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当时只有一个半人支持出兵朝鲜，但他为何仍坚决派兵入朝？

朝鲜军队溃败之际，莫斯科为何仍稳坐钓鱼台？

30万中国大军集结鸭绿畔，华盛顿为何仍错判中国？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又是如何龙争虎斗的？

朝鲜战争为何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最冷酷的战争，最辛辣的笔触，最动人的故事！残酷而不失警示，真实而不失有趣！

普利策奖得主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惊世遗作！

大卫·哈伯斯塔姆所著《最寒冷的冬天》为你揭秘最真实的朝鲜战争。

硝烟弥漫的20世纪，为什么唯独朝鲜战争让美国人不忍言说却又无法遗忘？这次不再是欲言又止，而是一次全面的检讨。

金日成“想用刺刀碰一碰南方的土地”，差点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李承晚不堪一击，迫使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赤裸上阵；斯大林见死不救，让毛泽东不得不豪赌朝鲜……

大卫哈伯斯塔姆酝酿40多年，耗时10余春秋，完成其生命最后之作——《最寒冷的冬天》。为创作本书，他走访了诸多知名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探寻历史的隐秘；他访问了100多位散布在美国各个角落的幸存老兵，在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中聆听人性的呼唤。

朝鲜战争对参战各方来说都很残酷。大卫·哈伯斯塔姆通过其独特的视角、辛辣的笔触，《最寒冷的冬天》为我们剖析“二战”之后这场“为平局而死”的战争，不啻为和平年代的警钟。

专家推荐从越战的角度回望朝鲜战争

权威推荐

军事术语表

序言棕色的记忆

第一章 云山惊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云山伏击战

第二章 愁云惨雾：朝鲜人民军南下

 2.金日成的决心与麦克阿瑟的狂妄

 3.李承晚与近代朝鲜

 4.金日成的革命历程

 5.南弱北强

第三章 战争升级华盛顿介入

 6.杜鲁门决定出兵

 7.将门虎子

 8.舔犊情深

 9.人无完人

 10.初战不利

 11.两将斗法

第四章 洲际政治复杂的多边关系

 12.两党政治

 13.凯南与尼采

 14.杜鲁门的总统之路

 15.台湾问题的政治学

 16.国共两党之争

 17.是谁丢了中国

第五章 孤注一掷朝鲜人民军挺进釜山

 18.决战洛东江

第六章 扭转乾坤麦克阿瑟仁川登陆

 19.激辩仁川登陆

 20.登陆仁川，攻克汉城

 21.台湾问题

第七章 跨越三八线向北挺进

 22.止步三八线还是跨过三八线

 23.中国发出警告

 24.斯大林、毛泽东与彭德怀

 25.威克岛会晤与威洛比的误判

 26.麦卡锡主义与冲向鸭绿江

第八章 志愿军猛击：长津湖与军隅里

 27.待君入瓮

 28.谨慎的弗里曼

 29.兵溃清川江

 30.拙劣的指挥

 31.军隅里与“长手套”

 32.第23团与第2工兵营成功突围

 33.陆战第1师逃离长津湖

 34.谁之罪

 35.李奇微出场

 36.李奇微重整旗鼓

第九章 与志愿军作战：双联隧道、原州和砥平里

 37.彭德怀的忧虑

 38.从原州到砥平里

 39.“双联隧道”惊魂

 40.第23团坚守砥平里

 41.“围捕行动”与原州之战

 42.麦吉与“弗里曼”

 43.柯罗姆贝茨救援队

 44.坚守到底

 45.转折点

第十章 将帅失和麦克阿瑟的去职风波

 46.麦克阿瑟“逼宫”

