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两千年来笼罩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神秘面纱作了某种原创性地揭晓。全书以中国家庭为横坐标，以中国历史为纵坐标，从政治、宗教和文学等各个方面作出以点带面的全景式分析。全书记录客观翔实，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74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该年5月，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论坛《原样》(Tel Quel)的一员，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RolandBmlhes)、菲利普·索列尔(PhilippeSollers)以及《原样》杂志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等人对中国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产生了大批的相关著述。克里斯蒂娃应法国妇女出版社之约，当年就发表了这本纪实游记。

在本书中，克里斯蒂娃对两千年来笼罩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神秘面纱作了某种原创性地揭晓。她凭借在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等人文学科理论上的广博知识，抓住母性和性别差异的主题，以中国家庭为横坐标，以中国历史为纵坐标，从政治、宗教和文学等各个方面作出以点带面的全景式分析。全书理论性强，由于众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使得本书较为艰涩难懂，本书的论述立场也曾受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女性主义作家的质疑，在有关殖民主义理论、身份和统一性等等问题的讨论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由于客观翔实的记录部分，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再版序言 这就是中国

初版序言

第一部分 来自这一边

 第一章 谁在说话？

 第二章 性别战争

 第三章 圣言的处女

 第四章 在时间之外

 第五章 不愿意存在的我

第二部分 中国母亲

 第一章 身处中心的母亲

 第二章 儒教——食女人者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

 第四章 政党与妇女

 第五章 《婚姻法》(1950年)。民主与爱情。身处指挥部的女人们

 第六章 采访

 第七章 历经新生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条

译后记

当坐在打字机前，试图写下我的中国经历时，我的脑海中不断萦绕着一个特别的场面。它使我每每敲击键盘时都犹豫不决，同时又激发着我。我无法对它视而不见，我力图使它在每一页都清晰可见，它就是以下旅程见闻中的关键。

有一天，我们驾车来到离六朝古都西安40公里开外的一个县城——户县。那天光照比较强烈，途经一条被烤得炙热的公路时，我们沿途看到一些戴宽边竹帽的农民，有几个无人看管的小孩，正在静静地玩耍，还有一辆柩车，旁边簇拥着两队男人，肩上扛着平行的杆子。到达目的地时，按计划我们去看广场边一个建筑物里的农民油画展，我们注意到，全村的人都来到广场上了。他们呆在阳光底下，默默地等着我们，一动不动。他们眼神平静，甚至没有好奇，但有些稍微流露的愉快和渴望，极具穿透力，看得我们几近透明。很明显，这种眼神是属于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群体。他们不去辨认我们是男是女、金发还是褐发、年轻还是年老、脸或身体的这个或那个特征。他们仿佛只是遇见了一些古怪无害但是荒诞的动物，这些动物没有侵略性，好像来自另一个时空。“这个种族，他们把我们看成另一个人种了”，我们中有人说。翻译说：“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村子的外国人。”他对我们的反应总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像在纽约或者巴格达那样，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类人猿，一个火星人，一个他者。三小时后当展览厅的大门打开让我们的车子驶入时，他们仍然站在那儿，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愉快的或渴望的——眼神平静而锐利，表情疏离、一言不发，使我们不知不觉又退回到我们的“陌异性”(etrangete)里。

田野人类学家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你是一个不同的人种”。但是，对于来到中国的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震惊，这种震惊来自一个既不异域也不“原始”的社会，和任何“原始思维”也没有什么联系；相反，它来自我们所谓的“现代民族”，它提出了“现代问题”，其中还极易辨识出一些在我们看来落伍的或者令人不安的东西，即某种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东西——东欧制度。在这块土地上我不迷惑，因为至少我在那些红卫兵那里，看到了自己在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时期度过的少年时光，也唤醒了我对自己亚裔先人的记忆。这个国度是一个轻松跨进了现代世界的发达文明，却还保留着一种任何异国情调都无法调补的特殊逻辑，因此有一种陌异感长存其中。

我认为，今天中国革命的作用——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就在于在我们关于男人或历史的普遍观念之中，使我们得以穿过这一缺口(“这里有他者”)。如果对这个缺口视而不见，那也没必要去中国。显然有人发现了解决方法：其一，他们通过塑造“保卫我们”的中国，来填补这个深渊(在我们西方，如果有人证实中国人在模仿、反对或者忽略我们，我们就有了一项或革命或修正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事业，这一事业还将得到巩固)；其二，或者塑造“反对他们”的中国(即反对那些恶意歪曲中国的人们，这些人想迫使中国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是服务于“我们的”)。塑造的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的老斗士深谙其道。这一解决之道可对他人提供服务或压制，但它总是促使发现“他者”的这一机会丧失；对他者的发现，带来了机会去追问那些几乎难以察觉却令人不安的、此时此地的新问题，但我们总是丧失这些机会。

