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史”的角度展示毛泽东诗词的深奥与辉煌，着力于描述毛泽东每首诗词其所以产生的那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捕捉诗人在诗海遨游的激动之中思想和感情跳荡的浪花。本书着眼点在于探寻诗人的感情史和心灵史，诗中见史，史中见诗。

毛泽东既有开天辟地的雄才大略，又有激扬文字的诸多瑰丽诗篇，集革命领袖与诗人于一身的时代伟人，可谓绝无仅有。他在奋斗不息的一生中创作的许多诗词，兴会淋漓，一代楷式，成为至今令人们激赏的史诗长卷。

本书诗中见史，史中见诗，揭秘激扬文字背后的真实历史故事，探寻诗人不为人知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从“史”的角度展示毛泽东诗词的魅力与辉煌。

序：毛泽东与诗

第一章　问苍茫大地

　立志出乡关

　恰同学少年

　天涯孤旅

　百舸争流

第二章　唤起工农千百万

　秋收时节霹雳起

　战地黄花

　赖以拄其间

　而今迈步从头越

第三章　延安红旗飘落照

 文武将军谁与似

 数风流人物

 一念救苍生

第四章　大河上下鏖战急

　凯歌奏边城

　百万雄师过大江

第五章　换了人间

 新元高唱

 踌躇满志展宏图

 冷眼热风

第六章　雪压冬云

 梦中寥廓

 寒梅傲雪

 疑有精生

第七章　风雷惊世界

 诗人南行

 向孔子开战

 凤凰涅槃

第六章 雪压冬云

梦中寥廓

一九六○年，共和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工农业生产从飘摇直上的纸上数字，一下落到严酷现实的谷底。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实际产量四千亿斤减少六百亿斤。一九六○年又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建国之初还要低。糖、油料、棉花等，也都大幅度减产。而人们在公共食堂中放开了的肚皮，却不会像数字那样急剧收缩。于是，全国广大人民缺衣少食，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而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人们用瓜菜、树皮、草根充饥。在延安时期的一条毛泽东语录又重新贴上了墙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确实，三十三年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须发苍苍的薄一波，在他的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了：“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这一年，最难过的是毛泽东。没有人责怪他。然而无言的事实像钢爪在抓挠着他的心。他的性格又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伤口在淌着血。他宣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有过几天不吃饭、七个月不吃一口肉的记录，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这不仅是为了与民共苦，也是无声的自责。

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向全党全国。指示信进一步纠正了“共产风”，采取了挽救农村形势的十二条措施。它像一付清凉剂，使一部分仍在唱高调、头脑发热的人认清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它又像一付兴奋剂，使一部分垂头丧气、萎靡不振的人重新抬起头来，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批准了这个信件。以后，他又在甘肃省委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报告上真诚地批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陕了。”

这是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第一次直率而具体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毛泽东的六十七岁诞辰前一天。他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聚餐。参加的，有他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江青的侄子王博文；还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吴旭君、林克、高智、李银桥、封耀松等人。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环坐的众人，意味深长地讲起一个故事。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子先生的学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齿都被打掉了。”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又继续讲。

“张仪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后来，苏秦请他吃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大使，也有契尔沃年科。”大家吃吃地笑了起来，契尔沃年科是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

毛泽东用他那不紧不慢的湖南乡音说：“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的角上，盛了点仆人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忘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马上要走。”“北京饭店的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没有想好。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就陪他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大家屏住气，听毛泽东绘声绘色地讲下去。

“经理就告诉他，苏秦是个好人，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的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

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对大家，也是自言自语地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接着，又谈起了二三十年代他在湖南和中央苏区遭到错误路线排挤、打击、受处分、被撤职的历史。

毛泽东常常不厌其烦地和周围的人、和外国来宾、和下层干部，谈起他当年逆境中的历历往事。每次，都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这不是一种怀旧，对于他叱咤风云、扬名四海的光辉业绩，如指挥三大战役，主持开国大典等等，他却从未提起过。他的回顾，是为了明天。

为了明天，他需要动力。这动力，是逆向的，来自压力。为了明天，他满怀自信。这自信，来自过去的证实。

他写诗，也同样依靠压力。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两个高峰，一是三十年代前后，一是六十年代前后，都是他内心感到压力又没有进发出来的时候。无论从量还是质，从诗词的锋芒所向，从其中蕴含的深沉，都超过其他时期。

