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世纪初杂文200篇(精)》由朱大路主编，本书不是编年史，但新世纪十年的雨霾风障、百怪千奇，在所选的杂文中，滴滴答答，多少留下一点踪迹。从“9·11事件”到“西伯利亚矿难”，从孙志刚之死到赵作海申冤，从贪官黎元江的突发奇想，到国企改革的“烂苹果论”，无一不被杂文揭举，评点，批判，生发。在跋涉历史的同时，细心地体验历史、辨析历史，总是智者的功课。这种功课每一年都被积淀成“年度杂文”。盘点民间语文的高手黄集伟说：“‘年度美好’特难找”。我觉得，逐年概括杂文内涵的“年度告白”也颇难找。还是让杂文作品本身，来作社会衍化的“告白”吧。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本《世纪初杂文200篇(精)》由朱大路主编，本书的编选，看重三项指标：批判元素，文学元素，信息量。

批判元素无须赘言。文学元素着重于“文质彬彬”。“杂文要文质彬彬”，是曾彦修老先生的教诲。即使表达愤怒、宣泄火气，也是一副有修养、有文化的样子。书中几篇反话正说的杂文，均含此种质地。另外，魏剑美的《反动派》，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以一个谁也料不到的想法收局——“做做反动派其实也蛮好”；处世洒脱，令人想起魏晋文人之风。游宇明《我跟前人比性情》，文字恬适，气度闲雅，虽然因为处处不如前人潇洒而胸口窝着火。至于黄亚洲以全能型作家的笔力来驾驭杂文，文质彬彬更是不言而喻了。

信息量也是要素。写杂文一怕信息量欠缺，二怕信息量重复。但一些好手，譬如侯志川，写起杂文来，信息既多且新。视野不宽，焉能达标？

此外，对中国当代人物的评点，也是《世纪初杂文200篇(精)》看重的。人物有呼吸，有眼神，有叹息，有笑声，贴近读者视角。比如，文化、新闻界的人士，施蛰存、魏巍、马达、刘成信、唐浩明、潘旭澜、浩然、于丹、刘谦等，在本书内都占一席地位。有一天，当我获悉有关线索后，司徒伟智兄立即给我发来一篇，议论的人物，是朱永嘉。

描写人物是小说的使命，评述人物是杂文的职责。

前言

创作篇

 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

 怎样抒情

 读阿垅最后遗书

 “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

 “9·11”次日的劝告

 “BBC宣传共产主义”

 存疑今释

 九分军事一分民

 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

 应引以为戒

 春夜偶记

 零善良反应

 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不够知己

 关于不安的断想

 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

 谁先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

 劝君少刺秦始皇

 “文字国”里的概念恐惧

 评乌代的文明观

 吴刚捧出伤心酒

 神秘的“九大”

 布什与我“大哥”

 苏联也有“张志新”

 历史的隧道：话说唐浩明和潘旭澜

 孙志刚替我而死

 施瓦辛格的当选和我们的无知

 钱钟书必须瞧得起谁吗？

 你也配？

 “中原”心态

 官场的确需要智慧

 腐败的境界

 博士前

 造个国家玩玩

 写与不写，是个问题

 把小泽征尔还给日本

 马克思的脚印

 六亿一人

 通吗？不通

 龙坛登文术

 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

 屋顶上的山羊’

 从蒋介石的“朴实生活”说起

 盛世略编

 皇帝的使臣

 秦桧、汪精卫在中国

 “手术”的尴尬

 拣思想的捏

 一切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玫瑰与毒刺

 一种特立独行的纪念

 捉来一个刘成信

 1965年的话题

 “冤大头”与“袁大头”之关系考

 《史记》未必写史

 有很多顾准

 解读现代“地主理论”

 回望流年

 说话的技巧

 五十自戒

 “狗官”：对狗的侮辱

 我怎么就名不起来

 从李鸿章访美到秋瑾殉难

 “国学大师”是“选”出来的吗？

 有所敬畏

 走出礼宾府

 据调查、据统计

 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

 到底平民不如总统

 站着还是躺着

 成语重组(八则)

 师生之间不存在什么“恩”

 后现代结婚登记

 朱元璋的“政治交代”

