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从学术角度探讨历史事件的著作，丹尼尔·福特著的《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在1991年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社出版。此书甫一面世就承受了不计其数的抨击，作家、出版商甚至很多老资格的机构都在指责作者把良知卖给了日本人。

经过全新修订的“飞虎队”研究权威专著，荣获1991年航空作家协会杰出著作奖

采用大量当事人回忆录及美、日两国档案，包含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全景展现“飞虎队”的历史面貌。

丹尼尔·福特著的《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冒险历程，这是一个充满勇气和胆量的故事，这是一部经过全面修订和更新的关于飞虎队的权威史著。作者广泛参考了美、日两国的历史档案，并采用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访谈材料，拨开环绕在飞虎队周围的层层历史迷雾，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为了使这部著作与时俱进，作者又根据美国、英国和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修订。包括埃里克·希林和特克斯·希尔在内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老兵提供了很多新材料，加上新近发现的日本和新西兰飞行员的回忆录，使得本书呈现的历史面貌更加丰满。

新版前言

1 “陈纳德上校”

2 特别空军部队

3 好事难成真

4 凶残至极

5 燃烧殆尽

6 耀眼的红色

7 旋转坠落的敌人

8 “向前倾”

9 直线坠落

10 霍夫曼阵亡

11 “离开这个鬼地方”

12 “你们有没有收到预警？”

13 不是电影，胜似电影

14 飞行员的叛乱

15 垒允的拍卖会

16 “去他的比塞尔！”

17 比已知的情况更加不妙

18 载入史册

附录1 日军飞机辨识

附录2 中国及缅甸战场上的参战飞机

附录3 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战绩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陈纳德上校”

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这个站在飞虎队幕后的人，在1893年9月6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康麦斯城。事实果真如此吗?没有档案记录可以确证陈纳德的出生地，但康麦斯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他的父亲老陈纳德原本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据说一名马贩子曾试图以次充好，把一匹未驯服的野马当作优质的农场资产卖给他父亲，怒不可遏的老陈纳德一枪在马贩子的帽子上开了个洞。这件事给老陈纳德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躲避风头，他只能离开路易斯安那，旅居得克萨斯。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克莱尔·陈纳德都自称生于1890年，这件事直到他死后才由其遗孀陈香梅澄清。之所以谎报年龄，是因为年轻的陈纳德需要比他的真实年纪显得更加老成持重。在当时那种缺乏重要的统计和记录资料的时代环境里，陈纳德成功地“篡改”了自己的年龄，并一直坚持这种说法。有趣的是，陈纳德确实要比他的真实年龄显老，因此被同事们称为“皮革老脸”。

表面上看，陈纳德的出生年份可能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然而这却暗示了某种作为其军人生涯标志的模糊性。陈纳德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但他身上也有着瑕疵，他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包括：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不是他的原创性想法；他也没有创造出飞虎队的战术(至少不是独立创造的)；其他人对于飞虎队的创建有着不亚于他的重要贡献；在战斗最艰难而绝望时，他基本上都身处他方。但姑且不论以上种种，假如没有陈纳德的热情和激发青年人奉献精神的非凡能力，飞虎队绝无可能取得成功。

根据陈纳德家族的传说，第一代陈纳德于1778年从法国跨海而来，在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麾下为支持美国独立而战。独立战争结束后，陈纳德留在弗吉尼亚州种植烟草，其后代随着美国的西进运动向西迁徙。到了家族的第四代，约翰·陈纳德(John Chennault)在路易斯安那州长大成人，并与杰西·李(Jessie Lee)女士结为伉俪，夫妇二人在杰西的家乡吉尔伯特安顿了下来。那是一个位于河口的乡村小镇，密西西比河的支流与沼泽交织分布，仿佛要把小镇带回蛮荒自然之中。约翰·陈纳德在那里种植棉花，兼任警长，并养育了两个儿子。1901年，杰西不幸死于肺结核，从那以后，克莱尔两兄弟就由杰西的妹妹路易丝·蔡斯(Louise Chase)抚养。克莱尔和姨妈之间立即形成了很强的亲情纽带，他和她的儿子们变得像亲兄弟一般亲密。

在某种程度上，克莱尔·陈纳德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一样，有着田园诗一般的少年时代。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一个孤独者，喜欢独处，或是跟年幼而又愿意追随他的少年们待在一起。陈纳德在吉尔伯特镇上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校里迅速修完了学业，并在1909年1月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录取。在这所位于巴吞鲁日的大学里，他将同146名男生和8名女生成为同班同学，一起度过高校时光。然而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所大学要求新生必须年满16周岁方能入学，因此陈纳德把他的出生月份改为6月，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文件上至今仍是如此记载的。

