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延安抗大培养出的革命者，在实践中成长为中国航空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不是航空技术专家，但在专家的心目中，他胜过专家。

1958年5月，他受命创建空军第一研究所，为空军建设奠定了航空科研的第一块基石；1961年8月，他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使我国自行设计制造高空高速歼击机从零起跑，迅速地向国际先进水平靠近；1974年2月，他奉调飞行试验研究所，使一个由于“文革”破坏而濒于瘫痪的试飞基地生机勃勃；他领导的团队中，有中国飞机设计大师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上南寿、顾诵芬……

从他创建的飞机设计机构中，走出了两位将军、六位院士、多名省部级领导干部、上百名各航空科研单位的所长、副所长，总师、副总师……

他就是刘鸿志。本书介绍了他真实而伟大的一生。

本书讲述了作者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进步思想的熏陶，很早就走上了跟随共产党建设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后，作者在不同部门和岗位工作几十年，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认真总结了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深入思考了航空科学研究和航空工业的特点及规律。

本书可供当今航空工业战线上的专家、学者和担负领导责任的人士阅读学习，也可供各资料室、图书馆馆藏。

上篇 思考中的回忆

第一章 我的童年

 家乡 家世 我的伯父 大姐刘淑英

第二章 走上革命路

 凤翔师范学校 组织凤师抗日救亡协会 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 西师的抗日宣传队 决心追寻共产党

第三章 延安岁月

 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 奔赴延安 听毛主席作报告 被日军飞机炸伤致残 在凤翔县委任统战部长 重返延安 延安的行政学院 研究班 行政学院学生会主席 与吕枫结婚 延安大学 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

第四章 特殊时期的特殊战斗

 日本投降以后 北平解放日报临时发行处 北平城里的解放区 街头“小游击队” “四三”事件 暂回解放区 深深地怀念

第五章 转战东北

 黑龙江支前大队政委 在拜泉县搞土改 东北军区空军苏军招待总处

第六章 跨入航空新领域

 东北军区空军工程部 在刘震司令员领导下工作 调军委空军工程部 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

第七章 创建空一所

 空军急需技术装备研究机构 受命组建、拟定规划 规划调整与实施 目的是出研究成果

第八章 组建六院一所

 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 合编组建 首届党代会 进驻塔湾 贯彻《科研十四条》 摘帽子、解疙瘩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出成果、出人才 重点培养尖子、苗子 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加强技术责任制 创建科研条件 建立综合试验室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试验设备的设计与研制测 试仪器设备的配置生产条件建设

第九章 歼8飞机的研制

 “通过仿制、摸透到自行设计” 摸透米格-21 方案确定 两位元帅的亲切关怀和支持 现场设计 试制 共同的信念和愿望 不应被遗忘的总设计师 首飞上天 坎坷历程

第十章 夭折的歼9

 一对孪生 兄弟命运各不相同 为新型歼击机研制奠定基础

第十一章 文革期间

 军事管制前的一所 与炮司军管会领导的交锋 专政队 危难之时见真情 空军军管会接管一所 “相信群众能支持我”

第十二章 走出牛棚后的日子

 应召进京 收拾烂摊子 离开一所

第十三章 奉调飞行试验研究所

 实事求是地掌握情况 下决心抓整顿 为群众办实事 保重点任务重建飞行 恢复基本建设 重振飞行试验基地

第十四章 调航空研究院工作

 服从组织决 定航空研究院 航空科学大会与航空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担任航空研究院党委书记

下篇 在回忆中思考

第十五章 对科研体制的反思

 航空科研体制变更的回顾 六院被撤销 在艰难中奋进 与陆纲同志的一次谈话 对体制问题的再认识 几点想法 “部院合并”的风波 “部院合并” 对编史中有争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

第十六章 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思考

 对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思考 对空军工程部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的思考 一个深刻的记忆 文革悲剧不能重演 应当吸取教训

第十七章 对基层领导工作的思考

 领导者的人格力量 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 关心群众生活疾苦 系统思维能力 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刘鸿志大事年表

