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是纪念朝鲜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作。朝鲜战争权威作家叶雨蒙经典巨著；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获奖作品。五次战役百万大军突破临津江，战局剧变胜败得失待一一评说。本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不甘失败，调集了六万精锐部队，发动了残酷的“金化攻势”。

叶雨蒙编著的《血雨》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不甘失败，调集了六万精锐部队，发动了残酷的“金化攻势”。在仅有四平方公里的战区内，敌我双方共投入十万余人。战斗程度之激烈，在朝鲜战史和世界战史上均属罕见。双方死伤近四万人，战区内几乎无一具完整的尸体。我志愿军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赢得了朝鲜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即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血雨》为“朝鲜战争全景纪实”第四部。

序篇

第一章 这次“摊牌行动”的贸然发起，等于给作战双方的士兵开启了一道死亡闸门

 一 王近山的舞步

 二 范弗里特“摊牌”

第二章 也许是双方“积怨”已久，开战第一天炮火就铺天盖地，有如火山喷发

 一 两个高地

 二 决不后退

第三章 师长崔建功说，打剩下一个营我当营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

 一 遍地英雄

 二 堵枪眼的人

第四章 哦，那闻所未闻的坑道日月，令后人从此羞谈苦难

 一 坑道保卫战

 二 穴居难

 三 尿茶不够喝

第五章 这些嘈杂的呼喊和口号扫除了士兵们残留心头的胆怯，他们身上热血涌动，迈开大步紧跟着队伍

 一 增援的师、团

 二 用将不如激将

 三 复仇的准备

第六章 王近山把十二军拿上去，把李德生拿上去足见下定了决心，押足了筹码

 一 大炮欢歌

 二 和平大门

 三 点将李德生

第七章 那截胳膊在炮火中从主人的躯干上分离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

 一 垒尸

 二 飞来的断臂

 三 幸存者

第八章 当士兵们躲避如雨的弹片，一尺一尺地爬上阵地攻击敌人时，任何高明的战役部署和战术指导都黯然失色

 一 “我是证人”

 二 没有最后的晚餐

 三 残酷的误会

 四 司令员的踌躇

第九章 谁若试图在勇敢作战之外寻找生存的机会往往把自己送上不光彩的死亡之路

 一 仓促上阵

 二 提前攻击

 三 不幸的指挥员

 四 自伤者

第十章 死去的人们再不会计较什么了，牺牲者捐弃了生命就捐弃了一切

 一 “大活埋”

 二 改变战法

 三 永远的遗憾

 尾声 这意味着，不算两万四千名负伤者，上甘岭作战区域内，平均每平方米就有三点二个人阵亡

 附录

 一 《韩国战争史》有关史料（摘录）

 二 韩国军队参战者证言（摘录）

 三 西方通信社对此战的报道（节录）

后记

二范弗里特“摊牌"

与王近山不同的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上将则很清楚自己的军旅生涯即将结束了。再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位资历颇深的老军人行将退役。在即将离开朝鲜的为数不多的时日里，他思考最多的是怎样能漂漂亮亮按自己的心愿打一个好仗，给自己那虽不很辉煌但也颇具特色的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十月十三日上午十点多，范弗里特从汉城第八集团军指挥所乘坐直升飞机来到金化南边的美第九军视察。美九军的军长詹金斯少将等人从停机坪将范弗里特一行人迎进一间会议厅。

“詹金斯少将，我想，我应该提前说一句恭贺你的话了？”范弗里特在座位上坐下，不慌不忙地说。“前不久，陆军总长柯林斯从美国来到朝鲜的时候，曾对我提到，关于你晋升中将的提议，陆军方面已按程序予以通过上报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要不了多久，你的军帽上就可以增加一颗星了，我的将军！”

“谢谢您，将军，我很愿意您说的这些话会成为事实。”詹金斯笑答，“不过，我想等到它成为事实以后再庆贺也不晚。”

“我希望我能等到那一天，”范弗里特说，“你知道，我的路已快走到头了，而你的路程正在加速行进当中……你大概知道，九月三十号，《纽约时报》披露了一条消息，说国防部决定要将我调任……”

“会调您上哪里呢？上欧洲盟军总部，还是……”詹金斯疑惑地说，“或许只是一条未加证实的猜测性消息。”