 “愤青”的性幻想

 “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

 中山装的乌托邦

 我们该怎样记住张灵甫？

 欢迎来到超女的故乡

 2007年“大片”回顾

 地主该是啥模样

 一分为二说浩然

 病妻

 应该废除学生作文

 要看金圣叹批的《红楼梦》之流

 话量变质变

 解事豺

 遭遇“老精英”

 “教室里抢银行”只是思想自由

 更大的成功需要挫折

 谁能像比尔·盖茨这样自我调笑

 政治是个良心活儿

 恨书

 坏的制度比坏的国王更坏

 “高素质”对骂

 毛泽东和陆定一对儿子的“建议”和“要求”

 启蒙时代最深刻的故事

 倘做鬼，不幸福

 牛寡妇的清白

 别闹了，赵C！

 仍爱读书的N条理由

 这才像读书人的样子

 大科学家打小报告

 魏巍的可爱之处

 毛时代的穷人和邓时代的穷人的区别

 话说“极言之

 我为下流社会辩护

 《讨论》、《挑战》及其他

 奇语惊世录(节选)

 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鞋子在对我召唤”

 以道德标准追杀范美忠没必要

 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

 领袖为何更有“人情味”？

 温总理可以幽扔鞋者一默

 他们为何在自己的祖国“偷渡”？

 今孔子后代最不该姓孔

 精英治国不宜倡导论

 陈独秀当年为何不喜欢《红楼梦》

 话说“五○后”

 质疑精神是现代社会的成人礼

 最是从容不易学

 革命就是不请客吃饭

 古巴无人上访

 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从马凡陀到向日葵

 《文汇报》当年的冤案

 李白如果实现抱负

 “国葬”罗京是挟公器而令天下悲

 重说蚍蜉撼树

 新中国有多新？旧中国有多旧？

 世上已无蔡元培

 凡高割掉哪只耳朵？

 “亲亲相隐”与“免证特权”

 “我们无法改变前方”

 “逻辑断路”带来的“风景”

 孑L子答记者问

 这种颠倒很可怕

 大学到底像什么

 高锟何时离开上海？去了哪里？

 俄罗斯“姓”什么

 《红灯记》和季米特洛夫

 反动派

 万米高空上的人文主义

 文学何为？

 恢复使用甲骨文如何

 拿破仑的骡子与萨科齐的身高

 一个耳光与八个主义

 杰斐逊如何面对农民起义？

 我提交“博文”时犯了难

 “可以可以也可以”

 朱熹：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招聘父母

 日本官员的不幸福生活

 刘谦适合做政客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

 于局长比斯大林勇敢

 总编辑的“腔调”

 世界之外的印度

 “免费的午餐”自述

 因朱永嘉想到“一罪不两治”

 十劝你马上把房拆

 普京离灾难最近

 储安平死因小考

 辱华

 红肚兜耍悬悬

 孩子的议会

 “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孔狗鲁牛论

 世上没有安于老实的人

 马诺的啼笑因缘

 排队中国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

 “伪书时代”，谁能发愿向菩提？

 孟子的“时评”

 郭德纲的嚣张不是罪

 侃妹于丹先生

 第三十三块纪念石

 群众已经过河，他们还在摸石头

 荷的沉默

 我为何“幸灾乐祸”

 绿豆给张悟本的感谢信

 有一种人生没有为什么

 满载命运的过山车

 在北美遭遇“爱国者”

 学习《感恩学》笔记

 从前的国语课本让我们满脸羞愧

 文化严厉主义

 选票——对权力制约的最有效途径

 忽然想到——不宜替代

 优雅的中国人哪去了

 东邻的试题

 向不可捉摸的“什年代”致敬

 我跟前人比性情

 《愚公移山》是用来嘲讽愚公的

 孔子塑像的意义很可疑

 关于税

 一个纠结的时代

 在美国相信你说的

 奇谈怪论(节录)

争鸣篇

 关于“袁伟民何振梁之争”问题

“袁何”之争是专制与民主之争

“袁伟民—何振梁之争”的随想

 关于“国学”问题

“国学”质疑

为“国学”正名

 关于“公民写作”问题

“公民写作”扼杀杂文

“公民写作”扼杀杂文？

公民写作与人的写作

 关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问题

金庸入作协是老糊涂了吗？

金庸入作协是件大好事

 关于“黄苗子告密”问题

不要急着责难黄苗子“告密”

