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我们于1835-1836年又发现古伯察任埃斯吉尔小修院五年级的拉丁语教师，他自己同时也继续完成其神学学业。伊札克先生确实充分信任古伯察先生的能力及其对学习的酷爱，从而赋予了他这项任务，又不因此而冒险影响其神职人员的修养。
但古伯察并不喜欢教学。这至少是人们可以从他于1836年向其父母报告突然转向的事件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当然，他始终希望自我献身于上帝，但这不是作为教区的神职人员。他希望进入味增爵的宗教家庭，以便出发赴传教区去工作。
因此，这种分手比预想得更要彻底。其父母屈从了。伊札克生于1836年8月16日和21日，向自己实际上是在10年来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人，签发了一份证书和一封推荐信，它们会为他敞开遣使会初修院的大门。其中仅仅涉及青年人那“无可挑剔的行为”，“尤其是他近期的虔诚和表率行为”。
为了从图鲁兹前往巴黎，1836年的最便捷手段，便是乘公共马车或驿车。法国的普通运输行业机构——拉菲特(Laffitte)、加雅尔(Daillard)以及运输公司，都设立在巴黎，坐落在圣徒一尊者(Saint-Honore)大街130号，它们与坐落在胜利圣母院(Notrc-Danne-des-Victoires)的皇家运输行业相竞争。这已经是竞争谁跑得最快，同时又为其旅客提供最大的舒适了。
古伯察通过拉菲特、加雅尔和运输公司的系统旅行，它们承担着每两天自图鲁兹驶出一班马车的发车。旅客们要于晚上8时离开该城，旅程总共182法里(Lieue，约800千米)，途经蒙他板、卡奥尔(cahors)、利摩日(Limoges)和夏托鲁(Chateauraux)，在“旅途中”，共用四天半的时间。换言之，人们要日夜乘车旅行，仅在每站换驿车的马车夫和套车的牲口，一般是五匹马拉的车。
驿站公共马车车厢中共乘15位左右的旅客，根据他们支付的价格，共分为3个小车厢。前车厢位于马车的最前面，容纳3名并排坐的人；中部车厢共有6名乘客(面对面的两条长凳)，后车厢是半圆形后座车厢，同样也乘坐6人．车夫坐在前车厢上部的顶层，有时恰恰在他的后面，于后排座位之上，多接受3名乘客。行李与包裹被堆在车顶上，位于长板凳上方，上面覆盖着篷布。
人们普遍认为，最艰难的是在中部车厢与后车厢中过夜，那里的长凳子摆得彼此很近，未留下任何能够伸开腿的空间。此外还有打鼾者和聊天者、不拘礼节的人……不干净的人，他们一直在骚扰着邻居。
修院学生古伯察正是在这种装备的处境中经历了他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他于9月30日星期五晚上，告别了他那可爱的“玫瑰城”、朱庇特神殿和他热爱的所有人，于lO月5日星期三清晨，敲响了巴黎塞夫勒(Savres)大街95号的大门。他筋疲力尽，腰酸背疼。一名充满着欢乐的心情、热情洋溢和富于勇敢精神的南方孩子，尚不知道他在接触那灰色的首都时，会经受怎样的震撼，也不熟悉圣一辣匝禄教堂的这些先生们的思想，在开始时该会使他感到多么严峻!
古伯察准备加入的遣使会之最早会舍与其初修院(或者叫“寄宿生修院”)，均位于塞纳河的左岸，原洛尔日(Lorges)旅馆的地方，它们至今仍位于那里。
它们的这种定居却只会上溯到从1817年起。两个世纪之前，当皇家战船上的原任指导神甫“味增爵先生”创建了司铎会，有人向他奉献了右岸的一座旧麻风病医院作为会址，这就是圣一辣匝禄修院，其修会一直在那里维持到1790年遭驱逐和被没收为止。对味增爵先生的司铎们的称呼“辣匝禄会士”的名称，一直延存下来了，完全如同许多人仍将塞夫勒大街的房子称为“圣一辣匝禄”一样。
19世纪的辣匝禄会士的特别使命也相对较新异。
P10-11
自19世纪中叶后来华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中，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c Huc，1813—1860年)穿越整个中国的长途旅行，最具传奇性和神话色彩。他与其会长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一1853年)，受遣使会主教孟振生(Joseph Manial Moulv．1807一1868年)的派遣， 自1839年8月入华，于1841年2月20日离开澳门，并于同年6月17日到达当时法国在华传教区的所在地一一北直隶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內)，后经过热河、蒙古数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历时18个月的艰苦旅行，最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西藏拉萨。他们在拉萨居留了近两个月，清朝驻藏大臣琦善经上奏朝廷获准后，将他们驱逐出藏。古伯察一行于1846年6月初到达西康首府打箭炉(康足)，然后又经四川、湖北、江西等省，于1846年9月末到达广州，最终于同年10月中旬再次到达澳门， 由此而完成了1841一1846年间的这次艰苦的环中国旅行。
古伯察等人的这次旅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法外交交涉，是19世纪中叶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件大事。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的环中国旅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法外交交涉，都发生在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外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此时的中法双方的地位与利玛窦时代大相径庭，但与1900年时的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时代也大不相同。中西两种文化已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地位，但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一一天主教在中国尚不能畅行无阻地传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正处在一个急剧的转型期。西方列强正想使中国彻底殖民地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顽强地抵抗。