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荷马史诗，微型的《伊利亚特》；

世界第一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文学巅峰之作，本人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

获1991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叙述文学奖和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

《印沙安拉（上下法拉奇作品）》着重描写的并不是残酷的战争场面，而是人类精神内在的动力与人的生存状态。描写的是处于战争中的个体的切身感受，以及战争中个体极端的人性与反人性。

《印沙安拉（上下法拉奇作品）》是奥里亚娜·法拉奇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印沙安拉”是阿拉伯语“如蒙天佑”的意思。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战争为背景，描述了针对驻贝鲁特美国、法国、意大利维和部队的袭击事件，描述了众多人物的生、死、爱、恨，有力地刻画了生活在战争的恐慌和暴力冲突中的人们。

这是法拉奇的呕心沥血之作，她不顾生命危险先后数次亲临战火中的贝鲁特，用整整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小说的创作，并将整部作品重写了三次。《印沙安拉（上下法拉奇作品）》着重描写的并不是残酷的战争场面，而是人类精神内在的动力与人的生存状态。描写的是处于战争中的个体的切身感受，以及战争中个体极端的人性与反人性。法拉奇通过战争，通过战争中人的所思所行解释了人类命运的归属，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谜题。

2009 年版前言

第一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三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尾 声

2009 年版编者的话

在《印沙安拉》的熔浆中游历

第一章

1

在夜里，那些流浪狗拥入这座城市。让人陡增恐惧的成百上千的狗通过荒凉的街道、空旷的广场、被遗弃的小巷蜂拥而至。无人知道它们来自何方，因为在白天，人们根本看不见它们的影子。也许在整个白天，它们就藏在碎砖破瓦里，躲在被毁房子的地窖里，隐身在满是老鼠的阴沟里。也许它们并不存在，因为它们并不是狗，仅仅是狗的幽灵，从黑暗中现身来模仿杀死它们的那些人。像人一样，它们分裂成被仇恨控制的团伙；像人一样，它们仅仅想把对方撕成碎片。这些干篇一律的行为总是发生在相同的托词之下：抢占由于残羹剩汁而显得珍贵的人行道。它们缓缓前进，由它们中最强壮、最凶猛的一只带头巡游。开始你不会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偷偷摸摸地前进，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那些在小心翼翼的寂静中悄悄接近敌人并出其不意地屠杀他们的士兵的策略。但突然，那只领头的狗发出了号叫，几乎就是一种直接宣战的怒吼。号叫一声接着一声，然后汇成群体的咆哮。这群狗排成了一个圆环的阵形，围住对手，在一场无法逃脱的围攻中逼近它，通向地狱的门突然打开了。它们反复攻击对方的喉咙与背部，撕咬彼此的眼睛与耳朵，撕扯彼此的肚皮，狂暴的叫声比炮弹的爆炸更震耳欲聋。不管人们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如何惊扰了黑夜，那些狗为抢占一条人行道彼此厮杀而引起的骚动甚至超过了流弹的发射声、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与大炮的轰鸣声。没有停歇的时刻，没有休战的瞬间。只有当夜色褪去，破晓时分紫罗兰色的微光绽放，它们从身后的血池与战友的尸体旁离去，你才会听到伴随着流弹、迫击炮、大炮轰鸣的战斗的声音。在这时，一种新的喧哗与骚动又开始了，让人不寒而栗：那些公鸡由于恐惧而狂乱，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它们没有预告太阳的升起，而是扯破嗓子，通过一声声啼鸣来对那些声音加以回应。一颗炮弹的发射与一声啼鸣。一挺机关枪的扫射与一声啼鸣。一支步枪的射击与一声啼鸣。人，绝望而惊恐不安。在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啜泣声中，你肯定能听见求救的呼唤。成百上千只公鸡在喊着：“救救我！救救我！”就仿佛每一座房子、每一个庭院、每一条街道都藏着一个发疯的鸡笼，仿佛每一只公鸡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用尖厉的叫声来表达它的疯狂。或者表达这座城市的疯狂，宣泄这个荒谬之地给人的折磨？这地方在军事地图上被标明为36S—YC一316492－Q15。即36区，S排，YC格，坐标316492，高度15。这是贝鲁特意大利分队的指挥部。