 47.杜鲁门下定决心

 48.麦克阿瑟听证会

 49.暗淡与辉煌

第十一章 战争后果结局与未来

 50.可知的结局与不可知的后果

 51.反思

 52.尾声

后记

致谢

军费预算很快就成为不同军种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负责国家安全消息报道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写的那样，军费预算削减掉的不仅仅是肥肉，而且还包括最基本的支出，简直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1948年末，在上报1950年的年度财政预算时，海陆空三个军种分别递交了他们的暂编预算，合计300亿美元。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夜以继日地工作，将总预算降到170亿美元。但是比起军费开支，杜鲁门显然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更为关注（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他深知任何程度的税收上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他决定将三军总预算控制在150亿美元之内。在这个前提下，军费开支终于降到了142亿美元。面对这样一笔杯水车薪的资金，不同军种常常争得头破血流。海军被迅速排挤，地位不断下滑，而不少将领也对海军的地位不以为然。布莱德利就曾经谈到两栖作战在未来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因此海军的发展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与海军相反，掌管核武器的空军却在人们眼中尤为重要。当时核武器似乎成为了民主国家特有的震慑力量，加上两大洋的天然屏障，越发让美国人在精神上感到安若泰山。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二战”初期领导美国做好备战工作的马歇尔仍然坚信，美国人并没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1950年10月中旬，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时，马歇尔并没有随行，但是当与会人员回国时，马歇尔还是对他们表现出的乐观和喜悦感到震惊。陆军部长佩斯满怀激情地告诉马歇尔，麦克阿瑟对战事非常乐观，美军将在不日之内结束战斗，并且尽快回国。“马歇尔将军，”他高兴地说道，“麦克阿瑟将军说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好让士兵们能回家过圣诞节。”

然而让佩斯感到吃惊的是，马歇尔看起来毫无喜悦之情。相反，他答道：“佩斯，我们的麻烦大了。”

佩斯难以理解马歇尔的反应，还以为他听错了，于是重复了一遍美军即将结束战争的好消息。但马歇尔却说：“我听到你所说的话了，但太渴望结束战争会让我们无法认清将要面临的局势。”对马歇尔的担忧，佩斯仍然感到大惑不解，于是他问马歇尔是否担心美国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冷战的后果。马歇尔说这正是他的意思。佩斯说道：“马歇尔将军，美国人民也认为这是一场艰难而又沉重的战争。”但是马歇尔不接受这个观点。早在“二战”结束前，马歇尔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二战”结束后，他又亲眼目睹了美军曾经纵横疆场的武器装备在太平洋上日渐腐烂，曾经千挑万选的精兵强将们退伍回家从事普通工作，曾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用马歇尔的话说，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一切都让马歇尔对朝鲜战争的局势无法乐观起来。

但是佩斯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驳道：“此一时，彼一时。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美国人民已经通过‘二战’取得了战争经验，而且美军力量的发展已今非昔比，那么难道这会是一种天真的说法吗？”

“不会的，佩斯，我不会说你天真，”马歇尔答道，“我会说你真是难以置信的天真。”

