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讲学期间，曾以一种昆虫学方面的精确细节，为大学生们仔细分析了安娜· 卡列尼娜的火车旅行，还有普希金一首诗歌中微妙的头韵。其间，他还投入到一种充满恶意的“屠杀”游戏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的抨击对象，但是，他同时既没有放过屠格涅夫，也没有放过《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尽管托尔斯泰还是他最偏爱的作家。他断然的评价和尖锐的分析内藏着刻薄和恶毒，是读者们理解他的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文学“游戏”和对失去的天堂的参照，对这位伟大的世界主义者来说，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园。

经典图文，迄今中文引进最简洁的纳博科夫传。“非道德”小说《洛丽塔》的伟大创造者，奇特的身世历程，孤独的精神流亡，纯粹的贵族生涯，本书告诉你一个“全面”的纳博科夫。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裔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其代表作有《洛丽塔》、《微暗的火》等，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鳞翅昆虫学家，国际象棋、网球和拳击高手，精通并熟练运用俄、法、英三门语言，纳博科夫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

导言

纳博科夫之家

一出四幕和三十卷的悲剧

成为他者，保持自我

蒙特勒主教

纳博科夫的礼拜天

参考书目

在孩子头上摩挲的温柔的大手

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历史。历史转向了噩梦，掩盖了我们的孩子……父亲进了监狱。进监狱的时候，他昂着头，对自己的判决很有把握，从而拒绝关心自己的诉讼，或者说对自己煽动叛乱的指控。三个月之后，他出狱了，头昂得更高，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指出必须实施针对个人的刑法体系。他的“刑罚”也让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让他实现了两个多年以来的计划：一是完整地阅读《圣经》，一是学习意大利语，从原著中去了解但丁。

他还差点发生决斗……受到一名保守的《新时报》记者的侮辱，纳博科夫父亲对该报的社长进行了挑衅。儿子是在教室里得知这一事件的。他哆嗦了一整天，为这个被他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人”担惊受怕。但回到家中，他找到了温馨的气氛：习惯性的道歉之后，在孩子“头上摩挲的那只温柔的大手……没有颤抖”。

在这种幸福的场面里，也有未来的阴影：十一年之后，这一高大的形象将会被一些政治谋杀犯击倒。流产的决斗对孩子来说相当于一次警告，或者说是命运的第一次启示，这在每个人的命运中都是如此，都在寻找着它的形式。我们这里的比较很奇特，也很说明问题。

这种宿命论的看法没有求助于任何知识的、理性的或者科学的方法。神秘和它的轰动效应在固定的法则内部运作，而且来自于它们之间的组合。在解决办法出现之前，没有任何新的因素可以介入。因此没有未来，也就是说没有时间的持续，时问只是各种因素和谐组合的这一时间，从此这些因素就将根据各种先设的规则而聚合在一起。一些组合将宣告另一些组合的诞生：决斗的狂人，在谋杀中全盘皆输。

政治人物的命运和他所献身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纳博科夫父亲头上的威胁也预示了帝国的衰落。没有颁行改革措施，中世纪似的君主专制体制在一种神秘主义中僵化不前，这种神秘主义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说是模拟出来的，是一种俄罗斯皇家复活节彩蛋，有着可以让其逃离现实的作用。尼古拉二世拥有绝对权力，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为了不正视当时的情况，他把目光投向了上帝，他用祈祷来对付新生议会制的困难。对于他和他的亲信来说，各种各样的困难，罢工，军事上的灾难和革命，都只有惟一的原因：共济会和犹太金钱的联盟。纳博科夫不应该忘记表现他父亲和米留科夫为神圣俄罗斯服务的漫画，也不会忘记对他童年的伤害。

