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十七岁(精)》集中了白先勇1958－1961年，1963－1965年两个时期的创作，包括处女作《金大奶奶》，早期代表作《玉卿嫂》，中期代表作《芝加歌之死》、《谪仙记》等，题材多样，风格多变，其创作成熟期的许多优秀作品皆可以从中窥见雏形。小说所表达的是一种不变的人性，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战争爱情。

小说所表达的是一种不变的人性，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文学的主题有限。不外乎生老病死战争爱情，除非有一天发明一种药。人类完全变了，那所有的一切才会成为真正的过去。

《寂寞的十七岁(精)》是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集，白先勇先生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牡丹姻缘/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大奶奶

我们看菊花去

闷雷

月梦

玉卿嫂

黑虹

小阳春

藏在裤袋里的手

寂寞的十七岁

那晚的月光

芝加哥之死

上摩天楼去

香港——一九六○

安乐乡一日

火岛之行

等

后记

 蓦然回首

附录

 白先勇的小说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金大奶奶

记得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跟奶妈顺嫂回上海，我爹我妈他们在南京还没有来，我就跟着顺嫂在上海近郊的虹桥镇住了下来。那儿的住户大多数是耕田的人家，也有少数是常跑上海办货做生意的，不管他们干哪一行，家里总不愁柴火烧，白米饭吃；因为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春天来了，一大片油菜花，黄澄澄的，真是“遍地黄金”。

算来算去，虹桥镇一带最有钱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金家。这是顺嫂告诉我的，她讲，金家要是没有几百亩田，无论怎样也撑不下他们家那种排场。顺嫂的交际手腕很有两下，我们才住下来几天，她就跟金家上上下下混得烂熟了。当她带着我向他们家里直闯而入时，就连那条看门的狼狗也不会叫一下。

金家的房子很大，是一所两进头的旧式平房，前面一个大天井，种了些合抱的榆树。进门不远，是一问大厅堂，大约摆得下十来桌酒席，里面的家具一律是乌亮的梭枝木做的，四张八仙方桌，桌面中间都嵌了带青斑的大理石，夏天摸着浸凉浸凉的舒服得很。厅堂四壁上挂满了字画，茶几上也陈设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盆景古玩，十分好看，我有时候禁不住要伸手去弄一下，顺嫂一看见就急得赶忙拉住我，咬牙切齿的低声说：

“容哥儿，我的小祖宗，我跟你作揖，请你不要乱摸乱搞好不好？打坏了他们的东西，咱们可是赔不起啊！”

我们常去金家玩，所以对于他们家中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金家一共两房，因为金大先生常在上海住，所以田务家事都由二房管理。金家的人差不多都是看金二奶奶的眼色行事的，连金二先生也包括在内。金二奶奶是一位极端精明的管家婆，嘴尖心辣，又得金大先生的信赖，只要她喝一声，金家那班下人，就连那个最是好吃懒做的小丫头阿红，也不敢怠慢半分儿。可是金二奶奶很买顺嫂的账，大概是因为顺嫂的针线活儿实在与众不同，三天两天金二奶奶总要差人来叫顺嫂去帮她扎些花儿。金二奶奶对我也另眼相看，这准是看在她宝贝儿子小虎子份上。小虎子与我有缘，我们这一对十来岁的孩子才认识几天，可是却像是从小就在一块儿似的。小虎子也是一个捣精捣怪的人物，什么话都肯跟我讲。他说：他不怕他的爹，他的爹是个不管事的烂好人。可是讲到他的娘，他却把舌头一伸，贼头贼脑的朝左右看一看，再也不敢做声了。讲到他大伯，他就把大拇指一伸，哼道：“嘿！数一数二的好老！”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承认，我实在忘不了金大先生那高高的个子，那撮深黑整齐的小胡子，以及他要笑不笑时那满面的潇洒神态，而最使我忘不了的，却是他挂在胸前的那条大红领带，因为镇上系领带的还只有他一个人呢。小虎子说他已经四十岁了，我只能相信他刚过三十五。

说起来，金大奶奶应该是小虎子的伯娘，可是当我问起小虎子的时候，他就撇着嘴哼道：“去她的！她算是哪一门的伯娘？‘老太婆’算了。”

真是奇怪得很，金家全家背地里都叫金大奶奶做老太婆，小虎子这样叫，金二奶奶这样叫，就连阿红端饭给大奶奶的时候，也阴阳怪气地嘟囔道：“这个‘老太婆’真讨厌！凭她那副酸像也配指使人？”