安杰洛摊开身体躺在地下防空洞那张架好的床上，无法入睡。他听到了，听到每一声啜泣，他沉默的脸上挂着一种愤怒的愁容。他太厌恶它们了，厌恶那些公鸡，以至于一旦看见一只，他就会把头扭开。相反，对那些狗，他却充满了某种阴郁的好奇，因为它们不让任何人靠近它们，你只能在一段距离之外觉察到一团模糊的轮廓，近乎一种正在消失其边缘影子的影子，他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它们。他从床上爬起来，为了不弄醒他的上司查利，他小心翼翼——查利就睡在隔壁的房间。他拧亮手电，开始来回走动。那地方是如此窄小，他的长腿很快就迈过了两墙之间的距离，所以他立刻就放弃了，回到床上，一动不动待在那儿，满脑子的心事与问题。要是他的失眠不是由这首刺耳的协奏曲，而是由他与尼内蒂纠缠不清的烦恼引起的，情况会怎样？一点儿不错，尼内蒂是个漂亮的女人。长长的、光亮的栗色头发，上面闪动着金色的光芒，那双不安的紫罗兰色的眼睛能够激发起整个世界的欲望。她生就一副异邦女王冷酷、无情的仪容，绝妙的身材让人惊慕不已。麻烦在于这种美不足以为浪漫之爱提供理由。当它除了一种单调的“让我们做爱”的邀请外别无一物时，它便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麻烦事，甚至是一种恐吓：一种对你自由的威胁。该死的八月，在八月的一天，他们在东区的一个书店里见了面。当时，他正在那儿为查利买报纸。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偶然碰到了站在你身后的某个人，当即你还以为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接近：“Excusezmoi，Madame”“没关系，中士。”于是，一种不可能进行的对话就通过“jenecomprendspas”，“我不明白”，“mishfahem（我不明白）”的方式展开了。他们刚好勉强能够交换各自的姓名：“Jem’appelleAngelo．”“我叫尼内蒂。”然而第二天，她就跑来找他。从营地到营地，哨所到哨所，她找到了指挥部。她的表现大胆、勇敢，且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在一个人们把女性的不正派看做是对真主最大亵渎的地方，对这个没有用黑罩袍与粗笨的宽松裤来遮住她头和身体的女人来说是悲哀的。她来的时候，头发在风中飘逸，衣服把身体裹得很紧，以至于第一眼看去，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没有穿衣服似的。她手里拎着一小盒糖果。“送你的。”他没有收下，把她送走了。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她又来了，穿着与上次一样，手里拿着另一小盒糖果。P3－5

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记得自己还是一名惴惴不安的新生的时候，班上的一名同学——由于我的朋友很多，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她的名字，或许是可爱的米歇尔，或许是聪明的南妮特，活力四射的托比，也有可能是高贵的雷吉娜——满脸洋溢着幸福，对我说：“詹尼，太棒了，我终于弄到了两张奥里亚娜讲座的入场券。为此我花费了七美元呢，咱们一起去吧？”要知道，在这座布满高等讲堂和浩瀚图书馆的综合性大学里，巴勒斯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曾撰写出小说，对当时的殖民主义进行激烈抨击，并向阿拉法特提出针对以色列的政策建议；在这座大学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一度左右着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对外政策，并准确预测冷战的结束；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克尔也在此写出了最著名的讲稿。在这座大学的草坪上，学生们见证了1968年人类世界观的那次重大转变。而此时，他们却热衷于排上数小时的长队，去听一听那个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的讲座。

记忆不是位忠诚的朋友。此时，我已经记不清那位同学的面容，但铅笔记录下的笔记却让我俩在那一刻的对话重现：

“你为什么会喜欢法拉奇？”

“为什么？因为她是最伟大的，是帕纳古里斯的知己。因为她在那次著名的采访中让基辛格博士感到难堪，因为她曾于1968年在墨西哥三种文化广场遇袭受伤。法拉奇是世界上最棒的战地记者，你明白了吗？”

