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祥编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内容介绍：溥仪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皇帝，同时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对象，并在革命中被打倒而宣告退位。然而，在这之后他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舞台。他利用历史的影响和中国旧军阀，甚至利用对中国怀有各种政治企图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借以恢复从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结果反而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他们侵华的帮凶，出卖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抗日战争中的革命对象。正处于从26岁至40岁人生成熟时期的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康德皇帝，随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国家罪人。他经历了伪满垮台后的逃亡、被俘、囚苏和引渡，最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10年的成功改造，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公民。

王庆祥编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内容介绍：溥仪能够得到如此人生圆满，而连他自己也深感意外地远离了刑场和绞架，则因为他有幸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关爱和帮教下，实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唯一，天地间的奇迹。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周恩来的大量而感人的具体工作，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的目标就是要梳理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再版前言

序言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改造问题

创举

伟大胸襟

引渡

”藏”在抚顺

北迁南返

侦讯

最高会议上的决策

从通信到探亲

高墙内外

“赦字011号”

西花厅内的握手

周恩来论立场

谆谆“四训”

跨进新生活

面商工作安排

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团圆

走向世界的园丁

摇篮中的著作

偏断“家务事”

当上专员

共度年宵

归程

海棠树下

午餐会上纵横谈

湘味家宴

重建家庭

写在人间的神话

从福建厅到新疆厅

一位政协委员的真情

毛泽东侃侃论溥仪

希望之路

国事活动请柬

力扼顽疾

黄昏夕照

传单上的喜讯

最后的春秋

时钟停摆

深情重恩常驻人间

尾声崭新的历史

附录一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交往史实简记（1919—1967年）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赦释放战犯、战俘、特务史实简记（1956—1975年）

后记

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处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伪汪战犯和伪蒙战犯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革命年代改造原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实践经验，把“改造”二字作为处理战犯的基本原则，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针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周恩来早在1955年就作过指示：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刑也要极少数。20年后再算账，就会看到20年前工作的伟大、光荣。

实际上，10年后毛泽东就算过账，那时已经看得很分明了。他在1964年会见外宾时曾介绍过我国改造日本战犯的情况，他说：“那些打中国的将军们，大多数被苏军俘虏的，被我们俘虏的。日本战犯中有中将、少将，有校级军官，一共1100多人，经过教育除一个人外都不反对我们了，而变成中国的朋友。在日本国内他们还进行宣传，反对他们的垄断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不久，毛泽东又说：“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这已经是战犯改造工作的经验之谈。那几年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谈论改造罪犯、改造战犯这个题目，他说在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只15年，过去在根据地也有一些经验”。他认为只要监狱管理者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就一定能够改造罪犯的思想。

毛泽东坚信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论断已被1000多名由战争狂人变成朋友的前日本战犯证实了。

仅以前日本战犯藤田茂为例。

藤田茂，男，1889年生，日本广岛县人。出身武士家庭，在军官世家中自幼接受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培养。到20世纪30年代，他带着对日本天皇的无限崇拜和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率部侵华，其间曾任日本陆军第二○师团骑兵第二八联队大佐联队长、第十二军骑兵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第五九师团中将师团长等职务。战争期间，他指挥部队在山西和山东境内“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先后杀害我被俘人员和和平居民近千人，其中200人是以活人作“靶”，对新兵进行“试胆教练”而虐杀的。同时还纵容部F强奸妇女60余人，烧毁、破坏民房1.8万余间，抢夺粮食500余吨，牲畜1600多头。他还曾下令使用毒瓦斯和细菌武器等国际法所不容的杀人武器。在长期战争中，作为侵略军的高级军官，养成了倔犟、顽固、刚愎自用等性格特点。虽然战败被俘却丝毫不服输，气势汹汹，抗拒改造，公然向找他谈话的战犯管理所干部挑衅说：“我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谈话的必要！”他态度骄横，言辞傲慢，干脆不承认自己是战犯，他说：“我和我的部F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管理所组织战犯学习时他也声嘶力竭地提出抗议：“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强迫思想改造，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没有义务学习”P5-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一八事变80周年的极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因为这三件大事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大和最有影响的事件，它们与两个响亮的伟大名字——孙中山和毛泽东紧密关联，特别是与中国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和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关联。

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战争，它们树立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和革命传统，至今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全国人民和一代代青年，且已经汇流为伟大祖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一书就存在于这种精神的光影之中，而得以一版再版畅销发行，今又重印，更具非一般的特殊意义。

溥仪显然也是这三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溥仪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皇帝，同时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对象，并在革命中被打倒而宣告退位。然而，在这之后他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舞台。他利用历史的影响和中国旧军阀，甚至利用对中国怀有各种政治企图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借以恢复从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结果反而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他们侵华的帮凶，出卖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抗日战争中的革命对象。正处于从26岁至40岁人生成熟时期的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康德皇帝，随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国家罪人。他经历了伪满垮台后的逃亡、被俘、囚苏和引渡，最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10年的成功改造，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公民。

