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世界东方史权威专家——勒内·格鲁塞的鸿篇巨制。它书写了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的恢弘历史，即上帝之鞭阿提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跛子”帖木儿纵横草原，征服世界的狂飙史。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对成吉思汗、阿提拉、帖木儿感兴趣的读者，对欧亚大陆(蒙古草原)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由著名的东方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历时数十载，经过大量实地考察及史料挖掘精心创作而成。自1939年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泛传播。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欧亚大陆史正式成为一门系统的历史学科。

不了解草原的历史就无法理解欧洲和中国的历史。本书以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的迁徙为主线，为读者描绘出三千年来大草原上上演的一幕幕气势恢宏的历史剧：斯基泰、匈奴、突厥、蒙古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草原帝国风起云涌；阿提拉、成吉思汗、贴木儿这些“上帝之鞭”掀起横贯欧亚的历史狂飙。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永无休止的碰撞、撕扯，促成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也改写着农耕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勒内·格鲁塞以开阔的历史观和精湛的笔触，为读者梳理出这些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背后共通的历史脉络，把分散的民族史与国家史还原为一个相互连接与互动的历史系统，进而描绘出草原游牧民族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

导言 草原与历史

第一部 公元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章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于匈奴人

 第二章 中世纪初的突厥、回纥和契丹

 第三章 公元6—13世纪的俄罗斯草原

第二部 成吉思汗蒙古人

 第四章 成吉思汗

 第五章 成吉思汗最初的三个继承人

 第六章 忽必烈的统治

 第七章 钦察汗国

 第八章 帖木儿

第三部 最后一批蒙古人

 第九章 罗斯的蒙古人

 第十章 昔班家族成员

 第十一章 公元15—18世纪蒙古境内的最后一批帝国

译后记

古代的草原文明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在北方的草原上。奥瑞纳时期的文化就是从旧石器时代起通过这条道路由西伯利亚(在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马耳塔曾经发现过一个“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女神雕像”)传播到中国北部。考古学家曾经在甘肃省附近的水洞沟及陕西省北部榆林西南的萨拉乌苏发现过埋葬在第四纪地层中属于奥瑞纳文化类型的遗物。同样，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及河北省(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发现有人骨架及装饰品：骨针、有孔的兽牙、骨耳坠子、有孔的贝壳、珠母碎片、赭石块)也同时存在着代表马格德林文化的遗物。

新石器时代末期，草原上的西伯利亚大道还充当了饰有“篦纹”的陶器向亚洲倾销的通道。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种彩陶在俄罗斯中部发展起来，然后传到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再从那里逐步影响到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公元前2000年初期，美丽的螺线纹彩陶由乌克兰经过西伯利亚传人中国。这种彩陶发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日比科文的施贝尼兹、比萨拉比亚的拜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摩库特尼。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这种彩陶得到蓬勃发展，后来在甘肃省半坡彩陶中得以改善。总之，根据塔尔格伦的说法，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时代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的；与此同时，在多瑙河流域也有较大规模的青铜文明(奥尼耶迪兹文明)。但西伯利亚中部米努辛斯克的青铜时代却是在大约300年后才开始的。马克思·罗尔根据中国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手斧和矛头，推论出中国的青铜技术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西伯利亚传人的。

日益风格化的动物纹式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是草原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这种极其原始的艺术是游牧民族用于装饰的一种奢侈品，例如在马具上的铜质、银质或金质的小牌子。在库班的迈科普的古墓中曾经发现过类似风格的艺术品，比如琉璃花瓶、金质或银质的动物肖像，它们都受到了亚述一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塔尔格伦认为这些古董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600—前1500年左右的密诺文化中期。可以说，亚述一巴比伦文化的这种直接影响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以著名的克勒梅斯的手斧为标志。

