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除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他还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曾被众多图书馆采用，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系的形式，起过促进作用，从郭太风编著的《王云五评传》中您可以了解到王云五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他纵横于民国政商两界，极具传奇色彩，对于我们认识民国社会颇具历史价值。

王云五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在青年时期担任大学教授；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又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一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使之曾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抗战时期，他作为“社会贤达”参政，1946年起历任行政要职，晚年再次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居功至伟。长期以来，王云五饱受争议，郭太风编著的《王云五评传》从其文化业绩与事功表现展开探讨，深入而平实，对我们认识、研究王云五极有助益。

第一章 从启蒙到学贯中西

第二章 跨入政门半只脚

第三章 出任商务编译所长

第四章 图书统一分类法与四角号码

第五章 多重色彩的企业家

第六章 重振商务事业

第七章 商务出书又出人

第八章 八年辗转苦维持

第九章 从参政员到“政治花瓶”

第十章 在金圆券风潮中

第十一章 孤岛附政

第十二章 重操旧业生辉煌

第十三章 “学界奇人”的最后岁月

在旧时代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文化人，大都会记得王云五这个名字，那是因为王云五是国内赫赫有名的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对于一般平头百姓，尤其是“老上海”，虽然不一定知道这个王某人是何许人，但害人匪浅的金圆券是无论如何忘不了的。这两个印象，恰好代表了王云五生平的两个主要方面。无论如何，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应该写上一笔的。读者现在见到的这部传记，就是笔者为此所做的尝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笔”，也不敢说是最好的“一笔”。

大凡出了名的人，其成名之前的经历总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或顽劣不堪，或显露奇才。褒贬如何，又往往同他们成名后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很有关系。王云五是个功过掺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或者说两重性，使笔者觉得写他的传记，更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王云五少年时代的特色是刻苦求学，博览众书，这同他成为一代著名出版家是一脉相通的。名人成名之前的资料来源，不外乎其本人自述、日记或他人的采访、评述。王云五写过些日记，大多早已失散，他在1963—1966年曾撰写《岫庐自撰年谱》，但没有出版，其中主要材料编入125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记叙详尽，资料丰富。他的学生王寿南在他去世后撰写了《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有关王云五成名之前的资料，取自王云五《自撰年谱》与《八十自述》者为数颇多，并补充了许多可靠的资料。由于王云五1951年去了台湾，两岸交流阻隔，他在晚清时期23年的经历已经没有什么亲友可作忆述，因而上述三种资料更显得珍贵，也是笔者叙述其少年时代的重要资料依据。

1888年7月9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日），王云五出生于上海租界。儿时用小名日祥，后来所取的正名是之瑞，派名鸿祯，别字云五，号岫庐，后来还用过出岫、龙倦飞、龙一江等笔名。“云五”之称始自他14岁那年。其时，他在上海遇到一位师叔，是晚清的候补官员，这位师叔很喜欢他，临别时提出给他取个别字，征得同意后，师叔当即挥毫，写下方寸大小的“王云五”三字，并解释取意于“日下现五色祥云”，同小名日祥词义相通。久而久之，云五由别字成为正式称呼，而日祥却反而鲜为人知了。依照旧式传记的讲法，这就是“以字行”。

王云五非但出生于上海，而且他前期的读书生涯以及最辉煌的业绩，多半也是在上海取得的，他还能说一口“正宗”的上海话，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王云五从不以上海人自居，向来称自己是广东人，这是因为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各地来沪人士多以原籍自称，祖祖辈辈在上海的人则被称为“本地人”，略含土里土气之贬义，这同当代上海市民以“上海人”为荣，以“上海人”为洋气的观念不一样。

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孙中山也是香山县人，1925年孙中山逝世，香山县易名中山县，以示纪念），故里在香山县四都的泮沙村，距县城约47里。其远祖由河南省迁至福建省，至宋代自闽南迁往广州府东莞县香山镇。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镇连同邻近数县滨海地区建置为香山县。县治石岐，为王氏家族移粤一世祖所居之地，至七世祖始迁东乡四字都之泮沙村。这一支王姓家族世代务农，族中人科举考试屡屡失败，因而王氏没有社会地位，属于不入流品的寒族。因此，王云五的家族史也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族谱，而是代代传述，只留下约略的概况。泮沙村内许、王二姓聚族而居。许姓科第得意，历代多出士绅官宦，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王姓相形见绌，世代务农，直到晚清才有一人应试及格，入县学为生员，即民间所称的秀才，但是比起进士及第、当官人翰林，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王云五功成名就后，对自己能光宗耀祖是很引以为傲的。

