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镜子（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一本语言文化类杂文集。作者郑也夫自如出入于语言学、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诸多学科，语言材料随手拈来，从法国大革命对语言的大规模清洗，到“文革”贻害至今的语言烙印；从官腔、黑话、国骂粗口，到长满荆棘的民谣、具有美学意味梦幻般的儿歌等，无远弗届。全书用语言现象折射社会万象，从习语改动窥见世代人心价值变迁，既具独特的学术底蕴，又不乏趣味畅读性，是一部有趣有益的语言新知佳作。

《语镜子（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分两编。第一编是作者郑也夫当年应邀写作的小书《礼语·咒词·官腔·黑话》（1990年完稿，1993年问世）。第二编是写于1992年至2011年的二十年间，与语言问题沾边的文字汇编。

《语镜子（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序：语言，社会的舞动（阿城）/ V

自序：我乃侏儒，它是富矿/VII

编一 礼语·咒词·官腔·黑话/1

语言，活着的历史/3

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6

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10

语言的强制力/14

语言，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17

语言社会学的视角/22

“吃了吗”——民以食为天/23

“好天气”——可望发扬的遗俗/27

“谁？我！”——封闭的社会/29

兄弟伯叔——人伦之秩序/32

“哥儿们”——关系之网/36

“先生”—“同志”—“师傅”——鄙俗化过程/40

学术著作中的“先生”——真理面前的不平等/44

“老张”与“小张”——老人的统治/46

“张老”——势利的恭维/50

“爱人”和“气管炎”——称谓变革与妇女解放/52

“长”字满天飞——官本位的社会/56

“爷”的变迁/60

“棒”——性崇拜之痕迹/63

“他妈的”——移情的心态/70

“撑的”——饿人的文化/74

“新鲜”——保守社会中的咒词/78

“革命”——现状的守护神/82

“红”与“黑”——意识形态的社会/86

“砸烂狗头”——“文革体”语言/90

“劳逸结合”——为尊者讳/96

隐语大泛滥/103

民谣/111

“沙发”、“干部”、“胡萝卜”——外来文化的印记/123

编二 粗口·俗话·联语·儿歌/129

商标与人名/131

仪式语言/133

沟通与误解——语言是双刃剑/135

保护方言/141

关防暴客来/144

“牛逼”不是京骂/148

朗诵的用场/151

语言产生之猜想/154

语言是本能/159

“被”字声中听惊雷/170

“恪”字后面的俗人心理/173

谚语——各说其理/176

儿歌——玩之天性/183

联语——礼之上品/192

参考书目/216

“先生”—“同志”—“师傅”——鄙俗化过程

“先生”、“同志”、“师傅”分别是1949年以前、1949年以来和“文化大革命”后三个历史时期中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称呼语。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等级分明、贵贱有别的社会。同一切类似的社会一样，“敬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流行。虽然在彼此熟悉的社会角色间，相互的称呼随各自地位的尊卑而有别（比如长官与下属、教师与学生、长辈与后辈之间），但在多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公共生活中，服务者用“敬语”称呼一切服务对象。服务者称某顾客为“先生”是不考虑他是否具备“先生”的资格的，正像宋明时代店小二称吃家为“客官”而不必理论他是否真的做“官”。虽然敬语有性别之分，当时对女性顾客多称“太太”、“小姐”，但因当时的公共场合以男性顾客为压倒性多数，所以“先生”是最流行的称谓。