据塔尔格伦推测，大概从公元前1200年起，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便已经被一个印欧民族的息姆米里人占领。他们大概属于色雷斯一弗里吉亚人种，不是经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转移到这里的，而是原来就居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位芬兰著名的考古学家认为，第聂伯河流域及库班河流域近期发现的许多古物是息姆米里人留下的。这些古物主要包括孛罗迪诺的宝藏、什切科沃的青铜镰刀、尼古拉耶夫的铸青铜炉、阿卜拉莫夫卡的青铜镰刀等几乎所有在多瑙河下游及第聂伯河下游之间发现的古迹，还有在库班发现的斯达罗米沙斯托夫斯卡雅的金牌及银牛、在特勒克河流域发现的皮亚提戈斯克的古冢，以及库班文化初期的古冢。在俄罗斯南部，所有息姆米里人的艺术都与干扎一哈喇巴克的外高加索文化有关。公元前1400—前1250年，在干扎一哈喇巴克出现过以几何纹动物图形为装饰的美丽的青铜环，一直到8世纪时才消失。这种艺术与公元前1200年左右青铜艺术繁盛时期的达里什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前1300—前1200年左右，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的墓室可以证明息姆米里人的青铜文明过去曾经向突厥斯坦发展。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塞马出土的珍品内可以发现处于初级阶段的青铜文化，被称做“有孔手斧”文化。在哈萨克斯坦有一种叫做安德罗诺沃的文化，与有孑L手斧文化相类似，这种文化一直发展到米努辛斯克时期。这种有孔手斧存在于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初期，曾经对商朝时中国安阳的有孔手斧产生过影响。但是它那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以及纯几何图形的装饰，都可以证明高加索的动物形象艺术没有在那里广泛流传。再往北，一直到叶尼塞河岸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在相当晚的时候才发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艺术，其中以北方的鹿和马为形象的石刻最引人注目。公元前1150_前950年，大概也就是格里戈利也夫斯克的宝藏和布格河岸的尼古拉耶夫的铸青铜炉的时代，息姆米里文化在黑海北岸得到继续发展。捷勒克草原上的纯青铜证明了库班和格鲁吉亚的勒瓦尔文明有着让人惊奇的联系。这种文明之所以比草原上的文明先进，是因为那里出现了铁器以及公元前1000—前900年左右的奇异的青铜腰带，上面雕刻着以狩猎和耕种为背景的动物及人物图案。另外，在萨马拉与撒拉托夫间的叶克罗夫斯克也发现了青铜文化。塔尔格伦认为克瓦林斯克的坟墓是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的，属于斯基泰人，他们将继息姆米里人之后统治黑海北岸草原。

公元前900—前750年是息姆米里人文化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产生伽里西亚的密哈勒科瓦宝藏的著名的金冠时代。这些文物表现出它们和高加索文化与奥地利的霍尔斯塔特文化的联系，它们也属于基辅南面有高加索文化影响的彼德戈尔查宝藏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南部十分盛行一种出产于敖德萨以东的科布列沃的有孔青铜斧和双刃矛头。此外，息姆米里的青铜文化还曾传人罗马尼亚，影响了摩尔达维亚的波尔德一里技斯特罗文化与缪烈文化，以及瓦拉吉亚的瓦尔多布文化，并波及匈牙利的青铜时代。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塔尔格伦认为，在息姆米里人和色雷斯人还停留在青铜时代的时候，东南方的高加索文化与霍尔斯塔特文化就已经处于铁器时代了。此外，斯基泰人的前驱，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克瓦林斯克文物群在大约公元前900年时就已经有索斯诺瓦雅—马查铸青铜炉，证明当时那里同样属于青铜时代。塔尔塔伦认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间，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正处于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那里存在双刃的有孔手斧，多为几何形的装饰，偶尔可以发现少数用来装饰匕首把手的动物图形。毫无疑问，在俄罗斯草原上，息姆米里人的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与两个铁器文明(奥地利的霍尔斯塔特文明与高加索文明)相互关联。因此，就像在斯基泰人早期遗物中可以发现霍尔斯塔特的铣刀一样，在息姆米里人的晚期遗物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铣刀。

P21-23

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历史回忆录里看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人的名字。西方的纪年学者以及中国或波斯的编年史家将他们的形象通俗化，并记载了下来。他们这些游牧人竟然出现在文明时代，甚至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将罗马、伊朗或中国变成一堆废墟，实在堪称伟人。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很难解释他们的出现、活动，以及他们的消失，甚至将他们看成上帝降下的灾难和对古老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生来就是大地的儿子，这一点从未改变。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只要找到他们的这一生存规律，便能够对他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草原的环境造就了这种身材矮小粗壮、桀骜不驯的人，并让他们能够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存活下去。高原猛烈的风塑造了他们的五官，使他们变得眼睛细长、颧骨突出、汗毛稀少、骨骼坚硬。他们总是喜欢在有水草的地方居住，这种生活需求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使得他们与当地人的接触更加频繁，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礼貌的借贷，也有可能是屠杀性的掠夺。

三四位亚洲大游牧者的出现，缩短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偶然，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他们之中有三个人完成了惊人之举，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但还有很多的阿提拉与成吉思汗们只成功地建立了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间的占亚洲四分之一面积的帝国，这已经可以算作大规模的冒险行为。

