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无须道歉
“朋友，当你进入我的田地时，不要有什么歉意。你不会打扰我。你到这儿来有比得到玉米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谁说了我今天必须犁出这么多的犁沟？来吧，朋友，坐在这些土块上；让我们谈些高雅的话题，度过一个甜美的夜晚。我们将把时间花在探讨生命上，而不是谈论什么玉米或者现金。”
当我偶尔读到戴维·格雷森的这段文字时，我难以想象一个当代美国人能说出如此优美的话语。在美国作家作品的历史上，具有真正平和心态的当属富兰克林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我指的并非单纯的动物本能带来的满足感和平和心，而是一种充满悟性的平和心，这是一种影响广泛和深刻的心态，借此可以实实在在地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从中得到乐趣。拥有这样一种产生巨大内在力量的心态，我们就会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加尔文主义使得美国作家作品的前半部历史黯然失色；当其影响在布鲁克农庄狂热运动中逐渐消散的时候，当人们开始感受到原本存在的精神自由的时候，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诞生了，并在美国作家作品后半部历史中一举扫除加尔文主义的阴霾。于是，从霍桑到梅尔维尔，再到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人类的思想一直关注于罪孽及罪孽的深渊。我并没有否认，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里普雷以及其他所有这类作家都曾经闪烁精神的光芒；我没有否认，爱默生在精神和外观上都获得了安宁，他真正拥有一颗平和心；我也没有否认，梭罗了解幸福的真正内涵。然而，在梭罗身上出现了明显不和谐的音符；爱默生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人们能够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和呼呼的喘气声，尽管这两位崇高的精神领袖都在努力地摆脱加尔文传统的重负。梭罗甚至会刻板地反对品尝自己亲手捕捞的鱼，反对捕捉一些动物供阿加西研究之用。霍姆兹法官说，梭罗是一个总是对事物吹毛求疵并反其道而行之的人。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曾经写道，当和他的朋友梭罗一起散步时，一旦想到握梭罗的手，就会马上想到摸榆树皮的感觉。
然而，格雷森却不同，他一直待在室外照看着自家的玉米地。我们听听他在蓝天之下的声音吧。仔细聆听，并与他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格雷森生活于自然状态，他比自然主义者更接近自然主义；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比现实主义者更接近现实主义；这个自然的、质朴的人生活在20世纪，老于世故的自然主义者们是不会理解他的。当时，他正在和一个四处游逛的人谈论问题，那个游荡者是一名带着植物学锡罐的教授（那名植物学教授实际上可能是他的岳父）。教授不由自主地走进格雷森的田地，他并不知道这块田地的主人，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
“我必须向我遇到的每一个有思想的人询问他们到来的方向。” ——戴维·格雷森
他的行走缓慢，有条不紊，他低着头，甚至肩部都跟着低垂下来——几乎是习惯性地——近距离地看着地面，他不时地俯下身去，有一次跪在地上观察吸引他注意力的事物。他似乎很适合就这样跪在地上。于是他收集着他的庄稼，篱笆并没有将他挡住，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对他也不起作用。他同样是自由的！那一刻，留他在我的田地上，并知道在不知不觉间我还种植着其他我不熟悉的庄稼，我因此而感到特别快乐。我感觉到了与这位老教授之间的友谊：我想，我可以了解他。我用低沉的语调大声说，像是在向他讲话：
“朋友，当你进入我的田地时，不要有什么歉意。你不会打扰我。你到这儿来有比得到玉米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谁说我今天必须犁出这么多的犁沟？来吧，朋友，坐在这些土块上；让我们谈些高雅的话题，度过一个甜美的夜晚。我们将把时间花在探讨生命上，而不是谈论什么玉米或者现金。”
我满怀信心，向山坡下面的老教授走去……于是，我们谈着，确切地说，是他自己在谈，并发现我是一个热情的听众。在我看来，他所谓的植物学就是生命本身。他讲述着事物的诞生、成长、繁殖、死亡，他口中的鲜花在我的眼里变成了有知觉的生命。
太阳下山了，紫色的薄雾从远处的低地悄悄地飘临，所有伟大的奥秘悄然而至，立在我的面前，向我招手示意并询问问题。它们来到这儿，站在这儿；老教授讲述的时候，我似乎发现一束真理的光芒从松果菊中发散出来。深思后我明白，共性多么真实地蕴含于个性之中呀。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了解松果菊，他一定也会了解这个地球。植物学只不过是解释这一切奥秘的一个途径。
我总是希望，某位旅行者可以为我带来更多外界的消息，并且迟早，我会发现我必须向每一个我遇到的有思想的人询问他们到来的方向。我总是对那些研究科学的人们怀有特殊的希望：他们询问如此熟悉的有关自然的问题。神学具有自吹自擂的特性，并将它的信仰强加在人类的理论之上；但是科学，充其量只在自然本身面前显得卑微低下。它没有论点来辩护：它满足于跪在地上，用我的朋友，老教授的方式，问着最简单的问题，并希望得到一些真正的答复。
于是，我想知道，在经过数年的辛勤工作后，他对大自然的奥秘究竟持什么看法；最终，带着困惑，我问他……他微笑着，轻松地回答道：
