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侵吞华北，并在上海地区寻衅滋事，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不得不奋起抗争。8月13日，中国军民被迫采取大规模反击，扫荡驻上海的日军，试图将日本的数千名海军陆战队赶出上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疯狂反捕，到11月中国军民在作了最大努力后，不得不撤出上海，淞沪会战结束。范云松编著的《忍无可忍》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塑造了以36师616团甄俊志为主角的一批中国军民，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以坚定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坚决抗击侵略者。整部作品赞扬了中国军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

《忍无可忍》由范云松编著。

《忍无可忍》简介：

这场中日间的上海会战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六年。四个月的殊死搏杀后，中国不仅丢掉了最大的城市上海，也丢掉了当时的首都南京。中国军队先后有70万将士参战，国民政府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但我们还是失败了。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场会战？原因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忍无可忍，不得不奋起抗争！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8月14日下午6时，上海市西北郊的大场。中国军队炮兵第10团第一营的8门15厘米野战榴弹炮突然发炮，顷刻之间，重炮急射时炮口冒出的滚滚浓烟笼罩了炮兵阵地的上空。阵阵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附近树丛中的鸟儿吓得张皇地飞了出来，不知所措地在空中画出一个半弧，向北逃去。

陇海线上几辆风驰电掣的军列里，满载着全副武装的36师官兵。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沿途的一切客车、货车均停了下来，以便让军列优先通过。军列由几十辆闷罐车首尾相连，车内温度很高，也不透气。一些士兵悄悄地解开领口的衣扣，但没有一个士兵敞开胸襟，更没有人胆敢脱去上衣。士兵们的额头冒着汗珠，他们静静地坐着，努力克制着紧张与兴奋，揣测着军列的终点。616团三营少校营长甄俊志，斜靠在座位上，漫不经心地看着报纸。甄俊志平时话不多，也从不在细枝末节的琐事上与人争执。他的脸部轮廓不算特别分明，乍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比较平和，但若仔细观察的话，你便会从他眉宇下坚毅的目光中，窥出其内心深处的沉稳和执拗。一连连长郭宏保带着几名排长，走到营长的身边，欲言又止。甄营长放下报纸，抬起头来，问道：“什么事？”郭连长忙俯下身，悄悄地低声问道：“营长，我们到底去哪儿？”甄营长扫了他们一眼，在他们急切地等待中停顿了一会儿，终于吐出两个字——“上海”。

从大场射来的炮弹，落在了数公里以南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的日军阵地上。重榴弹巨大沉闷的爆炸声，几乎淹没了阵地前众多迫击炮发射时那清脆、急促而有节奏的炮弹出膛声，仿佛盛夏的暴雨中，滚滚雷鸣之间，又夹杂着狂风卷落屋顶瓦片时呼呼的落地声。中国炮兵的75毫米卜福斯山炮，则集中瞄准约两公里以外的一幢灰白色四层钢筋混凝土军营，那是上海日军的指挥中心——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由于重榴弹炮的射距太远，无法精确，而迫击炮又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摧毁这座堡垒式的建筑就寄托在这些德国进口的克虏伯山炮上了。中国军队第88师702团一营少校营长李润，正蹲在虹口八字桥以北的一幢三层民房的顶层。他举着望远镜，透过炮弹爆炸的烟雾，仔细观察着东南方向的这栋建筑。这是一幢坚固的四层楼房，始建于1924年，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的外形具有古罗马的风格，地面以上是办公楼，地下是仓库，中庭有一个2200平方米空旷的操场，完全围合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只在东边开了一个门洞。远远看去，整个建筑宛如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军舰，似乎寓意着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肆意横行。营长李润的任务，就是在炮火准备之后，率部向东冲过淞沪铁路，再折向正南，与从持志大学进攻的友邻部队相互掩护，一并突进，目的地就是那幢塔楼上飘扬着日本国旗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五年前，李润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不久，也是在这个八字桥附近，就曾与日军激战过。当时，尚是少尉排长的李润只是个2l岁的热血青年。战斗异常得残酷，后来大批日军在浏河突然登陆，88师最后不得不含恨撤离。李润对此充满了遗憾，仿佛一个拳击手，战至正酣时却被裁判无由来地罚下场。他是个基层军官，不明白后来为什么弄了一个停战的《淞沪停战协定》。他也不相信战争真的是打败了，在他看来，只要国民政府下定决心，拼死抵抗，日军并不那么可怕。刚考入黄埔时的那一天，他就按要求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向往革命，充满爱国热情。像所有中央军的军人一样，他的胸章背面，刻着北伐时的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他同时也是个职业军人，以服从党国的命令为天职。“一·二八淞沪抗战”刚结束的第二年，部队即开赴福建，讨伐李济深、蔡廷锴组建的所谓“人民政府”，仅仅一年时问，便与昔日生死与共、齐心抗日的袍泽第19路军变成了于戈相向的对手。

在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序列里，第88师、第87师和第36师是一脉相承的兄弟部队。他们既不是胡宗南的第1军系统，也不属于汤恩伯的第13军，更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而是出自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如同那历朝历代的禁卫亲军，是嫡系中的嫡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被改编为第87师和第88师，不久，国民政府又在这两个师补充旅的基础上，组建了两旅四个团的第36师。这三个师也是最早接受德式训练和德式装备的德械师。其训练之严格、装备之精良，堪称军中之翘楚。此时，第87师、第88师已向驻守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全面进攻，第36师则刚刚接到命令紧急开赴上海。

中国最高当局认为，以数师中央军之精锐，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扫荡盘踞在上海日租界内的五千余个日军，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况且又做了近一年的各种准备，即使不能将日军全部歼灭，至少也能够将他们赶下黄浦江，撵入大海。