溥仪能够得到如此人生圆满，而连他自己也深感意外地远离了刑场和绞架，则因为他有幸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关爱和帮教下，实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唯一，天地间的奇迹。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周恩来的大量而感人的具体工作，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的目标就是要梳理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会谈中，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斯大林支持了新中国，决定将溥仪交给毛泽东。经周恩来与苏方商定：1950年8月1日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将溥仪与随从人员以及伪满大臣移交中国政府。溥仪登上回国列车后想到马上将被枪决，彻底绝望，曾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后被监押卫兵及时发现救下。在绥芬河火车站中方代表接收时，溥仪立即伸出双手准备戴手铐。然而。他完全想错了！

毛泽东把溥仪引渡回国，绝不是要处决他。对此，毛泽东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明确且始终一贯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演讲《论十大关系》，一锤定音，敲定了溥仪的命运，也为他择定了后半生的道路：对“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等，“不杀头”，“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给饭吃……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6年2月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当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把溥仪的七叔载涛引荐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肯定“溥仪在抚顺学习得不错。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建议他“带家属”前往抚顺探亲。随后，周恩来就把此事交给北京市长彭真，迅即落实。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改造，而不是简单处决。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历史回归：“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个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由此引发思考，革命绝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旧皇帝，而是要从思想根源上挖掉培植皇帝的土壤。

1959年9月14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毛泽东作出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无论溥仪本人、同监战犯、还是管理所各级干部都没有料到。

1960年5月9日，毛泽东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运用溥仪“改造好了”这一事例，来说明“统一战线和团结”这一条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继而又不止一次把中国末代皇帝推荐给拉丁美洲国际友人，他们也都接受建议，前往北京植物园与溥仪见面。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会见以米尔莱为团长的古巴青年代表团时说：“阶级是可以改造的，溥仪也可以改造。”继而介绍溥仪特赦前后状况，认为“溥仪是改造比较好的一个”，对改造溥仪很有信心。至此，溥仪已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例证而走向世界了。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邀请溥仪在家中小酌，原民国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的同盟会成员程潜、同盟会和辛亥革命首倡者之一仇鳌以及毛泽东世交与远亲王季范等革命家或社会贤达陪席。在“湘味家宴”餐桌旁，毛泽东给溥仪提了“结婚成家和修改好回忆录”两条建议，溥仪记住且照办了。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谈到对宣统皇帝“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

1963年11月1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谈及司法工作又举出溥仪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1963年11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比达·罗德里格斯再次谈到溥仪：他的经历证明，人是应该教育的，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够变化的。这是社会革命和进步不可忽视的基本方面。

1964年2月13日，旧历正月初一。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春节座谈会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听说溥仪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遂委托章士钊“拿点稿费”送给溥仪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再谈到“中国的皇帝”。先说溥仪的工作和生活，又与皇帝时代相比较，“可见人是可以改造的。但不能强迫，要劝他自觉，不能强压”。

1965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贡代·塞杜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法迪亚拉说，他曾与张鼎丞、董必武谈过，知道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已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能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毛泽东说，对“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这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尚未忘记当年“康德皇帝”以惩罚在自己身上留下累累伤痕的原伪满皇宫一“童仆”，以写信方式最早批判《我的前半生》，扬言“呼吁全国工农兵”参加批判，勒令溥仪把全部稿费退还国家。溥仪第二天就把数千元稿酬送交全国政协机关，但这并不能结束批判。那位“童仆”提出的问题愈来愈多，占用的篇幅愈来愈长，吹出的调子愈来愈高。正当溥仪和《我的前半生》都处在四面楚歌境地，一张印着毛泽东与一位亲属中晚辈谈话内容的红卫兵传单闪出来，肯定溥仪已经“改造过来了”。对于溥仪那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无疑起到巨大的政治保护作用。1966年国庆节，溥仪仍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纪念活动，这同样是一种政治保护。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溥仪的生命时钟终于停摆。他最后的春秋是在毛泽东保护之下和周恩来更具体地关照之中度过的，上缴的稿费退还了，夫人李淑贤的住房问题、生活问题解决了，他安心地合上了双眼。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溥仪，20世纪的世界也没有忘记这位当过皇帝的公民。

1971年10月8日，毛泽东与年近八旬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正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亲切交谈。海尔·塞拉西提出要见一见宣统皇帝，毛泽东告诉他，这位皇帝已在4年前病逝。塞拉西闻讯扼腕长叹，惜乎夙愿难偿。其后塞拉西由周恩来陪同着意参观了中国明清两代帝王的宫廷和溥仪青少年时代居住过的紫禁城。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已经历政治成熟期。溥仪由皇帝到公民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改造，而是一项政策的成功和意义深远的胜利。毛泽东的话表明，溥仪的出路在中国，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路也在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交往的史实，是新中国首代领袖与中国封建社会末代皇帝，在他们共同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相互交往的完整记录，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它凝聚了百年历史风云，反映了广袤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还集中了人民及其领袖的斗争艺术，这是胜利者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成功的艺术。在新旧社会交替演进中显然是最具典型意义最生动的历史情节。