“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家已经有五十四个年头了。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上帝。我向他祈祷，对他拥有一个幻象，他是在我面前的——一个人。当我再长大些时，我得出结论，根本就没有上帝。我将他从宇宙中开除出去。我只相信我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的东西。我讲的是自然与真实。”
他停顿一下，脸上仍挂着微笑，显得他在回忆他的往昔岁月。我没有打扰他。最后，他转向我，突然地说：
“而现在——对我来说似乎——除了上帝，什么也不存在。”
说着，他举起他的手臂做了一个特殊的手势，像是将整个世界都包括进来似的。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我离开他时，伸出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就这样，我转向回家的路。夜幕降临了，路上，我听到乌鸦的叫声，空气寒冷刺骨，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了黑暗的牲口棚。我看不清楚马或者奶牛的轮廓，但是我对它们的位置非常清楚，可以很容易地走到它们那里。我听到马儿踱着脚步，发出温柔期待的嘶鸣声。我闻到牛奶的味道、干草强烈的霉味，以及粪便的刺鼻味道，而这一次我觉得这些气味并非完全令人厌恶。经过田野里的凉意，我感觉到牲口棚里暖融融的，某种动物的体温很舒服地浸入我的身体。我一边轻声说话，一边将手放在马的侧腹上。马的肌肉抖动着，退缩着躲避我的触摸——然后又自信、真诚地回来。我将手顺着它的背部滑向它长满鬃毛的脖颈。我触摸到了它灵敏的鼻子。“你该吃燕麦了。”说着，我拿给它吃。然后，我温和地对奶牛说话，它站在一边，正等着挤奶。
从牲口棚里出来，我走进外面清净透明的夜，空气新鲜而清凉，我的狗跳跃着迎接我。——于是，我把牛奶拿进屋里，哈丽特用她的诚恳的语调说：
“你回来晚了，戴维。坐吧，烤饼还热着呢。”
那一晚，我睡得真好。
——《满意的冒险》（三）
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如此亲切地谈论生活的色彩和滋味，如此喜爱干草的气味，如此怜爱地把手放在一匹马抽搐的侧腹，那么，他就会懂得生活的真谛。他的确这样活着。这与职业哲学家的世界可谓大相径庭！也许只有一个世界，也许会有多个世界，然而，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去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真正美好的生活。世界上存在着并不严谨的纯哲学决定论体系，存在着自由意志、罪恶、原罪以及晃来晃去、迄今尚未被破译的来生。但是，谁也别再想成为第二个黑格尔，试图为我们解开整个宇宙的奥秘，仿佛克莱林斯·戴伊笔下的“蠕虫”企图通过它们的自我意识改变这个世界！（戴伊说：“注视着这些蠕虫，想想真理，你会觉得伤心，甚至发狂！”）理解整个宇宙会令人伤感，令人沮丧；我知道，那样做会巩固思想，使其浑然一体，然而，我会更进一步地坚定地认为，那样做往往会使思想体系产生一种病态反应，可称之为脊柱关节僵化，最终，快乐的探索精神会消失在思想的尸骸中。
P5-10
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了，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我在曼哈顿生活了将近十年，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纽约的书，关于那座神秘莫测的昏暗城市的书；我甚至也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八十四街的书，因为我对此知之甚少。不过，我刚刚完成了美国写作的精神之旅，写一写这方面的事情似乎轻而易举。也许我从未给自己放过如此野性的假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地花时间观赏美国精神领域中所有激励人心的景致，而无须考虑明天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以前做过许多短途旅行，非常熟悉这类景观。而当这些景观近在咫尺供我悠闲欣赏时，我的喜悦无以复加——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广袤草原、爱默生（Emerson）的白雪覆盖的山峰、梭罗（Thoreau）的花岗岩独石柱、艾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黑暗山洞、桑塔雅那（Santayana）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城市，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会笑的山谷，林肯（Lincoln）令人敬畏的石雕穹顶，杰弗逊（Jefferson）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
从这次壮观的旅行归来之后，我把旅行的感受一一记录在这本书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所看、所爱、所想、所失。旅途中，我一直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如任何个人观点一样，自己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有局限性。让我感兴趣的是去了解美国人的生活观，美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何绞尽脑汁试图回答有关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争斗、快乐等诸多问题。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所说：“人世间最有趣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是关于上帝、宗教、家庭、婚姻、生命、死亡、幸福的强烈信念和基本看法。”因而，我孜孜以求的是美国人的生存智慧。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永远不会融为一体；美国是一个多变的社会。然而。无论个人的视角可能有多么大的局限性，一幅美国智慧的全景图都可以绘制出来。