中国从一个独立强国，正在急转直下地向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深渊滑去，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仍能够阻止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因此，这场外交交涉并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纠纷，更是两种文化的一大冲突。中国近代的落后和衰败，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而且更多的是表现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不加分别地排斥外来文化和顽固地闭关自守，并非是爱国和救国之道；敞开大门，一切都全盘西化，更是饮鸩止渴。总之，中国在19世纪上半叶，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大潮流和“一体化”的机会，从而才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雅克玲．泰夫奈(Jacquelinc Thevenet)夫人的这本《西来的喇嘛》，简明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古伯察与秦噶哔的环中国大旅行。译者于1999年访问法国，与作者见面时，她非常高兴能将此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雅克玲夫人原来长期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室工作，是法国很有权威的一名蒙古史学家。她于1992年搜集了古伯察发自中国(主要是蒙古地区)的八封书简和向法国政府提交的申诉书，取名为《谁还在想着鞑靼地区?》出版。
译者曾翻译出版过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再版)。译者也发表过有关古伯察的几篇论文。译者早就有意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西来的喇嘛》，经过半年的努力，总算完成了。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及吴兵先生对初版的支持。向许多帮助过译者的师友们致谢。2015年，译者有意重版此书，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的支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陈其伟、林冕的努力付出。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从开吕斯到勒阿弗尔
第二章 从勒阿弗尔到澳门
第三章 从澳门到万里长城
第四章 居留蒙古的日子
第五章 从鞑靼地区到西藏
第六章 在拉萨的居住
第七章 返回澳门
第八章 古伯察在华的最后岁月
第九章 恢复活力
第十章 古伯察先生的档案文献
一、古伯察神父被中国驱逐与中法外交交涉档案
二、秦噶哔和古伯察向法国政府提出的申诉状
三、法国领事与古伯察
第十一章 秦噶哔著《1846年的中国形势》
目光敏锐与精力充沛的人
一、巨大的努力与渺小的成果
二、阻止福音在亚洲民族中发展的真正原因
三、传教士之间的争执
四、争论的缘起
五、传教区收获甚微的第二种原因
六、传教区收效甚微的第三种原因
七、论什么人最善于为外国传教事业工作
八、对归化一个民族所需时间的反思
九、对基督教习惯于在一个民族中立足方式的反思
十、讲道与培养土著神职人员
十一、教廷传信部致大主教、主教、宗座代牧主教和传教区其他长上们的训令
参考资料
译后记
码头沉没在薄雾之中，晨曦迟迟不肯升起。几个搬运脚夫推着小车直到大船的前面，尚无人领取的行李包被撂在地上。寂沉中的小船，于水面上轻轻摇曳，等待着人们去唤醒它们。
勒阿弗尔(Le Havre)于1839年3月5日星期二的这个早上，也屏住了呼吸，以等待在几个小时内将出现的热闹场面。
三个穿黑袍的人影走出了舍瓦里耶(Chevallier)大街，在朗布拉尔迪(Lamblardie)码头上来回踱步。这可能是二名司铎，他们刚刚在圣一弗朗索瓦(Saint-Frangois)教堂做完弥撒。
随着他们的逐渐接近，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分辨出了这几个不寻常散步人的身体轮廓。他们都非常年轻。三个人中的最年幼者，虽然肌肉丰满而结实，但面色无光泽，从大圆帽下露出来的黑色鬈发酷似一个帮主(团伙的头目)。他最为饶舌，讲话最多，而且还带有大量的手势，在话音中夹杂着大笑声。这应该是一个南方人。
他向其他人解释说，出行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好事。正如所有那些大量拥向勒阿弗尔，以向美洲迁居的北欧人一样，其祖父让．于克也于某一日出海，前往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
此外，其父雅克一弗朗索瓦便是诞生于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法国在南美的属地)，现居图鲁兹。古伯察(额窪理斯塔，Evariste)向其两位教友解释说：对于我来说，出海便是去重新寻找我们的根。我祖父是格林纳达(La Grenade)总管，我父亲是安的列斯群岛的原任王室主管，我在中国将为基督做些什业。但人们还可以投宿于当地居民家中，我们的三位遣使会士于前一夜下榻于一位批发商勒格罗的府邸，此人的府邸在迪瓦尔街，处于大码头21号与23号之间，已经是外港区的边缘了。他们非常激动，带有焦虑色彩的兴奋该有多么大啊!他们在巴黎城内修院大墙之间度过数年的封闭和平静的生活之后，突然间却要投身于远东传教区的冒险生涯中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1839年3月5日的这个清晨，额窪理斯塔、安德烈和路易，或者我们按当时习惯而分别称呼他们古伯察先生、普里瓦先生和沃特里兰修士，他们非常自豪地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溜达，以求从中辨认出船坞锚地中的某个人，他们的双桅横帆船一一阿代玛号明天即将起锚而驶向澳门。
对于这三个人来说，明天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即他们凭着年轻的热情而选择的新生活。但他们尚不知道，这种生活于将来的某一天，是否会如同随大海中的狂风而飘扬的风帆一样，为维持其基本航向而必须调转船头。么事呢?