政治革命总是不放过社会语言的，革命家总是企图以新的社会语言营造一种新的氛围。以“同志”代替了“先生”、“老爷”、“太太”、“小姐”、“少爷”这一系列旧称谓并非仅仅发生在革命后的中国。法国大革命中语言的清洗也是异常的猛烈。那里不仅“同志”代替了“先生”，12个月份的名称因取自神灵和历史上暴君的名字而被表现大自然特征的新名“雾月”、“雪月”、“芽月”、“果月”等取代。不幸叫作“Loroy”（含帝王之意）的人更名为“Lol0y”（含宪法之意），基督教的名字“Louis”改为“Brutus”，甚至扑克牌的王（K）和王后（Q）也被共和国的符号代替了（Coser，1968：13章）。但是与法国流产的革命和其短命的语言改造不同的是，中国革命以“同志”彻底取代了“先生”。从1949年至1969年，“同志”成了社会公共生活中唯一流行的称谓（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走进北京的澡堂子我们还会听到旧习难改的老师傅“爷儿们，里面请”的招呼声，但那毕竟不是主流现象），直至60年代末叶，“师傅”的出马才结束了“同志”独霸的局面。

“同志”的本意为志同道合者，如《国语·晋书四》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本是小圈子中的称谓。孙中山遗嘱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声是向同仇敌忾的党人发出的，他们固然希望其党拥有更多的“同志”，但恐并未以为他们所言的同志要兼容每个农民及做小买卖的人。志同道合者是难寻的，因此在小圈子中，特别当其受到外界压迫时，“同志”的称呼是振奋人心的。以后革命成了大规模的运动，革命队伍成了党政军兼容的大营垒，“同志”的称谓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中。直到最后革命胜利了，革命家把他们内部成员间的称谓推广到全国范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年代中，当“同志”取代了“先生”、“太太”时，人们确实感到一股平等的新鲜劲儿。当一个做小买卖的人被称作同志时，也许他会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里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神圣了。但“同志”的泛化并不能消除社会成员间的深刻差异，也不能改变多数人工作的性质和动机：养家糊口。

革命总是长于破坏拙于建设的。与其说革命家推广“同志”称谓是因为他们觉得该词尽善尽美，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先生”、“太太”等称谓深恶痛绝。革命热潮一过，人们就日益感到这一称谓单调、生硬、不亲切，表达不出特定场合中他们企图更多地表达出的一点尊重。其实最先破了“同志”单一模式的恰恰是在“革命队伍”中，在那里下级早已开始用“长”取代“同志”称呼其上司了。但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们找不到一个含有更多尊敬意味的称谓取代“同志”，只好在语气及后面追加“您”这样的字眼上下功夫，长于语言审美的中国民众被限定在这样狭窄的措词选择境地中，真是可怜。

当“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最后一点魅力埋葬后，“同志”的称谓变得更加生硬、冰冷，几乎同喊叫一声“嘿”相差不多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为社会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把工人间的用语“师傅”推向了社会。很快地，这一称谓在社会上风行起来，与“同志”并行，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

“师傅”的风行，固然与该词是工人阶层的习用语、在当时社会中具有当然的合法性相关，但它也确实比“同志”蕴含更多的“尊敬”意味，符合人们的需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傅”的第一个意思是：教导、辅佐帝王或王子的人。师与傅合在一起，自然还是含有“教导、传授本领的人”的意思。大众并不懂得古汉语，但他们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师傅”是与“徒弟”对应的的词汇，在工厂中“师傅”是一种尊称。事实上中国大众和底层的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尊重人的习惯，他们要比掌权者具备多得多的“人情味”。于是在官办文化推行的“同志”乏味后，人们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选择。选择了“师傅”既是因为审美上的尊重意味，也是为着实际需要的。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向陌生人问路，请服务人员效力总该客气些，而“同志”失去了表示客气的功能。语言选择中，审美与实用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先生”与“师傅”均系尊称，因此“同志”向“师傅”的转换体现了社会心理上强调“尊敬、客气”的倾向的微弱回升，含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但另一方面，“先生”指教师、读书人，而“师傅”是有技艺的工人，社会“尊称”从“先生”向“师傅”的转换表征着一种巨大的逆转：劳心者的社会地位正让位于劳力者，一向支配社会的精英文化正让位于大众的鄙俗文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几十年，见微知著的先觉思想家伏尔泰就洞察到了这种苗头，他说：“可悲，在语言问题上，正如在别的更重要的习惯上一样，竟由平民领导着一个国家的头面人物。”（拉法格，1936：5）而把平民文化全面推上社会舞台的，是贵族文化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

