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芳编著的《我的父亲罗家伦》是一部亲情回忆录。所记述的罗家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是为我国现代教育做出很大贡献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教育家。罗家伦的女儿以她历史学家的丰富积累和真挚的感情写出的这本父母亲的回忆录，以作者回顾为主线，附带各个时期父亲罗家伦和母亲张维桢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生动详实地全面地展示了罗家伦与夫人张维桢不平凡的一生。书中收进珍贵历史照片和墨迹70余幅，不少是首次与读者见面。

他与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使之成为当时继《新青年》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他起草了“五四宣言”，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改组旧清华，为现代化的清华大学发展奠定了方向；

他亦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十年“重建”，遂使中大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谓；

他是罗家伦。

在这部由罗家伦的女儿用真情实感编写的亲情回忆录《我的父亲罗家伦》里，作者（罗久芳）用丰富的材料全面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实践教育、从政报国，其间交织着爱情和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我的父亲罗家伦》由商务印书馆编著。

序言罗久芳

第一辑

追念我的父亲

父亲在北京大学

父亲与“五四”运动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谨以此文纪念先师蔡孑民先生百年诞辰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

父亲母亲的恋爱

父亲在留美的日子里

留美情书15封罗家伦

留欧情书46封罗家伦

父亲在清华大学

我和清华大学 罗家伦

父亲在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

——民国三十年七月在国立中央大学全体师生

初次惜别会中讲话 罗家伦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节选) 罗家伦

第二辑

怀念我的母亲

现代中国学生的一些家庭问题张维桢(罗久芳译)

爱护民族生命的萌芽 张维桢

中国妇女在战时和战后的地位张维桢

百年父母与千年文物

第三辑

父亲与钱锺书

父亲与他的恩人张元济

第四辑

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毛子水

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杨希震

悼念罗家伦先生柳长勋

忆述罗家伦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他金绍先

附录

母亲张维桢捐献文物目录

父亲墨迹

罗家伦大事年表

追念我的父亲

从19世纪末叶开始，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内乱外患，也穿越过多次生死存亡关头，这个苦难的时代却产生了许多不平凡的人物，父亲罗家伦（1897一1969）便是这些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身为他的女儿。我从小便为他爱国的情怀、渊博的学识、创新的精神和他待人处事的热诚引以为荣。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位公众人物；对我来说，他是我永怀在心的父亲。

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六年多，才好不容易生出了我——他们头一个孩子。父亲为此作了一首诗：

春到江南挟大风，远天凝霭紫微红；

会知生命奇葩萼，吐自呻吟疾楚中。

这首诗显示出他的心境是多么的喜悦，对我的期望又是多么的殷切，虽是他个人的感受，也写出了天下许多父亲共同的心声。

父亲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我们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北玄武湖附近。公余假日，父亲常带着我访友郊游，在家教我唱他为我编的儿歌，继而教我背诵简易的唐诗。我就在父母的钟爱之下，无忧无虑地度过了黄金般璀璨的童年。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南京便成为日本侵略者空袭的目标。炸弹的威胁，结束了我们这短暂安适的生活，从此父亲几乎把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维护中大的安全与完整和筹划迁移内地的任务上。他把母亲、我和还在襁褓中的妹妹久华送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自己仍留在南京继续指挥迁校的艰巨工作。我们到了重庆不久，中大便在郊区沙坪坝的新校舍开课。我家先住在陪都市区，遭受敌机轰炸后先搬上歌乐山，以后再迁到小龙坎，距中大都有相当的路程。在战时交通不便，汽油缺乏的情形下，父亲为了公务而又必须时常往返于市区和沙坪坝之间，回家的机会自然大为减少。记得“五三”“五四”大轰炸的那段日子，从歌乐山防空洞口，远远地看见金黄色的燃烧弹在黑夜中缓缓下降，触地溅起一片鲜红的火花。我似懂非懂的心中，感到一种无名的新奇和恐怖。那时父亲身在市区，不知母亲如何地牵挂着他的安全！

迁校到重庆后，中大师生的生活、学业与进修，以及各种战时的措施，都要父亲亲自去筹划、督导。所遇到的困难与辛苦，只有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才能洞悉其详。他自己虽曾写过几篇回忆性的文章，也只述及校方重要的事务，从未提起他经常住在校园山坡上碉堡里的事。一次夜间他腰痛病发不能起床，没有电话或其他办法向外求医。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他只能慢慢地从床边滚到地上，再滚到门边把门打开。等天亮校工进来，才得到了救护。抗战时期父亲的腰痛多次发作，想来与他的过度辛劳奔波有关。

1941年夏天，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有一段时期经常在家。这时母亲却因国民参政会开会和其他公务，常在城内忙碌终日，夜间来不及回家，我和妹妹就由父亲来照料。记得早晨上学前，他为我梳辫子，费了好一番事才用毛线扎紧，但是我还没有走到学校，辫子便已经开始松散了。他在家为人写字时，叫我们为他磨墨牵纸，也教我们临帖练字，更耳提面命地督促我们的作业和读书。记得在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常由父亲指导我们编写讲词，练习表情和手势。偶尔侥幸得奖，大半应该归功于他丰富演说经验的传授。

