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弘午、关华编著的《浴血远征(中国军队远征滇缅战记)》讲述了远征将士浴血鏖战的故事。作者着眼战役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可读性，立足滇缅作战全局，致力还原重大战争事件，从多角度选取中国、盟军和日军的现有史料，用通俗的笔调记录下了东吁阻击、仁安羌大捷、穿越野人山、印滇整训、鏖战李家寨、激战胡康和孟拱河谷、奇袭密支那、攻八莫克南坎、夺新维控腊戍、强渡怒江、血战腾冲、浴血松山、强攻龙陵、取芒市复遮放等各种战争实况，全景式地展示出远征军将士浴血鏖战的画卷。全书九章篇幅，作者用讲故事的方法回望这段战史，还因为这段战史几乎汇集了构成故事的所有要素，如善恶有报、以身许国、利益博弈、将帅失和、浴血鏖战等等。

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时常在故事中汲取智慧和精神营养，而所有的故事都是人类个体自身或团体经历的映衬。对个体来说，那是生活经历，对团体来说，那就是历史。宋弘午、关华编著的《浴血远征(中国军队远征滇缅战记)》讲述的就是一段中国军队远征滇湎的历史故事。

用讲故事的方法回望这段战史，因为这段战史几乎汇集了构成故事的所有要素，如善恶有报、以身许国、利益博弈、将帅失和、浴血鏖战等等，这里的每个要素都可以讲出一个长长的故事。

本书这些故事要素的角度讲述了远征军的战史，也就是用更鲜活的文字描述它，以更真实地重温中国远征军那段历史，更形象地再现那段血与火的辉煌与悲壮，更好地铭记拒绝遗忘，让模糊的变的清澈，让虚假的再次真实，让流逝的不被忘记。

引言

 远征军战事：从湮没到飞扬的历史

 远征军故事：真实与传说的交织

 远征军情怀：牺牲是军人的宿命

第一章 出征缅甸

 缅甸：日本觊觎已久的目标

 日本：“南方”战略计划中的缅甸作战

 英国：“首鼠两端”的缅甸战略

 美国：遏制“南进”政策中的缅甸因素

 中国：确保滇缅路的缅甸远征

第二章 扬威仁安羌

 宣战：扫除入缅的政治障碍

 重庆联合军事会议：中、英军事同盟的形成

 缅战形势发展：扫清入缅军事障碍

 仁安羌大捷：重塑中国军威

第三章 兵退野人山

 兵败如山倒

 史迪威辗转入印

 戴安澜捐躯缅北丛林

 余韶师“挫辱而归”

 杜聿明被迫转进印度

 孙立人完师而退

第四章 卧薪蓝姆伽

 日军在印缅边境停下侵略脚步

 中国军队在怒江阻住日军

 ”训练天才”史迪威

 中国驻印军整训蓝姆伽

 中国远征军整训云南

第五章 师出印度

 反攻“热身”战：驻印军护修中印公路

 反攻缅甸计划制订之利益荣辱相缠绕的纠结

 反攻缅甸计划制订之尘埃落定

 锋芒初试：鏖战“李家寨”

第六章 勇夺密支那

 名实不副的“绝对国防圈”

 自不量力的先发制人作战筹划

 胡康河谷战凶顽

 孟拱河谷驱残敌

 奇袭密支那

第七章 强渡怒江

 兵出滇西原因之英帕尔战役

 兵出滇西原因之美国因素

 庙算滇西：以优势力量击敌『

 负隅顽抗：日军怒江江防溃败

第八章 决战滇西

 血战腾冲

 浴血松山

 强攻龙陵

 不和谐的“罗生门”：将帅之争

第九章 胜利大会师

 日军在缅甸和中国滇西的溃缩

 攻八莫克南坎

 夺新维控腊戌

 取芒市复遮放

 收畹町胜利大会师

参考文献

后记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就是这种理论的坚定实践者，可惜的是，日本选择实践这种理论的手段却是武力征服。日本人认为，维护自己商业利益范围的最佳手段是，把政治利益范围和商业利益范围整合起来，亚洲一大洋洲国家对日本政治上的忠顺不仅能够增强相互之间的商业交换，还能够使日本以很低甚至无代价地获取其所需的资源。

在日本经济权贵集团的导演下，日本出现了“大日本主义”的对外侵略思想，其核心就是鼓吹日本不仅要防卫以日本本土为主的“主权线”，还要保护“利益线”，也就是与日本经济利益相关的其他国家及其海域。就这样，伴随着日本经济的扩张，在日本心目中，亚洲一大洋洲地区就成为其利益延伸地，是不容其他国家置喙的。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日本逐步走上了对外实施武力征服的军国主义道路。