与此同时，他又申请进入西点军校和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就读。在1909年的春假期间，陈纳德坐上火车向东进发，去参加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安纳波利斯方面没有相关的申请记录，但陈纳德可能就在那时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份。然而，据他本人的说法，考虑到海军学院的灰暗高墙包围下的人生会变得十分无趣，他最后交了白卷。蹊跷的是，陈纳德没有理由会因为这种刻板的生活而感到沮丧和害怕。事实上，他对纪律并不陌生：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团，过着一种军营式的生活。每次到班上，他都会头戴训练团的帽子，身穿扣得严严实实的束腰外衣以及条纹制服裤子。

陈纳德决定参加格拉厄姆文学社，他在这方面展现出一定的才能。他的英语老师梅塞德斯·加里格(Mercedes Garig)回忆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书写方式，字迹向右倾斜，很有自己的特点。它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好像透过笔迹你就可以知道他很清楚地了解自己该说什么和怎样去说。”这并不意味着陈纳德很健谈，加里格认为：“陈纳德只会坐在那里和看着别人，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矜持还是出于腼腆。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自信，他不需要刻意向外界表达和展示自己。，’加里格说：“陈纳德身形瘦削，有着深色的头发和橄榄般的肤色。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沉默寡言。我从未真正接近他，主要是因为他的功课通常都很好，我不需要对他进行太多的当面指导。”

陈纳德是一名农科生，每周要上18个课时的课程，学习内容包括英语、代数、植物学、比较生理学、农场会计学和基础农业。学校鼓励学生多参加体育运动，陈纳德后来还回忆了自己当年参加径赛、篮球和棒球比赛的情景。

1909年夏天，为挣得大学二年级的学费，陈纳德种植了一小块棉花田。但他没有把大学的学业坚持下去，而是在纳契托什的州立师范学院参加了一项教师培训课程。1910年9月，17岁的陈纳德开始工作，他到了离什里夫波特不远的雅典①，在一所学校里兼任教师和校长。学年结束后．他参加了温斯伯勒高中的毕业典礼。在典礼上，作为该校唯一的毕业生，内莉·汤普森(Nellie Thompson)发表了毕业演说。陈纳德对这位丰满漂亮的女孩一见钟情，他们很快就在1911年的圣诞节结为了夫妻。婚后。陈纳德需要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养家糊口，而不是在简陋的乡村学校里消磨下去。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的陈纳德已经在固特异轮胎公司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了。P1-3

作为一本从学术角度探讨历史事件的著作，《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在 1991 年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社出版。此书甫一面世就承受了不计其数的抨击，作家、出版商甚至很多老资格的机构都在指责我们把良知卖给了日本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罪孽”就是把飞虎队宣称的战果与日本空军在东南亚和中国西南战场上的实际损失之间的不同揭示了出来。在最简要和保守的飞虎队传说中， 67 位志愿者驾驶着带有中国标志的老旧战机，摧毁了空中和地面上的近 300 架日本飞机，同时仅在空战中损失了4人。

但是，在最常见的出版物中，这个传说继续演变。它声称，官方统计仅限于地面上可见的残骸或其他可以得到证明的战果，如果考虑到那些在敌占区、茂密雨林和缅甸马达班湾被击落而无法得到统计的日本飞机，飞虎队的击落数必定要翻一番。假如你有幸能在飞虎队队员兴致盎然的时候碰到他们，就像 1989 年我在加利福利亚州奥哈伊的飞虎队聚会上那样，他们会说服你相信克莱尔·陈纳德在“二战”结束时曾到东京查阅过档案。他们称，日本方面的记录显示，从 1941 年 12 月到 1942 年 6 月，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在中国和缅甸战场上击毁了 1,000 架日军飞机。事实上，当年的那场聚会上还有一个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传说版本：根据官方统计，飞虎队击落了 299 架日军战机，如果加上已知的另外 240 架和超过1,000 架未被官方确认的飞机，击毁总数达到了 1,500 架！

但这个故事有三方面的硬伤：第一，陈纳德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到过日本；第二，他不可能研究过日方的档案，因为这些档案保存得不好，而且他也不懂日语；第三，日本空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参战的飞机少于 750架，这些飞机除了要对付中缅上空的飞虎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还要和海军航空部队一起对抗马来半岛的英联邦空军中队、爪哇岛和婆罗洲岛上的荷兰空军中队，以及吕宋岛上的美国和菲律宾空军中队。所以，飞虎队不可能击毁 1,000或

