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精于思——申振钰》是集成了申振钰先生的口述、访谈资料及其主要科研成果的一本书。

申振钰先生勤于钻研、善于思考的特点，我们从她娓娓道来的口述中常能深刻体会到，尤其从申振钰先生在超自然现象研究方面的工作中。20世纪80年代，伪气功在中国甚嚣尘上，申振钰先生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实地听取“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亲临“气功现场”，并且详细地查阅、搜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形成了一系列反伪科学的文章和音像资料，对伪气功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申振钰先生因此曾获“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相信申振钰先生的研究历程能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和启迪。

申振钰先生以“业精于思”四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勤于思索、精益求精以成就自身之事业、科普之大业，的确恰如其分。申振钰先生学物理出身，且喜欢哲学，大学期间即形成了对于物理学史、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的浓厚兴趣，也使得她养成了喜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申振钰先生到中国科普研究所担任学术研究室主任之后，即开始了她十多年专门从事科普研究及科普实践工作的历程。申振钰先生勤于钻研、善于思考、博闻强识、对于学术研究认真踏实和一丝不苟……

我的求学之路

 一、我的童年

 二、求学之路

我的两个“十年”

 一、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十年

 二、科普研究所的十年

我与CFI的不解情缘

 一、CSICOP与中国“超自然现象”的调查

 二、CSICOP和CFI对中国的影响

 三、弘扬科学精神，成立“两科联盟”

 四、与CFI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

举办“科普理论研讨会”和大型科普活动

 一、组织科普理论研讨会

 二、组织高科技报告团

我的“三看”

 一、一看如何做学问

 二、二看培养科研人员

 三、三看科学主义

作品精选

 科普的核心是公众理解科学技术

 科技进步是推动科普发展的动力

 科普与大众传媒

 开创科学与人文相互沟通的健康局面

 超心理学与伪科学

 灵学研究的科学牌价

 伪科学的方法论特征(摘录)

 中国特异功能传播的三次浪潮及其文化背景分析

 中国科普历史考察

结语：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愿望

编后记

我的求学之路

一、我的童年

1938年我出生在东北，因我的籍贯是山东，所以算山东人。我在1945年上小学，那时候还是日伪时期，上学之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共产党的培养下长大的，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党教育的思维方式。

我在东北生活了18年，住过的几个城市属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我的祖父在黑龙江的盘石县做过县长。我那时很小，没有太多的记忆，我父母给我讲过在黑龙江生活的情况，我小时候得过好几次比较重的病。有一次得了伤寒病，那个时候伤寒病是传染病，是不治的病，西医也没有办法医治，我的家人只有请中医——那时候中医被称为“巫医”，根据祖传的药方开几服药。吃了三服中药之后，我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于是又连续吃了几服，终于脱离危险，最后痊愈了。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举家迁到吉林省了，于是我就在吉林上小学。

我的父亲叫申文山(字冠英)，在家排行老大，就起名冠英，底下还有5个弟弟。他当年在黑龙江上俄语专科学校(那个时候的俄专，类似于现在的中专)学俄语，因为我的祖父想让他去考中长铁路的职员。当时，有“三大行业”——铁路、邮政、银行。而中长铁路就是俄国人控制的，所以必须得会俄语。我祖父对孩子管教得比较严厉，我父亲在我祖父面前非常紧张，有点结巴，他在参加中长铁路口语考试时因为一时紧张就结巴了，结果没有考上，后来就去做生意了。

那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面做生意，不经常回家，他本身不参加劳动，也不会做活，是个管理者，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个小老板，那个时候也应该算是小资本家了。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做生意比较诚信，他做的灌肠比较注重质量，有许多回头客，他的奋斗精神给予了我很多精神财富。我二叔因得肺病，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三叔一直跟着我爷爷，我爷爷在日伪时期当县长，我三叔就给我爷爷当翻译。四叔在读大学，五叔也在读书。但五叔读大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叔读书的大学是现今东北师大的前身，读的是中文。五叔读的是农业，那时候叫农专。六叔读书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六叔跟我哥哥一样大。

