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法外(精)/梦路书系》编著者贺卫方。

《逍遥法外(精)/梦路书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最新随笔集

从历史到现实，从身边事到天下事，从法学典故到人文心怀

信手所至，逍遥法外，古道热肠，涉笔成趣。

全书分有“书中景色”、“读史阅世”、“话语千叶”、“士林观望”、“逍遥无地”五辑，分别从时评思考、东西游历、少年追忆和人物学术等角度信手连谈。

《逍遥法外(精)/梦路书系》编著者贺卫方。

《逍遥法外(精)/梦路书系》是贺卫方先生集十年思索而成的最新随笔集。全书分有“书中景色”、“读史阅世”、“话语千叶”、“士林观望”、“逍遥无地”五辑，分别从时评思考、东西游历、少年追忆和人物学术等角度信手连谈。或从社会中来，或从历史中来，或从读书中来，或从思考中来。探讨体制转型困境，直言司法改革困局，揭示专制文化本质，论辩社会学术风气，传递民主自由薪火，开启公民独立思考，游历东西文化感悟，回首世事人生慨叹。无论针砭时弊，讲述人生，信手拈来，文思所至，涉笔成趣，妙语连珠。

辑一 书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东京漫笔

台北访书记

香港访书二记

村上哲见及其《科举の书》

在胡适纪念馆

在英国法的圣殿里

狄更斯论法袍的效用

读《胡适留学日记》

歌德论治国之道

关于“和而不同”

《龙凤之国》

长城之用

萨维尼的矛盾

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辑二 读史阅世

卫三畏与日本开国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会

莫理循三题

容闳差点当律师

国政全凭议院施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

史学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辑三 话语千叶

汉语拼音 文化断桥

说“拔凉”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口说脏话种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语

演讲以及阅读趣味的养成

博客写作及其他

辑四 士林观望

向胡适校长鞠躬

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

拜谒陈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职有权的吴宓？

对知识分子的“优待”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

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学术引用规范与注释体例

对学术研究量化标准说不

走访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大学里的大石头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里

六人

知识人扎堆儿说想象

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辑五 逍遥无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儿”究竟有无底限

“日记门”

一桩难题 一个机遇

“虎照门”与真理的雪崩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红歌之忆

后来，在杂乱无章的读书范围中，我一直保持着对于出版家——以及著名报人——传记的搜集和阅读爱好。张元济、汪原放、张季鸾等出版界和报界的巨子的事迹和精神都令我心驰神往。自己在1986年之所以那么积极地一定要设法创办一份刊物(《比较法研究》季刊)，相当大的动力也是想过编辑瘾。一大堆看上去不修边幅的手稿经过编辑、排版、三次校对、印刷、装订等工序最后变成翰墨飘香的刊物，让我感到兴味无限。把版式设计得更悦目；在书评的标题下用小五号楷体字印上所评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次、页码(包括单独标示所谓“前件”即序言、目录等单独计算的页码)；构思一种更加合理的注释体例；在每期杂志的末尾写一页与正文内容若即若离的编后记；铅印时代为了避免推行倒版，如何在校样上修改时努力争取修改后字数不增不减……那是一件件多么富于成就感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体制容许私人开出版社的话，没准儿研究生毕业后自己真的会开一家出版社，不求规模大，出版一些精印本、毛边书、限量典藏本之类……当然，也许早已经赔得血本无归也未可知呢。

所以，你会知道，当我读到这本兰登书屋创办人和长期掌门人的回忆录全译本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亲近和充满会心不远的感觉。

在1991年三联书店的版本中，作者的名字(Bermett Cerf)被译作“贝内特·塞尔夫”，这个译本译作“瑟夫”，读音应当更靠近原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译本，译者文笔流畅，尽管我没有机会读到原文，但是感觉原作的风格还是得到了认真的体现。例如，遇到某些难以翻译的地方(双关语等)，译者也会老实地告诉读者翻译上的困难。另外，原作中的插图也全部收入，成为真正图文并茂的读物。

这里讲一段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吧。1937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民主国家领导人照例要经常向国民发表演讲，而提出新政国策的罗斯福更是勤于阅读、敏于思考，据说，他演讲中思路清晰、妙语连珠，引得数以万计现场听众全体起立，齐声欢呼。这些演讲连同任职期间的一些重要文件积累多了，当然就有出版的价值。经过激烈竞争，兰登书屋最终获得了出版这种领袖著作的机会。

为了文集，瑟夫和他的搭档克劳弗尔几次拜访总统本人，在白宫，瑟夫甚至还跟总统商量待文集出版后放在办公桌上一套以为广告的推销术。总统宴请他们，跟他们谈起自己的读书经历。罗斯福喜欢藏书，跟讲求出版物品相的兰登书屋老板之间当然是相谈甚欢。

让瑟夫感到意外的是，出版现任总统的文集居然让他大赔血本。五卷本，印数15000套，费尽推销气力，但是书却怎么也卖不动。

“那么，你们在华盛顿卖出多少套了?”在白宫见面，作者问出版家。

“我们卖了三百套。”瑟夫回答。

“呃，假如你在华盛顿卖了三百多套——这里是六十万人口，美国有一亿三千万人口，那么你既然向六十万人卖了三百套……”

这样的算法让出版家瞠目结舌：“总统先生，你这是在开玩笑呐。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华盛顿，所有外交官、政界人士还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华盛顿能够卖这么多。可是在我国其他地方——唉，三年里面我们在密西西比州连一本书都没有卖出过。”

最终，文集只卖出七千套，剩下的一多半堆在仓库里，出版家心急如焚，希望作者能够同意以很低的印刷成本价卖出，这让罗斯福自尊心大受伤害，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过，罗斯福应该知道他的大作销售如此惨淡的原因。事实上，虽然在连任竞选中他以巨大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兰登(纯粹译名巧合，这位当时担任堪萨斯州长的兰登英文名字是Alfred M．Landon)，但是投票似乎并没有显示许多美国人对于罗斯福的真实评价。进入第二任总统任期，罗斯福的民意指数却是每况愈下。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馀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2012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么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馀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馀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馀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著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唯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干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著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赞。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思裕，20世纪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干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日“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么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陇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我觉得人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

——《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唯一价值》

今天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话外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我个人每当回到家乡，或者在他乡遇到胶东人，说起胶东话，心中都会涌动着一种对家乡温馨的情感。如果说热爱家乡还算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感情的话，那么，如果乡音都死去了，我们仿着贺知章的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但是遭遇到的却是——“儿童相见话不懂，国语应答何苦来”。那可真是悲剧呢。

——《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不同哲学指导下的史学家仿佛各自手执点铁成金的魔杖，魔杖所至，世界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人类却终究不能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或者说，没有哪一派历史哲学会变成一种信仰，万物皆备于我，其他各家都是谬误邪说。果真有那样的真理性的信仰体系，那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了。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对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与人格独立；单纯物质待遇方面的优厚，却剥夺其自由，那样的优厚不过是一种羞辱而已。

——《对知识分子的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