1,500架日军飞机，因为日方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飞机参战。

实际上，飞虎队造成的日军损失为大约 115 架飞机，这本应是个意料之中的发现。“二战”中每一个战区的每一方参战空军，都相信自己给敌方造成了远高于实际数字的损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东南亚战场上的日本飞行员宣称的战果就比飞虎队的还要令人瞩目得多—战损比基本达到了 5∶1。另一个例子是不列颠空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操纵着装备了机枪瞄准器的战机，在开阔的田野和草原上空飞翔作战，但他们的击毁率也不过“膨胀”到 56%。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统计方法呢？“二战”时期的空战已经发展为立体空间里的殊死搏斗，在云雾中闪转腾挪的飞行员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还常常要同时面对多个敌人的攻击。对手之间以高达700 英里的时速相互追逐战斗，无论输赢，都足以把常人吓得魂飞魄散。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在空中判断错误甚至误击友军都不足为奇，神奇的反倒是误击友军的事没有发生得更多一些。对于中缅战场上的同盟国空军而言，由于经常在敌占区、雨林或开阔水域上空作战，击落的敌机残骸根本无从寻获，战果统计无疑难上加难。

至于使用日方资料的问题，这在战争结束超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本就是一件无可指摘的事，例如人们在引用纳粹德国关于不列颠空战损失的报告时，就没有那么重的疑心。虽然我是第一个将飞虎队的战斗记录和日方记录进行比照研究的人，但我并不是最早使用日方记录的人。美国学者约翰·伦德斯特伦（John Lundstrom）早就对美国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作战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英国著名航空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肖尔斯（Christopher Shores）和他的同事们对皇家空军及其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手也做了同样的研究。（取得这些研究成果后，肖尔斯受邀为《航空经典》（Air Classics）杂志撰写了一份“根本性的重估报告”，这份报告促使他的同行们不再把宣称的飞机击落数作为实际击落数来使用。讽刺的是，这本杂志却是批评本书的急先锋，他们将本书称为“日元资助下的修正主义著作”。）但这些著作并没有承受如此多的抨击火力，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作者是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场景中研究成百上千的战机中队和飞行员的。而对于飞虎队来说，我对具体每架日本飞机去向的成功追查（这种追查会一直深入它们在泰国或越南的基地），都可能意味着对某个人战果的削减。

此外，当飞虎队在 1942 年夏天加入美国军队的序列时，军方拒绝承认他们的战果，也拒绝把他们在中国空军中服役的时间当作升迁、退役或发放老兵津贴的参考条件。这种冷漠态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是飞虎队老兵们的心结，他们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得到了一部分补偿。除了个别好心肠的人士，现今仍健在的飞虎队参与者—包括 20 名飞行员和 80 名地勤工作人员—都全面地谴责本书，认为本书是对 1941年秋天辛苦组建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部下的诽谤和中伤。

但我不作如是观。在我看来，本书呈现的飞虎队是一群更为真实的英雄，比他们在那些早期的冒险故事和广告宣传里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要是他们真的像宣传中那样有着匪夷所思的超人水平，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敌人，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四年的艰苦作战、投掷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才能打败日本帝国呢？指出日本拥有强大的空军、操纵灵便的飞机和技术优秀的飞行员，并不是对飞虎队的贬损，窃以为这恰恰彰显了他们的英雄形象。

日本方面的记录是可靠而有说服力的，拥有清晰的、无法造假的细节。实际上，通过查阅和对比数以千计的日美英三国的战斗报告，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很少有幸存者会对战场上的事说谎。飞行员们或许会经常误判，但他们极少说谎。

1942年4月10日，飞虎队飞行员查克·奥尔德（Chuck Older）和杜克·赫德曼（Duke Hedman）与日军飞行员安田义人的战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如何从对双方战斗记录的比照中发现真相。这两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安田义人的座机，分享了 500 美元的战绩奖金。他们以为自己击毙了日方飞行员，但安田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精疲力竭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泰国的基地。当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项研究时，这三位都还健在，分别居住于洛杉矶、里诺和东京。

如果仅仅将视野狭隘地局限在战斗胜利的次数问题上，那将是非常遗憾的，因为这掩盖了飞虎队战斗的真正意义：在 1941 年至 1942 年间的中缅战场上，他们在空战史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记录；在战争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我们整个历史上最需要英雄的时代，他们挺身而出，成为英雄。

