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母校60华诞，我也整80岁。回想从母校毕业半个世纪，心情非常激动。如果说1948年年底，沈阳解放，共产党让我这个童工过上了有尊严生活的话，那么，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母校为我的价值观、世界观奠定了基础，使得我能够为党的广播事业工作到离休。桩桩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借母校华诞之际做个汇报。
1959年五一节刚过，我所在的沈阳麻袋厂党委研究决定，推荐我上大学，但要参加考试。我出一身冷汗，上大学？我从来没想过。我只上过三年小学，夜校初中语文水平。党叫干啥没二话，党委的决定要服从，没经过中学的系统学习，怎么能考上大学？所以，准备高考那些日子很难熬，压力很大。
第二天，崔校长送来高中语文、地理、历史书，让我别想太多，还帮我定了复习时间：每天上午听他讲课，中午去广播站工作，下午晚上自习。
1959年7月沈阳出奇的热，我揣着《准考证》走进铁路中学考场(后来知道同为沈阳人的蒋咸康和宋家玲也参加了那次高考)。我报的是文科，两天考四门，外语免考。政治答的是大跃进方面的问题，作文题是：《难忘的一件事》，我写了我们厂1923年工人闹罢工的一段故事，其他两门，历史地理考砸了，地理题是：有一批支援埃及的物资从哈尔滨装车，问：运到哪个港卸货再装船，船经过什么海哪个洋到达亚历山大港卸货。崔校长补课没专门讲大海大洋，又不能交白卷，我索性把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平时在报上看的，什么渤海、黄海、黑海、波罗的海、大西洋、印度洋写到卷子上。
高考结束，悬着三个来月的心落下来，我想：考四门只有政治和作文答得还行，其他两门纯粹“蒙事”，肯定考得不怎么样。但是，心里还是挺盼望能上大学，进学校正儿八经学些知识。
考了试要选上哪个学校，我们厂科室里的人帮我参谋填表。有人建议填最好的大学，我坚持填北京广播学院，因为喜欢广播，经常同辽宁台沈阳台联系，最后报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
八月的一天早晨，有人让我去收发室拿北京来的信。北京没有亲戚朋友谁会给我来信？收发室师傅看我取信大声说：“拿去，北京广播学院来的。”我拆开信看，北京广播学院录取通知书!那种兴奋从来没有过。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到厂部办公室，书记、厂长、工会主席等领导正在开会，赵书记看了我送上的录取通知说：“不错，你是咱厂第一个直接考上大学的，祝贺你!”其他人有的和我握手，有的拍我肩膀，一股热流从心里往上涌，不知说啥好。
我要上北京了，临行前赵书记说，你的文化底子薄，到学校要刻苦学习，将来当了记者要保持在厂里工作的那股热情。工会陈主席拿着一张表说，这是你1950年的入会志愿书留做纪念，你是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当了记者要多报道工人的事。我托着用蜡纸刻印泛黄了的入会志愿表，憋住了眼泪。是啊，在军代表启蒙下我学着搞黑板报、广播站，厂党委让我当工会干部，是周围的师傅们呵护我长大，现在又推荐我上大学，我只有一个信念：努力学习当一个称职记者，不辜负所有人的期望!