编后语

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

但去延安并不那么容易，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找不到关系。恰在这时，伯父刘定五从华北前线回来。我想，要去延安得争取伯父的支持，也相信会得到他的支持。伯父是爱国民主派，他曾经安排我的大哥刘仁民在冯玉祥的抗日军官学校学习过。

一天，我对伯父说：“伯伯，西安师范我打算不上了，想去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找不到关系，想先去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云阳青训班)，然后再转延安。”我讲的时候，伯父聚精会神地听着，稍停了一会，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有决心去延安学习很好，但那里生活很艰苦，天气也很冷，二十多年前我在陕北延长办过石油……”听伯父这么一说，心想，伯父是在考问我去延安的决心。于是，我便详细讲述了这一段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再一次表达我去延安的决心。伯父听了之后，高兴地笑了一笑，对我说：“延安我有几位熟人，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等，我和林伯渠是在广州北伐时期的熟人，我领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林老，介绍你直接去延安。”伯父又问了这个时期读书的情况，我指着他书架上的《列宁传》、《斯大林传》、《解放周刊》、《大众哲学》和桌子上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说：“这些书我都看过”，我还告诉伯父，我听过彭德怀、冯文彬的讲话。伯父听了十分高兴，他说：“毛泽东先生艰苦卓绝，有胆有识，事业一定会成功。”

伯父答应帮我直接去延安，我高兴极了，几乎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清早，伯父领我一同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出了大门后，我给伯父叫了一辆人力车，请他坐车，我跟着车跑。伯父不同意坐人力车，说坐上人拉的车实在难受。我劝他说，路远，去晚了怕找不到人。伯父这才坐上了车，很快就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的处长是伍云甫，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长征途中他先后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中央军委二局政委、中央军委直属第二政治处主任。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左路军工作，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想尽一切办法，保障了一、二、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为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兼党组书记、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成员。

伍云甫对伯父很热情、很尊重，告诉伯父说林老(伯渠)有事外出不在西安。伯父指着我说：“这是我的侄子刘安民(我当时的名字)，他想去延安学习。”伍云甫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我十七岁，在西安师范读书，刚从黄河沿岸韩城、朝邑宣传队回来，想去延安陕公、抗大学习。”伍云甫对伯父说：“现在去延安交通不便，可以先去云阳青训班学习，交通方便时再去延安。”

云阳青训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办的，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投奔延安的中转站。冯文彬任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

伯父表示同意伍云甫的意见。于是，伍云甫就给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写了一封介绍信。我们离开办事处时，伍云甫处长热情地送出大门，并对伯父说：“定老有事要办，给个信，我们即办，不必亲自来跑了。”

我随伯父绕公园步行回家的路上，伯父告诉我说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是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教育我必须有这样锻炼和修养精神。

拿到去青训班的介绍信，我十分高兴。第二天，我就把在师范学校的东西整理好放在伯父新城二号家中，从西安北门搭车，一行四人去云阳。当晚住泾阳县城，夜宿小店。半夜，三个国民党宪兵来店检查。说也奇怪，三个人三个态度，一个说云阳是共产党、红军的老巢，你们去干什么，把东西打开检查检查；一个说你们这些中学生啥也不懂，不好好上学乱跑什么；一个说小共产党有志气，学本领，打小日本吧！天亮就快走，遇到坏人可就糟糕了。他们说完扬长而去。

我们四个人互相张望到天亮，就赶快离开泾阳县城向云阳急行，一个多小时进了云阳青训班大院。办完手续入班坐在草铺上，反复思考昨晚三个国民党宪兵给我们上的“社会课”，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生活。

奔赴延安

青训班学习结业后，组织上通知我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乘车去延安。我太高兴了，即刻返西安准备冬装，联络车辆。八路军办事处有人告诉我，最近有车去延安，我留下伯父家中的电话后就回到伯父家中等候通知。