“我他妈哪里也不去，明年一月二月间我就该退役了，我也无意再延长我的服役期……我就在朝鲜打两个月，打到退役回家！”范弗里特讲到这里，又强调说，“我已同柯林斯谈了，他对我的想法不置可否，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那就说明他默许了……”但每次推荐书送到马歇尔那都被毫不犹豫地否决。马歇尔认为这个被推荐为陆军准将的范弗里特就是以前贝宁堡步兵学校的教官。

直到一九四三年初，范弗里特才开始稍稍转运了。那时候，柯林斯到英国出任美国第七军的指挥官，而范弗里特则在第七军团属下的第四步兵师的突击团当团长。范弗里特曾因作战有功而获得三枚铜十字英勇勋章和一枚英国勋章。在柯林斯视察范弗里特的团队时，军纪肃整的团队和老同学的勤勉努力都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之后，柯斯林去游说集团军群司令官布菜德雷：他问布莱德雷，有没有忘掉当年西点军校橄榄球场上的名星范弗里特？他与你是同一届的校友，却在你的属下当一名小小的团长。“让范弗里特做团的指挥官，实在是浪费他的才能，他应该指挥一个师。”柯林斯向布莱德雷建议。布莱德雷说：“他在你的军团，你就看着办吧！”柯林斯的目的达到了，他对布菜德雷说，如果范弗里特在向德国本土的进攻作战中干得不坏，那么我将立刻推荐他为陆军准将。

果然，在柯林斯的提携下，范弗里特很快被提升为第九十步兵师的指挥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范弗里特已经成为一个军的指挥官了。由于范弗里特在作战上的特点，他在美国军界被称为“山地战专家”。

因此，当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之职后，身为陆军参谋长的柯林斯便把范弗里特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第一人选，而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份推荐他到朝鲜就任。范弗里特上任之始，就遇到中朝军队发动猛烈的春季攻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压力下，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差不多二十英里”，“范弗里特第一次经历了一个南韩师在受到攻击之后分崩离析的场面。”

这以后不久，停战谈判开始，双方战线趋于稳定，对峙形势基本形成。范弗里特不满于这种军事上的无所作为。这位刚由中将晋升为上将军阶的“山地战专家”，很想在他服役的最后一年中有所建树，因而一再地制订出进攻计划，却总是得不到实行。进入一九五二年后，在二月份，范弗里特曾试图于四月份发起春季攻势，拟定了“大棒”和“还乡”等有限进攻计划，但由于李奇微上将的反对而被否决。四月一日，范弗里特为实现初衷，又制订“筷子六”和“筷子十六”两个作战方案决定付诸实施。结果，前一个方案被李奇微以“从地形上看不利于防御”的理由否决；后一个方案则由于战俘谈判问题，而无限期被推迟。这以后不久，由于北约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被内定为共和党下届美国总统候选人而辞去现职，他的北约盟军总司令职务被李奇微接任，这样，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位置又由美国本土地面军司令官克拉克上将接任。克拉克接替了李奇微后，使范弗里特感到有了希望。他从五月中旬开始，着重进行阵地的改善，接着于六月十日提出一项建议：“在美第九军正面以韩国军队发起攻势，推进玉平康以北新的阵地，以全部控制铁三角地区。”范弗里特陈说道：“这样做，可以获取有关敌阵地编成的新情报；破坏敌人的补给和储备物资，还给美军火力与韩军山地机动力以相配合的机会，取得协同作战经验。”

然而，克拉克上将将这项建议拖了半个月后给以断然否决。其理由是：“第一，有可能给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带来不利影响；P10-15

一九五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筹备摄制影片《上甘岭》的时候，曾经通过总政治部，要求上甘岭参战部队选派一名军事顾问。后来，这项工作交给了十五军一三四团二营副教导员赵毛臣。在上甘岭作战时，赵毛臣是一三四团四连的指导员，他的连队伤亡很大：“全连二百多人，剩四个人下来，其他都是死的死、伤的伤。”赵毛臣便是那完整存活的四个人中的一个。刚刚从残酷的朝鲜战场回国，赵毛臣没有想到幸存下来的他会和拍电影有什么关系。“当时，师里来电话，说总政通知我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我问去干什么？回答说，不知道，反正是执行任务，去了就知道了。”