简单的分析也就导致了简单的解决办法：黑色百人团正如给他们提供资金来源的各部委的金库一样黑暗，这预示了后来的纳粹党卫队，他们组织和散布恐怖，煽动仇恨情绪，尤其是不断制造犹太屠杀，虽然这些屠杀也都稍微得到了制止，但制止始终都是姗姗来迟，而且不过是源于害怕国外的舆论罢了。这一政策的顶峰就是伯利斯事件。为了进一步煽动已经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和社会稳定工具的反犹太主义，为了获得一流的重要地位和取悦宫中，司法部长谢格罗维托夫对可怜的伯利斯炮制了一起所谓的犹太礼仪谋杀案：谋杀基督教孩子以用其血水。1913年。俄罗斯……斯特拉文斯基、马列维奇和曼德尔斯塔姆的俄罗斯，芭蕾舞的俄罗斯，洛巴切夫斯基和门捷列夫的俄罗斯……纳博科夫父亲参加了诉讼，支持并为辩护出谋划策，并且在自己的《言论》报上公布庭审摘要。尽管审判团承受了压力，尽管其中的成员都是最平庸和没有水平的人士，但伯利斯还是被一致认为无罪。所有的耻辱都落到了沙皇政府的头上。这种耻辱将永远存在。

既然反犹太主义并不能强化这个帝国，那就只剩下战争了。战争的威胁已经在天际慢慢显露。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都很反对，尤其是青年派，在米留科夫的身边，纳博科夫父亲继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奇迹”出现了：1914年8月2日，在公开表示反对之后，成千上万的游行者向沙皇请愿，而杜马一致通过或几乎一致通过了人们提出的所有请求。《言论》报被禁止，但这是一个很快就被补救的错误：这个报纸激荡着如此激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且，当卢卡舅舅将去参加对纳博科夫家两步之远的德国大使馆的洗劫时，反对派领袖米留科夫则投身到了一场鼓舞爱国者的运动中。

一队让人瞠目结舌的保姆和女教师……

纳博科夫父亲被征。母亲组织了一家私立医院，她穿着灰白的护士服，“流着孩子一般的泪水”，对“截肢农民那不可理解的顺从和短暂却无能为力的同情”非常绝望。儿子刚刚十五岁。对自己周遭的事情，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个少年保留着或者至少显示出了不屑一顾的漠不关心。不是白痴或者无知。他的教育，当然首先是由自己的父母来完成的，其实是来自“一队令人瞠目结舌的保姆和英国女教师，她们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朝我神秘地微笑”。科莱东小姐，诺科特小姐，韩特小姐……她们负责给孩子教语言，谁也不能预知这种语言将在他人生中起到什么作用。在俄语之前，他先学会了用英语阅读。还有两名家庭教师专门讲授各种知识：布尼斯和康明斯。这最后一位，“一脸胡子，圆圆的后背”，也是母亲的绘画老师，他对孩子“进行了透视原则的启蒙”。他那么有才能，很长时间内大家都以为他要以此为职业。大家通过当时时髦的印象派画家伊亚雷米奇的课程来鼓励他，但失败了。纳博科夫具有了一定兴趣，排斥那种感觉上的快意，“灰暗的色彩，乌黑的大理石纹……一切光与影的皱褶和效果”，这些都会成其为一种“不够确切”的艺术。他在另一位老师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信心和激情，找到了自己的美学观，这就是风景画家窦布仁斯基，被人们称为圣彼得堡的贝洛托或卡纳莱托。他教授“一种在线性表达中要求精确视觉的辩证法”，学生在流亡期间将会大受裨益，这让他——我们已经知道——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职位。

在《彼岸》中，纳博科夫肯定地说，这种视角对他来说非常有用，如“在创作方面的——如转绘仪般的——某些文学需要”。法语教育是由一名洛桑女子塞西尔·米奥东来完成的，纳博科夫给她描绘了一张美轮美奂的肖像，她那迷人的法语和卓越的阅读才能给孩子展示了一个从《小家伙》到《悲惨世界》的广阔世界。在《阿达》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感人形象，她成了拉利维尔小姐，保留了她那过于慷慨的形象和过于高雅的品位。在俄语方面，有一个社会革命主义者瓦斯里·捷尔诺斯科夫，“蓄着卷曲的胡子”，他很敬佩重修了村子里学校的学生父亲。还有一个绰号叫奥尔多（奥尔迪恩切夫）的老师，主祭的儿子，他做了一件傻事，忍小住跪倒在了“年轻、美丽、惊吓得哑口无言”的母亲面前。纳博科夫还有一位身宽体阔的拉脱维亚老师，以及一名波兰老师。尤其是扎伦斯基，也就是《彼岸》中的伦斯基。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与他相关的三件事情：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毫无幽默感而且……他是个需要我们保护的人。

