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女，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英语文学作品译者、随笔作家。“2013中国好编辑”推选活动文学类状元。她文字铺陈的完整性，有时一篇文章，被一个故事占据了全部篇幅，面上几乎见不到她的议论和观点，其实她已经将自己的意志与情感，全部浸润到故事之中了。《变形记(精)》是她的散文随笔集，有她对于文化、电影等的所思所悟。

《变形记(精)》是著名随笔作家黄昱宁的一部散文随笔集。该书收录近三十篇文章，谈电影，谈文学，谈文化，如《福楼拜的诘问》《盖茨比与狂想曲》《白鹿原猜想》《这可是莎士比亚啊》等。这些有关电影和小说的评论文字从各种视角切入，常就某一部电影或小说谈创作中的多种可能性和各种改编的得失，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空间。

迷人的时刻

福楼拜的诘问

杀人以后怎么办

光明的尾巴

盖茨比与狂想曲

四个雷普利

装天的宝贝

变形的陶醉

足够好的月光

升华是件力气活

自鹿原猜想

小三不能有幸福

说人话

不说人话的英文

假不真时真岂假?

“你们为什么不信鬼?”

“你干吗替我想这么多?”

金色的笼子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让女王自行处理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似是故书来

笔尖上的英国

“这可是莎士比亚啊!”

他就是我们自己

黑色雪球

你妈贵姓

泥泞的关系

大象没有飞起来

寂静中的可能性

跋

盖茨比与狂想曲

虽然片花看起来完全是《红磨坊》的3D版，但真的看到全片，却发觉这一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2013)，其实跟之前的所有改编版本一样小心翼翼：情节、场景乃至叙事顺序亦步亦趋，人物似乎只砍掉了盖茨比的父亲(在小说末尾，他本该在盖茨比的葬礼上露一下脸，秀一下盖茨比当年的成功学笔记)；更有趣的是，这一版的画外音甚至比1974版更密集更具主宰性——小说中尼克的第三人称叙述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搬到银幕上，那些曾经被无数读者(包括村上春树)摘抄到无数笔记本上的句子，被托比·马圭尔(尽管他的蜘蛛侠面孔不时让人出戏)以某种仿佛朝圣般的语气娓娓道来。

也难怪托比要朝圣。用如今网上已经被人用滥的词儿来形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语言“信息量极大”，教人“不明觉厉”，足以让一亿美元堆砌的画面沦为疲于奔命的附庸；但若要达到真正“细思恐极”的地步，观众最好熟读原著，最好对那个“奇迹频生的年代、艺术的年代、挥霍无度的年代、嘲讽的年代”(语出菲氏散文《爵士时代的回声》)有深入的了解，甚至，最好有条件在艾略特的《荒原》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中寻找《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精神源头(几乎所有菲茨杰拉德研究专家都会把这两本书挂在嘴上)。作为小说，《盖茨比》的“了不起”是在数万字的篇幅里浓缩惊人的密度，故事里遍地符号而彼此交织无痕，对话的情感饱和度堪比舞台剧，视角转换却高度影像化，而究其文本实质，则每一句都是手法最老练、铺陈最挥霍的叙事诗……世人往往喜欢把菲茨杰拉德的风格与同时代的海明威放在一起比较，甚至把前者叮当作响的华美长句看作后者“冰山理论”的对立面。实际上，我倒常常有一个偏见：单单《盖茨比》这一部的密度就足以证明菲茨杰拉德同样善于打造“冰山”，而且这座冰山的形态与架构，足以让海明威的那些“冰山”显得过于稀松——至于是否足以让他嫉妒得后来在《流动的盛宴》里夸大甚至杜撰“尺寸”问题，就不太好说了。

无论如何，对于电影编导而言，这其实是最没有成就感的改编方式——允许影像突破文字叙述的空间趋近于无。科波拉(你没看错，这个导演《教父》的家伙是1974版《盖茨比》的编剧)当年不敢做的事，巴兹·鲁赫曼在2013年也同样不敢做。不管是罗伯特·雷德福还是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都只能透过尼克的眼睛看见盖茨比半明半昧的侧影，那些在小说里吞吞吐吐的指涉——暧昧发家史，战地浪漫曲——在电影里仍然只是线索，并未通往任何标准答案。两位编剧都默认：盖茨比的“了不起”，恰恰就在于他的不确定性；他的短短出场之所以留给读者莫名的悲剧力量，恰恰是因为他不能为自己所有不可思议的行为辩白或伸张。他们应该都知道，关于究竟让盖茨比“露出”多少比例的“真面目”、在什么时机分几层流露，是菲茨杰拉德与他的编辑珀金斯当年讨论最多的问题。最后的成品，是一位伟大的……