无须掩饰的败笔

 关于“钱文忠荧屏讲经”问题

笑谈钱文忠

莫笑钱文忠

 关于“杨红樱现象”问题

“杨红樱现象”的回顾与思考

我们该怎样认识杨红樱

 关于“新闻眼与势利眼”问题

“势利眼新闻”

“新闻眼”并非“势利眼”

 关于“红段子”问题

红段子何以风行百姓间？

红段子能抵制黄段子吗？

 关于“道德储蓄”问题

道德能储蓄吗？

“道德银行”无可厚非

 关于“嫁梁山好汉”问题

我想嫁梁山好汉

嫁不得梁山好汉

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

高低

艺术与科学——烛照人类迈向文明的两支火炬。

论说艺术与科学的文字多如牛毛，然深入浅出并教人过目难忘者，却是屈指可数。笔者一直折服于十九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他以第一人称的单数和复数，对艺术与科学作了高度概括：“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

区区九字，微语鼎言，将艺术与科学的特征阐述得简朴而又鲜明，形象而又透彻。真谛一句话，假经万卷书。谁说不是？！

“艺术是我”，此语极是。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力为特征的把握和反映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任凭是文学、绘画、音乐、戏剧，还是其它艺术形式，其创作均离不开个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感受，离不开个人经历、个人学养、个人性格、个人情愫，离不开个体从事审美创造活动的能力。虽说文艺作品有时也搞“集体创作”，但艺术更倾心于个体劳动，艺术家更注重于个体劳动。缺乏创作个性，做不到自出机杼，做不到走出传统、推陈出新，也就无独创性可言，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艺术生命。“我手写我心”，“心匠自得为高”，不论是为读者为观众创作，还是只为自遣自赏而作，“我”都不该缺席。步人书画展览大厅，不用细瞧落款，一眼望去，便可知这是沈尹默的字，这是林风眠的画；耳闻电台播放音乐节目，无须介绍，一听便知这是施特劳斯的曲子，这是帕瓦罗蒂的歌喉。这些皆为艺术个性使然，“我”是艺术的主心骨。

“科学是我们”，斯言中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每一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揭示和论证，每一项科研成果的探求和发明，每一门分支学科的形成和确立，均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规律，均有其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科学的创造，仰仗于盘根错节的知识之网和一环扣一环的智慧之链，其研究大抵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任何重大的创造发明和理论，无一不是科学进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个人本事再大，也摆脱不了前人的阶梯。科学的走向及其目标带有某种普遍意义和共性，而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正如贝尔纳所言：“从根本上来说，一切科学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论述，而且对着相同的对象。它们都想获得关于现象的规律性的知识，以便预知、改变或支配现象。”搞科学固然需要个人的刻苦钻研，但在不少时间与场合似乎更强调种种互补和联动(两者并不矛盾)。即便某一阶段的“单打一”，也没法脱离前人或当代人的研究轨迹。看看国内外纷然杂陈的各种科研小组、攻关小组及实验室，便知“团队精神”的不可或缺。近悉，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艾伦·黑格、艾伦·麦克迪亚米德以及日本科学家白川英树——由于他们在导电聚合物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世界各国有许多研究导电塑料的课题小组，其中当数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主持的课题组影响最大。而麦克迪亚米德与白川I英树的沟通、交流、合作，更是对塑料导电研究的突进功不可没。科学，确乎靠“我们”支撑呵！

克洛德。贝尔纳的九字金言，对艺术与科学的方法、对象、内涵皆有所切入，并呈现多重意义。未知始于何年何月，“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被演化成了“艺术是我们，科学是我”。反了一反，意思颠倒了，事情搞糟了。

众多的小说、影视作品情节相仿，构思雷同，千人一面，只有意识形态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共性，而无思想新意、艺术特色，难觅创作个性的踪影。急功近利者甚至用“流水作业”法弄小说，关在“工作室”里闭门策划有卖点的电视剧，结果“英雄”所作略同。别的不说，单说那个格格吧，一见《还珠格格》走红，类似“格格”的电视剧一下子冒出好几部，有的甚而连戏名都叫“××格格”。这也格格，那也格格，殊不知与艺术格格不入。“艺术是我们”的弊端毋庸赘言。