我的母亲叫纪明德，是吉林图们人。母亲家里比较穷苦，有4个女儿，我母亲排行老二，母亲长得比较漂亮。我父亲娶我母亲的时候还在学徒，正在别人那里学习做生意。那时我父亲家境比较殷实，我母亲嫁到我们家里以后才开始上学读书。在这一点上，我们家比较开明，因为我祖母认为家里媳妇必须得看懂信，像我父亲出门做生意去了，路上安全不安全，必须知道。母亲在我们家里读了两年书，那时候叫认字，所以我母亲可以说是粗识文字，一般的书信能够看懂。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读完书之后，我母亲并不能去工作，只能在家里操持家务。她是大媳妇，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带头去做，而且那时家里的媳妇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所以她很是辛苦，新中国成立以后她经常“控诉’’我们家，老跟我父亲说，“你们家老剥削我”。

我一直跟着母亲，相处的时间很多，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她吃苦耐劳，在家里劳动很辛劳，这点我比较像她，我比较务实。并且，母亲很坚强，意志力坚韧，父亲做生意时常年在外面奔波，母亲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家里，带孩子侍奉老人。另外，母亲也不是那种饶舌的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妯娌非常多，母亲是老大，妯娌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这对我以后的处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不喜欢张扬，不喜欢把还没做的事使劲地夸大。

二、求学之路

我祖父是封建家长，对家人管得比较严厉，所以我父亲在我祖父面前毕恭毕敬。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要给祖父拜年，我祖父像老太爷似的正襟危坐，后辈们开始轮流给我祖父拜年，我们孙子辈的更是毕恭毕敬。跟祖父一起吃饭也是有规矩的，孩子们上不了桌，女孩子更是上不了桌。那时候，在读书方面，女孩上完小学就行了，一般不让读中学或大学。我奶奶老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会看封信就行了”。我觉得我们家族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我反抗最激烈的地方，所以我后来突破了家族的桎梏，坚持把大学读完。而且我读大学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他们也管不了我了。

我初中的学习成绩比较好，那时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三分是及格，四分是良，五分是优，我是全五分的学生。上小学的时候，我入少先队了，是大队长。我在14岁时就入团了，入团后就做团支部书记。高中时，也还当团支部书记，一直当到总支委员，总支书记。所以说我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到入党，都是在党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也有一点逆反心理，小时候反对“男尊女卑”，上学后就喜欢独立思考。无论功课多好、思想多进步、组织能力多强，我也不喜欢干行政工作。我入党并不顺利，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比较复杂，一直到1979年才加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我有一个朴素的信念，那就是勤勤恳恳做事。不管什么时代，我觉得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是最基本的要求。

1956年我转学到北京，到北京后我们家非常穷，全家住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老北京人爱聊天，邻居叫我父母申先生和申太太，这些家庭妇女晚上经常到我们家来串门聊天，我连功课都没法做。我数学、物理功课都不错，曾是学校物理竞赛第一名的获得者。那时，我家里生活很困难，班主任怕我因此而影响学业，所以问我：“你们家这么困难，你还有能力上大学吗？”我说：“不管多困难，我是一定要上大学的。”我的信念特别强。那时我们可以报12个志愿，因为喜欢学习理科，而且师范院校有理科，所以报了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和化学系，最后，我被物理系录取。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要独立思考。1957年，我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了这样一段评语：“反右期间立场不稳”。

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今已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有学生90多人，被分成三个小班，每班30多人，有十几个女生。我们的老师有孙念台、佟盛勋、李申生、刘雪城等人。大学期间，我还离开学校半年左右的时间，为参加北京市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加入了北京市摩托车队的训练。我不但会骑摩托车，还会开汽车，我现在还在开汽车。虽然半年没有上课，但我还是和其他同学一起毕业了。因为我是学理科的，所以比较喜欢理性思维。另外，我喜欢哲学，在大学里读了许多马列的著作，尤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恩的经典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到工厂下放了10年。期间除了在车间干了两年活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厂宣传科给干部讲马列经典著作的6本书。还当工人的辅导员，讲马恩的“工人”读本。这让我系统地读了一遍马列、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这些东西对我研究自然辩证法有些影响，这些哲学知识跟自然科学有交叉。