缺乏生活哲学的社会令人恐惧。据我了解，这一信念如今完全处于一种混乱不堪、无可救药的状态。倘若我们对于全美国民众如何看待这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至少可以评价一下洞察力极强的美国头号智者对此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困惑和信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清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力，牢牢地把握着影响我们行为和生存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的根基，那些真实存在却无法看到的根基。为了恢复某些信念，必须求助于那些逝者、那些真实地看待生活的人们，去寻求美国哲人的那种平静、均衡的思辨品质，他们以某种秩序井然的和谐方式诠释着人类的内心和外在生活——那一定是这一探究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民族的重要思想都应该致力于追求这一泾渭分明的关系。
谢天谢地，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不是绝对主义者。我们不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清我们的思绪。假如一位智者对真理的三次猜想中有一次是成立的，假如他像霍姆兹法官一样，对某一普遍原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算出一个并不完美但勉强可行的生活公式，那么，这位智者就会心满意足。也许，比知晓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削弱我们的一些自鸣得意的信仰和完美无瑕的观念，这些信仰和观念无疑标志着任何一种恩辨生活的开端。一个人借助智者的智慧，彻底消除自己某些粗俗的自满情绪，只有如此，他才能开始思考。人性不断地变得昏沉、不断地受到鞭策，以及不断地清醒过来。每一代人的思考过程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都在预言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预言，而是因为我们既已生于此世，就不得不穿越六七十年的生命轨迹，因而就必定要预测这样那样的信念。
然而，总有一些人的预言比其他人准确。我们大都认为，像爱默生、富兰克林、桑塔雅那等伟大的思想家无非就是一些相对优秀的预言家。生活的旅途是漫长的，我们都行在其中，每位旅客都在尽力预测最终的目的地——即所谓的“生命的终点”。地平线上散开一片无法穿越的迷雾；在不同的港口，我们让一些乘客下船，催促他们回来告诉我们有关港口的情形，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计划未来的征程，有几位乘客答应了，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返回。于是，就像桑塔雅那笔下的圣·克利斯朵夫号轮船一样——那是以圣·彼得为船长，朝麦克诺波利斯进发，试图找到蓝色天堂的一艘轮船——我们继续乘风破浪。“鼓足勇气”是哲学家们此时能够留给我们的唯一哲言，而其中最优秀的哲学家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担心目的地港湾，而是享受旅途的快乐，我们可能长时间地自由自在地行进于这一旅途中，在行进过程中，我们的旅途变得乐趣无穷。“让我们为航行而航行！”一些真正的水手喊道。至于寻找蓝色天堂，“嗨，它一直就在我们的头顶！”桑塔雅那如是说。
我提醒自己，在美国一百七十年的国计民生中诞生了一些很生动的思想和作品。美国有头脑的人们曾经走过这段旅程，曾经一次次探索生命的许多美丽与可能。无论他们多么伟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生存问题。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关于宗教、哲学、衰老和死亡的愉快的书信往来如今看来令人耳目一新。美国民族拥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先人，他们崇拜自己的先人吗？我常常扪心自问。很遗憾，他们并不崇拜先人。了解一个人拥有出色的先人同样出色，这是一种有助于积聚力量和自豪感的模糊意识。美国民族还很年轻，但是他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仍然令人钦佩。我不是指对印第安人的屠戮和与墨西哥人打仗；我的意思是，美国涌现了一批令人钦佩的人，他们果敢、坚强、乐观。一些现代人倾心研究他们内心的癖好并由此敬重他们。 谁是美国伟大的先人？什么是美国精神？一个民族拥有许许多多的先人，一些令人称赞，一些令人汗颜。一个人拥有一个做海盗船长的曾祖父、一个卖弄学问的祖母、一个苏格兰曾祖母，那么，他就是个混血儿。船长热爱冒险，苏格兰人处世谨慎，二者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即使杰弗逊也承认：“至于商业，的确，我们有强烈的预感。”爱默生谈及找见“尼罗河的源头”，发现“个人的无限范围”；马克·吐温（Mark Twajn）想到金钱；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Iville）嘲笑声名；霍桑（Hawthome）冥思苦想；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ll）建议人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亲吻”，从而建立模糊性征的民主。可是，富兰克林说教起来仿佛美国的孔子（Confucius），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识，闪烁着智慧和想象力；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的漫谈风格宛如美国的蒙田（Montaigne）。