他是犹太人，确实已经皈依，但反犹太主义并不因此对他网开一面。姑妈们都觉得，纳博科夫父亲的斗争是“爱指责政府的绅士的异想天开”，她们谈起家庭教师的来路都担惊受怕，而且说把孩子托付给他简直是“荒唐行为”。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对她们都显得极其没有教养，然后就哭得热泪纵横，就像松开的抽水马桶一样。

我引用了这一段，而且强调这个场面，不是为了说明纳博科夫家的自由主义在家庭环境中遭受了冲突和抵制，而是因为这个场面及其表现出来的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行为，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和作品中如影随形。我们将经常看到这个场面，这首先跟我们有直接关系，在令人惊奇的循环往复和肆无忌惮的挑衅之后，这个场面就会慢慢飞驰而来，为人类的不公和残忍而黯然落泪。

自由主义的城堡

1911年，学生进入了特尼谢夫学校，他当时十二岁，扎伦斯基晚上辅导他做功课。纳博科夫父亲“选择归属于大俄罗斯无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决定让儿子到这所学校念书，那里有他主持的义学社，向且该校被视为“自由土义的城堡”。他将对这里保持很好的回忆，只是“老师并不想尽力拯救我们的灵魂”。其中一位老师请求孩子每天早上在离学校几座房子远的地方就从豪华汽车上下来，免得让同班同学“看见身穿用人服的司机给他摘帽子”。因为他爱引用英文或法文，另一位老师说他“装腔作势”，或者指责他喜欢守门员那种高傲的孤独，而不喜欢和球队其他成员打成一片。总之，纳博科夫后来推荐给大家的或者说强加于大家的形象总是清高，冷酷，目中无人，别人好心好意邀请他参加集体游戏或者团队活动，他都一概拒绝。我们可以将这一形象和另外一个真实的、有点讽刺意味的形象作一个对比，另外那个形象出自当时那些号称严厉的老师笔下：“优秀的学生，受所有人尊重的同学，一直很谦逊，认真，冷静……纳内博科夫给人最乖巧的印象，总是知规知矩……”这是我特意强调的，怎么能不强调呢？……唉，要是我们的作家在当时或者后来不要急着去给别人先入为主的形象，而是让别人去对他进行评价，那该避免多少误读啊！

一位老师值得他的注意：诗人和批评家弗拉基米尔·希皮乌斯，他才华横溢，有着嬉笑怒骂的气质，象征主义的才情。可能因为私下向往诗歌，纳博科夫并不喜欢他。他很快就得到了回报，而且双方都表现得很机智：老师出了《懒惰》的作文题目，学生交了一张白卷，而且还得了高分。希皮乌斯和其他一些学校老师都是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英，不大能原谅他们大英雄的儿子居然拒绝介入社会，所以就不断地向他“赞扬（他）父亲的表率作用”，却不明白正是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活跃的人”，而“通常对那些父亲拥有一定名望的孩子来说”，儿子应该找到一片与之无关的场地或空间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即使冒着得低分的危险，他也毫不犹豫地宣称，果戈理通过贝德理锡且夫将军肖像既不是表现负面类型，也不是表现道德，而仅仅是表现将军的猩红睡袍。

P40-45

永恒的作家！

人们觉得自己把握着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建构时间，让我们接受“永恒”这个说法吧！但是却又不能不对其进行追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只要有人存在，只要有人进行阅读，在那繁星点点的高处，我们就会对这可怜的几千年嗤之以鼻。可能，在人们的仰慕里，“永恒”更多地指向价值范畴而非时间范畴，一种适合于描述和确指的品质，只是要看这种品质是否适合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看这种品质是否适合于他的高度和品位。