“大跃进”年代，领袖的臆想被奉为具有科学根据的英明决策，并有科技界权威人士出面“论证”，创造了“亩产万斤粮”的神话，那个年头的惨状已有目共睹。科学岂能盲从于个人光环？历史就此留下了“科学是我”有害的佐证。近几年，有些高校的课题立项，评审已名存实亡，只要哪个领导点头，科研经费的下拨，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还有“高人”出于一己私欲，抛出“水变油，，之类玩意儿，一会儿自我炒作，一会儿由缲边者不失时机地吹嘘为“科学界的一大发明”、“杰出成就”。这不叫“科学是我”，又叫什么？

“艺术是我”蜕变为“艺术是我们”，这样的艺术很少有真艺术；

“科学是我们”蜕变为“科学是我”，这样的科学多半是伪科学。

(原载2001年1月16日《文汇报》)P3-5

朱大路

一

十年前，《世纪末杂文200篇》出版。十年后的今天，《世纪初杂文200篇》将付梓。

“世纪初”的概念，三年够不上，五年也嫌短；十年，应该差不离了。“世纪末”与“世纪初”，仿佛以2000年为一条“对称轴”，相互形成“轴对称”。生逢这个当口，实属百年一遇。

机会难得，要动脑筋，做点好文章。

二

世纪初杂文，一路走来，山遥水远，磕磕绊绊。近三年，忽然有点热闹。两场全国范围的杂文大赛，同时在去年展开，把大众对杂文的胃口吊起来。作者退思充溢，笔力道健，读者赏文析义，兴会淋漓，而且形成了互动。虽然“杂文繁兴”还处在愿景层面，却已为各种选本提供了够格的作品。

本书不是编年史，但新世纪十年的雨霾风障、百怪千奇，在所选的杂文中，滴滴答答，多少留下一点踪迹。从“9·11事件”到“西伯利亚矿难”，从孙志刚之死到赵作海申冤，从贪官黎元江的突发奇想，到国企改革的“烂苹果论”，无一不被杂文揭举，评点，批判，生发。在跋涉历史的同时，细心地体验历史、辨析历史，总是智者的功课。这种功课每一年都被积淀成“年度杂文”。盘点民间语文的高手黄集伟说：“‘年度美好’特难找”。我觉得，逐年概括杂文内涵的“年度告白”也颇难找。还是让杂文作品本身，来作社会衍化的“告白”吧。

《世纪初杂文200篇》与《世纪末杂文200篇》是一个系列，依旧分“创作篇”与“争鸣篇”。“争鸣篇”有十一组文章，看上去，拔刃张弩，争得难解难分。

双方都恐难服输，但争论的焦点耐人寻思。

三

本书作者，理所当然，以杂文家为主力军。

网上流传一份“中国当代杂文108将”的名单，比如，“九纹龙童大焕”、“摸着天黄波”、“美髯公何满子”、“插翅虎徐迅雷”、“神行太保马少华”、“双枪将傅国涌”、“小尉迟梅桑榆”，等等，等等。

这固然沾带一点搞笑的味道，说明杂文界也不无娱乐，但何尝不能看出他们个个似梁山好汉般，对世上的腐败嫉恶如仇呢?何尝不能看出他们写作手法之殊异，有的“使枪”、有的“挥刀”、有的“甩棍”呢？

稍稍翻阅本书，便可证实上述判断。杂文家运笔的个性，是如此斑斓——曾彦修的厚重，邵燕祥的老到，流沙河的冷峻，黄一龙的犀利，朱铁志的严谨，王乾荣的峭拔，鄢烈山的实诚，宋志坚的练达，陈长林的机智，朱健国的直率，安立志的雅驯，胡展奋的骁猛，侯志川的从容，刘运辉的激昂，乐朋的坚毅，王晖的细密，曹澍的轻快，阮直的乐和，刘齐的诙谐，韩寒的俏皮……

杂文家的光彩，最能体现于同腐败的不共戴天。本书所选舒展、牧惠、瓜田、张心阳、成放、杨学武、苏中杰、孙焕英、高低、陈长林、刘运辉、童大焕、徐百柯、汪强、张雨生诸篇，差不多都是反腐倡廉之作。尤其是王石川那篇《群众已经过河，他们还在摸石头》，振聋聩，启愚顽，字字掬自肺肝。

