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星期，唤起的却是全部生命。在那些可圈可点的精彩瞬间中，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用一种简洁优雅、完美无瑕的散文方式写出了其居民的复杂性，她传递了生命的矛盾性以及人类关系中全部的奇特和美好。她非常机智，你想要不放声大笑都不可能。这是一本非凡的、睿智的、精美的作品。

弗兰克·里德生长在莫斯科。他的父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移民到那里，开了一家印刷作坊，一九一三年退休后，便由弗兰克接手经营。忙里添乱，这一年初弗兰克的妻子在亚历山大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离开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你是从哪儿拿到这封信的？”

“有人打电话把我叫到这里来，”邮差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然后给了我这封信。”

“是谁给你的？”

“您的妻子伊莲娜·克勒夫娜·里德。”

“这是我的家，我就住在这里。她为什么还要找邮差？”

被称为“小哥萨克”的擦鞋男童、周末当班的洗衣女工、女仆……那时图马已经把所有的人都叫到厨房来了。“按照吩咐，他要把这封信送到您的办公室，”图马说，“只是您比往常回来得早了些，邮差没离开您就到了。”弗兰克在莫斯科出生并长大，虽然天性温和、内向，但他知道生活有时就像舞台，需要他采取行动。虽然才四点多钟，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在窗边坐了下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那封信。在整个婚后生活中，他记得最多也就收到过内莉两三封信。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几乎从不分开，而内莉又总是说得很多。也许，最近谈得没那么多了。

他以尽可能慢的速度读那封信，可实际上只有几行字，就是告诉他，她走了。信里没提回莫斯科的事。他断定她并不想告诉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看到她在信尾写的，她是不带任何痛苦地在说着这一切，希望他也能用同样的心情去接受这一切。信上还说了些“好好保重”之类的话。

大家都默默地站在那儿，看着他。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弗兰克把信仔细地折起来，放回信封里。他向窗外望去，树荫下的庭院里还有冬天用剩的最后一堆木柴。邻居家油灯的光从篱笆外透进来，星星点点，到处都是。弗兰克和莫斯科电力公司达成协议，家里已经安装了二十五瓦的照明灯。

“伊莲娜·克勒夫娜走了，”他说，“她把三个孩子一起带走了，我不知道她要走多久。她没有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们开始哭泣。她们肯定曾经帮她收拾打包，并且接受了送给她们的那些无法装入行李箱的冬衣，但这是真实的眼泪，真实的悲伤。

邮差仍然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他的红帽子。“钱付给你了吗？”那人说还没有。支付给行业协会的钱是固定的，从二十戈比到四十戈比不等。不过问题是，他自己是否能赚到一点。这时园丁走进厨房，带来一股汽油和锯木屑的味道，还有一种寒冷的气息。所有事情都得向他再解释一遍，虽然早些时候帮内莉搬运行李肯定是他分内的事。

“送些茶到起居室来，”弗兰克说，然后付给那个邮差三十戈比，“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六点吃饭。”孩子们不在了，多莉和本不会再从学校回来，家里也没有安努什卡的身影。想到这些他觉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早晨他还有三个孩子，可现在却一个都没有了。他会多么想念内莉，他有多么想念她，此刻他无法判定。他把这些先放在一边，以后再去判断它的影响。他们曾经考虑过要去英国旅行，出于这样的想法，弗兰克已经为全家人的护照申请到了当地警署和中央警察署的批准。也许当内莉在护照上签字的那一刻，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但内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这样的想法进入脑海的呢？

一八七○年代，弗兰克的父亲在莫斯科创办了里德工厂，做的是进口和安装印刷机的业务。作为副业，他接到过一小笔印刷生意。这笔生意几乎是老弗兰克留下的全部。然而现在，由于来自德国和直接进口的竞争太过激烈，已无法在装配设备方面有任何作为。不过里德印刷厂运作得相当不错，他聘用了一位通情达理、工作敬业的管理会计师。虽然说到塞尔文，“通情达理”也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措辞。塞尔文没有妻子，似乎也没有任何不满，他是托尔斯泰的追随者——自托尔斯泰辞世后更是如此——他还用俄文写诗。弗兰克认为俄罗斯的诗歌应该是与白桦树和雪花有关的，并且在塞尔文给他朗诵的最后几首诗里，“白桦树”和“雪花”的确都是被频繁提及的意象。

弗兰克走到电话机旁，摇了两下手柄，要求接通里德印刷厂的电话，接着又把号码重复了好几次。这时，图马拎着萨摩瓦勒。出现了，是个小号的，也许它正适合这位被孤零零留下的房子主人。茶水就要沸腾了，轻轻发出期待般的咕噜声。

“我们该如何处理孩子们的房间，先生？”图马低低地问。

“把门关上，让它们保持他们在家时的样子。杜娅莎在哪儿？”

弗兰克知道她一定是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只是像犁沟里的松鸡一样不露面，以躲避责备。

“杜娅莎有话要请示。现在孩子们走了，她接下来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告诉她，让她放心。”弗兰克觉得自己听起来像是个任性的农奴主。他真的从来没让他们有太多理由担心自己的工作吗？6-8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止庵

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晚到目前所见文学史著作还来不及提起她，晚到我们刚刚知道她，虽然她在英国文学中自具地位，而且卓尔不群；——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末一点特别重要。即以英国女作家而论，读过了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艾略特、伍尔夫、默多克和莱辛等等之后，为什么还要读菲兹杰拉德呢。如此提问或嫌太过实际，但这的确是个问题。不妨简单地回答一句：因为她和她们不一样，非但如此，在我看来，她和世上所有作家都不一样。