1919年，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所谓“北俄南澳”的“黄人罗马帝国”，其领土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地区、苏联远东地区及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印度支那和缅甸等亚洲～太平洋国家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

1927年4月，一贯主张“经营大陆”的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成新内阁。同年，6月底至7月初，迫不及待要把侵略政策贯彻下去的田中，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核心就是讨论研究向大陆扩张的侵略方针。

7月25日，根据会议情况，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奏折中，田中极其露骨地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奏折提出的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手段是武力征服。目标直指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大陆。

“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至此，通过“田中奏折”日本不仅完成了“大陆政策”的具体化，还统一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之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全面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的发动，一场将亚洲多国人民卷入的残酷战争已难以避免。

之后，日本先后侵占中国东北、朝鲜，迈出了向亚洲一太平洋国家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对中国实施全面入侵，出乎日本侵略者意料的是，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民迅即展开全民抗战，通过平津作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豫东会战、武汉会战，以及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等一系列作战，不仅打破了日本通过速战速决击败中国军队、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的，反而使其陷人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中而无力自拔，不得不同中国进行一场它极不愿意的持久战。

1938年10月，在武汉和广州相继失陷后，中国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继续对日本实施顽强的抵抗。

当时，支持中国实施抗战的国际援助通道主要有4条，即中国沿海向内地的援助路线，经甘肃、新疆连接苏联的西北路线，连接昆明、海防的法属印度支那路线和连接昆明、仰光的滇缅路线。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起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急于在世界局势骤变之机，能够与法西斯盟国分得更大蛋糕的日本，此时正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不得不集中精力谋求以有利于日本的方式结束所谓“中国事变”，随即确定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并加大了对中国抗战力量施压的力度，其中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企图切断国际援华交通线，使中国战场与国际社会隔绝。

此时，英、法、美、俄由于欧洲局势的牵制，均已无力顾及远东，希望以与日本妥协的办法来保护其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此外，美、英还把日本作为抵御苏联的屏障；苏联则希望通过对日妥协，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境地。一时之间，“远东慕尼黑”阴谋逐渐孕育发展起来。

P17-18

2012年春，北京。

随着《中国远征军》电视剧的热播，仿佛是新发现的一座战史“金矿”，影视上、报纸上、书籍上大篇幅地报道着中国远征军历史的各种故事、花絮和曾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磨难。

戴安澜、孙立人、杜聿明、史迪威、廖耀湘相继成为一颗颗耀眼的“新星”，关于他们的趣闻逸事、跌宕命运、人生际遇都遭遇着“人肉搜索”般的发现，远征军群体变为了一座新的精神偶像。

而曾几何时，我们只能从官方半官方的碎片式文字中了解这段历史，从那些躲躲闪闪的文字中复原为国捐躯英烈的故事，从那些虚虚实实的评述中找寻远征的真相，对此我们曾想，那段辉煌与苦难的远征记忆会不会随着老一辈的离去而消逝呢?要知道，历史的真相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模糊乃至遗忘的。我们担心，随着亲历者的渐次离去，那段悲惨与光荣相辉映的历史也在一点一点地风化。

伴随着中国远征军故事的热播，许多媒体也开始了抢救式地采访在世的远征军官兵，许多人走访远征军曾经的战场，许多人拜祭远征军官兵的埋骨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而真实的历史远比电视剧更震撼人心，但也缺少了艺术的浪漫。

就这样，影视再现和历史挖掘交相辉映，远征军战事犹如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珍钻，熠熠生辉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一段多么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啊。

影视毕竟是影视，影视有历史的真实在里面，更有对现实观照的想象在里面，挖掘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热潮，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现象。

笔者在与朋友小聚时，对中国远征军历史何以热播，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友人：“看远征军电视剧了吗?过瘾。”

笔者：“哪里过瘾?真实的远征军历史更残酷、更悲惨，也更令人震撼。” 友人：“过瘾的是，有男人气，有骨气，开始是不怎么样，但最后不还是把小日本打得满地找牙吗?!”