历史上有过很多伟大的野蛮人，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是被邻近民族认为是野蛮人的人。凯尔特人曾经长期被罗马人看做是野蛮人，日尔曼人被高卢人看做是野蛮人，而斯拉夫人则被日尔曼人看做是野蛮人。中国南部的居民也曾长期被黄河流域的原住中国居民看做是野蛮人。这些地区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但都形成了农耕的生活方式，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几乎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方却得以免于这种变化，那就是绵延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草原地带。这个地带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还可以耕作，那里的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作物生存，居民们只得永远过着畜牧、游牧的生活，甚至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部分人，即处于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格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于是，草原和森林地带便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这当然不是说那里的居民在品质上比其他民族低下，而只是因为那些人长期停留于早已被其他地区居民淘汰了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他地方早已到达了极其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部分停滞在畜牧阶段的人们的继续存在对历史的剧变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存在表明了临近居民之间存在情况的巨大差异——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12世纪的人生活在同一种状况。从蒙古高原南下到北京，从吉尔吉斯草原北上到伊斯法罕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引起的灾难十分严重。对于中国、伊朗、欧洲的居民来说，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蛮人，必须去恐吓和哄骗他们，好让他们远离耕地。至于那些游牧人，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揣测的。旱天里，那些贫苦的蒙古游牧者离开那些荒芜的草原，来到农田的边缘，在那里好奇地观赏居民的文明奇迹、丰富的谷物以及都市的繁华。确切地说，这种奇迹中所隐藏的秘密，即在建立这些“人类蜂窝”时所付出的艰辛是不可能被匈奴人所了解的。那些匈奴人被看做是从雪地里走过来的狼——匈奴人的“图腾”——一群看到篱墙内的猎物的狼。一千多年来，他们由于条件反射而会突然地侵入、掠夺，带走战利品后继续逃亡。

畜牧和狩猎人类继续与农业人类并存，甚至可以说，如果日趋富裕的农业社会接触到停留在畜牧生活并因天旱而遭遇可怕饥荒的畜牧社会，那么可以说在极显著的经济对比上又加上了时常是极其残酷的社会对比。再进一步可以认为，就是这种人文地理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定居者与游牧者相互之间的感觉，就等于一个近代城市中所包含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不仅有华北肥沃的黄土地带，还有伊朗的果菜园地或者是基辅丰饶的黑土地带，但被一片贫瘠的牧场区域所包围，这地区的气候条件是可怕的，十年之中总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枯黄，牲畜要死亡，人也要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定期地向农耕区域发起攻势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这些突厥人或蒙古人属于一个智慧、沉着、活动能力强的种族，早已适应了艰苦的环境，自然养成了统率众人的才能。定居者则时常是颓废的，往往会在冲击之下崩溃。游牧人进入城市后，先是屠杀，接着便毫不费力地取代被他们打败的统治者。他们大胆地登上尊贵的王位，成为中国的可汗、波斯的王子、印度的皇帝。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快便成为北京的半个汉人，或是伊斯法罕和雷依的半个波斯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草原与农业区域之间的和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吗？绝对不是。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将继续起作用。即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击，没有被逐渐地或是突然地淘汰，也会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草原深处的正在忍受饥饿的部落只把他们的堂兄弟看做是暴发的塔吉克人或拓跋人、波斯人或汉人，他们将重新开始不利于他们的同类的冒险行动。

因为从匈奴占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正好经历了1300年，在这种常常是成功的冒险中同一旋律便几乎重奏了1300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游牧民族在那个时代虽然物质文明非常落后，但军事方面却保持着极大的优势。他们是骑射手，由优良的射手组成了十分机敏的骑兵队，这种专门“武器”使他们在定居民族面前保持着一种优越性，就像近代欧洲的炮兵部队在其他国家面前显现出来的优越性一样。毫无疑问，汉人或伊朗人并没有忽视这种武器的袭击。公元前3世纪，汉人便改变了自己的装束，用来适应骑射的突袭；在伊朗，便是从帕提亚人时起就尝到了一群奔逃的骑士射出的飞箭的滋味。但无论是汉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在这方面都不能和蒙古人相抗衡。蒙古人自幼就会追逐奔驰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的野鹿，习惯于长时间地埋伏及猎户的各种诡计。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食物的，在这里他们所向无敌。但他们并不总与敌人对立，相反，他们总是出人意料地攻击敌人，然后立即逃走，再次出现时，便猛烈追击敌人，却不让敌人牵制住，将敌人围困，使其精疲力竭，最后才去打倒那些疲劳得像难以逃脱的猎物一样的敌人。这种骑兵队的灵活机动性，使得人们对他们产生一种无处不在的幻觉。成吉思汗的两位有名的战略家(哲别和速不台)将这种幻觉变成了一种巧妙的战术。卜兰迦宾与鲁卜鲁克曾经看到这种战术的实施，他们特别注意到这种战术的特殊优越性。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如同所有的有组织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建立、存在和灭亡阶段。但草原上的骑射手们统治了欧亚大陆13个世纪，因为他们是那里的大自然的产物，经历了无数的饥饿和痛苦。骑射是游牧民族唯一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可以使他们免遭饥饿和灭顶之灾。因此，即使成吉思汗能够在晚些时候征服世界，那也是因为他这个被遗弃在克鲁伦河草原上的孤儿能够和老虎一起每天猎取到足够的野生动物，才不会被饿死。