冷战初期，福里斯特尔是美国政府高官中最努力的一员。他积极调整，努力适应杜鲁门的要求。锐减的国防开支给他带来巨大压力，加上对苏联意图的担忧，尤其是他个人心理状况的失调让他的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但他一直坚持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福里斯特尔的工作时间之长，“足以累死一匹马”。福里斯特尔很早就在苏联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强硬态度。1945年7月，他非常独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究竟应对日本实施何种程度的打击？”他担心，如果美国消灭掉日本所有的旧势力，东北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政治真空，这会让苏联人趁虚而入。当时，许多政府高官都坚持对日本予以毁灭性打击，福里斯特尔不禁问道：“美国真的有必要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础吗？”“二战”结束后，面对裁军和军费缩减这一情势，福里斯特尔对自己的事业显得愈加悲观。他相信，以这样的国防预算，美国根本无力对抗苏联。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军事实力难以赶超政府的外交口号。在仕途遇挫和精神衰弱的双重打击下，福里斯特尔的健康状况在1948年底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他变得越来越偏执，常常妄想不断、憔悴虚弱而又忧心忡忡。除此之外，他的体重骤减，连衬衫都突然大出好几码。因长期失眠而面如死灰的他甚至断定，俄国人在他的电话里安装了窃听器。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福里斯特尔每天都给杜鲁门打好几通电话，说自己的电话被窃听，这让杜鲁门困惑不已而又无可奈何。显然，这时的福里斯特尔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连他自己都感到大限将至、无药可救。1949年2月初，福里斯特尔告诉杜鲁门，自己将在6月1日之前离职，而这时杜鲁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福里斯特尔甚至可能连6月都撑不到。于是，3月1日，杜鲁门召见福里斯特尔，要求他提交辞呈。4周之后，在1948年总统大选时帮助杜鲁门筹集竞选资金的约翰逊接替福里斯特尔出任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被安排住院治疗。5月末，他从贝蒂斯海军医院16楼的窗户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冷战初期的紧张压力下，福里斯特尔不过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员。安排约翰逊接任国防部长被视为杜鲁门最糟糕也是最政治化的人事任命之一。约翰逊为人霸道，比福里斯特尔还情绪失常，只是两人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力主大幅削减军费，再加上他对军人的侮蔑和怠慢，约翰逊遭到了美军高层的长期厌恶。

P165－P167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近7个精锐师一举越过三八线，扬言要在3周之内解放整个南方地区。在中国内战期间，这7个精锐师中的许多士兵都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效力。此前大约6个月，由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一时疏忽，美国没有将韩国纳入其在亚洲的防御范围之内，从而铸成大错。当时驻扎在韩国的美军不仅为数极少，而且仅仅隶属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军事顾问团，因此对于朝鲜的这次进攻，他们几乎毫无防备。在这次攻击行动开始后的前几周里，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对美军而言，从战场上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令人失望。此时的杜鲁门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正在华蛊顿就敌人的意图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辩论。这次进攻是俄国人的授意而朝鲜只不过是莫斯科手中的一枚棋子吗？或者，敌人意欲声东击西，而这次行动也许是共产主义妄图称霸全球的第一次挑衅？随后他们很快就作出决定，派遣美国军队以及随后组成的联合国军开赴韩国，以抵御朝鲜的进攻。

然而朝鲜战争不仅没有在3周之内结束，相反却持续了3年之久。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面对敌方数量上的强大优势，兵力相对有限的美军与联合国军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在武器装备与技术上的过人之处。但是，朝鲜半岛不仅地势极为险峻，而且气候也十分恶劣，对于美军来说，最大的威胁与其说是朝鲜或者中国的士兵，不如说是这里冬季凛冽刺骨的寒风。因此，军事历史学家S。L。A。马歇尔称之为“20世纪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部战争”。崔蔻险要的崇山峻岭不仅足以抵消美军及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尤其是在装甲车辆上）的所有优势，而且还为敌方提供了众多栖身之所以及天然屏障。在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艾奇逊国务卿说：“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这场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就连艾奇逊的朋友艾佛瑞·哈里曼也认为：“这是一场有苦难言的战争。”

美国方面所谓“没有必要挑起战争”的言论完全是一派掩人耳目之辞。实际上，正是那位不愿将此行冠名为“战争”的总统亲口号召美军奔赴朝鲜战场。然而杜鲁门从一开始就相当谨慎，力图淡化这一冲突的本质。对于那些凡是有可能激化美苏对峙局面的因素，他都要加以限制，而其惯用伎俩之一就是玩弄文字游戏。6月29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边境线之后的第四天下午，杜鲁门刚刚把美军送上战场，就立即在白宫接见了记者。当有记者问美国是否实际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时，他断然否定。于是，又有一名记者问道：“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将其称之为一次联合国主持下的警察行动？”杜鲁门答道：“是的，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法。”这无疑等于说，驻韩美军充其量只不过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而已，然而这一暗示却让那些奔赴朝鲜战场的美军士兵感到无比辛酸（无独有偶，4个月之后，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下令数十万中国军队挺进朝鲜时，出于某种与杜鲁门相似的原因，决定采用同样微妙的措辞——“志愿军”）。