这样看来，这三个青年都要出发赴中国了。他们属于被称为拉匝禄会士们(Iazariste)的遣使会，该修会于17世纪由圣者味增爵(Vincent dc Paul)创立。他们之中的两位刚刚被晋铎。其中古伯察很快年满26岁，出生于开吕斯(Caylus)，位于塔恩一加龙省；安德烈．普里瓦，当时25岁，出生于罗纳省(RhSne)的吉沃尔(Givors)；第三个人是一名助理修士而非司铎，即路易．沃德里兰，31岁，出生于上马恩-省(IIaute．Marnc)的维里埃一昂一里厄。
他们经过20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路程，匆匆忙忙地赶到巴黎。但进入勒阿弗尔城则更为劳累，安古维尔(Angouville)城的城门口非常拥挤，交通阻塞，夹在城墙之间的这个弹丸之地人如潮涌。在不殃及其周围的附属城镇的条件下，根本无法拆除其城墙。
16世纪的小小“圣城勒阿弗尔”确实以神奇的方式发展起来了，首先是作为战争港口，然后是作为贸易商港，特别是自1717年的王诰允许与安的列斯群岛进行贸易后更是如此。在鲁瓦河(Roy)故道流域之外，又从中加入了两个锚地，也就是科梅西(Commerce)和拉巴尔河(La Barre)锚地。它们于1820年开埠，但已不足以满足港口那欣欣向荣的贸易需要了。巨型三桅捕鲸船从奥古斯坦一诺曼底的船坞直接驶出，载客蒸汽轮船连接起了下诺曼底和不列塔尼港口，那里还有驶往南安普敦(Southampton)或利物浦(Liverp001)的定期航线的航船，自1822年起又开始驶往纽约。
该城市未随港口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它有2万名居民，尚且不包括携带其箱包和篮筐、布袋和酒桶、珍贵表盒与首饰盒的外来移民和商贾。您想在哪里安置这一大群人呢?他们始终都出于安全考虑，而于预定的登船日期之前数天必须到达该城。
按照公证事务所、海事保险公司和外国领事馆的模式，作为当地利益和繁荣的见证物，大量旅店都如同中了魔法一般的开门营业。但人们还可以投宿于当地居民家中，我们的三位遣使会士于前一夜下榻于一位批发商勒格罗的府邸，此人的府邸在迪瓦尔街，处于大码头21号与23号之间，已经是外港区的边缘了。他们非常激动，带有焦虑色彩的兴奋该有多么大啊!他们在巴黎城内修院大墙之间度过数年的封闭和平静的生活之后，突然间却要投身于远东传教区的冒险生涯中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1839年3月5日的这个清晨，额窪理斯塔、安德烈和路易，或者我们按当时习惯而分别称呼他们古伯察先生、普里瓦先生和沃特里兰修士，他们非常自豪地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溜达，以求从中辨认出船坞锚地中的某个人，他们的双桅横帆船一一阿代玛号明天即将起锚而驶向澳门。
对于这三个人来说，明天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即他们凭着年轻的热情而选择的新生活。但他们尚不知道，这种生活于将来的某一天，是否会如同随大海中的狂风而飘扬的风帆一样，为维持其基本航向而必须调转船头。
《西来的喇嘛》作者雅克玲·泰夫奈为法国学者、蒙古史学家雅克玲·泰夫奈。本书简明而全面地介绍了古伯察与秦噶哔的环中国大旅行。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法外交交涉，都发生在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外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这次旅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法外交交涉，是19世纪中叶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法国遗使会士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法外交交涉，都发生在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外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此时的中法双方的地位与利玛窦时代大相径庭，但与1990年时的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时代也大不相同。
《西来的喇嘛》由雅克玲·泰夫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