金大奶奶很少出房门，有时我看见她探头探脑地走到客厅来倒杯茶，如果这时金二奶奶偏巧坐在客厅里，金大奶奶会马上慌慌张张绕过走廊缩回去。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见金大奶奶上过桌子，差不多总是等金二奶奶他们吃完了，然后再由阿红胡乱盛些剩饭剩菜送进金大奶奶的小房间给她吃。可是更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金大先生从上海回来，从来不理金大奶奶，他们两人各住一房，金大先生房里很宽敞，家具陈设跟他的人一样漂亮，全是从上海搬来的；而金大奶奶的那一问却简陋得很，里面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昏暗，进大门之后，要绕老大一截路才找得到。我不大去金大奶奶房里玩，金二奶奶曾经吩咐过我少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刚走到金大奶奶房门口，就被金二奶奶叫回头。她牵着我的手，指着金大奶奶的房门低声说：“容哥儿，千万别去惹那个‘老太婆’，那个女人是贱货，你懂得吗？”我实在不“懂得”金大奶奶是“贱货”，不过我看见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瞪得老大，也只好吓得直点头。

“‘老太婆’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有一天，小虎子跟我坐在天井里的榆树干上剥烤红薯吃，他对我这样说。

“怎么见得？”我咬了一口红薯问道，因为我心中想即使金大奶奶有一点儿惹人厌，也不会“顶顶”惹人厌嘛。

“呵嘿！”小虎子将眼睛一翻，好像我不该对金大奶奶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发生疑问似的。他接着说：“这是我娘告诉我的。我娘说‘老太婆’是个很不体面的女人，她才不配跟我们同桌子吃饭呢！不说别的，瞧她那副脸嘴我就咽不下饭。”

小虎子最后这句话，我不得不同意，金大奶奶的长相实在不讨人喜欢。小虎子说她已经五十岁了，要比他大伯足足大上十岁，可是我看到她头上直直的短发已带上了白斑，好像远不止这把岁数似的。金大奶奶是个矮胖子，又缠着小脚，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小虎子说她像只大母鸭，我看着也真像。更糟糕的是金大奶奶已经老得面皮起了皱，眉毛只剩了几根，可是不知怎的，她每天仍旧在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对弯弯的假眉，有时候描得不好，一边高，一边低，看着十分别扭。小虎又把她比喻作唱戏的木偶鬼仔，我还是不得不同意。

“呸！‘老太婆’才配不上我的大伯呢！”小虎子把红薯皮往地上一唾，两条腿晃荡晃荡地说道。

“唔！”我应了一声，马上金大先生那撮俏皮的胡子及金大奶奶那双别扭的假眉一同跑来我眼前了。  “我大伯总不爱理她，有时‘老太婆’跑到我大伯面前哕嗦，我大伯就抹她一鼻子灰，骂她是个老——老——”小虎子想了一下突然拍着手叫了起来：“‘老娼妇’！哈！哈！对了，就是‘老娼妇’，你那时没有看见‘老太婆’那副脸嘴，才好看呢！”

“金大奶奶难道不难受吗？”我相信金大奶奶的脸在那时一定比平常难看。

“谁管她难不难受呢，反正我大伯常常骂她的。”小虎子仰起头狠狠的咬了一大口红薯，好像很得意的样子。

“我猜金大奶奶一定常常哭的吧？”因为我亲耳听见她哭过几次，而眼前我又似乎看到她一拐一拐地拿着手帕偷偷地拭泪了。

“‘老太婆’不只常常偷哭，她还会私底下暗暗的咒人呢！有一天我走过她窗户底下，她正在咕里咕噜的骂我大伯没有良心，骂我娘尖酸刻薄。我暗地里告诉了我娘，我娘马上轻手轻脚，悄悄的——悄悄的——走到‘老太婆’房门口——”小虎子说到这里，压低了嗓子，眼睛一瞪，将颈子缩起，从他面部的表情，我又好像看见了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满露凶光，蹑手蹑脚站在金大奶奶门外，如同一只母猫要扑向一只待毙的老鼠一样，“喔！”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将自己的胸前衣服一把抓住。

“我娘将房门一脚踢开，跳进去将‘老太婆’的头发一把抓住！接着一顿狠打，老太婆像杀猪一般叫了两声，就吓得绝了气。”

P1-6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蓦然回首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人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一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蹬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讦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地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横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在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六九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衷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做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做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耶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耶诞，一个人住在密歇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荷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战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地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