听到这里，笔者沉默了。都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我们意识到，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热播，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对中国人善恶观念的一种诠释。

不管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执着的信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诠释这种信念的故事，也就有一种不自觉的喜爱，无论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事，才是真实的生活。中国远征军故事或说中国远征军历史剧的热播，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例。

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到《中国远征军》，我们看得极为压抑，也极为亢奋。

压抑是为中国远征军初出征时的那种磨难、无助，以及意料之外的惨败和惨败之后苦难的撤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窝囊。  亢奋的是，卧薪尝胆后，中国远征军再次出征时的那种睥睨一切的气势，尤其是对日军摧枯拉朽般的横扫，也有一个最贴切的词形容我们此时的情绪，那就是：解气。

压抑、亢奋，是因为它反映了善报恶报的因果。

用人作比喻的话，恶人日本凭着拳头硬，欺负身体弱的中国，赢了头场，病愈后的中国，最终打败了恶人日本。

从“卢沟桥事变”起，中国全面抗战整整8年，拖住了日军大量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由此上溯到“九一八”事变，则中国抗日战争整整14年，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还有力地遏制了日本向外扩张的步伐。正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1941年5月初所讲的：“中国的防务，对于美国国防是很重要的。”而在当月底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更亳不隐讳地说，援助英国和中国抗战，主要是避免英国对德妥协，中国对日妥协，否则，美国就危险了。

就是这样一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重要影响的中国战场，在许多西方人眼里，竟是如此地微不足道。看看西方人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知道了，仿佛中国战场只是一个“偏安”的角落。部分原因是因为汪精卫、溥仪等大大小小的日本扶持的傀儡，部分原因是西方人的偏见，部分原因是对中国战场宣传得不够。但中国远征军战史却是中国战场的另类，在西方人眼里，最能代表中国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除了中国远征军作战时，有英军因素，有美军因素，有国外作战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表现要远远好于在同样战场环境下作战的英军，中国军人的勇敢、牺牲和无私，赢得了盟军、盟国的尊敬。比如，孙立人率部冒险营救在仁安羌受困的7000多名英军，一度轰动国际社会；中国驻印军代表中国，与在印的英国、美国军队一同参加新德里联合国日阅兵大典，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赫赫雄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积贫积弱的中国就得以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头之一，应该说，中国远征军的表现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血肉，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推进剂。

都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电视电影或许有夸张的成分在内，那是艺术再现的需要，但中国远征军确实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也是不该被忘记的历史。

其实，我们都知道，电视剧反映了历史，却与真实的历史有着相当的差距，但电视剧做了许多人呼吁而没有做到的事：让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不再湮没在茫茫的历史中，而是以一种鲜活的形式呈现出来。

毕竟电视剧依据的是确曾发生过的真实历史，电视剧犹如这段历史的广告片，展现了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顷，我们的先辈们是怎样用血肉之躯，义无反顾地到异国的土地上去拼争。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对有着落叶归根故土情结的中国人来说，乡土尚难离，何况离国去征战，其精神的彷徨可想而知。他们没有畏I瞑地去了。

最早知道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只是抗日战争史中一个很短的小节，如同其他许许多多的战役一样，简述式的描写，并没有勾起笔者一探究竟的任何兴趣。但我们知道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还有一段出国作战的赞叹。1942年7月，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后，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史迪威由衷地赞扬说：“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悔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备受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哪里去，他就跟着去，毫不迟疑；他们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这是对中国远征军，对中国军人最中肯的评价与褒扬，中国远征军用自身的行动，为中国军人、为中国人赢得了值得彪炳史册的荣誉。

在异国土地上，中国远征军所展现的那种死不服输的血性，足以令那些以政治为名随意摆布他们的政客汗颜，那种以血肉演绎捍卫国家、民族自强自立的家国情怀，足以令向日本侵略者卑颜屈膝的人无地自容。中国远征军胜利了，并用这个胜利写就了绚丽的历史诗篇，但这个诗篇是用中国远征军众多有名和无名军人的鲜血写就的，至今仍有数万远征军的英灵，隐在遥远的天际，默默守护着缅北、滇西那片古老的原始森林。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句话的争论我们不予置评，但他的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无须讳言，任何历史的书写都逃不开时代的限制，在一段时期内，中国远征军历史真相曾是无法说清的。如今当这段历史被突然以影视的方式重现时，也未免有一些矫枉过正，为国牺牲当然值得尊敬，但夸张的写法，却无助于历史真相的澄清，更无助于中国远征军精神的传承。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历史容不得半点私心和投机，更容不得丝毫的虚假和取舍，重温中国远征军那段历史，既是为再现那段血与火的辉煌与悲壮，更是为了拒绝遗忘，为了牢牢铭记，让模糊的变得清晰，让流逝的不被忘记，让虚假的再次真实。只有真正铭记历史，才会更好地前行。

要把握中国远征军的历史真相，要理解滇缅大血战的价值意义，就必须把中国远征军的历史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时代中来定位，把中国远征军的作战置于“三合一”战场的大背景下来叙述，把中国远征军的命运置于“四国六方”的大角力、大冲突中来展现，唯有如此，才能从宏大的视野中观诸中国远征军的伟大价值，才能从深邃的历史中观诸中国远征军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呈现一段能够使我们看得到、触摸得到，还能够被我们以相对鲜活、精确的面目铭记的历史。