我的教授肯·戈尔茨坦，也是著名的新闻学导师（“你们想知道什么是新闻吗，孩子们？我来告诉你们，不要提及麦克卢汉或是其他什么人物。所谓新闻，就是你们的主编认为它是新闻的东西，如果你的东西不能登上报纸，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了解到你所要传递的信息？”）认为，一个意大利人应该到纽约布朗克斯区去学习和成长，而不是花费时间在讲座或是与法拉奇见面的门票之上。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只有一个法拉奇，而是两个。其中一个是意大利人，没错。但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法拉奇。意大利版的法拉奇拥有非常庞大的读者群，但却在经典学术界遭到排挤：对于右派学者来说，她太左；对于左派来说，她太右。对于社长和编辑来说，她太女人；而对于女人来说，她却显得过于强悍，就像她在西贡时拍摄的照片那样。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她的个人特色都太明显了。

毕业后，我选择留在罗纳德·里根统治下的那个喧哗的美利坚合众国，以记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成为乌戈．斯蒂尔手下的一名记者，四十年前也正是他将我的父亲招至麾下，共同办起欧洲第一个盟国自由电台。对于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还能奢望什么？我只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摆上一台笨重的东芝电脑。然而，在那座位于中央火车站旁边的里佐利出版社办公楼里，一个新来的年轻人除了一间鸟笼般、装满大盒子的房间外，什么都得不到——还好，每天清晨从这里透过窗子，都能看到外面的布鲁克林大桥和繁华的曼哈顿街区。“你想要这间办公室吗？”那位无所不在的办公室主任丽莎娜·贝雷塔带着冰冷的表情问我。“可是这里还摆着装有法拉奇物品的箱子！”我差点儿就喊出声来。

当年我们还很年轻，但发生在意大利的一连串恐怖事件已然令人崩溃。比如说莫罗①和他的五十五天，以及在政治暴力中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我们经历了大量血腥案件，目睹了“红”与“黑”的斗争惨剧。因此，我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应接受这样的办公室。我把那些箱子和一台打字机搬到了隔壁，并留下表示道歉和感激的卡片。在很长时间里，奥里亚娜都没有出现过。直到某个晚上，她像幽灵般扯下了我的卡片。而出乎所有人意料，她一言未发地默许了我对她那间办公室的占据。

后来，里佐利国际出版集团的主席，尊敬的阿尔弗雷多．德马尔齐奥先生将公司搬到了纽约57大街一座气派的大楼里。我的办公室位于五楼，拥有宽敞的大窗子，外面还挂着意大利国旗。奥里亚娜的办公室在六楼，和公司的文字专员，同时也是我们年轻人最喜爱的阿姨玛丽亚·坎贝尔在同一层。每到深夜，当我独自留在办公室写作的时候，都能听到奥里亚娜急促的脚步声，以及她对着电话的叫嚷。还有，奥里亚娜对秘书的要求很高（事实上，她在不停地更换秘书，谁能在她手下坚持六个月，便创下了最长纪录）。想要和奥里亚娜正式见上一面，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我来说，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和我第一本小说出版时，这一幕才发生。当时，奥里亚娜读到发表在《快报》上的一篇评论，突然决定召见我。但在她过来通知我的时候（我早应该知道，奥里亚娜从不邀请别人，或是客气地问上一句“咱们见一面好吗”，而是使用军事化般的命令口吻），看到了贴在墙上的西点军校制作的科威特和伊拉克国境内联军和敌军的军力部署图。这些图片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精通越南问题的学者萨默斯上校送给我的。但由于我对军事问题极为迟钝，一直也没有把这些图片当回事儿。然而，奥里亚娜在一瞬间便沉迷其中。从此，她每天都会跑过来仔细查看这些图片，对萨默斯上校的一些观点进行评论，表扬我写的书，并索要了一本经我亲笔签署过的书。不过，她很快便把这本书退还回来，并生气地说：“你觉得那些是赠言吗？赠予我的文字要更热情些，热——情——些！”

为了向我展示怎样才算是名副其实的赠言（的确，我从不知如何把握赠言的分寸），她拿起一支黑色签字笔，用美国人称为Bold的字体，当场在一本叫做《印沙安拉》的书上写下赠言。“你读过这本书了吗？”她低声问。千万别对奥里亚娜说谎，那样做的后果将比把手指塞进绞肉机还严重。“还没。”我赶紧说出实话。她立刻大声命令道：“拿去好好读，然后告诉我你的看法。”