“摸石头”本是探索真理的身姿，切莫异化为拒绝过河的托词!  四

杂文这活儿，由非杂文界人士来操刀，因为少了一些圈内的套路，多了一些圈外的生活底子，有时反倒新鲜，实在；横看竖看，是从野地里刚掐下的果实，带着几颗露珠。

杂文是生活的“满则溢”，杂文是学问的“满则溢”，杂文是思维的“满则溢”；累积多了，溢出来，溢出来，便是杂文。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些篇章，在书内静静地闪光。它们的作者，有电视台评论员、学者、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画家、导演、出版人，以及官员。他们作品里的原生态，值得杂文家放下架子，好好琢磨，从而在杂文中，减少一点“拿腔拿调”和“没话找话”。

譬如吴冠中的《病妻》，祈求用艺术拯救衰老和苦恼，读得我含泪欲滴。譬如贾樟柯的《在北美遭遇“爱国者”》，所写场面，并非他导演，却也富于戏剧性。譬如潘向黎的《站着还是躺着》，倾吐写书人的甜酸，形象、真切，绝非局外人所能描摹。譬如郝铁川的《更大的成功需要挫折》，在众多检视苏联历史的篇章中，脱颖而出，让人读到一种中国式的老练。

譬如曾荫权的《走出礼宾府》，是一篇开朗得带点阳光的杂文，他以香港特首的地位，带着“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越容易困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体认，加强与市民接触，“感受到大家都乐观了，自信心也回来了，因为市民都愿意和我说笑，也不再吝啬他们的笑容。”

杂文并非总是当官者的对头，杂文的颜色取决于当官者的成色。

五

全国的杂文选本，近年来有刘成信、王芳的“刘王选本”，鄢烈山的“鄢选本”，向继东的“向选本”，王乾荣的“王选本”。以此类推，本书应是“朱选本”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书编选，看重三项指标：批判元素，文学元素，信息量。

批判元素无须赘言。文学元素着重于“文质彬彬”。“杂文要文质彬彬”，是曾彦修老先生的教诲。即使表达愤怒、宣泄火气，也是一副有修养、有文化的样子。书中几篇反话正说的杂文，均含此种质地。另外，魏剑美的《反动派》，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以一个谁也料不到的想法收局——“做做反动派其实也蛮好”；处世洒脱，令人想起魏晋文人之风。游宇明《我跟前人比性情》，文字恬适，气度闲雅，虽然因为处处不如前人潇洒而胸口窝着火。至于黄亚洲以全能型作家的笔力来驾驭杂文，文质彬彬更是不言而喻了。

信息量也是要素。写杂文一怕信息量欠缺，二怕信息量重复。但一些好手，譬如侯志川，写起杂文来，信息既多且新。视野不宽，焉能达标？

此外，对中国当代人物的评点，也是本书看重的。人物有呼吸，有眼神，有叹息，有笑声，贴近读者视角。比如，文化、新闻界的人士，施蛰存、魏巍、马达、刘成信、唐浩明、潘旭澜、浩然、于丹、刘谦等，在本书内都占一席地位。有一天，当我获悉有关线索后，司徒伟智兄立即给我发来一篇，议论的人物，是朱永嘉。

描写人物是小说的使命，评述人物是杂文的职责。

六

杂文的宿命，怂恿着杂文家在深究事理的间隙，对时代作宏大的概括。

因此在本书中，刘运辉概括为“纠结时代”，葛红兵概括为“伪书时代”，朱大可概括为“零年代”，还顺手一指，说即将到来的是“不可捉摸的什年代”，并以同样不可捉摸的心绪，向它送去敬意。

摊到桌面上说，当今的时代依旧是杂文时代，是杂文大有可为的时代。有一种说法：做事要追求价值，而不是价格。撇开经济学的咬嚼，这其实是一种关乎信仰的表述。而杂文没有被五颜六色的价格迷住眼，它追求的是人性的价值，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社会进步的价值。所以，杂文是有信仰的，杂文家乐此不疲的耕耘，正是为了要对得起生身的母亲，可爱的中国。

四月天气，窗外桃红，门前柳绿，心情真好。

201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