1959年8月的一天，从沈阳南站坐火车跑了10多个小时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广院老师的热情接待，把我们二十几个报到的同学送到离中央电台百十米距离的凹型的五层大灰楼(现广播电视资料馆的位置)。下了车扛着行李上了五楼宿舍，先报到的几位同学热情地帮助我摆放行李，让我睡下铺。办过报到手续，我把白底红字的“北京广播学院”校徽别在左胸衣襟上，从一楼到五楼，再到院内唯一的一块篮球场转了个遍，一种新奇感涌上心头：这儿就是我学习生活四年的大学。
几天后开课了，广播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知识、广播编辑、普通话与语言、中国和外国文学、英语等课程表以及讲课提纲发到我面前。老师们讲的课我听着很陌生不太懂，语音课的“伯阿八”和汉语语法更没接触过，上英语课更懵。过去不知啥叫失眠，那段日子睡到半夜常醒。过了一个多月，自己感到跟不上学习要求，怕四年大学课程顶不下来，于是，动了打“退堂鼓”，给厂领导写信请求调回沈阳的念头。
我常闷在教室和宿舍，引起团支书何印平的注意，向班主任作了汇报。班主任武子芳老师三天两头和我谈心，鼓励我拿出当工人克服困难的精神完成大学学业。他建议我“笨鸟先飞”，讲究学习方法。这期间，有几位同学帮我消化功课，英语陈老师常给我“开小灶”。经过这么多人帮助，开始对一些课有了兴趣。我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进了广院的门就要好好学习不能半途而退，于是，按武老师说的“笨鸟先飞”，完成了两年基础课的学习，连最头疼的英语从开始的0分1分，逐渐上升到2分3分偶尔也能得4分。全系同学按专业重新分班，我分到编辑采访班，一进入专业课学习，我是“如鱼得水”，没有了惧怕心理，多年广播站工作实践结合老师的理论讲授完全听得懂。
P19-21
这是一本回忆和感恩的文集，是我们这些被戏称为广院“黄埔一期”的学子，向母校60华诞献上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毕业50年来，尽管我们在天南地北忙于自己的工作，但无时无刻都没有忘记哺育了我们的母校与师长。于是，在2013年9月，我们新闻系同学毕业50周年返校聚会时，约定每人写一篇回忆文章，汇编成书，献给母校，以表感恩之心。这就是出版这本文集的缘起和初衷。
为了编辑这本文集，以在京的几位同学为主组成了编委会，大家分头联系、收集全国各地同学们的文章、照片，并得到积极回应，到2014年3月，共收到全国自各地60位同学近70篇文章（诗词）及几十幅珍贵照片。这些文章和照片不仅是同学们个人成长和人生感悟的真实记录，而且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广播学院初创时期的面貌与风采，甚至不乏那个时期国家的发展与纠结的种种印记。从尊师爱校的角度讲，应该向提供文章、照片的同学表示敬意，因为正如曹璐老师所说，他们表达了绿叶对根的情意。遗憾的是，不少同学因无法取得联系而没能提供文章，请他们予以理解；另外，还有的同学虽然联系上了，但由于身体或其他种种原因而难于动笔，对此我们也很理解。但也正因为这点，我们非常希望他们同样能看到这些文章、照片，以做补慰。
感谢校领导及出版社鼎力支持出版这本文集，感谢赵玉明老师、曹璐老师为文集撰写序言。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曹璐老师给予了热情关注、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韩同熙、蒋成康、刘海、孟昭琴、谢荫达、张振华同学在约稿、审稿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一片热忱。感谢国际广播电台的高杨同志（振华的原秘书长）利用业余时间对全部书稿做了两遍修改打印。
至于我本人，2012年的丧妻之痛，一度使我跌到生活与精神的谷底。在这个当口，正是毕业50年的同学之聚，如雪中送炭般地给了我异样的温暖与慰藉。正因为受益于这次返校活动，所以，当曹璐老师当着返校同学的面“钦点”我做这本文集的主编时，我欣然受命。这不仅是我回报母校、服务同学的一次机会，也是激励我重振精神、健康生活的一个新的生命元素。
由于年事已高及精力、水平所限，本书的不足之处，望乞鉴谅。
张清廉
2014年3月6日
序一半个世纪的怀念——在新闻系59级学生毕业50年返校座谈会上的发言
学校领导、各位老师、“70后”的同学们：
今天在传媒大学的历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中秋甫过、国庆将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播学院“黄埔一期”新闻系59级的60多位校友们在毕业50年后重返母校，师生共聚一堂，实属难得。
1959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个大庆之年。正是在国庆10周年的前夕，新闻系59级的同学们成了广播学院本科的首届“大学生”，我则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校任教的“小老师”，绵延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从此开始。四年后，你们学有所成，胸怀建设祖国的壮志，奔向了四面八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值此我们又在学校相逢之际，引起了我的绵绵怀念之情。
首先深切怀念广播学院和新闻系的创业者和老一辈的教师。50多年前，中央广播局的领导梅益、周新武同志等高瞻远瞩，预见到广播电视事业未来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专门人才，决定将在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9月7日，梅益、周新武同志在59级开学典礼上讲话，勉励全校师生努力办好学校，为广播电视事业培养优秀的专门人才，会后并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据周新武同志的日记记载，当年曾有梅益兼任广播学院院长之议，但后来他推辞了，于是由周新武副局长兼任院长，并任党委书记，副院长左荧（后继任党委书记）兼新闻系主任。左荧还将他当时分管的地方广播部和研究室的全部人员划归新闻系，充实教学研究力量。梅益、周新武和左荧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广播学院和新闻系的创业者。