他曾这样评说孔子认为“怨而不怒”、“思无邪”的《诗经》三百篇：

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这也是同样的发问——“心里没有气，我写诗？”

当然不能说他的诗没有酬唱、即兴、赏景，甚至婉约之作。但他“言志”的诗，确是由于“气”。这气，不是怨气，而是怒气、豪气、骨气，发愤之气。

所以，他在生日聚餐上讲了这些话。给大家听，也给自己听。

二十天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的会议。

毛泽东总结了近几年的沉痛教训。他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他承认，一九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这次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第一次在主要指导方针而不是具体对策上，作出了重大改变。

会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他告诉自己的三个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带一个调查组，奔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调查要找一个最好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然后到广州亲自向他汇报。

“大跃进”的失败原因，是因为人们的主观愿望越过了客观实际的条件。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间接地推翻了他前几年走遍大江南北后得出的那些华而不实的印象。也许，他的内心，已经在比较他去湖南看到的“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与彭德怀眼中的“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真实性。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平均主义问题是“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的。他在信中还说：“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空前的困难面前，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树立了自力更生的新精神。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毛泽东这样说。他和其他领导人，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重新统一了认识。陈云被再次赋予扭转经济形势的重任，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六百万人得到了甄别和初步平反。

六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宣布，“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还要求将在“共产风”中收并的农民资财彻底退赔，先后共退赔了二百五十亿元。

这些政策立即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压力，使人们凝聚起来。

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国内的经济困难，而且来自海峡彼岸。

一九六○年，蜗居海岛的蒋介石看到情报部门不断送达的有关大陆“危急”报告，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发出密令，由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选出精干军官，配合参谋本部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研究制订了一个代号为“国光”的作战计划，调动几十万军队日夜操练。

美国军方得悉台湾当局背着他们搞了“国光计划”之后，十分震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顾问也来参与，将“国光计划”改为“旭光计划”。计划的设想是国民党军队先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地区登陆，接应后续部队到达，再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造成“迎降纳叛”声势，再向内地大举进攻。

一九六○年五月，台湾当局突然颁布政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设在北投的政工干校也临时开办“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的“光复地区”准备干部。在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所谓“光复大陆指示纲领”。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一个军事基地连续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他先询问台湾陆军总司令罗列上将，反攻大陆，是否有把握。深知大陆军队实力的罗列据实回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颇感恼怒，立即将他免职，另委刘安棋接任总司令。刘安棋为迎合上意，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大喜，于是下令台湾三军在高雄附近的军事基地集结，准备随时登船出发。士兵们都被要求写下遗书，“为党国尽忠献身”。

其实，蒋介石心中未必不清楚，以台湾几十万老兵与大陆几百万解放军作战，无异以卵击石。但他希冀的，是战争一旦打响，美国势必被拖下水来，一场世界大战便可以给他新的希望，而且垂垂老矣的他也不再有等待的本钱。

美国方面却不肯如此轻易上当。这时，他们关注的是，苏联把导弹运进美国门口的古巴，在加勒比地区形成心腹之患。况且，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军队交火的伤痛尚未痊愈。因此，见到海峡两岸愈发严重的局势，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协防条约”。

蒋介石只好软了下来。他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同意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为由，将大举反攻的计划搁置起来。

毛泽东面带冷笑看着台湾的举动，他毫不畏惧这个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手。但他又深知，帝国主义的纸老虎也要当真老虎来打。他作了多方面的部署，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就是大办民兵。

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在巡视长江流域几省后，就这样说过：“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该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美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关于现代战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曾有过一番有趣的对话。

当赫鲁晓夫强调必须搞中苏联合核潜艇舰队时，毛泽东讥讽地说：我们可以分工，你们去搞原子弹，我们去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不成，毛泽东同志，在现代条件下，打游击战不成。……我们要靠导弹吓唬他们。我就讲过，像土耳其有三四个导弹就够了，英国有十个就够了，一切生命都剩不下。

毛泽东：他们的困难多，占的地方大，人口少，一共一亿七千万，兵少，只有那么几个兵。美国的海军是为了吓唬人的，空军有些用。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不过你只是算了美英的陆军，美、英、法西方国家并不在人力上与我们较量。他们是在原子弹、导弹、氢弹、飞机和基地方面与我们较量的。有生命的力量对我们来讲是不算数的。

毛泽东：原子武器双方都有。他们可以毁灭中苏，苏联也可以毁灭他们。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曾向你说过，双方都怕。