今天，同被革命废弃掉的很多东西一道，“先生”的称谓也在一定范围中复活了。它与“同志”、“师傅”一起调制成了变迁时期的“鸡尾酒”。

P40-43

我乃侏儒，它是富矿

本书分两编。第一编是当年应邀写作的小书《礼语·咒词·官腔·黑话》（1990年完稿，1993年问世）。第二编是写于1992年至2011年的二十年间，与语言问题沾边的文字汇编。只有最后三篇是为充实本书特写，念头却是早有。

我从来不拘泥于学科划分，我认为划分仅比不划分稍好一点。一个当事者大可不必画地为牢，将自己视为领地中人。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上看，我都觉得如此，也愿意做自由人，而非什么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我不觉得被如此称呼是荣耀，而以为是精致的镣铐，但划分久已成形，同仁们各就各位。于是笔者现实一点的建议是，领地设置或有其道理，个人却尽可以随兴穿越。所谓领地设置的理由便是视角的不同、主旨的差异、交流的便利。

我是个异类，所谓“跳出三界外”。其实我并没有完全跳出，只是心态上不隶属于任何一位领主。我关于语言的写作始于1990年，批量地阅读生物学著作始于1997年。语言学中有个分支：社会语言学。无独有偶，生物学中也有对应的分支：社会生物学。我说过多次，干的不是社会语言学，不是社会生物学，而是语言社会学，生物社会学。这么说好像不能自圆其说，既然不看好领地划分，何必这么在乎界标呢？我最不在乎标签，但必须说，我的主旨是认识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我对语言学和生物学的阅读，都远不限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生物学，我是尽可能汲取这两大学科而不是其两小分支的知识营养，来解释人的行为方式。一个主旨在此且没有深厚的生物学和语言学知识的人，不敢说自己在研究生物学或语言学。

生物学和语言学是认识人类的两大利器。离开了它们，侈谈认识人类，实为盲人瞎马、孤家寡人。举个例子，怎样理解直系亲属通婚的禁忌。学者们的争论尽管热闹，但是远古时代近亲通婚的事实究竟如何，似乎是彻底湮没了，唯生物学家给了我们惊人的发现。2010年2月埃及文物委员会公布了举世震惊的、对16具疑为亲属的木乃伊的DNA检测结果。据结果显示，图坦卡蒙的父亲是阿肯那顿，其母竟然是自己的姑姑、父亲的姐姐。阿肯那顿有两个妻子，一个生了6个女儿，一个生了1个女儿。可能因为没有儿子，他与姐姐交媾，生下了图坦卡蒙。或许是近亲通婚使然，图坦卡蒙脊柱畸形，跛足，患科勒氏症、疟原虫病。不可思议的是，图坦卡蒙的妻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姐。近年来人类学家日益享有一个共识，一个屋檐下成长起来的异性彼此缺乏性吸引力。因此禁忌不是悖逆，而是加强本能，以保护社会关系中的秩序。图坦卡蒙家世的澄清无疑在挑战这一判定。或许是权力与财富不外流的企图，导致了皇族中发生了比常人更多的近亲通婚。而这一子文化也导致了皇族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衰落。这虽然不是大面积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事实，但它足以挑战我们的成见，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语言与基因在此点上颇为相似，其中沉淀着过往的事实，很多信息全然不见史册。我们本以为永远也无从打捞了，而今方知我们还有一个，不对，有两个尘封至今的数据库：一个是基因，另一个是语言。关于语言，为免重复，就不举例了，拙作的正文再三再四地论证着这一命题。当然，因学力所限，我的论证充其量是证实这一富矿的存在，全面的开采，不是侏儒似我者所能胜任于万一。

本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但你就是卖点心，也要给买主一个纸袋吧。自制点心既不名贵，纸袋也该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