在新闻系开办之始的老一辈教师中，令人怀念的有康荫（副系主任）、苑子熙（教研室主任）和温济泽等同志。温济泽原为中央广播局副局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遇了人生的不幸。但正如新闻系同学所说的那样，温老师不幸被贬到新闻系教书，成为我们的大幸。他的深情教诲，循循善诱的教风，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这里要告慰同学们的是，梅益、周新武、左荧和温济泽等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甚至近三十年，但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最近几年，在有关部门包括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先后公开出版了《周新武纪念文集》、《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八十年来家国——梅益纪念文集》和《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我有幸分别作为编委、副主编和主编参加了上述四本纪念文集的征稿、撰稿工作。新闻系的不少师生也撰写了回忆文章。这里附告一句，明年是梅益、温济泽同志的百年诞辰，有关部门将举办纪念活动。
其次，深切怀念令人难忘的原广播学院所在地——复兴门外的灰楼。一座五层大楼办起一所大学，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当年的灰楼现已不存，原址上盖起了十多层的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但灰楼当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的标语可能还留在不少师生的记忆之中。
灰楼几年的生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艰苦的办学条件、勤奋的学习风尚和敬业的工作精神，也可以说是广院创办初期的特色。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哺育了广院最初一代的学子。今天，传媒大学的办学条件远胜于当年的灰楼，但艰苦创业的精神仍需要发扬光大。
第三，深切怀念与59级同学的师生之情。50多年前，我们一批大学刚毕业的“小老师”与59级学生几乎同时迈进广播学院的大门。我们年龄相差无几，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这一代青年的特点是听从召唤，甘于奉献，兢兢业业。四年后，59级同学打起背包分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沿阵地，我们仍然留在了学校的岗位上。50年来，新闻系的老师们从来没有忘记你们。在新闻系建系30年、35年和40年之际，在历届校友支持下编印的纪念册其实就是校友的同学录。通讯录中第一部分是按年级排列的学生名册，第二部分是按部门、按地区排列的学生名册。我每逢到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和中央三台，特别是到外地出差，总是随身携带一册，走到哪里，打开一看，就能找到新闻系的校友的踪迹，随之相约会见，畅谈师生之情，合影留念。50年来，世事沧桑，不变的是师生之情，怀念的是你们为祖国建设特别是为广播电视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总是关注着你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新闻通讯，在广播电视中播出的视听节目。在你们当中涌现出了广电战线最早的一批正高职称和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不少同学走上了广电总局、中央三台和地方广电局台的领导岗位，更多的是在基层单位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所有这些，都为学校争得了最初的荣誉，写进了学校的史册。
如今，我们都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最后祝同学们们健康欢度晚年，全家幸福安康！
2013.9.24
张清廉主编的《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是一本骄傲地戏称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长子”或“黄埔一期”的同学们的回忆录，是一帮70多岁的人对于青春时代的集体回访，是一篇篇心语，是一部虽显碎片化但却十分真实的关于母校、老师、同学以及工作生涯的“口述历史”。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59级是北京广播学院本科的首届“大学生”，50多年后，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者为校庆纪念，纷纷撰写回忆文章，张清廉主编的《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辑录了58篇59级校友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可以使读者了解北京广播学院初创时期的风貌，以及当时我国新闻教育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