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云的双重灾难中，有三千南方孤儿被草原人民收养，蒙古额吉(母亲)以草原般博大的胸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养育大了这批汉族的孩子。几年前，一位远在广东的南方人士有感于此，立志资助内蒙古三千失学儿童，以此作为对那一段历史的回报。他说得好：善良是需要守护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草原上的两代孤女不同身世和命运的故事吧。

北大荒知青的蹉跎岁月和“文革”中“内人党事件”的惨痛荒谬；喧嚣浮躁的都市生活与辽阔草原的瑰丽风光；蒙古族纯朴的民俗风情以及经济发展给牧民生活和草原生态环境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些情节在小说中，交织出现，组成了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生活画卷。

上部

 引子 遥远的牧歌

 第一章 嫩江东岸

 第二章 被遗弃的知青

 第三章 我的大学

 第四章 草原之歌

 第五章 劳燕分飞

 第六章 初回北京的日子

 第七章 安代之舞

 第八章 把心“嫁”给你

 第九章 乌布日宝力格

 第十章 十四年后的重逢

 第十一章 乌云黛之死

下部

 第十二章 萨如拉

 第十三章 娜布其

 第十四章 梦中的母亲

 第十五章 绰尔河湾

 第十六章 神秘的跟踪者

 第十七章 兴安彩虹

 第十八章 少年杜醒的烦恼

 第十九章 一个人的高考

 第二十章 小叶子的“北漂”生活

 第二十一章 萨如拉小城认父

 尾声 最后的牧人

那一年是我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的第七个年头。我所在的九连是兵团五师34团最偏远的一个连队，营地孤零零地坐落在远离团部2l公里的北山脚下。叫它北山，其实不过是一片地势较高的丘陵，那里并没有什么高耸的大山。七八十个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奇特的群体，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带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却被同一个时代口号集结在了一起，从天南海北来到这嫩江之滨的荒原上，耕耘着黑色的土地。

进入阳历四月，没等北山坡上的积雪化净，九连的拖拉机就迫不及待开到大田里开始耕地了。九连的耕地面积是一千七百垧，相当于内地的两万五千多亩，虽说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但百十号人要完成从耕种到收割的全部农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拖拉机耕地、耙地，那还只是机耕队的事，之后的春播才是全连最忙的时候。大田主要种植春小麦和大豆这两种作物，而适合播种的时间却只有那么十来天——播早了，土壤还没有化冻；播晚了，影响庄稼的生长期，会减少收成。所以每年这个季节都要搞“春播大会战”，全连动员抢播大田。

拖拉机带着幅宽18米的播种机在地里来回跑，除了开拖拉机的以外，每套播种机还需要三个人跟机作业。跟播种机算是不错的活儿，不过是站在播种机上看着种子箱，如果发现种子出得不均匀或是流不出来，就要用小木棍通一通，——那一般是被混进来的草根或粘在一起的颗粒肥卡住了管子。还有大量的劳动是拌种、运输和装卸，数百吨的麦种要先在营地的水泥场院上与药粉混合、搅拌(药粉通常是一种叫做“赛力散”的杀虫剂)，再装入麻袋，与差不多同样数量的颗粒肥一起运往田间。九连最远的地块距营地有6公里，运送和装卸麦种、颗粒肥需要大批车辆和劳力，最忙的时候连队所有的车辆都要去运麦种——“嘣嘣车”(一种胶轮拖拉机)、马车、牛车都派去拉麦种还不够用。

我和王仁青在四号地的地头负责为播种机上麦种，每当有播种机空车回到地头，我俩都要手忙脚乱一阵——奋力抬起五六十公斤重的麻袋，登上播种机的踏板，往空了的种子箱里倒入麦种和颗粒肥。给播种机上麦种要站在上风头，否则飞散的药粉会把你呛昏。“赛力散”是一种剧毒农药，我们几个虽然都戴着大口罩，脖子上围了毛巾，但几天下来仍会感到头晕脑胀、皮肤生疼。

这天干活的间隙，我和王仁青摘掉口罩坐在地头的麻袋上正想喘口气，一支“葡萄”牌香烟还没抽完，那边一辆“嘣嘣”拉着一车麦种和颗粒肥开过来了，我俩只好又站起身来准备卸车。刚放下车厢板，“嘣嘣”司机就熄了火走过来对我说：

“杜宇，一会儿跟我的车回去，团部来人找你，就在连部等着呢。”

“团部来人找我？这可真新鲜，什么事啊？”

“不知道。是团部宣传股的张股长找你，开着一辆北京吉普。”

“该不是调你去团里当干部吧？”王仁青半开玩笑地说。

“当干部？没想过。调我去劳改队可能还够格。”