“述往事，思来者”，我们今日的书写是为了明天的回顾。中国远征军以十数万有名和无名军人的“累累白骨”谱写了远征军辉煌的抗战史，英雄虽无名，但其精、气、神却融进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统中，成为我们优良的文化基因之一，并必将永远被传承下去。

2012年是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作战70周年，对有着纪念日情结的人类来说，这样的日子，无疑提供了与这些英雄和先辈深入对话的机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远征军的牺牲、业绩对我们只是一种模糊的印象。换句话说，因为种种原因，对那段历史我们选择了遗忘和忽视。但历史终归是公平的，以数万忠骸长眠野人山、高黎贡山和十数万牺牲伤亡换取的胜利，犹如在缅北、滇西筑就的丰碑，无论我们选择看见或是遗忘，它终将与我们相见；无论我们选择记得或不记得，它就耸立在那里。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这段被人为遗忘的历史。不幸的是，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几年来，随着对中国远征军历史的逐步揭示，许许多多的媒体使远征军史成为一种娱乐性的传说。在无数演绎和想象下，远征军又成为离远征军越来越远的概念和符号，从另一个方向模糊了真实的它。如果说遗忘或忽视是对历史的扭曲，那么，当人们为中国远征军涂抹上一层层神话色彩时，同样也是对历史的扭曲。为了反对遗忘和忽视，许多人借助影视剧和各种媒体不断地去神化它、戏剧化它，同样也会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

还原相对真实的远征军史，正本清源，这正是驱使我们写作本书的动力。无论无视或神化，都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我们知道，中国军队的缅甸远征和滇西反攻既非是一次惬意的远足，也非是一次为着创造神话、创造传奇的苦旅，他们的远征，是为了挽中华大厦之将倾的一次牺牲与奋斗。这才是历史真实，也是远征军能够在缅北、滇西筑就无形丰碑的根本原因，它也就成为我们把握本书撰写的一条主线。

阅读、观看和研究相关的史料，我们发现远征军并非像一些媒体反映的那样弱小，日本人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远征军出国作战既表现出勇气和牺牲，也有无奈和狼狈，承认这些丝毫无损于中国远征军的伟大。因此，在撰写时，我们立足于把握大势，关注细节，就是力图把滇缅作战的全局观、个体观有机统一起来，将整个作战置于中国抗日战争全局、盟军亚太战场全局，以及目军侵略缅甸和中国滇西的意图上去考察，从而充分体现远征军在抗战史上所写下的浓重一笔。

当撰写这段历史时，社会上恰好掀起了一股远征军热，电视电影、文学纪实、史料研究等持续地冲击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几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滇缅作战的书籍、杂志和文章，观看了几乎所有以远征军为背景的影视剧，研究了许多关于滇缅作战的回忆史料、纪实小说、作战研究等等文献资料，这些都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巨大帮助，因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致谢，在此向所有作者表达诚挚的谢意，可以说，没有这些资料的支撑和帮助，就无法完成本书的创作。

中国远征军历史正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远征军所创造的精神却时刻激励着我们，或许这就是远征军业绩一再受到人们关注的根本缘由。这种精神就是渗入我们民族灵魂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更值得赞许的是，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读书识字还是一种奢侈行为，也就是说，许多中国远征军官兵可能还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就在家国临难时，用自己的鲜血、生命和行动诠释了它们。远征军官兵的牺牲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出相似的感悟，那就达到了本书的写作目的。

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柴伟、段然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尤其是柴伟同志，在编著间反复沟通交流、书稿报送审批和文字编辑阅改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出良好的职业品行和素养，展现了云南大学出版社的优良品质和风范，值此付梓出版之际，向她们及云南大学出版社为该书出版付出辛劳的所有同志，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云南省委党史办的审稿专家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在此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振平、刘怀望等同志和总政宣传部编研局的李明计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审读建议，给予了切实的关照与帮助。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沈阳军区司令部编研部柴寿德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成都军区司令部编研部曾坤宾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金玉国博士，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任振杰博士，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舒健博士、张兢博士等在百忙中审读了书稿，予以充分肯定并热情进行推荐。对上述所有专家学者的鼓励、鞭策和关爱，我们始终铭记在心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领导、同事和军史专家的帮助和指点，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对我们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们能排除许多干扰完成本书的创作。

受所掌握的史料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定有许多不足和缺陷，热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能在今后适当时机予以改正。

宋弘午 关 华 于北京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