骑射手总是忽然地出现，射击，然后逃跑。并且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非直接性射击的杀伤力几乎相当于现今的炮队。那么为什么这种优越性现如今不复存在了？为什么16世纪后游牧民族不再对定居民族产生威胁了？正是因为定居民族已经用炮来对付他们了。定居民族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为地获得了一种优越地位，彻底改变了他们几千年形成的彼此间的关系。伊凡雷帝用大炮驱散了金帐汗国末期的继承者，而中国皇帝康熙也用火炮慑服了喀耳木克人，标志着世界历史一个时期的终结。军事技术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文明远远强大于野蛮。在很短的时间里，游牧民族的传统优越性便难以置信地成为了过去。公元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还在战场上幻想用喀耳木克的骑射手来抵御拿破仑，但他们的表现就像是猎手们出现在马德林时期一样不合适宜了。

仅仅经过了300年的时间，那些射箭手便不再能够主宰世界了。

就译者所知，这已经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第三个中译本了。可以说，迄今这位资深法国东方史学家的主要著作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如若格鲁塞地下有知，他定会欣慰不已。

格鲁塞的研究属于广义东方史学的范围。不过分严格的话，汉学(中国学)、蒙古学、突厥学、伊朗学都可以算是东方史学的一部分。西方人对东方史学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世纪晚明时期进入中国传教的第一批耶稣会士。(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卢布鲁克们留下的游记自然不算在内。)他们来华前都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进入中国后又主要活动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乃至皇室中。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记述多见于他们寄往欧洲的通信以及递交教皇的报告。这些记载自然包含有严重的宗教偏见，但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其中浓厚的“文化误读”吸引着我们，迫使我们注意到读解中国历史的另一层视角。同样的，格鲁塞著作的最大价值也正在于此。

东方史学发展到格鲁塞所处的公元20世纪早期，早已成为一个跨区域、跨文化、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手段的社会科学分支，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巨匠，本书屡次提及的伯希和、斯坦因、巴托尔德等人都在其中。群星璀璨之下，格鲁塞恐怕只能列在第二等的位置。但格鲁塞自有他独特的魅力。他的著作以综合贯通见长，这在草原游牧史的历史研究中尤其罕见。对草原历史感兴趣、比较过不同作品的朋友对格鲁塞一气呵成的雄浑气象自有领略。除此以外，格鲁塞的饶有兴致的写作风格也是他的作品长期拥有读者的重要原因。即使不与同类专业著作比较，而是跟一般纪实文学作品比较，格鲁塞的文章也堪称生动有趣。格鲁塞似乎有一种讲故事的天赋，历史在于他，就仿佛一个一个巧妙连缀起来的故事之网。身为历史学家，他复活了希罗多德的叙事传统。中国读者自然记得，我们伟大的司马迁同样是个讲历史故事的天才。

本书名为《草原帝国》，自然意在讲述欧亚草原这个巨大历史舞台三千年里上演过的无尽变幻。格鲁塞的视角是世界性的，他不会考虑这部历史要是从中国朝廷出发或是从波斯王宫出发该如何写作。如果有些读者期望看到一部“中国中心论”，那我们要预先提醒他们，不要那样要求格鲁塞。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格鲁塞行文中使用的“CHINA”、“CHINESE”，译者一律译为“中国”、“中国人”，除了个别可能影响阅读之处，均没有根据当时的中国朝代或现行正统概念加以修正。这是出于尊重原著、行文方便的考虑，识者自会谅察。

译者谨识

2005年8月于北京

这些游牧人竟然出现在文明时代，甚至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将罗马、伊朗或中国变成废墟，实在堪称伟人。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很难解释他们的出现、活动。以及他们的消失，甚至将他们看做“上帝之鞭”，以及对古老文明的惩罚。

三四个伟大的亚洲游牧民族的出现，缩短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偶然，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他们之中有三个人(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完成了惊人之举，成为世界的征服者。

——[法]勒内·格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