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再发现。一个人需要的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记忆。有时，当年高德劭的人先于我们思考时，我们静静地坐着，认真地聆听，就足够了。曾经领悟的真理不断地被遗忘，可谓是人类思维的魔力；人类思想的历史正是这些“遗忘——记忆——再遗忘”的过程。雄鸡尚未啼叫三遍，我们已是多次背弃真理。
有一点将不言而喻。在写这本关于美国精神、智慧的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一些博学之士的出版文选，也搜集了许多信件和日记。我坚定地摒弃了正统哲学。我认为，本书包含的思想应当是民间的而不是正统的，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未定型可以改变的但却是自发的、温情的，传达一种忍耐、刚强、十分个性化的语气。宇宙和生命撩拨着这些作家的灵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激起共鸣，于是产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们记录在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远见卓识，简单明了，而当上述作家开始向公众提出一个观点并深陷其中时，他们表现的并非这类思想。在收集这些自发产生的思想时，我就像一名聆听演讲的观众，主要关注的并非演讲的层次结构，而是试图捕捉演讲者稍纵即逝的微笑和没有充分显露的情感，尤其是演讲者放下讲稿，突然即兴发挥而且左右逢源的精彩片段。我喜欢看见一名演讲者丢掉讲稿的情形，我喜欢偶然听到——只要可能——演讲者与主持人的窃窃私语。
就我而言，我只能承诺态度真诚，而并非郑重其事，尽我所能地做到傣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爱默生曾经高山仰止地说道，写作者“投身于广袤的时空，修建通往混沌世界和茫茫黑夜的大道，他的身后是那些带着野性的、创造性的快乐心情聆听他讲道的人们”。但愿我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少得到类似的宽慰。常常，我觉得自己倒像爱默生夫人一样，对厨房里的女佣发出一道新的指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扔一块石头，然后就跑开。 再多说一句。当谈论中国思想和美国思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分担着现代人的诸多问题，分享着发现的快乐。我只要讲“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我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东方文化底蕴，可由于本书谈的是美国智慧，我不能倾向于运用中国式的写作手法。我确信，我的所有观点、我所阅读的中国书籍以及从中汲取的营养，将以本书的重点内容和中心话题的方式一一反映出来。中国人一直热衷于（也可以说感动于）某些事情，尤其是日常生活问题。你不能要求他们不做什么，但我认为，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优点了。当克利斯朵夫·毛利（Christopher Morley）谈论“最后一支雪茄”的时候，当戴维·格雷（David Grayson）谈论多福饼的黏着力，谈论其味浓、棕色、撒一点白糖就可享用的时候，抑或谈论又宽又厚、金黄色的南瓜饼烘烤于棕色的陶盘，同时大喊道：“多棒的馅儿饼！”每当此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促进民族团结的并非信仰、希望和慈善事业，而是多福饼、热松饼和南瓜饼，这是比目前联合国还更加真实的团结。
最后，我必须感谢老理查德·J.沃什（Richard J.Walsh，Sr.）先生，他在本书付梓之前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我也要感谢安·J.史密斯（Anne J.Smith）女士，她在美国为我提供了不少我需要的书籍，这对我帮助很大。
林语堂（L.Y.T）
法国戛纳（Gannes）
1950年3月26日，星期日，上午
《美国的精神》囊括了世界最激励人心的景致：生活、自由、自然、上帝、爱、战争与和平。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林语堂以谦虚、探究的心态，根据自己在美国十几年的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完成了描写这本美国精神领域的通俗哲学著作。书中引用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多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作品，可谓取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 作者林语堂没有在《美国的精神》中投射任何正统哲学的影子，也没有轻易选择左中右的任何一种立场，而是以理性、中立的语言将自己独特的思想表达出来。
一百四十年来，美国的国民经济始终高居全球第一，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娱乐等众多领域的庞大影响力更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是什么样的“美国精神”、“美国智慧”成就了这个世界强国的光荣与梦想？也许我们可以在学贯中西的大师林语堂编著的《美国的精神》的独特视角、精湛笔锋中寻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