对于奥里亚娜而言，读书却不评论，就如同从未阅读；看见却不记录，便如同视而不见；学会却不教授，则如同犯罪。我认真仔细地完善了赠言，又小心翼翼地对语言风格权衡了好几遍。我还记得贝尔纳多·瓦利在1990年7月时发表过对《印沙安拉》的评论。那是一篇非常高超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双重含义。它读起来容易得就像识别着扑克牌，文风戏谑——这是为讨好那些反对奥里亚娜的人们——另一方面却假装做出复杂的文字结构。这篇评论并没有完全契合小说的情节，而是东一下、西一下地对作品和作者进行调侃。这篇评论甚至没有使用文学评论的惯常写法。《印沙安拉》就像是“微型《伊利亚特》”……“整本书都描写人们天天谈论的内容”。这些话，似乎也在说给我们听，那些人物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凡人，他们也会轻易地流下眼泪。这部作品是法拉奇从小说创作界消失多年后出版的，“而在这部小说里，法拉奇依然没有抓住应有的伟大机遇。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人阅读这本书，实在令人感到困惑”，“这是一部具有印象派风格的社会新闻作品，创作它的人只是在配合电视中出现的画面”，“被正统文学所不齿”。

读了奥里亚娜这位老同事的评论，他那批评的态度便再明显不过了，看上去《印沙安拉》整本书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力量性，正如法拉奇那永耗不竭的精力。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奥里亚娜在自己位于纽约东部的家（她的房子就挨着斯蒂尔的家，在整个意大利新闻史从未有两位大师居住得如此之近）中摆满了写有名字和画有箭头的各种纸板，用来演绎小说情节的发展。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些纸板最终下落何方。

奥里亚娜用自己无穷的力量和精力震撼了所有的人，却无法获得正统文学的认可。她的护照盖满了来自西贡和德黑兰的出入境章，她凭借着采访记者的狡黠，成功逼迫基辛格和霍梅尼承认了事实真相。然而，她却始终无法通过所谓正统文学所设置的“边检站”。人们忘记了，这个狭隘的世界还曾把普里莫·莱维①的《如果这是一个人》归纳为稀松平常的“日记”，把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豹》归纳为小品文，并在夸西莫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对其加以嘲讽。

奥里亚娜被正统文学界围困的局面发生转机是在“9·11事件”之后。“9·11事件”开启了伊斯兰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严重分歧和激烈冲突的大门。西方犯下了严重错误，将这一矛盾延伸到移民问题，将基地分子和诚实的劳动者混为一谈。他们出于恐惧，把原本应加强的文化对话渠道也紧紧地关闭了。

因此，我希望，无论是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都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或者认真地再读一遍，尝试用心去体会我这位哥伦比亚大学老校友在《印沙安拉》中注入的真实感情。大家应该尝试着忘记这是一部法拉奇的作品，放下任何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阅读。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2009年，我和纽约的朋友们，才真正走进了《印沙安拉》和法拉奇的世界。在用心阅读后，才真正能够评价这部作品。应该说，诚实的读者将会震惊，在放下了对“法拉奇风格”的偏见之后，呈现在他面前的，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从中能够窥探到战争的本质。作者准确地分析和描述了意大利人的特性——无论是他们由来已久的恶习，还是继承于更遥远过去的优秀品质（对事件发展的抉择便发生在圣诞夜）。作品中充满智慧、戏谑和玩世不恭，这种结合我只在莱维的《休战》、费诺利奥的《游击队员约翰尼》或兰佩杜萨的作品中读到过。

整部小说由语言和结构两个层次构成。在这两方面，奥里亚娜都展示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或者是从未）表现过的谦逊。通过这种风格，我们直接体会到她所要表达的最深层次的感情。书中穿插出现身为佛罗伦萨人的法拉奇所钟情的托斯卡纳③方言，与真主党浴血奋战的军事小分队所使用的法语，还有伞兵那不熟练的英文。各种混杂在一起的方言和外语使得《印沙安拉》这部小说就像是YouTube网站上的短小视频，每一段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故事。然而，这些无数的片段串联在一起，则展现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代，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这个时代的正面与反面。