P18-20

迷人的时刻

俞晓群

冬日京城的早晨，阳光和煦。我来到电脑前，正一正衣襟，将黄昱宁的三本旧作《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梦见舒伯特的狗》和《一个人的城堡》一字排开；再把她即将出版的书稿《变形记》，从电脑的文档中调出来。接着，我又在微博、微信上发布消息：假日主题阅读——黄昱宁。

一个儿时被《孤星血泪》感动的小女孩儿，初中时读到《远大前程》，从此知道了狄更斯，知道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甚至知道了未来人生的道路——将与文字终身相伴。于是，她带着父亲书柜的温暖记忆，带着大学宿舍蚊帐内外的阅读差异，带着独自发呆的人生遐想，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外企或电视台，欣然扑向延安中路，那条幽深的弄堂中，那座老旧的小洋楼：布满微尘的书堆，午后淡淡的斜阳，吴劳、郑大民、张建平等前辈深邃而可亲的目光，尤其是堆满案头的“狄更斯”，让她顿时有了似曾相识、近乡情怯的感觉，漫长的归途啊，究竟是在哪生哪世呢?

日复一日，当莎翁《奥赛罗》中的银鸥，从她美丽的额头前掠过；当克里斯蒂《幽谷庄园》中带血的笔锋，划破她纤细的手指；当门罗《温洛岭》中迷失的“我”，被她再度剥光解构……她的文字之旅，由编而译，由译而写，一步步走向从心所欲；她的文风，由灵动而飘逸，由飘逸而环环相扣；她的笔触，由中文而英文，由东方而西方，由文学而文明，由艺术而政治，渐入思想者的殿堂；她的功力，由喷涌而变得绵延不断，汩汩而来，日渐强大。

其实一切只是外在的表象，在她的内心中，一直希望自己活得平和一些，平静一些，平淡一些。因此，她不肯承认自己的天赋，虽然她一直走在与天赋相伴相依的路上；她不肯承认自己的勤奋，虽然编、译、写的三栖状态，每天都牵扯着她的思绪四处奔波。但是她的目光依然清澈如昨，她的文风依然平静如一湾湖水，丝毫不为世间的风波搅动。她说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本源于自己写作初期，陆公子亲授秘笈：“含而不露”才算境界——好比想哭，那一泡泪珠儿噙在眼里也就够了，大可不必滴滴答答地掉下来，湿了一地。这样的告诫是点拨，也是认同。难怪连毛尖都称赞：“从平淡里轻轻摇曳出高潮，这是黄昱宁最迷人、最接近简·奥斯丁的时刻。”

这样的时刻确实迷人，尤其是她文章中蕴含着如此之多的故事，多得让大作家孙甘露都感叹：“每当读到一本新译的小说，我都会想听听黄昱宁的看法，有这样一个评论集(《梦见舒伯特的狗》)在手，我们可以大胆放言外国文学了。”像那篇《当作家遇上作家》，还有《似是故书来》《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文中的故事不但好听，而且信息量都大得惊人。此时，我想起沈昌文的观点，他说编辑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能做一个知道分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她超越了这个界定，她知道得更多，所以优秀，所以让人敬佩!

深一步观察，更大的迷人之处，是她文字铺陈的完整性，有时一篇文章，被一个故事占据了全部篇幅，面上几乎见不到她的议论和观点，其实她已经将自己的意志与情感，全部浸润到故事之中了。像她写《当年拼却醉艳红》，其中谈到人们对玛丽莲·梦露的集体意淫，谈到梦露因无知、放浪形骸而难以得到社会的尊重。但同时，她还巧妙地刻划出梦露的生存智慧，当人们称赞梦露是“性感象征”时，梦露答道：“我不理解什么叫性感象征。我宁可摆脱象征的身份，只负责性感。”只是这一句话，就把通篇文章从“明星八卦”的层面拉扯出来，使人们对梦露其人，有了恰当的认识。

还有《“这可是莎士比亚啊!”》，文章的迷人之处，不仅在西方，更在中国——其中那段翻译家方平的故事。方先生对莎翁的崇拜，成为文章最重的笔墨：他一生立志重译莎翁全集，组织辜正坤、屠岸、张冲、汪义群等翻译家参与，试图使莎剧、莎诗有更富于生命活力的表达；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自己拿出十万元钱，在戏剧学院竖起一座莎士比亚铜像；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仍然在校勘那套“莎翁全集”，他的儿子后来说：“书就放在桌上，他总坐在那里，我跑过去看，一直都是那一页……其实他已经看不动了。”