王云五的父亲王光斌排行第四，童年时代在家乡农村度过，14岁那年随长亲赴上海觅生计，由学徒而经商，勉强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王云五出生时，他的二伯、三伯已经故世，大姐、三哥不幸夭丧。他出生那一年，他的大哥日华9岁，二哥日辉5岁，二姐文凤6岁，三姐（佚名）2岁。在王云五之后，其母梁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即四妹文杏、五妹文梅。王云五用“家无佣仆”描写那时生活的艰难情景，繁杂的家务由同样出身寒门的梁氏一手操持，可见家境确实不宽裕。他的父亲勉力从业，收入仍然有限，虽然家用十分节俭，但还是难以应付上海较高的生活费用，于是决定把家眷暂时迁回故乡。

1891年，他的父亲倾尽多年积累的余资，托亲戚在家乡觅地建屋。3岁的王云五就在这一年随父亲举家迁回原籍，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故乡。他父亲安顿好家眷后，又返抵上海供职。王云五这次乡居4年，是他在故乡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日子。他的两个哥哥在本村许秀才开设的私塾里读书。王云五6岁时，他的大哥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开始识字。王云五个头矮小（成年后略微超过1．5米），脑袋奇大，体质很弱，性格羞怯，不善于同陌生人交往，更不敢同他称之为“野蛮的”孩子们玩游戏，加上其母梁氏对子女管束甚严，所以他平日很少走出家门。两位兄长去私塾读书时，他更觉得孤独无聊，偶尔在家门口玩耍，有时受了顽童的欺侮，也不敢顶嘴论理，马上跑回家里避免麻烦。在《岫庐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对这4年乡居生活寥寥数笔带过。看来，那段童年生活对他的一生没有起多大的影响。据他在自述中所发的感慨，这4年仅有的收获是“乡居空气较佳，我的身体也渐强健”。P1－3

王云五三个字，在我的记忆中从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8岁那年，在我父母的书房“白雁楼”里乱翻书，发现一本四角号码词典，出于好奇，对照胡适编写的检字口诀，强记了一些主要的笔画和符号，不到2小时便大致学会了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从那时起，初识了王云五的姓名，知道他是这种便捷的检字法的发明人，觉得他的脑袋特别灵，缠着我的父母提问，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们讲了王云五的不少逸闻趣事，但从不回答“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类的问题，使年龄尚很幼小的我，隐隐感到，王云五在“很了不起”的背后，还有一团神秘的迷雾。

在写本书之前，我花了几个星期，浏览了关于王云五数百万字的材料，觉得中国台湾方面赞颂他的纪念文章很多，少数文章则贬得过分；祖国大陆方面尽管有些文章提到过他，但往往是在不可省却时才提到的，评价大多偏低。看过资料后，对王云五的经历和功过是非，心里有了底，产生一种还王云五以本来面目的写作冲动。

王云五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除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他还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曾被众多图书馆采用，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然而，这两项发明与王云五在出版事业中取得的成就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凡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进过学校大门的人，几乎都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主持商务出版大计的人，是出版家王云五。他统领商务编辑工作和总理馆务达25年之久，一直在国内出版界保持一骑绝尘的领先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将商务事业推向鼎盛，1934—1936年三年中，商务版新书的数量占全国新版图书总量的48％，其中1936年商务版新书占全国新版书52％。商务印书馆非但雄冠国内出版业，而且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

在主持商务出版事业期间，王云五倡导出书要“激动潮流”，即多出有新意有质量的专著，注重学术性和知识含量，以此推进学术，普及健康纯正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出书若无创意，若无助于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愧于出版家的称号，也有愧于读者。他从不迎合小市民的口味而降低出书标准，拒绝出版卑俗委琐、黄色无聊的读物，也不采纳政治上趋炎附势的浅薄书稿。仅他设计并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先后出书便达7000余册，内容涵盖各学科知识领域。20世纪30年代初，各地单位、团体因购置《万有文库》第一集而建立的图书馆有1000余所，约占全国图书馆的一半。今天，许多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受过《万有文库》的滋养，至今记忆犹新。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则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将我国高等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云五还主持出版过其他许多影响深广的大型丛书，本著作正文中均有述评，于此不赘。简言之，在王云五通盘筹划下，商务出版了众多有价值的读物，在开发民智、促进教育、繁荣学术、沟通中西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等方面，实实在在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世所公认的业绩。

那时的商务印书馆，被人们称为“文化界的伯乐”。一些有专长无名望的学人士子，其作品一经商务发表，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其才识也得到同行的认可。许多新中国成立后肩负过重任的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当年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论著，或做过编辑。王云五坚持用稿看质量，用人重才识，在扶持众多年轻学人专家的同时，他本人也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一个方面军的领军人物。

王云五既是出版家，也是改革家。他远渡重洋，深入考察国外企业科学管理经验，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实施全方位的改革，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还应邀到许多大学、机关、团体作演讲，推广科学管理法，并撰写有关论著。就近代科学管理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沿革而言，无论理论传播还是实践运用，王云五都堪称先驱人物之一。