在面对恐怖袭击威胁的时候，法拉奇第一眼看到的是“微笑”。我们还记得，在1983年发生在贝鲁特的针对海军军营的第一次袭击现场，就有士兵清楚地看到自杀式袭击者面带着微笑，驾驶汽车去完成所谓的使命：“他头上缠了一根黑色扎头带，是真主之子……相当年轻，长有一部络腮胡……由于幸福而面带笑容。”那次惨剧发生后，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蹲在不幸牺牲的战友的装尸袋旁，轻轻地抱着战友的脑袋，就像《十日谈》中的莉莎贝塔·达·麦西纳坐在一株罗勒旁，温柔地将被害情人的脑袋揽入怀中一般。

法拉奇所使用的叙述手法，直到当下才被评论家们所接纳，那就是直接描述生命与死亡。法拉奇相信，“社会不可能在脱离或没有作家的情况下得到进化。革命（善意或恶意的）不可能在脱离或没有作家的情况下发生。无论好坏，始终都是作家在推动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写作是存在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要期待被别人评论，不要局限于文字的堆砌，不要接受那些所谓上层人士的虚伪馈赠。不，写作不需要这些。在这一点上，奥里亚娜和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观点非常一致。事实上，约翰·契弗也一直被主流文学圈所轻视，直到他最终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颁发的国家图书奖。1982年临终前，约翰·契弗在日记中写道：“文学是我们尚存的唯一良知。凭借它，我们能够感知那些我们本不可能知道的事物，比如说核武器的巨大威胁。文学是拯救邪恶的希望，它激发和引导人们相爱，将绝望与阴霾一扫而空。或许，只有它才能拯救人类。”  我从未想过要对《印沙安拉》的内容进行概括。它的情节是那样复杂，我没有奥里亚娜那样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定会迷失在那错综盘亘的关系迷宫当中。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维基百科——当今流行的网上百科——居然有一条英文条目，能帮助读者对《印沙安拉》的故事脉络进行初步的了解。那是一场西方国家在贝鲁特开展的悲剧行动，本意是想为以色列入侵后的黎巴嫩带来和平，平息当地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血腥屠杀。来自西方的士兵肩负着光荣使命，出发了。然而不久后美国和法国军营便遭受重创，不得不迅速撤军。为挽回颜面，无比沮丧的里根总统命令新泽西号战列舰炮击了整个海岸线，在海边留下了无数毫无意义的，网球场面积大小的弹坑。然后，他撤回了所有军队。

在1982年和1983年交替之际，你们将会结识《印沙安拉》的主人公安杰洛，会见证战争的残酷，甚至学会一些数学问题，如波尔茨曼①等式和炮手常用的弹道计算方法。还有尼内蒂，一个对意大利士兵产生了爱意的黎巴嫩美女。还有那些被强暴的修女，在隔离区中饱受煎熬的穆斯林。你会认识我们的安焦尼将军②和意大利情报人员，他们在努力避免意大利军营遭受如同法国和美国军营那样致命的偷袭。故事中还有邪恶、凶残的恐怖分子拉希德，他手下的小兄弟“万能钥匙”——那个手中拿着安杰洛送给尼内蒂的爱情信物的小孩子——最终成为了意大利士兵枪口瞄准的目标。还有贝鲁特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的种族冲突的代表比拉勒和加桑，喜欢英国范儿的意大利人，围着充气娃娃而欲望大发的新兵，等等。战争中有的一切，《印沙安拉》中都有。

奥里亚娜·法拉奇为什么会如此了解战争？因为她对新闻的狂热，还记得她头戴钢盔出现在越南战场的稻田间吗？或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搭乘侦察机亲临战斗一线？那时候，她的背囊中放着的是萨默斯上校和我送给她的作战地图。面对这样的奥里亚娜，谁能否定她的权威？直到现在，新闻学院还在把她的作品当做教案。这一点在国外，而不是她所深爱的，同时又怨恨着的祖国更为明显。法拉奇用她的作品向在贝鲁特逝去的生命致敬，“把它献给那些在这座城市另外的屠杀中和所有那些被称为永恒之战的屠杀中被杀死的男人、女人与孩子”。法拉奇对死亡怀有深深的敬畏：“这本小说意味着对他们和对生命的一个爱的行动。”

“真正的士兵，”她写道，“在说恨战争时对自己说了谎。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病态或嗜血的人，而是因为——这似乎有点儿自相矛盾——他爱战争本身具有的那种活力。由于战争的活力、挑战、冒险、神秘而爱它。”