于是，赵毛臣坐火车，从部队驻地赶到长春，一路打听，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却被看大门的拦住了——

“看门的问我，你找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找谁，是组织上叫我来执行任务的。他说，你不知道找谁，我不能放你进去呀！我说，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走吧！他说，你既来了，就住招待所等一等，我给你问一问。我就在招待所随便住下了，等着他问的结果。第二天，导演沙蒙才知道我来了，听说他把摄制组的剧务狠批了一顿，让剧务弄车把我接到长影小白楼住。”

导演沙蒙在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曾经去朝鲜战场，在十五军四十五师生活、采访过一段时间，和特等功臣赵毛臣交谈过不止一次。熟人见面，分外亲热。

沙蒙问赵毛臣：知道让你来干什么吗？

赵毛臣说：不知道。

沙蒙说：叫你来拍电影。

赵毛臣说：我没文化怎么拍电影？

沙蒙说：没文化可以学。

赵毛臣说：我正在学文化，上速成中学。你们要我来多长时间？

沙蒙说：得一年。

赵毛臣说：有一年我速成中学都毕业了。

沙蒙说：那你在这儿学，我给你找个教员教你。

果然，沙蒙导演吩咐一个搞服装的姓曹的人，每天给赵毛臣上两个小时的文化课。于是，赵毛臣就跟着摄制组到朝鲜拍电影，来来回回搞了八个月。

赵毛臣作为上甘岭战役的亲身参加者，又是影片的军事顾问，在影片《上甘岭》的拍摄中，自然要提出一些问题。比如电影里，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有个女卫生员，叫王兰，赵毛臣提意见，说坑道里根本没有女的，女同志不让上第一线。沙蒙问他，团部有女卫生员吗？赵毛臣说，团里有。沙蒙说，那就对了，女同志代表志愿军一个方面，电影里安排团卫生队派王兰到坑道检查卫生，正赶上敌人向上甘岭突然发起进攻，她走不了，敌人炮火封锁呀！就这么留下的。赵毛臣一想，导演说得也有理，反正是拍电影，总要有个女角色嘛！

“拍电影和打仗是两回事”，显然，赵毛臣是用这个简单的道理说服了自己的。“你一看他们拍的那个就不行，没把上甘岭战斗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离我们坑道的实际情况差得太远了。电影里有个情节，战士们在坑道里捉了一只松鼠玩儿，这个事儿倒是真有，一三五团七连连长张计法，就真捉了一只，但一弄到电影里就显得假。”

对此，沙蒙导演不断耐心地开导赵毛臣，说得赵毛臣心服口服。“沙导演告诉我，这拍电影是要教育人的，不能把实事都搬到电影上，那么干才是错误的。坑道里苦是事实，可以适当反映一点，但不能把渴得喝尿的事都搬上银幕，不然老百姓看了，谁还让儿子去当兵？再说了，全国人民都支援抗美援朝，不点灯，省油省电，小孩都不吃糖，省下钱来支援志愿军，可一看电影，志愿军死那么多人，还喝尿，那我们捐的钱都弄哪儿去了？”

沙蒙导演的话对吗？

电影《上甘岭》和那个时代产生的一大批描写抗美援朝的作品一样，充分起到了对人民的宣传、教育、鼓舞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由此来看，沙蒙导演的话是确有其道理的。

但是，有道理的不一定都对。

就像那首唱了几十年的歌一样：“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了几只美国枪，唁！”打仗像这么痛快得如同吃冰激凌一样的时候不是没有，但这远远不是战争的全部。

电影《上甘岭》当年上映的时候，曾经指挥过这场战役的原志愿军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将军也去看了影片，但是看了不到一半就泪流满面，中途退场了。影片勾起了他对自己生平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的回忆。毫无疑问，上甘岭是一座丰碑。但是，上甘岭又是～座坟墓，它是一座埋葬着数万人骨血的巨大的坟墓。这样的坟墓压在王近山将军的心头，他能承受得了吗？

因此，他中途退场了。

因此，他长叹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

因此，他告诉别人，《上甘岭》电影里反映的，连战场真实的百分之一都不够！

如今，上甘岭战役已过去六十多年了，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满足于让人民只知道那百分之一吗？人民的神经真的是那么脆弱得经不起残酷的事实真相吗？