“你俩别扯犊子啦，一会儿回去不就知道了？上车！”

三下五除二地卸完了车，上好车厢板，我钻进驾驶室随着“嘣嘣”返回了营地。来不及回宿舍换衣服就_身呛人的药粉味直奔连部。一进门，发现齐齐哈尔的毕玉也在这里，她穿着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看样子也是刚从地里被叫回来的。张股长跟我握了握手，招呼我坐下，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是这样啊，师部来了指示；为了纪念毛主席的光辉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展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成果，各团场都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五月底参加师里的汇演。团党委决定，原来各分场的文艺小分队要抽调一批骨干，到团里集中起来成立咱们34团文艺宣传总队，你俩都在名单里。这样啊，你们回去收拾一下，带上自己的行李，吃完中午饭就跟我走，下午齐政委还要给你们开会。时间不早了，你俩抓点紧。”

我们连的王支书也接过话头说：“你俩代表咱们九连去团里参加宣传队，这是光荣任务。虽然现在是春播大忙季节，生产任务很重，但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去占领文艺阵地，这是个政治任务，更重要。你们到了团部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全连同志对你们的希望。”

从连部出来毕玉朝我吐了吐舌头，两人相视一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34团文艺宣传队集中了从各连抽调上来的三十多名文艺骨干，分成编导、表演、乐队三个组，我负责乐队。队会开过之后，任务也明确了：正式排练之前编导组负责制定节目单和排练计划，乐队组和表演组分别负责采买一批乐器和置办演出服装。时间紧，第二天大家就分头筹备去了。我和毕玉到会计那支了钱，带着采购任务一起去了省城。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在哈尔滨我们按采购清单买到了几把铜轴二胡(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级的二胡)，还有扬琴、中阮、低音革胡②和梆笛、曲笛等。再加上个人自带的以及团部原有的一部分乐器，这样，小乐队的高、中、低音就基本配齐了。当然，我也没忘了买些备用的琴弦、琴码、松香、笛膜和校音器之类的物件回去。我还看中了一种可以折叠的谱架，可惜价钱太贵超出了预算，只好放弃。毕玉定制了十几套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有朝鲜族拖地长裙和彝族的塔裙，也有配着鲜艳腰带的蒙古袍和藏族式样的彩条裙，还有维吾尔族的花帽和缀满“银片”的苗族头饰。这些演出服装要半个月后凑齐了才能发货。

第一次集中排练的时候，我检视了一下我的中西合璧的小乐队：算上我总共12个人，除了两把小提琴和一架手风琴外，其余都是民族乐器。队员中只有一名扬琴手是女生，她叫乌云黛，我从名字推测，她应该是蒙古族。扬琴在民乐队中算不上是主要乐器，但它却是乐队的架子。扬琴的位置永远是在乐队中央最显眼的地方，只要它一定位，乐队的架子就支起来了，否则再大的乐队也不像个乐队。

和大多数业余文艺宣传队一样，我们也都是“一专多能”，编节目的也上场唱歌或跳舞，打扬琴的乐手放下扬琴也能拉二胡。乐队清一色的男生中出现一位女生本来就引人注目，况且乌云黛和她的扬琴又总是处在正中的位置，就更容易在视觉上被人关注。后来我了解到，乌云黛是团部小学的教师，我没有猜错，她确实是蒙古族。严格说，乌云黛不算是下乡知青，听说她是个孤儿，投亲靠友到这里来的。至于她从哪里来，身世又是怎样的，谁都不清楚。

那天早上排练时间还没有到，我早早就来到机关食堂我们临时排练的地方，坐在那里看谱子。不一会儿乌云黛也进来了，朝我笑了笑，就支起琴来调音。她嘴里咬着一支校音器侧耳细听，仔细地调试每一组弦，直到全都满意了才罢。趁她全神贯注于琴弦的时候，我在一旁仔细观察这个蒙古族女孩，——和我想象中健壮丰满的蒙古族姑娘完全不同，乌云黛生得皮肤白皙，身材娇小，握着琴竹的手十指纤纤，倒有几分江南女子的仪态。她有一双明亮的眸子，眼睛看上去很潮润，总像是闪着泪光，气质有点忧郁。琴弦调好了，乌云黛随意弹奏起一支曲子，琴音里传出一段熟悉的旋律，那是一首内蒙古民歌——《牧歌》。这个曲子我的小提琴练习曲里也有，是作曲家沙汉昆在民歌基础上改编的一首小提琴曲，也是我平时喜欢拉的一支曲子。音乐的交流有时不需要语言，我没有说话，拿起小提琴和着她的旋律拉了起来，两个乐器相互配合，仿佛事先排练好的一曲二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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