由于我没有把具体情况向伯父报告清楚，伯父对我产生了误解。他怀疑我吃不了苦跑回来了，态度严厉冷漠，我向他鞠躬问好，他都不理。当我告诉他我在青训班结业了，组织上保送我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过几天八路军办事处就通知我乘车去延安时，伯父顿时高兴地连声说：“好，好！”看来伯父对我的误会消除了，我就把在青训班学习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当我说到在青训班学过游击战、政治经济学和统一战线、民众运动时，伯父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军事，毛先生(毛泽东)游击战讲得好、用得好，如果日本鬼子打到陕西，伯伯也上北山打游击去。”伯父还问了我对课程听懂的程度和理解情况。我说能听瞳，教员都是做群众工作的长征干部，讲得深入浅出、通俗、生动、易懂。我还说了长征干部张琴秋、刘瑞龙、冯文彬讲课情况。伯父听得很认真，也很喜悦。他说：“好，毛先生的办法好，人才多，要好好地学习。”

两三天后的一个清晨，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叫我立即赶到，很快就开车。我急忙整理好行装，向伯父行礼告别。伯父来到我房间，查看我的行装，给我二十元钱，送我到大门口，他一再叮咛要艰苦奋斗、努力学习、胆大心细、小心谨慎。

1938年1月，我到了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学习四个月结业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三大队三队学习。从1937年11月入青训班到陕北公学结业，是我满十七周岁向十八岁过渡的一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是我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开始的岁月。经过这一段的学习，不仅对党的政策，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对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情以及在中国如何走苏联革命道路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社会及党的认识清楚多了，解决了两三年来思想矛盾，便勇敢大胆地提出入党要求。1938年2月写了入党申请书，1938年3月经廖仁、石羡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P18-21

我不是一个技术专家，也没有很高学历。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调入空军后，一直从事空军武器装备技术保障、飞机研究设计和试飞工作，一干就是40多个春秋。在这期间，有抱负、有成就，也有遗憾、无奈，甚至坎坷。总感到有一种壮志未酬、心愿未了的味道。1982年离休后，回想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工作、生活，我总想把建国以来航空武器装备发展的历程和我在空军的航空工程部门以及航空科研单位工作40多年的往事记述下来，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感受，总结经验教训，留给后人，希望能给关心和从事航空武器研制的同事们提供参考。

2001年9月，我写信给611所领导说出了我的想法，他们热情支持，安排人员，开始工作，并深入有关单位，采访询问、查阅档案、收集史料。601所、试飞院、603所、613所、626所、原六院机关的老同志，以及原东北空军工程部和原军委空军工程部熟悉我的老同志都热情积极支持，提供资料。611所的同志在两年多时间内就编辑、印刷了一本书——《回忆与思考》，实现了我的这个心愿。那本书送给了一些老同志和航空系统内的部分同志看，大家给我写了不少信，反映还不错，应该说这是对我的一个鼓励。

今年年初，航空工业出版社的同志看到那本书和601所编写的《开拓者——记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刘鸿志》及续本以后，认为这三本书编写的水平很高，其中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应该加以补充、修订，公开出版。对此，我表示同意，也感到高兴。在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多年以后，如果能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更多的人们，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少走一点弯路，有所受益，也是自己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和祖国的航空事业继续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出版社组织几位热心航空工业人物研究的同志，重新整理了我的回忆录，使回忆录更加完整，内容也更加丰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

在此次整理、补充和修订的过程中，得到了空一所、601所、611所、试飞院、602所和626所年轻一代领导同志的支持，许多曾经共事的老同志也给予我很大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向原编写《回忆与思考》一书的同志(王南寿、成志明、孙康黎、王成聚、管成家、张杰伟、李松奎)、向上述单位和提供资料以及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的同志(李松奎、曹竞南、师元光、常莉莉)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久远，有些个人保存的资料在“文革”时期都被抄走遗失了，加上自己年事已高、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

几十年来航空科研队伍由小到大，成果累累，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不小，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还很多，望同志们继续努力。

刘鸿志

我将继续回忆，总结历史经验。

2009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