提问者漫不经心，作答也不痛不痒，然而这正是政策乃至战争的玄机所在。不知什么缘故，杜鲁门当时的说法被人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这一回答，如果说总统本人一直感到无怨无悔的话，那么许许多多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美军将士却并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朝鲜战争既不是一场仅仅为了捍卫国家统一这样动机单纯的大规模战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也没有完全一分为二，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就像数十年后的越南战争那样。反之，这是一场令人困惑的、阴云惨淡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看似永无希望、永无止境的战争。而个中缘由，除了那些在前线奋力厮杀的美军将士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宁愿不求甚解。不过，在这场战争结束将近30年之后，约翰·普莱恩的一段歌词倒跟人们现在的心境很贴切：“戴维曾经在朝鲜战争中挂掉／然而原因我们却不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场战争仍然停留在美国的政治与文化视野之外。关于朝鲜战争，有一本杰出的著作名叫《被忘却的朝鲜战争》，书名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战争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弃儿。

许多驻韩美军对这次劳师远征都满怀怨恨之情。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二战”期间服役，然后退入预备役，现在又被迫放弃自己的平民工作，极不情愿地应征入伍。当他们的大多数同僚能够在国内安居乐业时，他们却不得不在10年之内两次远涉重洋、南征北战。还有一些人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留在军中，对于朝鲜发动进攻时美军的可悲状况，他们备感触目惊心。兵员不足、素质低下，装备陈旧不堪，再加上那些高级将领愚蠢透顶，让驻韩美军陷入窘境之中。在这些老兵看来，“二战”期间美军之辉煌、素质之精良、将士之孔武与朝鲜战争初期美军的困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愈是身经百战，就愈是对当前遭遇的状况感到心灰意冷与惊恐不安。

第2师第23团某营营长乔治·罗素中校曾经写道，朝鲜战争最糟糕的地方，“正是朝鲜本身”。美军一向过于依赖其发达的工业生产与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离不开坦克，然而这里的地形却让他们难以施展身手。虽然西班牙与瑞士也都地势陡峭、群山连绵，但是山区过后很快就是一马平川，让工业强国的坦克可以长驱直入。然而，朝鲜在美国人看来，正如罗素所言，却是“过了一山又一山”。如果说可以用一种颜色来代表朝鲜的话，罗素说，“那一定是棕色”。如果说要为这里的美军颁发一条军功绶带的话，那么所有参加过此次战争的将士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条绶带理所应当是棕色的。

与越南战争不同的是，当朝鲜战争发生时，美国尚未进入信息社会，而电视新闻也刚刚出现。在朝鲜战争时期，每晚15分钟的电视新闻过于简短，不仅内容索然寡味，而且影响也微乎其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想把从朝鲜战场上拍摄的胶片寄到纽约新闻中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国内也形成不了什么气候。美国人多是通过白纸黑字的新闻报道来了解朝鲜战争，因此这种黑与白的印象也一直延续至今。2004一年，在创作本书期间，我有幸参观了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图书馆：那里的书架上一共有88本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而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却只有4本。也许这一事实多多少少说明了这场战争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多少记忆。第2步兵师一位名叫阿登·罗利的年轻的工程师曾经在战争中被俘，且被关达两年半之久。他不无辛酸地写道，不论是2001年还是2002年，都是朝鲜战争中数次重大战役的50周年纪念，然而在这两年间美国只有3部以战争为主题的电影——《偷袭珍珠港》、《风语者》和《我们曾经是战士》，前两部是关于“二战”的，第三部是关于越南战争的。即使再加上1998年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一共也只有4部。在所有涉及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最著名的人物应该是1962年拍摄的《满洲候选人》中的英国演员劳伦斯·哈维，在影片中他扮演一个名叫雷蒙德·肖的美国战俘。

