有700多位科学家在200余所高等院校、60多个科研机构、40多个学术团体中工作。用卢嘉锡半开玩笑的话来说，“这是一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队伍”。李约瑟把他记述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工作的一本书，取名《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他在序中说：“书名似乎应当稍加解释。并不是我们中英科学合作馆的英籍同事远在中国而以科学前哨自居。我所指的是我们全体，不论英国人或中国人，构成中国西部的前哨。”“这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虽然不甚充分)……看到中国这一代科学家们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我们以和他们在一起为荣，今天的前哨就将成为明天的中心和司令部。”

李约瑟的预言即将实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通过十几个重大项目、几十个重点研究任务、几百个中心课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科学和尖端技术都涵盖于其中，下决心，攀高峰。据杨振宁搜集起来的lO项产品的年代比照，我们的赶超速度是很快的。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所花费的时间最少：法国8年，美国7年，英国5年，苏联4年，中国3年，爆炸在法国之前。还要注意一点，别的国家的科学家，是全力以赴搞科学，中国科学家要政治学习、劳动锻炼、下乡“四清”，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干扰，更是史无前例，就连“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也不能幸免。1978年以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把书桌子放稳，安下心来搞科研，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有新的问题。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科学家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科学事业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都有时代的烙印。与过去300年相比，科学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后5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这段历史经验，对于21世纪科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这项工作国内有许多人在做。

湖南教育出版社邀请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编委会，派人准备从人物(包括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者)、学科、事件等方面进行访谈和旧籍整理，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形式。口述历史虽然是历史学的最初形态，但那时没有录音、摄像等设备，也没有现在的严密组织准备，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我相信，这套书一定能成功，故为之序。

2007年10月于北京

当我整理父亲的文稿时，母亲当年的研究生、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地质所综合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袁选俊，帮了很大的忙，解决了原始稿件74万多字的录入问题。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是难以完成的，谨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在成书过程中，中国地质图书馆高级工程师张尔平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尔平的父亲张传淦先生是我母亲在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是30年的邻居，母亲、父亲先后患病直至离世，我得到他们全家的许多帮助。尔平先是向“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推荐了这本回忆录，后又认真地审阅了合编的稿件，精心斟酌，才有了现在的样子。在此对张尔平、她的父母张传淦先生与吴琦女士及全家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图书馆的王星馆长和谭以民工程师。他们让我在图书馆查找了需要的资料，谭以民还帮我扫描了大量的老照片。此外，我的朋友焦秀芬和张造成夫妇、杨蔚静、邓武赤等多年来一直给我很大的帮助；父亲的同事于亚天和张贻芬(西苑中医院副院长)夫妇对我像亲人一样，张院长一直无偿地给父亲和我看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总之，此书如有一天真能出版，是许多入帮助的结果，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此外，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早已离开中石化的陈锦华副主席(全国政协)与盛华仁副委员长(全国人大)都送了花圈；父亲的许多老领导、老朋友、老同事虽已年迈，仍来为他送行或送来花圈；在父亲病重直到去世期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各届院长、书记与办公室、人事处等领导和同志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帮助。借此也都表达衷心地感谢！

2008年至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与《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两个编委会都选中母亲吴崇筠作为“地质卷”的专家。目前已经由母亲的同事和我分别完成初稿。

《人物》杂志2009．9总第247期的“科技”专栏登载了《50年前的身影——记石油专家朱康福、吴崇筠伉俪在大庆》的文章(作者：张尔平、朱小鸽)。

2009年10月16—20日，在青岛举行“沉积学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内容之一是介绍我国沉积学界的几位著名专家的学术思想，其中有我的母亲。对每位专家的介绍为40分钟，由母亲的学生、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塔里木分院副院长作发言。

正如父亲在回忆录的最后所写：“至于我们两个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一鳞半爪，也只是无负于祖国人民而已。”

朱小鸽

2009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