在爱新觉罗·溥仪身上可以体现百年辛亥革命、90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和抗日战争的伟大成果，能够看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历程。由此说来，《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的再版，确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我感谢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先生慧眼识珠，早在20年前就让我得到机会，把本书呈现在亿万中国人民面前。今又再版，真诚希望能有更多读者一阅，也希望听到万千朋友们不吝赐教。  2011年6月12日写于长春

一位曾经御临天下的帝王，到后来心甘情愿当一名普通公民，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人生经历。因为发生在溥仪身上，他也就成了全世界都感兴趣的传奇人物。显而易见，改造是溥仪一生的关键，也是他后半生的基础。理解溥仪必须从这儿开始，研究溥仪也应由此深入。

当影片《末代皇帝》一举获得七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法共《人道报》记者曾采访创造了这一巨大荣誉的世界级大导演贝尔托鲁奇，他这样表述对影片、实际是对溥仪一生经历的认识和理解：

我首先把这看作一个道德的故事，一个历史、政治、道德的寓言。起初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清代宫廷触目惊心的衰败与腐朽。但是，当影片走向高潮，出现了所谓的教育者，故事逐渐转向明朗时，才进入了对我说来最艰难而又最使我入迷的部分：溥仪的改造。这一段也是西方观众最难“生吞”的。因为那个“洗脑”的幽灵总是阴魂不散。我在中国作了六七次旅行，见到了过去的囚犯、看守、审讯员、劳教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才感到自己有把握大胆地甩掉开始时的忧虑，叙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洗脑”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政府改造罪犯政策的根深蒂固的成见，“洗脑”不同于改造，它是强制进行的，且仅改变对象的外观。经过实际考察，贝尔托鲁奇终于发现，“洗脑”二字不适于溥仪，因为在溥仪身上已经发生了内心的改变，或者叫做善良本性的回归。在他的影片的结尾，虽然溥仪走路和活动的姿势还是“皇帝式”的，但他却生平第一次成为自由的人，自由地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自由地出去买一双和中国农民穿的一样的黑布鞋，说到底，就是已经变成了普通公民。正如贝尔托鲁奇所说，溥仪的一生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次旅行，他走出昏暗的、令人窒息的宣统皇宫，奔向每天早晨的光明，走向和每个公民一样的日常生活。时于溥仪的成功改造，贝尔托鲁奇先生从不相信到相信，这在西方人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

为什幺中外千千万万的人面对溥仪的改造会大惑不解？并把“从皇帝到公民”这一溥仪现象看作是神秘的谜？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曾看到站在溥仪身后的两位举世皆知的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果说思想转变恰是溥仪传奇性一生的关键的环节，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溥仪身上所做的工作，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的因素。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的实际交往，从一个角度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自己提出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等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的自我示范和自我说明，这显然是得天独厚的最佳视角；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中国这位末代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是为万千读者打开溥仪之谜的一把金钥匙。当我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这样思考的时候，本书据有的选题便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并带着强烈的研究欲望，挤入我的I作日程，这正是本书的缘起。

我写这本书，侧重叙述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的实际交往，从中读者将会惊奇地发现，两位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为溥仪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做了那么多细腻的工作。他们的交往证明：两位伟人是创造并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改造罪犯政策的光辉典范，他们有决心、也有信心，把一些罪犯改造成为对社会、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新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时，他们也是革命人道主义者，从革命利益出发，真诚关心被改造对象的工作、学习、生活以及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这对于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清朝灭亡到伪满垮台，溥仪闹了3心多年复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终于不闹了，他不但十分高兴地当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还努力为人民的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一切，不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改造和统战政策的实践的成功，也是他们的伟大的理论创造的胜利：他们根据马克恩主义基本原理和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从全民族和全人类最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制定出成为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为基本内容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不仅如此，他们还参照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以革命人道主义对待战俘的国际惯例，总结国内长期革命斗争中优待俘虏和改造原来的压迫者、剥削者等历史经验，在溥仪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进一步作出理论的阐述和发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撰写该书的时候，我利用已知的线索，着意揭示产生这一理论创造的基本环境和基础资料。并给予相应的评述。如果没能做好这项工作，那只有敬请读者们批评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顾问、我国党史学界老前辈廖盖隆同志的序文，联系党史，对溥仪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拙著的理论思想层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廖老是在两年前住院的日子里，带病写就这篇理论性序文的，令人肃然而生敬意，感激发自肺腑。

我作两篇附录，力图能分别从纵的和横的两个角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改造被俘敌方人员的理论和实践，依年月简明勾勒出史实的轨迹，或许不能算作画蛇添足吧。

当本书付梓的时候，我还要向几位人士道一声感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周兴同志是鼓励并帮助我完成本书撰写工作的众多朋友中最值得称赞的一位，他是我的老领导，调离以后继续关心我的工作；还有一位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已经退休的副研究员秦舒同志，他费时细看了书稿，不但高屋建瓴地提供了修改意见，连行文纰漏也一一指出。

作为吉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资助项目研究成果，本书的撰写受到吉林省社会科学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和历史研究所等许多领导同志的关注，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庆祥

1992年6月8日于长春南湖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