我们不断地在用生与死来诠释战争，到此已经足够了。《印沙安拉》的神秘感和对法拉奇的无法认同感在上个世纪就已经产生了。只是产生了，却没有得到解决。只有当你怀着惊慌和欣赏的态度，完整地阅读完这部作品后，解决方案才会产生。两个法拉奇的问题在意大利始终没有被解决，法拉奇所面对的偏见已经深深植入很多人心中，异常强大。她表面上装作对此亳不在意，却不断地深受其苦。她只得将心中的激情转化成怒吼，向仅有的几个朋友，比如万尼·萨尔托里或富里奥·哥伦布发泄一通，然后语气迅速转为抱怨：“你都不给打我电话……你读过……吗？”奥里亚娜尝试过以接受晚餐邀请的方式，通过谈话鼓励新生代记者，却讲出“新闻行业就是毒品，你懂吗？是毒品！你应该去写书，写小说！我就是把太多时间浪费在新闻稿上面了。其实，人们只关注你所出版的书籍，书籍！”一类的话。

她在撒谎。法拉奇深爱着自己创作出的每一行字，深爱着自己作为记者的每一天，深爱着每一次采访，她只是从未明确表达过。她只是想休息一段时间，支撑她度过漫长的岁月。她做到了，《印沙安拉》由此诞生。为了它，奥里亚娜承受了更大的辛劳与痛苦。正如她与癌症做斗争时，曾出现在里佐利书店，环视了面前的读者，然后掀起自己的套衫，露出瘦骨嶙峋的肋骨，说：“好好看着，詹尼，看着我。你看到那道伤痕了吗？这让你感到恐怖，对吗？”她一边说着，一边审视着我的反应，“这是在那次科威特油井火灾中留下的，而我法拉奇将死于癌症。”奥里亚娜的感情是那样细腻，却又时而盛怒。“一只乌鸦死在我的花园里了，谁能帮我清理一下？嗯？谁？”这位亲身经历了上千次战斗，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站在这只鸟儿的尸体前显得很不情愿，嘴里嘟嘟囔囔个不停。

仅仅一个晚上，我就见到了所有状态下的奥里亚娜。那个晚上，哥伦布——那位成功将意大利文化中心演绎成曼哈顿区心脏的主任——举办了一场活动。按照之前的经验，翁贝托·埃科曾吸引来大批的读者，苏珊·桑塔格的追随者更是挤满了68大街。那法拉奇呢？五楼和六楼之间的楼梯会有更多的人走过吗？“你觉得x会有勇气出现吗？那Y呢？那家伙肯定不会来，唉！”然而，所有人都来了，x和Y，以及众多的读者沿着派克大街排起了从未见过的长队。来自纽约的学者们，根本来不及预订位子，它们便被哄抢一空。奥里亚娜坐在那里（如果你们看过采访时的照片，就会知道奥里亚娜习惯坐在比对话者低一些的位置，看起来很随意，气场却强大得像只老虎，随时准备将对方吞食），时而严肃，时而愤怒，时而戏谑，时而安静，抑或毫不留情地发起质询。那一刻，她是幸福的。

如今在里佐利出版集团办公楼里，我再也听不到来自楼上急促的脚步声，听不到法拉奇的叫嚷，和对着电话的吼叫，比如：“谁了解关于DNA的事情？嗯？给我解释一下……”如果一只乌鸦死在花园中，就像小说《豹》中那只叫本迪克的狗那样，处理它的只有清洁工人。虽然那些曾被奥里亚娜无情解雇的众多秘书都已经找到了固定工作，她们仍会以“我曾经是法拉奇的秘书”而沾沾自喜。后保守主义学者曾将奥里亚娜树立为反对的标杆，左派自由主义则将她定义为帕纳古里斯的亲密战友、独裁政权的天敌。一切都毫无意义，逝去后，所有的批评和争议都会随之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作品，只有书籍！例如《印沙安拉》！好好品读这部作品吧，不要忘记奥里亚娜，记住所有状态下的她！

战争中有的一切，《印沙安拉》中都有。

——（意大利）詹尼·廖塔

这是一个与在战争中显示其全部真实性的人有关的永恒的故事，一部永恒的小说。非常不幸，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战争向我们揭示更多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够更有力地表现我们身上的美好与丑陋、聪慧与愚蠢、兽性与人性、勇敢与怯弱，表现我们神秘莫测的存在。

——（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