我之所以喜欢哲学，是同大学学习物理分不开的。我觉得有些学物理的人比较喜欢哲学。大学期间，我阅读哲学著作后，也经常与同学在一起探讨一些哲学问题。我曾读过一些名人传记，尤其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传记，这些伟人同时也是大哲学家，比如玻尔、玻姆、彭加勒、爱因斯坦等。在阅读这些名人传记的同时，我也喜欢上了物理学史和科学史，特别是对于一些数学和物理定理、定律的形成过程以及科学史上一些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认为物理学习不仅培养了我的理性思维，使我爱上了理性思考；而且也培养了我对于某一个事件特别喜欢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这为我后来到中国科协从事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P1-4

科普工作作为科技工作的一翼，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关系到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的兴旺与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做好科普工作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寄予科技工作者的期望。1980年，在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的提议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下，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1987年根据国家科普工作的需要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

时光荏苒，2010年，中国科普研究所迎来了建所30周年。在这而立之年，回眸30年来的研究成果和人才成长，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如今，中国科普研究所已经成为我国科普工作的智库，在职工作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超过半数，2008年经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科普领域第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青年立志于科普工作，使我国的科普研究事业蓬勃发展。

饮水思源，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是老前辈们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普工作者的优良治学传统和科学精神，了解他们当年为科普事业贡献青春甚至一生的事迹，感悟他们对科普事业的热爱和执著，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际，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设立专项课题，并委托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刘树勇教授协同本所项目组的工作人员，通过访谈的形式，对中国科普研究所离退休的部分老科研人员进行采访，请他们就自己是如何走上科普事业这条道路的，如何从事科普研究工作以及工作中的心得与体会等进行口述，将他们的回顾与叙述整理成文并公开出版，也希望能供我国从事科普工作的同仁们参考共勉。同时，为了怀念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创办人高士其先生，我们特意编辑了《科普泰斗——高士其优秀作品选》一书，以表达对这位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科普事业的奠基者的缅怀之情！

这项出版计划就要付梓了，丛书名经项目组的同事们反复斟酌，定为《科普人生》，虽难于准确表达，但求言尽其意。在建所30周年之际我们先出版部分老同志的口述书稿供科普工作者先读为幸，今后将根据事业的发展和老一辈科普工作者的情况，再分阶段地整理和出版，以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颜实同志和基础教育图书事业部主任徐扬科同志以及编辑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书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任福君 姚义贤

2010年4月12日于北京

《业精于思——申振钰》是集成了申振钰先生的口述、访谈资料及其主要科研成果的一本书。申先生以“业精于思”四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勤于思索、精益求精以成就自身之事业、科普之大业，的确恰如其分。

申振钰先生学物理出身，且喜欢哲学，大学期间即形成了对于物理学史、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的浓厚兴趣，也使得她养成了喜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大学毕业后，申振钰先生多年执教，这一经历训练了她严格的时间观念和教学中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后，申先生被调至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从事她所喜爱的“做学问”工作，搞学术——办学报、写文章、编书、翻译文章，等等；搞普及——让大众更了解自然辩证法，并将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申振钰先生自己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十年的工作为她以后进行科普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9年，申振钰先生到中国科普研究所担任学术研究室主任，开始了她十多年专门从事科普研究及科普实践工作的历程。

申振钰先生勤于钻研、善于思考的特点，我们从她娓娓道来的口述中常能深刻体会到，尤其从申振钰先生在超自然现象研究方面的工作中。20世纪80年代，伪气功在中国甚嚣尘上，申振钰先生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实地听取“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亲临“气功现场”，并且详细地查阅、搜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形成了一系列反伪科学的文章和音像资料，对伪气功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申振钰先生因此曾获“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申振钰先生的博闻强识、对于学术研究认真踏实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我们编辑整理她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则能时刻体味得到，尤其是她在科普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过程中，申振钰先生养成了深入图书馆翻阅史料的习惯，经常一做就是几个月，真正达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心外无物”的超然境界，申振钰先生的《中国科普历史考察》正是集中体现了这些特质的呕心之作。申振钰先生说，做学问最重要的有三点：一要踏实，切忌空侃、浮躁；二要求真，追求真知；三要积累，厚积薄发。这几点也体现在申振钰先生对于科研人员培养的想法之中，她认为，培养研究人员，首先要从做资料开始，从占有丰富的材料开始做研究；其次，要学会如何申请课题和做课题研究，要有创新思维，要求真务实，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并且，要学会如何整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注重真实性、准确性，注重积淀，形成有益的成果。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相信申振钰先生的研究历程能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和启迪。

本书编写组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