永恒的作家！……然而，比起与其同时代的人来说，作家似乎和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联系更加密切。他言说和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及，所感，自己遇到的人等，自己积累的经验，对各种场合和聚会的独特概括——在他的想像和记忆中进行的概括——来滋养着他的梦想和创造。具体是他的使命；细节是他的偏好和信任。正是通过它，他走向了整体：通过事件走向意义，通过事实走向意义。比起超越时间的一般观念和造就了时间的历史运动来，他对各种气味、声音、颜色更加敏感。它们都是瞬间的，它们代表着他的食粮和他的真理。通过一个动作，他将塑造一个人物，让这个人物被时代的物件所包围，以至于在读者的想像和记忆里，他似乎至少把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借给了它们。如果说奥黛特·德·克雷茜的卡特利兰花只能开放一个季节，它大概还可以重生，下一个季节还是完全一样，但是奥勃洛莫夫的睡袍，包法利夫人的马车，乞乞科夫的马车，达洛威夫人情人的小刀，这些就不一样了，它们都是昙花一现的，也最终会被历史带走，如同那些人的卫生问和衣服一样，这些物品将成为他们的象征或参照。通过他选择的线条，他将在读者的感觉中刻上想像的存在——安娜·卡列尼娜的轻灵，洛丽塔脚上的袜子，作家证实，作为展现瞬间的专家，他喜欢通过转瞬即逝的东西来表现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通过恰当的时间长度，将这个瞬间展现得活灵活现。

如果说科学或法律朝着一种永恒的固定情景前进，对它们来说这种永恒也是必要的基础，如果说司法和数学顶得住赫拉克利特的流水，并且希望在河岸上静止不动的话，正是在这“逝者如斯”的河床上，文学获取了自己的活力，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在这个转折时刻，作家与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使命和意愿，如同一个朝来暮去的人那样出现了。流逝的时间，通过他而得到了拯救，确切地说，因为他拒绝从笼统或抽象中去超越时间，通过他，人们可以发现和重新找到时间的具体和不可替代的本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而，我们决不会忘记，尽管有着各种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变换，在社会道德和生理状况下，一个受惊的孩子的动作，或一条苍老的狗的眼神，今天还依然那么清晰和感人，浑如当年荷马吟唱的一样。在时间的深处，似乎隐藏着某种超越时间的东西。

图像比文字更能传情，绘画比书籍更能达意。在语言中，要通幽达微方能闸述清楚的东西，在图像中立刻就可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是两幅荷兰室内画：同样的人物，戴着同样的羽帽，穿着同样的靴子，戴着同样的手套，同样友善的表情，朝女人们俯身，从五官、服饰和姿态来看，像是姐妹，她们对骑士来说都有着同样的魅力。一幅是霍赫的作品，一幅是维米尔的作品。或者我们来到两幅教堂内景画面前，它们因为宗教改革运动而同样地遭受劫难，同样的光线，同样的空荡，同样的彩绘玻璃，使同样的光线投进来徘徊在地面上：一幅是达维特的作品，一幅是萨恩勒丹的作品。霍赫和达维特两位描绘了一个时代、时代的气质和品位；维米尔和萨恩勒丹两位表达了 种真实，通过这种真实所具有的独特天赋，通过这种真实所具有的特殊性格，这个时代也变得有形可寻，有血有肉；真实让这个时代变得清晰明确，仿佛真实的使命就是要揭示这个时代一样。这一切宛如一种阴柔的宁静，一种北方和西方的阳刚，给静物以及在光线中静止的人物带来了一种恬然的永恒，在荷兰室内画中，通过画家的笔触，最终找到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霍赫尽可能地贴近时代，讲述那个时代的历史、魅力和特征。维米尔则言说时代的真实，或者更准确地说，言说这种从人类蒙昧时期一路走过来的真实，这种真实需要等到17世纪代夫尔特的一个天才才能得以体现，并征服人类敏感的心灵。但是，这种真实不能缺少羽帽、头饰、酒壶、瓷砖，就像我们不能让哈姆雷特缺失了自己的身份或者国度一样。真实需要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这是真实的出现所不可或缺的，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真实是“永恒”的，即便它只出现在当时。