谁怕谁多些？几年前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一遇事件，我就考验自己的观点。……同葛罗米柯谈话时，印象是那些王八蛋表面很神气，实际上他们心虚得很。……要说：打，消灭的是你，不是我。

要从两方面准备：一方面是和平，一方面是战争。怕有什么用？人家要打嘛！我们准备实行全民皆兵制。每个合作社，每个工厂，每个单位，凡是能够拿枪的青年都发一杆枪。

赫鲁晓夫：对。但不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中国要准备进攻了。

毛泽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派人来参观。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虽然人很多，也不要外国人的领土。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让，土地就是这么多，要保住。

P192-197

毛泽东与诗

邓力群

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也孕育了许多留下不朽词章的诗人。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像毛泽东这样，既有开天辟地的雄才大略，又有激扬文字的诸多瑰丽诗篇，集革命领袖与诗人于一身的时代伟人，可谓绝无仅有。他在奋斗不息的一生中创作的许多诗词，兴会淋漓，一代楷式，成为至今令人们激赏的史诗长卷。

应该说，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改造世界的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个热心诗赋的诗人。他的诗词，无不渗透着他领导中国人民在半个多世纪中与天奋斗、与人奋斗的激情。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对于毛泽东，可以说奋斗出诗人。离开了他的奋斗，他的革命事业，是不能真正领略他诗词里隽永的内涵和气吞万里的气魄的。这里只谈一些亲身的感受。

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当时，中国面临着黑云压城的严重局势。国外，除美国所纠集的半月形对华包围之外，更大的压力来自北方的苏联。1958年夏，赫鲁晓夫来华逼迫中国和苏联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把手伸向中国的主权；在国际上，他又以老子党自居，要各国共产党同他们“对对表”，背着中国向美国承诺说服我们在台湾、核武器等重大问题上让步。他的这些主张遭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赫鲁晓夫便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经济协定，撤回专家，中断援助。加上中国国内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抉择。所以，毛泽东在他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反苏忆昔闹群蛙，

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

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

赤县原藏万种邪。

在“滚滚寒流”面前，毛泽东的骨头是硬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骨头是硬的。我们选择了不畏强霸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代表了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发表之前即在人民中传诵，不胫而走；正式发表后更化作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他写道：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从前句，我们看到了顶天立地的胆气；从后句，我们看到了坚信未来的决心。同一时期，他的不朽绝唱还有：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联系到今天的国际风云变幻，这些诗句中值得我们咀嚼寻味的，也许还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深邃的预见。

不仅是毛泽东的政治寓意诗中蕴含着他投枪匕首式的战斗激情，他以山水为素材的诗句，也浸润着改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雄心。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有这样的描绘：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这是他用文学形式对长江远景规划表达出来的神往。他一直期待着能在长江三峡上建造起一座宏伟大坝，让孕育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江以新的方式造福人民。1953年，他第一次巡视长江，就在长江号军舰上召来水利专家，询问在长江建坝的可能性。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根治长江的决心更加坚定。以后，他多次畅游长江，不仅是为了锻炼体魄，更倾注着期冀实现人民夙愿的热情。由于客观原因，他的这个愿望在生前未能全部实现。但于1970年开工的雄伟葛洲坝，现在已经矗立在我们面前，这也是他诗中宏图的一部分。

1954年我们在广州开会，当李富春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曾向在场的同志们深情地说道：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以后，你们要写篇祭文告诉我啊。现在，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经过反复论证，已经动工。我们吟诵起毛泽东的诗句，应该可以告慰他的英灵了。

在毛泽东的几十篇诗词中，像这样把个人诗兴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佳作，比比皆是。这是他诗词创作汲取不尽的源泉，也是他的诗词在他身后仍然被广大人民喜爱的主要原因。

研究毛泽东诗词，从文学艺术角度研究其中的古典文学造诣，鉴赏其中的艺术韵味，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结合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历史，研究他诗词中表现出的精神和气概，研究他用诗词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不懈追求和探索。

多年来，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党史工作者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耕耘，做了大量工作，收获了丰硕的果实。现在，又看到陈东林同志用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形式撰写的《毛泽东诗史》，进行一个新的尝试。尽管他的作品还不能称之完美和精深，但所进行的努力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和他的诗词，是很有益的。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集》，我想，把毛泽东诗词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教育结合起来，也应该是我们当前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下一代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写下了这些话，以表期望。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诞辰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