这时期我们的家虽然偏僻简陋，但经常有父母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来谈天、请教或求助；父亲开会、演讲和写文章的活动，也从未间断。他写信多半用毛笔，八行信笺常顶天立地写得满满的，一口气往往可以写成许多封。长篇的文章则多半在夜深人静时才动笔。我上学前常看见他书桌上灯油已快燃尽，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便知道他又熬夜写作，稿子早已由城内派来的人取走了。

抗战后期，父亲曾带领两个由专家组成的考察团，赴西南及西北各省考察当地的民政、教育、建设等工作，因而几乎走遍了重要的边疆地区。后来又奉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担任新疆监察使，离家的日子就更多了。旅途中父亲无论在多么偏僻的地方，总会设法交邮或托人带信回家。给我和妹妹看的部分，他特别用楷书和简易生动的文字，讲些有趣的见闻经历，使我们身在家中，也能跟他神游一番。他每次回陪都述职、开会，或有便人可托，总不忘记给我们带些西北土产，如甘肃的毛绒毡鞋，新疆的干果、黄油，使我们在物资缺乏的重庆，常能得到一点意想不到的补给。

父亲在外，对我和妹妹的健康、学业无时不加以关注。为了使他放心，并解除他客旅中的寂寞，我们每星期也必定给他写一封信。母亲先督促我们打草稿，再重抄一遍。父亲收到信后，常把字句加以修改，附在回信中要我们注意，或将某些部分重写几遍。这种训练，许多年下来令我们受益至深。他无论到何处，总有逛书店买书的习惯，因而常能顺便为我们买到一些儿童读物。记得那些战前出版的书，白洁的纸张和鲜明的颜色，与战时的印刷品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把自己喜欢的《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介绍给我们读，每次总先讲几段书中精彩的故事，来引起我们的兴趣。这些书中的情节，也成了我们和父亲谈话和通信的题目。P7－10

1999年12月25日，是先父罗家伦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就在那一天《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4册在台湾出版，圆满完成了这项费时二十多年的工程。作为保存、整理父亲遗稿的负责人，我除了感谢众多位专家的辛劳和执着之外，也庆幸终于能为两岸学者提供一套完整的传记资料。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便注意到父亲的旧作在国内再版或摘录；进入21世纪不久，研究他的专题论文和评传相继问世，呈现出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一股蓬勃气象。

我个人在对双亲的认识与时加深的过程中，也曾应邀在两岸的杂志和集刊里发表过十余篇文字，大体概括了他们一生经历和事业的重点。退休后我很希望能将它们组合成一本有系统的文集，为国内读者提供另一角度的记述。可是如何着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都令我感到困惑和犹豫。就在这期间，很幸运通过好友梁文蔷博士的介绍，结识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艳华女士。从2005年4月起，我先将所有可用的资料邮寄到她手边，再借电子邮件密集地与她反复商讨取得共识。凭着她丰富的经验和创意，我们很快寻到了可行的方案：把我写的新旧章篇，连同父母亲具代表性的遗著和几位父亲的朋友和学生悼念他的专文，加上多种图片、信函和墨迹，综合成一本另类的传记。这本《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顺利地于2006年1月出版。

新书意外地产生了一些抛砖引玉的功效：如父亲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他毕生对现代青年人格的关注和教育事业的贡献，甚至他和母亲的恋爱和婚姻，都得到不少读者的肯定。一位《书城》评论者感叹说：“能有自己的子女所写的回忆与传记，做父母的是多么幸福。别说什么克绍箕裘，也别说什么诗书传家，单是这份令人难忘的亲情，也足够令人动怀。罗家伦先生久已消失于大陆读者视野之外，现在能从父亲、校长、学者的角度，重回大陆，实在是我们读者的福气。”另一位读者是这样评价的：“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专著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读罢，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老友文蔷写信给我说：“我虽与你相交数十载，无话不谈，但对罗伯伯许多事仍不清楚。这次读了你的介绍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尤其对罗伯母的过去所知无几，读了你的叙述如拨云见日……现知其背景及终生贡献，疑云顿消。在伯母那个时代，无论中外，妇女的奋斗、贡献记入史册的不多，你记载母亲的文字特别有意义。”

2009年底，高女士又帮助我策划编辑了一册《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选用了父亲50位师友的亲笔信函，并包括了一批他与蔡元培、张元济的往返书信。她为这本书所花费的时间、付出的心力更多，出版后在学术界和同行业中均获得高度的评价。她在退休前后，依旧不忘继续引进父亲其他的著作，特别为了纪念辛亥百年，及时于2011年推出了《辛亥革命人物画传》。由于《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已经绝版，她又在2012年代表我与北京商务印书馆另行签约，并参与将原书全面修订重新排版。此外商务还同意将父亲最后的一本著作《逝者如斯集》发行简体版，两书可望在2013年内同步完成。

特别要提出的，是父亲与商务印书馆数十年的渊源。他从学生时代起，便和张元济先生建立了忘年之交，我在书中有专文交待。由于他们特殊的关系，无论在上海、重庆、南京和台北，父亲的书每一本都是交给当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99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将他1927年出版的《科学与玄学》选入“商务印书馆文库”系列；2012年又将我参与校订的毛彦文著《往事》再次与读者见面。最后，我要向商务的前后编辑人士多年来的热诚和努力，致以谢忱，并再次向多年来鼓励我、帮助我的高艳华女士以及我的老伴张桂生，表达衷心的感激。