如果说朝鲜战争最后终于在流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罗伯特·奥尔特曼的一部反战题材电影（同时也是情景喜剧）《陆军战地医院》功不可没。这部影片拍摄于1970年，时值美国国内反对越战运动浪潮高涨。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影片，但就当时的好莱坞而言，导演们对于制作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仍然感到诚惶诚恐。因此，这部影片虽然打着朝鲜战争的幌子，但实际上演的却是越南战争的事情。无论是导演奥尔特曼还是编剧林·拉德纳都对越战表现得极为关注，但是碍于这一题材过于敏感，难以随心所欲地处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人物以及军官的发型不是朝鲜战争年代的平头，而是越南战争时期的寸头。

因此，尽管这场战争如此惨烈，但是却从未触及美国文化意识的深处。据估计，朝鲜战争中美军有3。3万人阵亡，10。5万人受伤；韩国有41。5万人丧生，42。9万人受伤。但是，中国与朝鲜却一直对自己的伤亡人数秘而不宣。据美国官方粗略估计，这一数字约为150万人（以上数字是作者研究得出的结果，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我们国家公布的数字不一致。——译者注）。朝鲜战争让两大阵营从“冷战”暂时转入“热战”，不仅加剧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存在并且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而且也加深了美军与共产党势力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的鸿沟。美国一招不慎，让中国也卷入了战争，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下，双方之间这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态势愈演愈烈。当签署停战协定时，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局势与战前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它的亚洲战略视野变了，国内的政治平衡也被打破了。

那些远赴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常常感到与自己的同胞在认知上存在巨大的隔膜——没有人对他们所作的牺牲表示感激，也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至关重要。近日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战场上的将士被国人奉为美国民主精神与优秀价值观的传承而备受崇敬。然而，朝鲜战争却是一场难熬的局部战争，人们很快就认为这场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于是，当驻韩美军服役期满回归故土时，对于他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街坊邻里不仅显得无动于衷，而且很快就抛诸脑后了，那些在后方发生的重大事件、工作职位的提升、新房产或新轿车的购置才是他们更为迫切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来自朝鲜战场上的新闻总是令人沮丧，而且即使战局有所好转，媒体也似乎从未感到乐观。1950年10月底，当中国参战后，美军打破困境的可能性好像越发遥不可及，就更不用说胜利了。当时在军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戏谑之语讽刺了这种僵局，那就是“为平局而死”（DieforaTie）。

无论他们的表现多么骁勇，无论他们的目的多么崇高，这种前方将士与后方人民之间的巨大隔阂让驻韩美军始终觉得，较之于先前参加过其他战斗的士兵，他们总是等而次之，从而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难以磨灭的痛苦。

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作本书源自1963年我与弗雷德·拉德中校的多次长谈。拉德是一位将军的儿子，毕业于西点军校，勇敢善战，足智多谋，获得过很多荣誉。拉德是我最喜欢的军官之一，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于1987年去世，享年67岁。越南战争期间，拉德任南越军第9师高级顾问，该师驻扎在湄公河三角洲中部的薄寮市。有一次，他的越南同事、第9师师长向一群美国高级军官吹嘘该师有多出色。于是，拉德把这位驻越美军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拉到一边，告诉他事情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的直言不讳反而让哈金斯将军严厉地驳斥他在中伤一位优秀的南越军指挥官。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战争是拉德军旅生涯中最大的障碍，他永远无法用乐观的言辞去描述这样一场失败的战争。