然而此种不同在微妙间。菲兹杰拉德无疑是睿智的，但她不像奥斯丁那样借助某个人物表现一己的睿智，甚而让这睿智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她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总能体会入微，但这是一种坦然的、放松的体会，不像伍尔夫那样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而不是诗的创造者，不像艾米莉·勃朗特那样把小说写成一首诗；她塑造的人物也以女性形象最具魅力，但不像夏绿蒂·勃朗特那样安排女主人公作自己的代言人，张扬一种“女性立场”；对她来说，体验总是胜于思考，所以不像默多克那样通过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位作家，她其实并不关心哲学问题；她不止一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非像艾略特或莱辛那样关注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她仅仅是要做个好作家，此外别无野心；我们读她，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写得好。菲兹杰拉德自然不如上述几位地位崇高，但她继乎其后，却未隐蔽在她们的阴影之下。

优秀的作品或以情节胜，或以人物胜，或以主题胜，菲兹杰拉德所著则以风格见长，尽管风格离不开情节、人物甚至主题。有了这些，还有如何看待、处理和表现的问题，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这可能更为重要。必须指出，风格有一部分关乎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总归有所损失，倘若只看译文，对于原著的语言风格最好三缄其口；而风格的另一部分，譬如菲兹杰拉德的优雅沉静，细腻而又简洁，多少可以超越此种限制，让另外一种语言的读者所能了解。

在中国，菲兹杰拉德的名声大概起于她的《书店》的翻译出版，译者说：“这本小说，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书店》，便值得付出。”这话很打动了一些有书店情结的读者，但不无误读之嫌。《书店》并非《查令十字街84号》一类作品，菲兹杰拉德也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事物的作家。显然，假如主人公弗洛伦斯在“老屋”开的是别的什么店，最终也得照样倒闭。书中写道：“当火车开出车站时，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这里，弗洛伦斯同样误读了自己的遭遇，而作者并未替代她看透这个小镇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菲兹杰拉德塑造了弗洛伦斯，理解她，同情她，甚至赞许她，但弗洛伦斯并非就是作者自己。《离岸》中的尼娜，《天使之门》中的黛茜，《蓝花》中的卡罗琳，也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女主人公，但她与她们同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译者谈到弗洛伦斯起念开书店，“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意义’的东西”，但是这种意义究竟为何，作者始终未予揭示。她无意将一部作品归结于一种道理。《书店》如此，后来更见特色、更具分量的《离岸》、《天使之门》、《早春》和《蓝花》亦是如此。

菲兹杰拉德的风格，就体现于她与情节和人物之间这种关系，或者说，她对待它们的态度。菲兹杰拉德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写法，也很好地发挥了这一叙述方式的长处——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是一种便于调控、可近可远的写法。作者既能真切体会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人物，也能置身此一情境之外予以冷静观察；不因过于切近而妨碍观察，也不因过于问离而阻隔体会。菲兹杰拉德是一位既充分，又克制的作家。她的人物和情节总是“本来面目”，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而她一视同仁，笔下波澜不兴。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取材于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生平的《蓝花》中，有意见指该书“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殊不知以此要求作者，无疑求马唐肆，她无非不制造、不渲染、不大惊小怪罢了。菲兹杰拉德的作品，读之如啜清茗，滋味徐生，《蓝花》尤其如此，好处要读完才能觉得。这个好处，是读别的书不大容易见到的。

对于菲兹杰拉德，很难讲这一切是技巧所致，还是修养使然。有一点应该提到，即她是过了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一位作家最初投身写作所形成的态势，也许会延续终生；很多人到老也摆脱不了粗糙、草率、幼稚和青春气，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常常把这种惯性看作作家的风格了。菲兹杰拉德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汰尽了这些之后才从事写作。她不是要达到什么，而是在规避什么。——前面我讲菲兹杰拉德所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她自己，可以换个说法：他们是她，但不是现在的她；她历尽人生之后，回过头去看着过去的这些自己，其问的距离是一己的阅历，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悟。

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当北部森林清润的风顺着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的笔尖呼呼地涌入莫斯科那扇为春天而开启的窗，又一度春风也正渐渐吹柔江南那越冬的河与岸边冻僵的柳。有一种喜悦来自缘分的暗示和交融，有一种静默源于生命的灵动与沉醉。

特别感谢来自莫斯科的Liana Goncharova(李娜)女士，她耐心校订了书中无从查找的俄文音译词，并帮我具体考证俄罗斯过往的生活细节与习俗。对于我请教的问题，哪怕是最小的细节，她都会提供最可靠和翔实的资料，那份细致、耐心和严谨令我感动也令我难忘。还有来自秘鲁的Elisabeth Belzunde(贝文莉)女士也多次提供帮助，这里一并致谢。本书付梓之际，正是这两位熟悉且喜欢中国的外国朋友即将归国之时，愿这本小书成为她们一段中国生活的纪念和我们之间友谊的见证。

周伟红

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于沪上

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星期，唤起的却是全部生命。在那些可圈可点的精彩瞬间中，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用一种简洁优雅、完美无瑕的散文方式写出了其居民的复杂性，她传递了生命的矛盾性以及人类关系中全部的奇特和美好。她非常机智，你想要不放声大笑都不可能。这是一本非凡的、睿智的、精美的作品。

——莫利库·查尔斯沃斯《每日电讯》

这部小说可谓是巴尔扎克式的宏伟作品，为数不多的逻辑性的情节推演、几乎没有什么理性的解释……它以人问喜剧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类似的整体写照。谁都无法否认菲兹杰拉德在吸引并抓住读者注意力方面的能力。要跳过任何部分都是不可能的事……好像得了强迫症一样。

——《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