20分钟的急射炮击刚刚停止，激烈的轻重机枪声立刻响了起来。李润的步兵一营从掩体里一跃而出，向着铁路冲过去。日军伏在铁轨的东侧，一簇簇钢盔在晚霞的照射下反射着寒光。中国军队的掩护机枪将铁轨下的石子打得乱飞乱蹦，日军则借助铁路路基的掩护，死一般寂静地趴在那里，并不急于还击。铁路线的西侧本有一些民房，民房的周围是当地农民种植的菜地和稻田。13日，日军在夜间偷偷地将已空无一人的民房全部推平。这样一来，进攻的中国军队就完全暴露在空旷的荒地上了。

根据作战命令，87师将攻占沪江大学，逼近公大纱厂，对日军作牵制性佯攻。而88师的主力则必须于今夜冲过淞沪铁路，突入江湾路，向南强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少校李润的第一步兵营即担任此路进攻的尖兵。

日军令人窒息地继续沉默着。忽然，李润瞥见南侧天通庵车站方向有大队日军出现。日军猫着腰，借助房屋、堆场及各种障碍物的掩护，快速、敏捷地插向李润的右翼。原来如此，日军欲夹击中国军队。

“卧倒！”李润大吼一声，但已经晚了。正面及侧翼的日军机枪瞬间将冲锋的步兵撂倒了一片。奋力冲锋的士兵中弹后，倒扑在水田里，溅起的泥和着血，抹在了仍在冲锋的身边战友的脸上。侧翼突袭的日军得手后凶狠地穿插上来，肆意射杀着中国士兵。天通庵车站的日军据点较为坚固，火力很强。而车站以北的日军工事则相对薄弱，兵力也较为分散，所以中国军队才将此处作为突击部位。但日军却敢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抽调精兵侧击中国军队，这显然是友军的配合出了差错。按命令，炮击掩护一旦停止，天通庵正面的友军就应率先发起佯攻，掩护步兵一营的进攻。

进攻受阻。“机枪！”少校又一次大吼一声，并挥手指向南面。手下的这些步兵受过严格的德式训练，纪律严明，李润与他们摸爬滚打多年，相互配合已非常默契。只这两个字，他的部下即刻心领神会，捷克式轻机枪立即调转方向，压制右翼的日军。双方疯狂地对射，战斗陷入僵持。蹲在一面坍塌断墙后面的李润心急如焚，他看到重机枪排的射手们正费力的试图将重机枪向侧面挪动，因为重机枪阵地的视角被一堆瓦砾般的房屋废墟遮挡着，机枪手根本无法射击侧翼突袭的日军。“真是混蛋！”李润愤愤地骂到。他究竟骂谁，是骂日军还是友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终于，天通庵方向传来了重机枪射击的“嗒嗒”声，那是友军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尽管晚了些，也总算来了。从天通庵偷袭的日军受到了猛烈的阻击，抵挡不住，撤回车站。P1－3

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开始与父亲发生争执，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面红耳赤。有一次，父亲一面看书，一面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书中的故事。我告诉他，这是部小说，不是历史，书中的人和事大多都不是真实的。父亲放下书，瞪着我说道，书上写的怎可能是假的，你写一本给我看看！

高中毕业后，我读了许多小说，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常常是中午饭碗一丢，拿起一部长篇一口气读到深夜。有时看着看着，近在眼前的字却模糊起来，我便丢下书去趟厕所，让眼睛稍稍休息几分钟，回来后接着再读。结果视力迅速下降，不得不配副眼镜。那是一段废寝忘食、乐以忘忧的美妙时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步入社会后，工作、家庭、养育孩子等等事情耗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也坚持学习和读书，我却不大再看小说了。

年近五十，心也渐渐地静了。一次出差，晚上闲着没事，我随手拿过别人带的一本小说，翻了翻后，突然觉得，这玩意我也能写！我对历史和军事兴趣很大，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于是决定写一部以“八一三”淞沪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开始收集资料，2010年还特意去了趟上海，找到了抗战期间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旧址。那是幢现浇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被上海市政府以文物保留了下来，原本是四层，后来加盖了一层。我去的时候，看到房屋从中庭被隔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旅社，另一部分是军事机关。军事机关的门口有一名站岗的哨兵，我把从网上下载的一张照片指给他看，照片上一群日军的炮兵正从这幢楼的楼顶向中国军队开炮。哨兵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告诉他，是1937年8月。哨兵很年轻，他冲我微微地笑了笑，似乎在想，那时他的爷爷可能还未出生呢。我一章章写，我那已上大学的儿子便一章章地看。此前，我不仅从未写过一部长篇，更是一个短篇也没写过，所以写得很慢。我问儿子，感觉怎样？儿子回道，比他想象的要好。我不知道他原先想象的是个怎样的水平，他既然愿意看下去，说明还行，于是咬着牙写下去。

这部小说我写了两年多。我拿着写好的手稿对我父亲说，三十多年前，你说过要我写本书给你看看，我现在写好了。父亲已快八十岁了，做过白内障手术，眼睛不大好使，钓鱼时尚看不清浮子，这么一大部长篇肯定是万难读下去的，但我以为他至少应翻一翻。

父亲用那昏花的眼睛瞅了一眼我的手稿，看着我的脸说道：真是小狗记得千年屎，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写书了？

或许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我的心才会真正地静下来。那时如果我的儿子问我，你为什么要写部书呢？我可能会这样回答他：那么久的事，如何能记得为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事会被渐渐地淡忘。但有些事，我们却必须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