当然，越南是那时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但随着我们的交往逐步增多，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朝鲜战争。他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而我对朝鲜战争的兴趣也越发浓厚。中国入朝参战其实不过是13年前的事情，弗雷德经常会提到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恐怖。随着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并出人意料地突袭美军，战斗规模无限升级，战事变得异常激烈。当时，他是一位将军的副官，而那位将军就是阿尔蒙德，本书的主要角色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于对阿尔蒙德将军的尊重，他在谈到将军的战时表现时，措辞极为谨慎，有些评论显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这些谈话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征战朝鲜的美国军人在那种极端条件下所受到的折磨与考验，他们很多人可能只比我大一两岁(朝鲜战争开始时，我只有16岁)。他们要面对冰天雪地的寒冬，再加上故人的大规模进攻，那很可能是美国军事史上遭到的最大规模伏击。那种艰难与残酷令人心寒胆战。在薄寮市的那段时间里，以及当他与我在西贡的住宅里相会时，我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谈论朝鲜战争。

此后，中国军队向他们发起进攻的场景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从越南回到美国后，我决定研究一下那段历史，了解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那样，并因此而写下了《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这本书。我经常想象1950年11月和12月的朝鲜，这些幻想中的景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写一本介绍朝鲜战争的书。在我第一次听到拉德的故事44年之后，我终于写成了这本书。

这样一本书不可能是简单的流水账。作者首先要确认这个话题对自己意义深刻，但这本书应该有自己的脉络——它引领你回到那段历史，而你一路学习。它不仅仅是讲述中国是如何参战的，以及最关键的那几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战争的背后注定会有无数的政治故事，正是这些政治故事决定了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所有行为。朝鲜战争中发生了很多著名的战役：人们不断地向我说起战争初期战况异常惨烈的“釜山防御圈”战役，所以我必须要了解这场战役。后来，又有人向我讲起砥平里战斗，这也是美国指挥官第一次学会如何与中国人打仗。

在1969年创作《出类拔萃之辈》时，我觉得写这本书很轻松。在那7年里，越南一直是我工作与生活的中心。因此，我对越南战争的始末、战场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了如指掌。但朝鲜对我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在写作本书的前两年里，我不仅阅读了大量现有文献，采访相关人士，而且还要形成一种当时发生过什么的感觉。我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大多是那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军人。我非常感谢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和那些家庭对我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我发现朝鲜战场老兵团体中的许多高级军官，尤其是第2师的军官，对我特别有帮助，他们引导我回到炮火硝烟的岁月，重温那段我最感兴趣的历史，或者他们认为我必须了解的历史。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最大的快乐就是经常能得到意外的收获。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为我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信息，让我对整个战争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些认识形成了我在漫长的新闻职业生涯中最珍惜的东西：尊重平凡人的伟大之处。

一个小故事能说明这一点。在我写书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我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郊，去采访一个名叫保罗·麦吉的人。我给麦吉打了一个电话，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效果应该不算好。他好像对接受我的采访并无热情，但我们还是约定在星期六见面。在紧张地工作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原本以为这无疑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事实证明，采访麦吉先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花了5天时间，进行了5次采访，每次都在北卡罗来纳州不同的城市。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天早晨，当我到达夏洛特市的时候，正下着鹅毛大雪，绝对是一个糟糕的天气。我已经预定了下午3点返回纽约的航班。当时我待在夏洛特机场的一家旅馆，取消采访麦吉、尽早搭乘航班返回纽约的想法强烈地撞击着我。但我回头一想，为什么不见一见麦吉呢?自己大老远地从纽约跑到夏洛特，只有见到他才算没有白跑一趟。于是，我步行离开机场，设法找到麦吉的家。在我们见面的4个小时里，麦吉滔滔不绝，告诉我当他还是那个年轻的排长时，砥平里那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麦吉好像已经等了我55年，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件事，似乎这些事就发生在昨天。麦吉为人谦逊坦诚，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他向我讲起了他如何在砥平里带领全排坚守阵地的情形，情节之详细让我吃惊。此外，他还向我提到几个和他一起顺利撤退的战友，以及他们的姓名和电话，他们可以对这些细节做证。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早晨，至少提醒我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