试图去勾勒所有的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社会的轮廓，确定户县农民们那种复杂凝视的含义，那不是我的目标，也是无用的。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做，除了回应我的目光，对于他们，我也不敢表达出所谓普遍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或虚假的殖民文明。这里，我要突出的是形成我们和户县人之间鸿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方面——中国妇女、中国家庭的传统以及当前的革命。我如此选择，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我的印象中，诸位专家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近况证实，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和家庭的角色都具有特殊意义，而这为尊崇一神教的西方所不解。因此，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也就是尝试着理解导致它独特的根源，即试图理解我们在户县产生的疏远感。如果我们对女人，对她们的状况和差异性不敏感，我们就会错过中国。那也就没必要对中国感兴趣，我们将走在人前，无法聆听背后户县广场上的沉默；即便最好的情况，有人注意到了这种沉默，充其量也只会觉得麻木、苦恼或者难过，选择永远地与他们隔绝，努力遗忘他们，最终，得以凭同样的方式遗忘整个中国，或者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理解整个中国。

P3-5

这些笔记算不上一本书。这只是我于1974年出访中国时，由所激发的问题写出的一本纪实游记。对它的阅读，尤其应该联系到一个黑色大陆，是它促使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困惑，这个大陆的沉默和意愿保证了它的统一，它就是女人。面对这些中国妇女，在我试图处理这些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时，这些笔记写就了。这确实就是我如此匆忙写就的原因。

全文记下的是那些清晰的速写、信息群和走马观花的印象：此时我无始无终地陷入离题的讨论中，是为了探索思维的新领地，而非提供解决方案。这本书算不上博学之作，也不是主观的随笔，它还有待改进。除了对有关女性或中国的研究发展似乎有我的一份功劳抱有怀疑之外，如果说这本书证实了某种谨慎的说法，那么它就还算小有贡献了。

众多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本书的思考。为此我在书末增补了一个基本的参考书目。尤其感谢Liang Paitchin小姐和Janin-Hua Changming女士提供的观点和批评。

文章中出现的中国名字用音标标注，除了少量的著名成语外，都遵循中国当前使用的音标方法和对外汉语教学标准。

本书的翻译缘起于我在阅读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作品及其相关论述中产生的困惑和惊奇。我困惑于为什么这本书会受到第三世界的女性批评家如此多的非议，包括斯皮瓦克、郑明和乃至一些国内批评者；我也惊奇于这位多产的欧洲学者对中国图像所做的有趣分析和独特贡献。在本书中，她坚守自己的流放者身份，对中国的想象是为了打开西方论述的缺口，“中国”(包括道教)似乎是打破西方思想封闭性的泉源，而不想要以西方想象来塑造东方；她试图以中国之镜来审视西方的政权和意识形态，并对东欧体制的倒塌进行反思。尽管克里斯带娃作为西方女性学者，是以西方论述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也因此在塑造中国时不免带来“他者”的某种歪曲的嫌疑。在再版序言中，她作了明确的回答：“这次中国之行，使我对自己着手汉学研究的能力产生了困惑和怀疑……这一介绍可能就是一种博学的工作，要么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评价它们的现实”。所以，我们也无需对之苛求，她只是选取了另一种视角而已。

由于作者在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汉学等理论的间隙穿梭，使得一本本应该写成流畅、有趣的纪实游记，多少有些晦涩难读，使得本书的翻译成为一件漫长而艰苦的事情。翻译中不免出现的种种疏漏，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对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版本和相关资料作简单说明。

一、本书是根据《Des Chinoises》(Patlvert，2001)版本译出，原版1974年由法国妇女出版社(Des Femmes)出版，同时参照了由阿妮塔·贝罗斯(Anita Bar·rOWS)翻译的英译本(About Chinese women，Marion Boyars，1986)。

二、本书的翻译工作需要感谢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高宣扬教授，是他给我开启了通往优美深邃的法国思想之路。是他为此书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教授取得联系，并为我提供了和作者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并获得她给我的亲笔题词，这些都给予了我翻译此书极大的支持和勇气。感谢远在巴黎求学的师兄邓刚和李成季，他们对我的初稿做了详尽的校订；感谢刘铭，为本书中出现的大量专名进行了订正。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我的导师张闳教授和张念老师也给予了珍贵的指导。在此致谢。

最后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方红玫女士，没有她为此书付出的心血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本书的及时出版也是不可能的。

译者

2009年1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