王云五还数度挽救商务事业。商务总馆厂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机炸毁。抗日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40余家馆厂大多沦于敌手。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逆境中奋争不息，商务事业屡屡从困境中复苏，他因此被知识界誉称为“爱国出版家”。

抗战时期，王云五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开始参与高层的议政活动。他的名气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兴趣。此后，国民党蒋介石决意起用少数“社会贤达”，以掩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这同王云五当大官以“荣宗耀祖”的思想暗合。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王云五在南京政府做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府委员、财政部长。在两年半的从政经历留下了几处败笔，最大的败笔便是奉蒋介石之命筹划“币制改革”，草拟了整套方案，1948年的金圆券风潮祸及整个国统区，但很少有人知道，始作俑者居然是文化名人王云五。1954—1963年，王云五先后出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犹如任人摆弄的政治花瓶，插花人是国民党，他本人权力有限，政绩自然乏善可陈。

1964年，退出政坛的王云五担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仿佛倦鸟归林，恢复了勃勃生机。经由他整治革新，台湾“商务印书馆”很快就扫尽了挣扎求存的病态，先是大量重印1949年以前的商务版书籍，继而推出各类新编的知识性文化读物，特别注重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振台湾商务事业，而且对于台湾同胞走出“文化沙漠”，深切认同中华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台湾，王云五有“博士之父”之称，因为台湾设置博士学位，由他首先倡导，他本人又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文化名人，王云五在台湾文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除了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和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之外，他还有七八项文化教育方面的社会兼职，均勉力主持，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

此外，王云五本人又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者，他一生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出版著译90余种。他晚年撰写的学术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各有200余万字，构思颇有特色。他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各有100余万字。这两部长篇巨著，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近代出版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从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与学术的价值。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得到过多位前辈人物的鼓励，聆听了他们的教诲，受益匪浅。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提醒道，文字不要花俏，分寸感要强，评论止于适可。华师大林炯如教授意味深长地说，写传记的人，容易写出感情，被传主牵住。离休干部朱宗尧先生的谆谆教导是，王云五是文化大名人，不幸误入政治歧途，多写些文化方面的业绩，政治经历不妨淡化些。在京离休干部韩子恪先生与我仅有一面之交，也托友人特地关照，王云五后半生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写传记不能回避这一点，但务必慎思。前辈们的关爱之心，我是深深领受的，于此表示感谢。他们的关照和叮咛，也反映出王云五这个人物具有多重性，选材议论都有难度，这或许是大陆迄今未见其传的一个原因。

尽管王云五是复杂而又敏感的人物，但不展示他的各个层面，便无从刻画出立体的形象。“刻画”不同于“描写”，重在真实。本著作在写作方法上取严谨态度，叙事论人皆言而有据，不加想象，不作推测性描述，因而人物的心理活动，缺乏依据的细节，由一点化开去的对话，诸如此类传记文学常用的描绘手法，均不采用。然而，这种“轻文重质”的写作方法，并没有使我感到施展不开。写大好人要在赞颂有致，写反派人物则妙在笑骂自如，这两种写作方法，虽易发挥文才，却是我不很擅长的。写“亦好亦坏”的人物，需要辨析入理，在写作过程中展开思辨，这正是我喜欢的写作方法。我品评人物的原则是：政治的问题，作政治上的论析。纯学术的问题，作纯学术的评析。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则尽可能展开深入细致的辨析，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分析传主的政治观点对具体的学术活动有没有影响，有哪些影响，原因何在。

由于王云五最后30年生活在台湾，又有当大官的经历，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大多由台湾发表出版。这些台版图书资料在祖国大陆散存于少数几个图书馆和高校。本书得以较为顺利地完稿，得益于众多亲友的热诚相助。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傅德华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胡安权、王圣良先生，华师大图书馆印先生、龚女士，我的同事黄德良先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京的若干友人，从北京图书馆搜集到很有用的资料，替我复印。小女郭昭如，参与整理了部分资料，并提出了若干有见地的写作构想。内人孙孝煌女士将手稿打印成正稿。对于亲友们的大力帮助，我于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我接识的人物中，王云五先生是一位奇人。他无疑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奇特，最有原始的生命力以及最多姿多彩的人。他有时很传统化，但也热烈地接受现代意识和作风；他有时很现代化，但他拥有浓厚的传统的情调与德操。他是中国社会在中西、新旧冲突激荡时期中的产物，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的与两的、新的与旧的色彩，这些色彩不是拼凑的而是混合的，不是暖昧的而是鲜明的。在人生的舞台上，他扮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对每一个角色他都以全部的精神加以拥抱，因此每个角色都演得有声有色。——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