因为他们绘画所具有的含混的力量与历史事件相关，教堂内景画的例子或许更明确一些。场景表现了刚刚震动了宗教界的事件。新的信仰占据了祭祀的殿堂，而且希望其适应自己的礼仪。新信仰带来了扫荡，把那些被认为大逆不道或者小适于教堂祈祷和装饰的图像和物品都统统搬走。两个画家给我们展示的就是宗教改革这一事件，光秃秃的墙壁，空荡荡的场地。他们展现的是一个经受过暴力的地方。达维特描绘了那个时代，讲述了这段历史。萨恩勒丹也毫无二致，但是通过这段历史，他发现了一种穿越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关涉到虚空，他的孤独，他的震惊，他的智慧，他在摸索中追寻的意义，他在虚无中蹒跚前进，跌跌撞撞碰到了出口，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这些感受都展现在了历史之中；但并不属于历史。如果宗教战争将其铭刻到了石头之上和人们的感觉之中，如果已经让人们对其熟视无睹，这个场景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其本身所经受的风云突变。宗教战争只是让此前一直被掩盖的明显意义展示出来。穿越历史、地点、道具、思维和生活方式之后，这些感受可以在阿斯提阿那克斯’那里重现，或者可以在奥德修斯的狗的眼神那里复生。因为这些感受是永恒的。这一切，仿佛通过无穷的曲折经历和传说故事，通过场景和习俗，借助于一个时代，一支画笔，或者一支羽笔，来描绘真实所呈现的一个细节，一个时刻，真实在努力地成形并且强加于我们。历史事实于是成为了一种价值，或一种真实。历史凝结为永恒的时刻：成为“永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纳博科夫是一个永恒的作家。他从属于维米尔或萨恩勒丹那一类艺术家：他在特定时代发现、经历和描写的真实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铭刻到了人类的感知当中。我将努力地证明，在文学领域，他就是真实的传话筒或者面孔，这种真实在不断地追寻着，但只有在他的笔下，也多亏了他才能实现。这真实关系着人和人的命运，一个国家和它的历史。这真实同样也关系着艺术、它在艺术家那里和社会中的作用和起源。这真实演化为一个强加于时代的神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神话会超越时代而存在。这真实把一个人和一个堪称典范的作家彤象铭刻进了历史和文学，因此他将成为身前身后的榜样和参照。

这些伦理或美学价值，这些社会或哲学价值，我建议大家多想像一下，在虚无缥缈、零零散散、虚虚实实之中，从源头开始：幻想和怀旧。要等到1899年4月23日，这些价值才能在圣彼得堡聚合、成形、诞生。要等到1923年，这些价值才能在柏林开始表达。

我们应该从这些时间和地点开始。历史给真实提供了面具和服装，目的是让真实能够展现出来。这些面具和服装既掩盖了真实，也暴露了真实，却不能绕过它们。因为，要发现所谓纳博科夫的真实，就必须审问这个鲜活的人，真实通过他才得到了体现和发扬，他运用自己的才能给真实赋予了色彩和形状。从他的人生到他的作品，从他的作品到作品的意义，再到达作品无可替代的那一点，以及在文化和人类的感知中，作品将要占据的那一个等着被占据的空缺位置。如果说一个作家的生平有意思，那是因为它酝酿和完成了作品：应当勾勒出作为作家的肖像，而不是作为人的肖像。至于作品，如果说让人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它带领我们去认识了纳博科夫这个名字所涵盖的、所指涉的，以及所阐发的价值。我们不能够对其作品进行面面俱到的理解，某些次要的作品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从而有一叶障目的危险。因此应该忽略不计。

然而，我们必须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理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要了解他的性格和精神特质，讲述那些造就、影响了他个性和才能的各种经历。通过这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通过这个充满感性和文化的艺术大师，我们寻找的那些跨越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才得以产生和体现。它们的历史是它们自己的历史，也是其作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打上了作品的印记。请允许我再一次求助于造型艺术。这是一幅画作，表现的是一位东方情调的年轻人，止在向看客打着独特的手势。我应该学会从他身上读出拜占庭、他的耶稣基督和他加工后的真实。但是，在达到这个港口之前，在触及他的精神和他的永恒之前，我要先审视他的形象，乃至形象的内涵，了解他的历史以及主题的历史。对我们的作家来说也如出一辙：在给他冠名之前，对他解释之前，从整体上给他加冕之前，我们应该抓住弗拉基米尔的独特之处。在成为永恒之前，他曾经存在过一次，就在这里，就在当下。

现在是1899年，旧历4月10日，相当于西历4月22日。晨光熹微……

这里，圣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