当然，大凡文章迷人，不仅囿于情节，更在智慧。而黄昱宁的文章智慧，经常会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尖刻。比如，她品评《甄嬛传》中的语言，文章的题目却叫《说人话》；她调侃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扫黄打非”，将贾琏“叫几个清俊的小厮出火”，改拍成“小厮替琏二爷拔火罐”；新版《水浒传》为了爱护树木，让鲁智深将拔出来的垂杨柳，又摁了回去，还让人将鸟窝挪到不吵人的树上去。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那篇《小三不能有幸福》，其中谈到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美国审查电影的《海斯法典》，要求“卧室镜头的处理务必追求高雅精致的品味”、“尽量避免脱衣镜头(这里泛指所有脱衣，包括脱掉一件外套)”和“避免过于投入和低俗的接吻，吻戏不准超过三秒”等。当时希区柯克在拍摄《美人计》，由于有《海斯法典》的限定，希区柯克只好让加里·格兰特和英格丽·褒曼热吻时，每三秒停一拍，带着切分音吻足两分半钟。

读到这里，我再也绷不住了，一路笑下去，按照“每三秒停一拍”的方式，足足笑了两分半钟。

是为序。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离上一次结集出版，已经三年有余。算算积攒的字数并不少，间或也有读者在微博上催问，我却总是以拖字诀敷衍。究其实，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写作多年，疑似卡在瓶颈的感觉最近常常袭来，难免生出“未曾革面，如何见人”的杂念。若非海豚出版社热忱相邀，俞晓群社长不吝赐序，我大约还会拖下去。实话实说，俞老师的过誉之词我实在没有勇气看第二遍，但犹疑懈怠之心毕竟因此而稍加收敛——无论如何，书要好好做，字要好好写。

替这本集子收割文章，基本上是一个砍枝去蔓的过程。编入本书的篇目，大约只占这三年里发表文字的一半。如此一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都有了统一的主题，比我以往的文集更像文集。若勉强挈领，则主题大抵是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化。这种转化自二十世纪以来同时深刻作用于“文字”与“影像”这两种传播载体：相对年轻的“影像”传承了古老“文字”的种种特质，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前者以魂魄，而前者也反过来改变了后者的发展轨迹。具体而言，我讨论的是狭义的“文字”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将范围缩小到文学(主要是小说)与影视(附带谈及戏剧)的转化关系，亦即所谓的“改编”。

关于这个主题，早有大量学术专著问世，我无力也无意跻身其中。《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随笔专栏，于我是合适的载体。我只能在自己十分有限的阅读及观影经历中寻找便利的材料，在学术庭院之外的草地里捡点零碎。然而，仅仅罗列改编现象，写成某种浮光掠影的综述，并非我的初衷。设计这个专栏时，我曾不自量力地概括，希望能通过案例分析见微知著，比较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异同，窥视它们既互相交融又彼此抵抗的关系。真正下笔写了十余篇之后，才发觉难度远超想象，常常写着写着就知难而退，露出眼高手低的马脚。

不过，重读这些文字，倒是可以看出我无意识的“偏心”来。虽然写的是文字与影像之间的转化，但我更多地还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和立场观察这个转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更关心的是文学这种比影视古老得多、貌似“简陋”得多的载体，在如今这个影像无处不在的时代，还有多少独立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还能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可能正是因为我的偏心，原先希望观照的另一个层面(影像化时代难免也会长期而深远地对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产生“反作用力”)，在这本集子里鲜有涉猎，只能开个空头支票，有待日后增补。

《变形记》的书名照搬我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专栏标题。牵强附会地说，这个名字仿佛暗合了我想在写作路径上尝试各种可能性的愿望。愿望也许只是愿望，但有没有这点念想，终究不是一回事。再次感谢海豚出版社和俞晓群老师、李忠孝老师以及责任编辑郝付云老师的拔擢鼓舞，一如既往地感谢师长陆灏指路导航，感谢孙甘露、沈宏非、毛尖、小宝、小白等诸位偶像级师友供我偷师窃艺，感谢家人对我的写作一以贯之的支持纵容，感谢所有耐心看完我文字的读者。我不是一个存在感强烈的写作者，所以，“书为知己者写”对于我的重要性，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

黄昱宁

二○一四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