拿起笔来，写下这迟到六十年的报告。

写罢这几部书，忧虑似浓雾，弥漫在心头。

六十多年来，在东亚地区埋着两个火药桶：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朝鲜半岛的南北方对峙。而这两个火药桶从一开始就是有关联的。正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军介入，并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大陆以武力解放台湾，才使台湾问题的解决一直拖延到今天。不用讳言，也正是由于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才使美方未能吞掉北朝鲜，最终以“三八线”一带划界停战。

可以说，和台湾问题一样，朝鲜问题还会不断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焦点。

我曾接到韩国一家电视台联系采访的电话，内容也是关于朝鲜战争。这表明，六十多年前那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仍然不断受到关注。因为，从理论上说，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时的军事分界线仍然不是南北两方的正式边界，停战协定与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协议并不能画等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朝鲜战争，让今人借鉴过往的战争经验，尽力避免战争，总会有一点作用的。这也是我的写作初衷。更何况，当年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十一万余人阵亡，无论今天国际关系如何变化，无论今人对当年的抗美援朝有任何评价，那一代“最可爱的人”总归是为国捐躯，对此，我们不应忘记。我想，这恐怕就是整整几代人之所以怀有“抗美援朝”情结，而始终对朝鲜战争题材作品不减阅读兴趣的缘由吧！

我是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搜集材料，介入朝鲜战争题材的写作的。从一九八九年一月出版《黑雪》引起各界读者广泛关注之后，又陆续写作出版了《汉江血》《黑雨》《血雨》《苦夏》《血战》(又名《东线祭殇》)，一共六部书，耗去了我十七年光阴，使我从写作之初一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毕业班的青年学员，变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不过，聊以自慰的是，这一系列朝鲜战争题材作品的完成，可以为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留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使我可以不枉为曾经是“万岁军”中的一名战士。

这六部书，从内容上，将朝鲜战争的各个重要阶段和重要战役都囊括其中。从写作手法上也不尽相同：《黑雪》《汉江血》属于纪实小说，《苦夏》则是纯粹的长篇小说，而《黑雨》《血雨》和《血战》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报告文学。又由于我长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影片的文学编辑和电视编导工作，我的写作基本属于业余性质，各种条件限制，遭遇困难较多，所以，六部书才断断续续拖了漫长的十七年时间。近几年，我又对这六部书进行了认真修订，打算以《叶雨蒙朝鲜战争文集》的形式出版。在此文集出版之际，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曾经对我有过帮助的出版社编辑。让我记住的名字是：作家出版社的朱珩青、那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田珍颖，经济日报出版社的初志英，济南出版社的杨剑鸣，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蔡志翔、董瑞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张俊南，等等。还有一些为我这些书做过发行推广的朋友：王广民、霍继新、李安林、宋晓春、张莉、曹荣等人。其中，正值盛年的李安林和宋晓春二位已经辞世，令人不胜唏嘘！此外，还有将我的书译成日、韩文字出版的朱建荣、山崎一子、永野慎一郎、金泽等诸位，我也要向他们道一声谢谢。

更应该提到的是不少对我的采访提供过重要帮助的人，比如：回殿杰、李荣耀、王道平、高化民、姚旭、白振武、丁甘如、王少峰、张伯安、苗长水、孙柏林等。这些人有的是我在老部队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也有的是志愿军老首长或是研究朝鲜战争问题的专家，十几年过去，其中有些人已经作古，如王道平、姚旭、白振武等，我不会忘记他们。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便不会有我的朝鲜战争系列作品的产生。

一个军人投身于哪一场战争并不由他自己选择，只要是为国出征作战而亡而残，不论是在哪一场战争中捐躯，都是不应该被我们忘怀的英雄。

我们也许不需要像日本靖国神社那样的祭祀之所，因为他们把侵华的战犯也视为为国捐躯的英灵；我们也许不需要像美国那样设有“退伍军人节”，因为他们的退伍军人中除了反法西斯的二战老兵，还有参与侵略别国的不义之战者。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心中为历次战争中的英灵设一个祭坛，以为阵亡者安魂。而我作为一个作者，便试图以自己的笔，来祭奠亡灵，来抚慰幸存者那身体上和心灵上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