飞虎队解散至今已经过去 64 年了，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关于他们的或由他们讲述的新故事出现。当我引用克里斯托弗·肖尔斯在 1993年出版的研究成果时，我都不禁担心很难再结交飞虎队老兵。因为肖尔斯在这套名为《血腥屠场》（Bloody Shambles）的丛书中深入而仔细地研究了东南亚战场的空战，指出飞虎队为分得中国国民政府的奖金而从英国皇家空军的友军那里“抢夺”战果。本书第 11 章就以 1942 年 2 月盟军对缅甸港口毛淡棉市的突袭为例，参考各方相互矛盾的说法，对这个棘手而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尽管肖尔斯对飞虎队的“指控”并不仅限于这次突袭，但对它的研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在本书的新版中，我得以利用艾伦·阿姆斯特朗（AlanArmstrong）、特里尔·克莱门茨（Terrill Clements）、尼尔·弗朗西斯（Neil Frances）、梅本弘、雷·瓦格纳（Ray Wagner）以及丹尼尔·惠特尼（Daniel Whitney）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我还利用了查克·贝斯登（ChuckBaisden）、特克斯·希尔（Tex Hill）、弗兰克·洛松斯基（Frank Losonsky）以及缪里尔·休·厄普菲尔（Muriel SueUpfill）的回忆录。

同时，我还得到了以下几位人士的帮助，修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并补充了新的资料，他们包括：陈纳德权威传记的作者玛莎·伯德（Martha Byrd）、飞虎队命名式的出席者琼·科克伦（Joan Corcoran）、高深莫测的奥尔加·格林劳（Olga Greenlaw）的妹妹艾丽西亚·施魏策尔（Alicia Schweizer）、飞虎队初战的对手之一日本飞行员铃木五一、陈纳德多年的朋友和秘书汤姆·特朗布尔（Tom Trumble）以及 P-40 战斗机的项目工程师沃尔特·蒂登（Walter Tydon）。历史爱好者戴夫·邓拉普（Dave Dunlap）、里克·邓恩（Rick Dunn）、科里·乔丹（Corey Jordan）、柯克·塞策（Kirk Setzer）、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和飞虎队飞行员 查 理· 邦 德（Charlie Bond）、 乔· 罗 斯 伯 特（JoeRosbert）、 埃 里克·希林（Erik Shilling）为本书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和评论，他们的批评有时是严苛而炽热的。我尤其要感谢埃里克，他在帮助我写作本书之外，还鼓励我在 66 岁的年纪参加飞行训练，并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除了补充新材料和改正旧版的错漏，我还对书稿进行了删节和简化处理。在这方面，我得到了萨莉·福特（Sally Ford）的帮助，她本来是这本书的编辑，现在更像是我的合著者。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把部分引用资料、参考书目和背景材料上传到了网络，网址是 www.flyingtigersbook.com。

本书使用 1941 年至 1942 年间通用的标准度量单位，距离单位为法定英里，速度单位为英里每小时，高度单位为英尺。

在翻译中国地名时，我使用战后的拼音系统，所以“北京”写作“Beijing”而非“Peking”，“桂林”写作“Guilin”而非“Kweilin”。使用拼音是因为它能更好地体现这些词的发音，但我保留了历史人物姓名的旧式拼写法，如“蒋介石”写作“ Chiang Kai-shek”。对于日语词汇，我使用简化的赫伯恩式日语罗马字拼写法。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多数亚洲人那样，日本人把姓氏放在名字之前，我在新版中遵循了这一做法，改变了旧版中的日语词汇拼写法。

缅甸现在对外自称“Myanmar”，而不是“Burma”。我为在缅甸旅行期间享受到的自由便利表示感激，但我无须为独裁政权的喜好所束缚，所以我仍将缅甸写作“Burma”，将其首都仰光写作“Rangoon”。

最后，现今大为贬值的美元不过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币值的一个影子，根据平均工资基准来推算，把本书中的美元数目乘以 20，就能比较准确地得出其在今天的真实价值。 1991 年，一位为本书制作封面副本的年轻人煞费苦心地记录道：飞虎队队员们为了一个月“区区” 600 美元的报酬就奔赴中国战场。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说服这位年轻人， 600 美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他们的薪酬相当于现在年收入 144,000 美元的水平。

丹尼尔·福特

于新罕布什尔州达勒姆

2007年1月

飞虎队，正式名称为“美国志愿航空队”，由美军飞行教官陈纳德创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支空军部队于美日两国开战前夕成立，由以个人身份接受聘请的美国飞行员组成。在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里，飞虎队在中国、缅甸等地抗击日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本书作者丹尼尔·福特是一名美国陆军的退伍老兵，曾在越战期间担任战地记者。作为一名作家和军事史学者，他深深地被飞虎队的传奇色彩所吸引，试图以客观、严谨的研究，全景式地展现飞虎队的历史面貌。为此，作者广泛参考了美、日两国的历史档案，并采用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访谈材料，拨开环绕在飞虎队周围的层层历史迷雾，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本书初版于1991年面世，同年便荣获美国航空作家协会杰出著作奖。为了使这部著作与时俱进，作者又根据美国、英国和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修订，使本书呈现的历史面貌更加丰满。本书中文版据2007年的修订版译成，相信能够使读者在了解最新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可以领略这段历史的独特魅力。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后浪出版公司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